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3日
近来，五位在香港专门出版中国领导人政治八卦书籍的出版社股东和员工陆续“被失踪”，此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以及香港推动民主的政治家、活动家、知识界的强烈抗议。
12月30日，政治作家、出版人、香港巨流传媒公司（Mighty Current Media)股东之一李波在香港消失了。持有中国（香港）和英国护照的他是这家公司及旗下书店香港铜锣湾书店(Causeway Bay Bookshop)失踪的第五位人士。据报道，去年10月15日至24日，公司总经理、股东之一吕波在深圳失踪；政治作家、出版人、香港巨流传媒公司股东之一桂民海在泰国帕堤雅住宅大楼外失踪；香港铜锣湾书店经理林荣基在深圳失踪；香港巨流传媒公司业务经理张志平在东莞被十多名武装警察持枪带走，失去联系。
这批人的失踪，被怀疑由中国安全部门幕后操控，并且与他们出版的政治内幕书有关——包括传闻有一本近期筹备中关于习近平感情生活的书。到目前为止，失踪案件的相关情况并没有官方印证的消息，香港警方一直称该案件仍在调查中，内地当局始终未作回应。1月8日，台湾一家新闻社公开一份传真，据称是李波手写给书店的新承包人的传真，称他自愿前往中国内地，协助一项调查。据香港星岛日报1月10日的报道，李波又给妻子发了视频与传真，再次称他返回内地是他个人的行为，并呼吁市民不要参与相关游行活动。而据香港明报周二的报道，有目击者称消失的那天李波被数人推上客货车带走。
在李波的合伙人桂民海失踪后，他30年的朋友，流亡诗人、文学出版人贝岭，联系其他友人对桂民海的失踪展开了“侦查”，找到了桂民海最后出现在泰国公寓大楼以及之后神秘访客进入桂民海公寓的录像。贝岭将他们的调查结果写成一篇调查报告《一位作家和出版商的神秘消失》。在报告中，贝岭声称他查证出持有瑞典国籍的桂民海（昵称“阿海”）的失踪与他的政治书籍出版活动有关，有可能已经被带回中国大陆。而报告在台湾的风传媒发表的第二天，贝岭收到一封邮件告之，李波失踪。
贝岭，56岁，1978年考入北京财贸学院，曾参加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并成为1980年代北京地下文学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贝岭正在美国做文学访问，他和刘晓波等十位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发表《改革建言》声援学生运动，之后遭深圳大学解聘，中国护照不得延期，开始流亡生涯。1993年，贝岭前往波士顿，在哈佛大学短期任教，并与小说家石涛和89学运领导人之一的沈彤等人一起创办《倾向》文学人文杂志。刊物在香港出版发行，重新获得中国护照的贝岭携50本创刊号重返北京。2000年，贝岭因在北京印制发行《倾向》第十三期而在家楼下遭到逮捕，不久以后被遣送出境，再次流亡美国。2001年春，贝岭与孟浪等流亡作家及中国国内作家，在波士顿创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2003年，贝岭在台湾创办倾向出版社，专门出版东西方流亡作家的作品，成为捷克总统哈维尔著作中文版的版权人。这十几年，他一边在台湾经营倾向出版社和自由文化出版社，一边写作。
最近几个月，贝岭从台湾回到波士顿的“作家之家”居住。在工作室那面巨大的书墙上，几乎可以看到每一本刻在八十、九十年代记忆中的书。在这个工作室中，贝岭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谈到他出版界的朋友出版政治八卦类图书的初衷，他们失踪后自己又是如何调查，以及香港媒体同仁遭受的打压。采访经过编辑，并经过贝岭本人审阅。
问：桂民海失踪后，你和你的友人进行了调查，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一位作家和出版商的神秘消失》，为什么要这么做？
答：这个事情是对香港出版自由和作家尊严的严重挑战。这篇长篇调查报道，不仅是写给国人看的，它首先译成英文，他的家人交给了瑞典外交部和瑞典警察局，以便他们协助，还转交给了国际出版人协会、国际笔会、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等国际组织，也转交给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自由之家、美国笔会等美国国内机构。
问：你最早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在你看来，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和出版人？
