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响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
1、 社会发展是由规律所决定的
尽管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很多曾经被认为是规律的东西已经被证明是虚幻的，但不可否认，社会的发展是存在一定规律的。只不过，这种规律比自然规律更复杂、更难认识、更具有或然性而已。社会规律通常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如果人们作出某种选择，则必然会有某种结果。然而这种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人们的创造，因而是不确定的，而人们进行何种选择更是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因而最后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但是，虽然每一具体事件的结果事先难以确定，人类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却是可以预见的。这是因为虽然初始条件千差万别，但各个民族或迟或早都会达到一种相似的条件，而人类的需要与理性也基本上是一致的，人们虽然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作出偏离航向的选择，但最终他们会回到人类文明的主流大道上来。因此，所谓社会规律通常都凝结成人类的普世价值，即人类通过普世价值来反映规律。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决定论。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深刻地打上了政治人物的烙印。由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历史人物的个性、认识上的差别，影响着一个社会发展的快慢、正误。但是，英雄史观也是不科学的。一个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不会因任何政治人物而改变，不管一个社会因为什么原因，走过多少弯路，最后还是要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所主宰，要回到人类社会的主轨上来，回到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上来。尤其是在文明发展到今天，信息传播日益使地球成为一个村落时，任何违背人类普适价值的做法都不会走得太远。
2、 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
人类发展到今天，自由、平等、尊严，民主、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已日益深入人心，如何更好落实这些价值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作为人类社会最庞大的一个分支的中国，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与人类主流文明交锋、融合后，今天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已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中国将要、或应该走向一个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社会，对此就连中国今天御用的喉舌也不敢再公然反对了。应该说近年来，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不是个问题了，即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清楚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我以为路径本来是个走的问题而不应该是个争的问题，讨论是必要的，但它永远不能代替实践本身，正如嘴不能代替脚一样。
3、 社会变革的力量
在一个社会发展目标确定后，实现目标的关键取决于将目标付诸实施的社会队伍，这个队伍的强大与否就直接关系到目标实现的快慢与否。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目标那将会是无序的徘徊，而有了目标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队伍去推动社会实现目标，社会也决不会自动达成目标。在某种程度而言，队伍凝聚就是路径自身。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可见路是因人多而走出来，人是成路的主体，走是成路的过程。一个社会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参与的人越多，社会变革的动力就越大。所以考察一个社会变革的关键就是看那个社会有多少人投入推动变革，是哪些人参与推动变革，这些参与变革的人结成的力量有多大，然后才可以进一步考察如何促进变革力量的壮大。
二、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三种力量
1、 三种力量的划分
中国今天存在哪些影响变革的力量呢？在这个问题上因对社会采取不同的分析标准而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方法。为了简化叙述，在此我以对现政体的认同程度及社会发展的目标趋向为参照将社会分成三种力量。
第一种，认同现政体并且以致力保持现政体为目标的力量。这支力量坚持现政体是最适合中国的政体，他们处心积虑去努力维持现政体。这部分人主要以现政体的既得利益者，即权贵阶层为主体，同时也还包括一些依附、卖身于这个政体，指望跻身既得利益阶层的人，当然还有许多在现政体宣传鼓动下而盲从的人。这部分人从数量上应该不是社会的多数，但由于这部分中的主体是掌握国家权力、支配国家资源的人，因此被他们诱惑及裹挟的人不在少数。从总体实力而言，这部分人是当今中国的主导力量，占据着社会的绝对优势。这支力量通常缺乏社会变革的欲望，并且它还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社会的变革，因为任何变革肯定会对它的既得利益带来威胁，或者影响它进一步获取利益。因此这是社会的顽固保守力量。
