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着名投资人索罗斯(George Soros)近期接连发表关于中国的评论,继公开指中国经济无可避免会出现硬着陆,他在接受德国杂志专访时又指出,中国要用市场方法解决经济问题,不能没有政治改革;中国要反贪成功不能没有独立的媒体。面对索罗斯唱空中国经济的言论,中国官媒群起反击,新华社批评索罗斯是“选择性失明”,但面对其政治改革和独立媒体之言,中国官媒却变成了“选择性失聪”,自己装作鸵鸟,听而不闻。因为索罗斯一句击中了中国的要害。

    中国官媒这种反应恰恰证明了独立媒体的重要性。也许有人会辩护,周永康这种超级老虎都打下来了,中国反贪还会不成功?中国之所以会打下周永康,是因为新的领导人要反贪,要树立权威,成功因素是建基于人而不是制度。如果新领导人换成胡锦涛那类人,我相信周永康依然是被受景仰的退休领导,在政治上继续发温发热。
    治国不能靠明君,制度才是永恒。周永康之出现,其实代表着中国防腐机制出了问题;而要在周永康下台、新领导人锐意反贪,才能揭露周永康的腐败,把他打下来,也代表着反腐机制出了问题。成功把周永康打下来,并不值得高兴,反而叫人心惊,显示中国防腐反腐机制荡然无存,官员腐败已经到了如斯地步。如果在当今的领导层再出现一位周永康,是否也可以把他打下来吗?是叫人怀疑的。
    索罗斯的话没有错,中国反贪要成功不能没有独立的媒体。独立媒体,有天生的机能可以促进防腐和反腐机制的良性发展。因为媒体独立生存,就需要面向市场,需要面对竞争,读者变成了媒体的老板。就算有的媒体与政府同流合污,它最终也会被读者唾弃,就算政府把它养起来,但它的影响力也会丧失,被其他维护读者利益的媒体所取代,因此为民发声、监督政府成为了独立媒体的生存之道。只要媒体发挥监督作用,官员腐败行为被揭露的机会就会上升,对官员的震慑作用就会提升。
    可是,当前中国的媒体(用宣传工具来形容可能更恰当),却是官方的禁脔,只要中宣部一纸之令,媒体就得删稿删文,空间正不断在收缩,难怪道中国媒体人也出现了逃亡潮。钳制增加,人才凋零,中国媒体业已陷入了恶性循环,南方报系之路就是中国媒体发展的缩影。
    索罗斯说中国要用市场方法解决经济问题,不能没有政治改革。同样,中国要有新闻自由,也不能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的专制体制一天不改革,新闻自由一天都不会到来。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有人曾经说过中国只要富起来,中产阶级出现,就会推动中国民主改革,挡也挡不住,可是现在看不见。在互联网迅速发展后,也有人说中国对言论的钳制将更为困难,中国的言论自由将会得到改善,可是现在看见的却是越来越高的防火墙。这些乐观看法,在中国只能是个梦。所以,期待不付出中国就会自然演变出新闻自由,也只能是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