答：大约是1984年春天，当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桂民海敲开我在北京工业学院的家门，自我介绍说：“我是阿海，写现代诗的”。1989年前后，他去瑞典哥德堡大学读研究生，我则前往美国，我们再次重逢是19年后的2007年2月，在香港举办的国际笔会“中文世界的作家——文学交流”亚太会议上。
他是一个高产的政治作家。大约从2006年起，阿海停止了他的学术著述和散文创作，开始转型为党国高层政争内幕、党国高官生活传记写作的作家。2010年前后，阿海移居香港，创办了联合作家出版社、新视界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用不同社名交错出书，大多是中国政治内幕及党国领袖或前领袖生平及私生活传记类书，比如《中国高官情妇榜》、《中共高官夫人秘闻》、《上海帮的女人们》、《青帮误国——江泽民如是说》。他的出版社每月出版四五本书，一年大概有50本书上市，香港每年中国政治内幕书有三分之一是他出版的。如2012年中国薄熙来“篡党夺权”事件发生，在香港有关这个事件的相关书籍大约逾百种，其中近半便是由阿海的出版社出版的。如我在文章中所说：“阿海对亿万潜在的中国读者的政治偷窥欲和党国领导性事观淫癖有着超乎常人的嗅觉，再加上，他是一位真正的出版冒险家，一位不守行规的博弈高手，他打破了香港出版界政治禁书出版的行规及潜规则，甚至无视出版禁忌。阿海虽行事低调却不在意危险，每年有约有近半的时间居住在香港。也许，瑞典公民的身份，给了他一些心理保障。”
问：李波是什么样的出版人？对于他“被失踪”有什么感想？
答：李波不仅做政治书籍出版，还做文学出版，拥有香港文学艺术出版社。他比阿海做出版的时间还要长，他们共同拥有铜锣湾书店和巨流传媒有限公司。这很难让人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香港，已让香港社会不寒而栗，我认为，一国两制这一维护香港社会稳定的基石已在崩塌中。
问：传闻导致此次巨流公司五位主要人士全部“被失踪”与他们可能要出版发行的一本书《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有关，你认为呢？
答：阿海“被失踪”前后，便有了关于这样一本书的传闻，但据我了解，首先，合作的印刷厂从未收到这本书的清样；第二，阿海和李波本人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过要出版这本书；第三，关于这本书，谁写的，内容是什么，目前无从了解，如果这本书成为国家警方绑架，并让他们消失至今的原因，那是国家恐怖主义，是普京式统治。
问：你的调查报告分析认为阿海是遭到神秘力量诱捕，可能被秘密带回中国，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些资料的，比如说那些监控录像？
答：阿海寓所大厦及小区的公共区域都装了全程录影监视器，当地友人找到了位于帕堤雅的那座公寓，获得了大厦管理方提供的录像。在文章末尾，我提到了一些愿意公开姓名的团队友人，如作家孟浪，政治流亡者李方，还有博讯新闻网站的独家披露，另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暂时不便公布。
阿海在泰国失踪15天后，曾有四个神秘访客进入他的公寓。当时，应是他在失去自由情况下，被迫打电话给他寓所大楼经理Mai女士，表示这四位来客是他的友人，可以入他的公寓过夜。神秘访客拿走了他的护照，复制了他电脑中的所有资料，甚至还想拿走他的电脑，幸被大楼管理室阻拦下来。知道这个事情后，李方很焦急，问我可否用我的名字地址以及国籍身份，以阿海友人身份报警，我当即同意。只有这样，才可阻止神秘访客再进入他的房间。
问：阿海和李波的巨流传播传媒公司最近出了什么书？书的内容可靠吗？
答：这家发行公司发行的书大多是党国领袖权斗、党国领袖风流韵事、党国政争中失败者的生平故事等，大约一半内容是有根据和可查核的，另一半则是推论及细节演绎。严格上讲，是一种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特殊著作。比如2015年12月，李波的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暗通薄熙来》、《习近平后院失火》、《超级巨富中国暗黑交易》三书。
问：他们为什么要出版中国政治内幕的图书，是单纯的商业目的还是有政治上的目的，甚至是想以此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答：为什么要争相出版这些书呢？我想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出版自由，更没有因撰写这些书而不必恐惧的写作环境。这就使得这样政治禁书在中国得到亿万民众的关注，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据我的統計调查，除了学校教科书及生活日用书之外，香港出版书籍中有近百分之五十是不能在中国出版的政治和文化禁书，其中既有真相曝光、引证翔实，禁得起推敲的中国政治分析及回忆类书，又有捕风捉影、耸人听闻，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关于党国高层政治角斗、政治帮派起底、政治突发事件内幕类书，更有令人欲罢不能的党国高层风流轶事、情妇自述等类书籍。