第二种，为现政体发展所伤害的社会大众。他们深切感到自身利益受损，因而产生出对现政体的不满，他们一则通过现政体提供的途径来努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当这种要求落空后，他们也会自发采取一些抗争行动，但是他们一般并不明确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也不明确社会的发展目标，即现政体改变以后应该往哪去的问题。这部分人在社会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应该说是目前广大民众的普遍状况，是社会的大多数。但是他们拥有的资源相当有限，并且他们都是分散的，各自利益诉求也不太一样，他们所要求的利益往往是眼前的、直接的，对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向并不明了，也不太关心，他们重于对现实的改变而轻于对未来的建设。
第三种，认识到现政体远离文明主流，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只有改变现政体，才符合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而改变现政体的方向就是与世界文明接轨，让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实现，也就是结束极权政体，建立民主宪政。这部分人通常是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对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有一定认识的人。这部分人以知识份子为主，但也有来自社会各个层次的独立思考者。
2、 中国三种力量有别于通常所说的左中右
在分析社会力量时人们往往好用左中右来划分，其实中国社会严格说来不存在西方所说的左派、右派与中派，至少是不对称的，因为西方的左中右主要是以对传统的态度而言，通常是在认识层面来讲，对传统较看重，不愿轻易改变的是右派，或叫保守派，而那种试图创新改变传统的则是左派，或叫激进派。这种左右之争是一种真诚的社会认识的争论，而中国社会从表面并不存在这种争论，就如前面所言，在面对中国的发展目标上，第一种力量也通常标榜出民主、法制、革新的旗帜，所以中国的争论并非是对传统的态度，而是对既得利益产生下的政体的态度，所以中国社会的力量划分还不能等同于西方的左中右。
3、 中国社会三种力量的路径与前途
中国社会的三种力量就预示着中国未来的三种走向。第一种力量以维护现政体为手段，事实是假借权力获取私利，实现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轮替，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由于这种资本主义的不义与罪恶，它要想维持就只能以暴力高压对待本国人民反抗，以武力竞争来对抗国际社会的干涉，如此最终必将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这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且必将给世界文明带来极大威胁。显然这是一个黑暗的未来。第二条路径就是社会大众因自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自身力所能及的形式冲击影响政体。这种力量通常表现为自发性、随机性、无序性与不可控性，因此它易于导向各种暴力破坏性事件。这是近年来民间自发抗争与暴力事件增多的原因。它重在改变现状，而不会考虑建设未来。这种力量将社会引向玉石俱焚，以暴易暴的境地。这个前途显然也不乐观。第三种路径是社会有识之士以改造现政体为手段，以实现人类普世价值为目标，并且他们权衡社会变革带来的风险，选择和平渐进的变革路径，组织社会变革的资源，完成社会转型。显然这是中国社会变革代价最低而结果最好的路径。
三、第三种力量何以存在
正如这世界很多事物一样，美好的并不一定就是现实的。中国社会变革第三种力量及其所代表的前途是符合中华民族也符合世界人民长远利益的，然而这种力量何以产生呢？
1、 两极社会是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
中国极权政体导致的是社会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就必然产生两极对抗，两极中的双方就形成第一与第二种力量，应该说在这种对抗中是很难产生出第三种力量的。可以说两极对抗既是极权社会的必然结果，也是极权赖以延续的社会基础，这种只有敌我的社会，权力就成了绑架一切统治者的绳索，它使权力自身根本生长不出变革的力量，使统治者丧失了自我革新的能力。这样社会要么是权力的统治对象，要么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这种两极社会解决冲突的路径就是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要么百姓臣服，要么统治者被推翻。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专制社会基本都走在这种循环中，今天的极权社会是历史上专制社会的极致，所以也陷身在这种泥淖中难以自拔。这种极权导致两极社会，而两极社会又成为极权存在的有力保障的悖谬，初看似乎很难理解，其实是一种必然。
在人类统治从家天下，到族天下，再到党天下的过程中，随着天然血缘的淡出，维系统治的纽带就只有集团利益了，而依靠权力获取的集团利益是不义、罪恶的利益，因而统治者与大众成了一种对抗的关系，由于统治者不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只有用对抗来凝聚自我，以对抗来警示集团，统治集团在对抗中成为没有回头路可走的犯罪团伙，从而形成延续统治的原动力。所以他们非常害怕第三种力量的产生，这也是近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一方面残酷打压体制中的改革势力，一方面无情剿杀体制外产生的民间自由势力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体制甚至自觉制造各种对抗，加深社会仇恨，加固社会两极，以消除中间势力的产生。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常看到民间拥护的，统治集团就必扼杀，而民间反对的统治集团却重用提拔的怪象，从这里也可以寻找到一些解释。在极权发展到今天，对民间的犯罪与借此制造两极，已经是极权考量它的成员对集团忠诚与政治可靠的杠杆。“[NextPage]”
2、 两极社会的困局需要第三种力量
