数日前中国终于通过《反恐法》，这部法律让奥巴马总统深感忧心，认为将影响企业商誉与中国经济发展，也让人权团体批评会让中国政府的权力更形扩张、不利于民间社会的活力。尽管争议不断，但就其内容来说，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妥协与坚持，而妥协显然大于坚持。比如在2014年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的初次草案里，声色俱厉的表示「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正确的民族观、宗教观……的教育引导」，以「消除民族分裂和极端主义思想」。定稿后的新法已经收敛许多，转为「宗教、互联网等有关单位，应当有针对性地面向社会进行反恐怖主义宣传教育」。
除了对内较为柔软，对外也有相当程度的放松。法条里最为人诟病者乃是中国对网络电讯业的管控，旧草案特别指出电讯网络业者在设计运行上要「预设技术接口」，还要「将密码方案报密码主管部门审查」，而在中国境内提供电讯网络服务业者，更必须把「相关设备、境内使用者资料留存」于境内。这种大开企业「后门」的方法，太过高估中国政府的权力，因此在新法里变为中性，要求业者「应当……依法……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等技术支援和协助」，留下了解释空间，以免各国电讯网络巨头却步。不过，一旦踏进模糊地带，等于任人宰割，亦是未来无法避免的冲突点。
放大政府作用推网络主权
此外，为因应无远弗届的网络连结犯罪，各国应有权对个人资料与讯息进行监控。问题是人权与安全的边界何在？最基本的认知为，任何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都需法律规范。也就是说，在民主责任政治的逻辑里，立法者因为得到人民授权，人民愿意让渡部份权利，如隐私、甚至人身，以求生命、财产等权利平安。在中国，同样走了人大形式而完成《反恐法》，可谓符合「法制中国」精神，但本质上仍偏离国际标准。先不论人大的橡皮图章特征，依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释出的第32号文件，内容在于讨论人权、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当中便提到国家在干涉个人隐私方面，要有目的与手段的相当性，而且必须防止滥用权力。干涉隐私的标准不只是立法通过这么简单，它更提到要有一个外部独立的机构来监督政府，这，就是中国目前无法达到（或说理解）的焦点所在。
更有什者，为放大政府的作用，中国寻求在国际领域推动自己的观念，试图获取正当性。例如前阵子的乌镇网络大会，北京当局声张网络主权，作为网络治理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电资巨头们欲进入中国的游戏规则。而比较少人注意的是，就在此同时，联合国大会也召开了促进网络与通讯技术的会议并构成决议。在缔结决议的过程里，中国与西方世界产生不少观念与认知上的龃龉，其中一个便是上述关于外部监督的可行性。所幸最后仍通过以美欧主导的版本，即强调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国际组织、技术和学术界及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作用，排除政府独断。当然，这只是国际性文件，对中国或各国都没有绝对约束力，然而普世价值的坚守则是不可退让的界线，也暂时停下了大发网络主权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