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鱼蛋革命”
香港“鱼蛋革命”（旺角二九事件），一夜之间改变了香港。长期以来，香港民众温文尔雅、忍辱负重，即便在雨伞运动中，面对警察的过度暴力，也秉持温和、理性、非暴力的原则。然而，这一次，香港民众不愿在沉默中灭亡，而选择了在沉默中爆发，挺身对抗由昔日的英国皇家警察蜕变而成的“中国公安”。
两声枪响，虽然警察不是对人开枪，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枪响之后的香港，已不再是枪响之前的香港。如果说此前港人与港府（包括在幕后操纵港府的北京当局）是离心离德，那么现在港人与港府就是不加掩饰的敌对关係。日后，香港是完全沦为中国“一国一制”的殖民地；还是奋力挣脱中国的綑绑，成为亚洲的第二个新加坡或台湾？这是摆在港人面前无法迴避的抉择。
我的直觉是：正如六四之后无中国，二九之后也再无香港。这句话的前半句是说，六四枪响，造成数以千计的人员伤亡，这场发生在中国首都的对学生和民众的残酷屠杀，使得中共政权丧失了残存的统治合法性以及完成整体历史叙述的能力（六四从历史教科书消失，在官方拍摄的邓小平的纪录片中，欲盖弥彰地伪造当年的报纸，删去赵紫阳的名字和照片）。此后三十年，中共靠经济发展勉强维持其统治，但那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无论土洋两类御用文人将“中国模式”打扮得如何美轮美奂，无论“帝国儒学”、“天朝观念”、“中国梦”等如何像强心针一样注入这具僵尸，就连中国最高领导人自己都清楚地知道，中国道路乃是世界民主大潮的逆流，所以才有习近平色厉内荏的“七不讲”、才有九成以上的中共中央委员是“外国人的家属”。
这句话的后半句是说，香港人原有的“经济动物”的身份、“埋头赚钱就好”的“共识”就此破裂。经济的香港、世界贸易中心的香港，已不足以概括香港的全部。民主运动的香港、自由城邦的香港，将是香港的一张崭新的身份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香港将出现任何力量都无法遏止的三大趋势：第一，二九事件之于香港，如同二二八事件之于台湾、六四事件之于中国。民众与军警强力机器及政府的感情彻底破裂，港片中正义凛然的港警形象从此走入历史。双方发生更大规模和更强烈度的暴力衝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第二，香港本土意识深入人心，“香港认同”和“去中国化”将成为香港的“新共识”，未来港人争取独立的斗争也将日渐激进。第三，街头运动将取代议会政治成为主战场，民主党和公民党等过于温和的泛民势力，由于与建制派存在某种怪异的“共生关係”，脱离香港的新民意，将迅速走向衰微。
有趣的是，我在脸书上发表此一看法之后，有不少朋友表示赞同，也有一些朋友提出补充意见。对于中国的论述，有人说“四九之后无中国”或“文革之后无中国”，这是指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实行前所未有的极权统治，尤其是毛泽东发起消灭文化和泯灭人性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让中国不再是礼仪之邦。也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这是与“明亡之后无华夏”併列的史观，是说宋朝灭亡（崖山海战中南宋政权彻底覆灭）和明朝灭亡，异族入主中国，中国文化沦亡；更有人说“秦朝之后无中国”，这是呼应谭嗣同“两千年皆秦制”的说法，秦朝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一以贯之，中国人沦为奴隶或奴才。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六四确实是最重要的、标志性的、转折性的事件，它的后遗症更是全民“哀莫大于心死”，中国人丧失了爱的能力和对正义的持守——惟有一小群良心之士保存了自由精神的火种，如天安门母亲、刘晓波、许志永，他们相濡以沫、风雨兼程。