两极社会就决定着社会只有以暴易暴的路径，然而历史的事实已一再昭示以暴易暴只能导致原地踏步，社会不可能因此突出困局，走向新生。同时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冷兵器时代的终结，统治集团挟持国家资源、甚至核武，绑架整个国民，由于力量严重不对称，暴力反抗成功的可能性已越来越低。那么，极权统治下的人们怎么来突出困局、摆脱奴役呢？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悲观以致绝望的命题。好在人类的智慧从来没有止步于现实的困境中，一批批人类的智者、先贤在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时，从权力的来源上摸索到拆毁极权统治的利器：那就是超越暴力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撕破谎言与摆脱恐惧，回到真实的生活；以不承认现政权以及不与现政权合作，让政权在根子上被消解，最后将极权击溃。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结束极权社会的有力路径，许多国家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
然而形成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需要社会的第三种力量来承担，所以极权社会的现实困局呼唤第三种力量来破题。这样，一方面极权统治不允许第三种力量的产生，另一方面时代又呼唤第三种力量的出现。诚如有人所言，只要社会的需要，就胜过十所大学。适应历史的需要，这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必将艰难地生长出第三种力量，这是任何极权统治都阻挡不了的。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思想界一批有强烈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人士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如王力雄先生的“超越者联盟”：“超越者的第一层含义是摆脱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不是为部分人解决局部问题，而是为整个社会解决总体问题；第二层含义是进行新思维，开辟新路径，用变革而非固守应对形势挑战。前者是立场，后者是能力，二者缺一不可。”王力雄还指出“变革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不是民众的责任，也不是国际的义务，因此只应该由政权、资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担。愿意把权力用于结束专制统治的当政者是政权超越者；愿意把财富用于改造社会的企业家是资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谋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条。三种超越者都是对精英联盟的反叛。如同历史上针对特权阶级的革命多由出自特权阶级的反叛者领导一样，中国社会的超越也将由出自精英联盟的超越者推动。”
又如秦晖先生提出的“共同底线”：就是现代文明社会各合法党派的基本主张中相互重合的部分，也就是各党派和平共存、平等竞争、互相监督的基本条件，或者说是现代宪政体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些主张是各党派所共同的，因此无须任何一方做出什么让步就能达成一致意见。因为这些主张是各党派和平共存、平等竞争、相互监督的基本条件，所以对任何一方来说都已经退无可退，不能在这些原则上做出让步。
还有张祖桦先生提出的“新三民”主张：即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公民意识的启蒙培育，民主实践的训练积累。若没有这几条形成的时和势，仅仅寄希望于领导人的开明是靠不住的。所以“台湾经验”说到底就是朝野双方的合力推动。缺少哪一方面，社会发生变化的契机都不能成立。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走的就是和平渐进的道路，能否成功有赖于与之相关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政治共识。这是二十一世纪对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考验。
这些理论上的先觉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超越个体局限，结成社会共识，形成消解极权政体的公民社会力量。而认同这种思想，并承担起将这种思想付诸行动的团体就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第三种力量。
3、 中国何以存在第三种力量
极权统治的严酷现实下何以会产生出第三种力量呢？正如前面所言，极权是最忌恨、仇视第三种力量的，那么产生第三种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呢？我们只能归结到人性中的天良，这是上帝根植在人心中的善。从人类的历史来看，这种善是永恒存在的，是超越于物质决定论的。当然从人类长远利益与人的尊严上也可以求得解释的依据。正因为如此，在对制度绝望时，我们对人性的天良要怀抱信心。相信上帝根植于我们人心的善、美、真，会把人从绝境中带出，一如摩西将犹太民族带出埃及之地。历史一再证明这种力量的存在，她就在我们每一个正义良善的心中。因此中国社会第三种力量是人类真善美的结晶，是克制极权的天敌。这种力量绝不是虚幻，人类历史中有着光辉的典范，如美国独立战争后，以华盛顿的威望、权力，他完全可以称王道寡，并且为此劝谏者也大有人在，但是他毅然选择了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将自己装入了权力受监督的笼子中，并且只任两届，拒绝一切挽留，给美国乃至人类后世树立了永久的标杆。这种自觉是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无法解释的，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找到答案。同样中国历史也不乏其人，远者不说，就是当年胡耀邦、赵紫阳先生，以他们的才智难道不懂得低头保权的道理，但在人类大义面前，他们宁愿选择放弃权势，甚至沦为阶下之囚，以保全人间正义，捍卫人的大节。同样在我们今天也生活着以朱厚泽、张祖桦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士，他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毅然舍弃名利，以自身的无畏昭告出人间正道，从而给这个民族保全着尊严，预留下希望，他们不愧是时代的楷模！所以中国社会第三种力量深植在人性中，是从人性的天良中生发出来的，是任何严酷现实没法扼阻的。