这类中国禁书铺遍香港书店、报摊及机场店铺。其最大的购书群为每月近百万、每年逾千万的中国访港游客、或转机乘客。在资讯封锁、没有民间媒体和出版自由的中国，其13亿人口的庞大读者市场，其无限的潜力，使得香港成为出版商冒险出版政治禁书的乐园，吸引了如阿海这类政治内幕作家及出版商投身其中。除了商业上获利，就是希望在一个出版自由的社会里，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政治及党的统治。据我对阿海和李波的了解，他们都是专业的出版人，不可能有用政治禁书推垮中国政府的目的，想用书去推翻一个政权，恐怕是文学的想像。
问：习近平上台后，香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跟以前相比，是否受到更多打击？
答：香港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去年在深圳被捕，以走私化工原料（相关罪名）被判入狱10年。晨钟书局出版过多本披露中共内幕的书籍。香港出版中国党国领袖私生活八卦的书，从江泽民时代起，就方兴未艾。如对江泽民和宋祖英二人关系渲染演绎的书，不下十数本，可未有作者和香港出版人因此被绑架押至中国关押。三年前的胡温时代，如2010年，北京作家余杰撰写了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剖析、讽刺温家宝其人伪善、作秀的《中国影帝温家宝》；2012年，晨钟书屋出版了余杰撰写的将胡锦涛描述为“蹑手蹑脚地在国际舞台上捡起国旗的胡锦涛，骨子里比当年的那些军阀们更加横暴冷酷”的《河蟹大帝胡锦涛》；当年，这两家出版社的老板没有因此被绑架押至中国受审，而且，晨钟书屋老板姚文田还能自由出入深圳。相比较，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各级统治者及文宣传媒对香港出版自由制度下所出版的有关中共高层内幕的书的不容忍，对政治作家和香港的中国政治禁书出版人的跨国绑架或越境指挥押捕，其行径，已是国家级恐怖了。
问：出版人失踪的这个事件会让香港的出版环境和政治环境受到什么影响？
答：唇亡齿寒，这个事件无疑会对香港出版环境和政治环境带来巨大的寒蝉效应，在这个效应下，香港中国政治禁书出版业无疑会暂时萎缩。李波出版社有一本书《2017年，中国巨变》，关于中国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后）将会发生巨大政治变化的分析和预测书，已经在印刷厂印好，李波失踪后，作者恐惧不已，立即取消该书出版合约，印刷厂也吓坏了，立即销毁。即便出版自由制度仍在，但出版社对书的自我审查将更为严格。此次，香港特別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如此高调强调“一国两制”不可挑战，可见这件事触动了香港的政治基石，让香港民众对香港的未来更加担忧。
问：随着反腐败运动的进行，政治八卦书籍的题材和市场是不是仍将扩大？
答：习王体制下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带有鲜明个性风格的手术刀式反腐败，随着财新网及《财新周刊》等官方改革派媒体对前党国高官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人腐化淫乱生活细节的曝光报道，香港刊物及出版书籍真假难辨的内幕披露，对亿万中国人的政治好奇及性窥欲，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因此，随着习王体制下反腐败的持续推进，读者对政治及政治八卦禁书需求会增大，禁书的市场空间仍会增加。香港出版环境再恶劣，仍会有出版人冒险用各种方式继续去出版。只要香港出版自由制度没有被改变，没有书出版的预先审查，那么，政治禁书热及出版热在香港是挡不住的。只有当中国大陆也有了出版自由，香港政治书籍的出版，才会回到一个正常的市场环境。
问：你自己现在也做出版。你的两个出版社倾向出版社和自由文化出版社都设在台湾，相比香港，台湾的出版环境更好一些？
答：倾向出版社之创办，有些偶然。2003年，我受聘担任台北国际书展特邀策展人，协办捷克主题馆，要出版哈维尔著作，所以成立了这个出版社。之所以放在台湾，不只是因为中国没有出版自由，也因为“倾向”的传统专注于文学、人文思想及艺术出版。台湾的文学和文化环境比香港好，台湾既有一个完全自由的出版环境，也有稳定的文学、思想、艺术类书的读者群。虽然读纸本书的人已成为少数，可台湾的书出版环境仍是华人世界最好的。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