而对于香港的论述，更有人指出，“九七之后无香港”。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主回归”一开始就是中共谎言和泛民幻想。不过，香港回归之初，中共当局确实採取了某种“戒急用忍”政策，用北京御用学者强世功的说法，那是“暂时的绥靖政策”。数年之后，北京才凶相毕露、蚕食鲸吞，西环（中联部）直接指挥中环（特首）。习近平执政以后，香港政策由“温水煮青蛙”变成“沸水煮青蛙”——反正盖子已经盖上，你想跳也跳不出去。此次二九事件，就是港人的纵身一跃，让我不禁联想到歌剧电影《悲惨世界》中起义者与军警巷战的场面。不过，巴黎的起义者使用的是从地上撬出的卵石，香港的抗争者使用的是从地上撬出的砖头。而比那一晚上警民衝突的细节更值得重视的是，事后梁振英政府的一系列动作：首先宣佈事件的性质是“暴乱”，然后发起全城搜捕。这是从二二八和六四之后国共两党的作为中学到的毒辣手段。港府丝毫没有要跟人民和解的迹象。
即便如此，香港民众没有被白色恐怖的氛围吓倒。香港各大院校学生会纷纷就旺角事件发表声明，且看这些声明的题目就知道年轻世代的勇气和坚贞了：港大《永远站在反抗者一方》、中大《政权为非作歹，燃起抗暴之火》、浸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岭大《新年伊始 官逼民反，强烈谴责黑警于旺角街头滥用暴力》、理大《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政府必须立即正视及解决的问题，而非推卸责任予市民身上》、科大《政府继续与民为敌，倒行逆施地施政，这个政权终究会被民怨所噬》、树仁《愿各位勿忘鸡蛋撞石墙的那份勇气，继续捍卫我们的香港》、公开大学《要求政府正视种种社会问题并停止警方以暴力对待市民及记者，否则必定招致全港市民更大规模之示威行动》、演艺学院《对警方及无线电视都深感愤怒，两方对事件的处理手法都把为香港市民服务的宗旨抛诸脑后》。似乎没有一所学校学生会的声明站在港府一边。港府及北大人永远地失去了年轻世代的支持和忠诚。（所以，港府才会强硬阻止民主派学者陈文敏的港大副校长任命，港府不能像中共那样利用党委书记治校，却多少学了一些台湾马政府“课纲微调”的伎俩。）
另一方面，这一次严重失分的，不仅是民主党、公民党等似是而非地谴责“民众暴力”的温和泛民群体，还有那些在书斋裡居高临下地发表“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评论的“左胶公知”。正如香港独立评论人Edward Tang（无妄斋）所评论的那样：“有些人，平日会同情遥远的巴勒斯坦人，当巴人向开进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坦克与装甲车掟石，其反抗之微弱，悲壮一如大卫对上全副武装的巨人歌利亚。然后，他们流泪感动，同声谴责以色列的侵凌，从不向掟石的弱者抽刃。同一群人，却不会同情香港的愤怒青年，向无论装备到人数都远胜的警察掟砖，幕后煽动、便宜梁特、破坏和平、不要中计……林林总总的权谋心计阴谋论，要多少有多少。苦口婆心跟你大谈「社运伦理」、「道德证成」、「抗争守则」，指导革命该当如何，维持身段的优雅，彷彿比早被迫上绝路的殊死抗争更为重要。”在香港，一个“勇武社运”的时代已经到来，青年学生和社运人士不再接受那些“食有鱼、行有车”的、处于中产阶级上层的教授们“下指导棋”，而坚持走自己的路。若回顾台湾的民主化化进程，当然不是靠蒋经国和国民党的恩赐，也不单单是靠李登辉深入敌营、突然“变脸”，更是有几代仁人志士屡败屡战、前赴后继、百折不挠，他们或刑场殒命、或自焚殉道、或将牢底坐穿——台湾的党外运动，从来就有一个外在于议场的“勇武社运”的传统。今天的香港亦必须如此，馅饼从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自由也是如是。
如果说民众绝望中的反抗是暴力，那么这种暴力的根源就在于统治者的暴政，正如坚持非暴力斗争的马丁•路德•金所说：「今天晚上，如果我单是在你们面前谴责骚乱，那是不足够的。如果我不同时谴责在我们社会中存在著那些随意且不能忍受的状况，那就是在道德上不负责任。正是这些状况令人别无他选，要以暴力抗争来争取注视。我一定要说的是，骚乱是被忽视者所用的语言。」所以，我们都是香港人，不单单是今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