4、 第三种力量的存在与局限
应该说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力量已经历史地存在着，尤其近十年来，随着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中国的前途命运令人担忧，一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通过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的考察，寻找到中国发展的目标，并探求中国实现目标的路径。这一批人既有极权政体内的有识之士，也有民间产生出来的思想者，当然还有大批被历次极权政体打压排挤或自动脱离出来的杰出人士。这批人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人数应该说已算不少。然而由于极权政体的严酷打压，这些积存的第三种力量目前尚处于分散、隔离的状态，他们多是独立为战，或局限在小圈子内的协同行动，因此目前还没有形成可跟极权相抗衡的力量。好在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交流的方便，大大加强了第三种力量的联合，使这种力量上升到中国政治舞台日益成为可能。如何打破现有僵局，使分散的第三种力量尽快融合成一种足以担当社会使命的力量，这除了需要时间酝酿外，同时也需要这支力量的自觉。
四、第三种力量的政治自觉
中国社会变革的第三种力量应历史的需要与时代的召唤而产生，它必将承担起引领中国走出极权困局的使命。这第三种力量是融合社会广泛共识，凝聚社会变革力量，以结束中国极权政体，完成中国宪政民主转型，建立起永久保障个体自由、平等、尊严的社会制度，使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皈依人类普适价值的引领中国社会变革的健康力量。这是中国脱离野蛮走向文明的转变，是告别专制走向民主的转变，因而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根本性转变，其责任之重，路途之险是可以想见的。要完成这一使命，最广泛地团结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就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要想做到不负使命，第三种力量的政治自觉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自觉就是要深刻认识到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是目前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与基础，而要想肩负起这个使命，最广泛的动员社会一切力量，团结一切认同变革的群体，以最大的包容协调人，以最大的诚意感化人，以最大的共识联合人，使中国最快汇聚起一股真正可以抗衡极权统治的洪流，以完成这个时代转型的使命。
这种自觉是从启蒙到结盟的自觉；是“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权利”的自觉；是互相默契与协同抗争的自觉；是交流、沟通、宽容、尊重，不内斗、不拆台的自觉；是求同存异、唇齿相依的自觉；是去小圈子，求大团结的自觉；是多欣赏、少猜忌，对任何创造性尝试都由衷欢迎的自觉；是对中国变革力量弱小与极权政体强大，来路艰难，任何一个参与变革社会者都弥足珍贵，倍加珍惜的自觉；是对任何一个勇于出来担当者都爱护的自觉；是体制外人士道德优越放低，体制内人士利益优越收敛的自觉——由于在现实极权严酷的环境下，没法形成稳固的团体，也没法形成一些约束的规则，这时以使命共同而生发的政治自觉就尤显重要。
自由主义固然是极权主义的天敌，但是在面临社会变革的政治使命时，尤其在面对撬动强大的极权统治时，自由主义又有其天然的局限。作为现实变革的政治需要，中国社会第三种力量既要吸收自由主义的精神，同时也应该超越自由主义在现实政治变革中的局限。一种整体、全局、长远的意识与协作精神是今天使中国第三种力量浮出水面的必要条件。
第三种力量在中国任重而道远！这种力量的成熟与壮大将决定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快慢与优劣。如何结成这种力量？这无疑是中国时下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对此张祖桦先生在其《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一书中有过集中阐述：“要完成中国的宪政民主大业，同样需要千千万万各个方面的人才。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育，许多优秀人才在民间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体制内，由于观念更新和代际更替，也有越来越多持有民主理念的新型人才进入重要岗位。应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广泛联系，沟通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本着对人民与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和建设性的立场，建立起基本的政治共识（追求宪政、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还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讲习班、研讨会、讲座等各种形式，培养中青年人才，增强他们的宪政民主意识，为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输送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
目标已经明确，道路亦已清晰，那就让我们携手前行,力求早日告别极权政体，迎来宪政民主吧！
2007年1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