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的错误，是把国家权力引进了微观经济活动中的利益争夺。因为所谓的公有，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实际上不可能存在什么“公有”，“公有”一定是政府所有（或官有）。当政府进入微观经济活动时，政府成了一个微观上的利益主体。但政府又是一种国家暴力机器，具有超级强制力，并表现为国家权力。当权力进入微观经济活动，且成为利益主体时，权力或强制力与利益相结合，由此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利益的取得借助于国家强制力，或国家强制力去谋求利益，不但给社会带来混乱，而且一定是剥削与掠夺。
社会是一个什么概念？是社会个体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对抗的体系。比如生产者和消费者，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相互利益对抗。再如工厂主与工人，也表现为既相互依存，又在利益上相互对抗。任一社会个体，他的利益获得，或利益受损，都与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个体相关联。生产者通过高价获得高收入，一定以侵害消费者利益为前提。同样，资本家获得过高利润，也需要工人降低收入为代价。
显然，当社会中的某一利益主体特别强大时（比如取得垄断地位），必定对另外的利益主体构成伤害。我们为什么需要国家？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对任何一个特别强大的社会个体进行制约（而不是消灭），或对弱势的社会个体进行帮助（也不是使其变得特别强大），从而使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对抗，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博弈。如果国家成了微观经济活动中的利益主体，必定会利用国家强制力去谋求利益，社会的平等博弈机制即被破坏。因为没有任何社会个体，能与强大的国家权力相对抗。
我们常说，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其实，政府压根就不能是运动员，成为经济活动主体。政府有没有利益？比如它代表的公共利益，当然有。但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一定不能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来取得。利益有两种，一是消极性利益，即利益主体合理的利益不容侵犯；二是积极性利益，即利益主体具有追求最大利益的权利。显然，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只能是消极性利益。它当然不能被侵犯，却不能成为一种积极性利益。因为政府拥有最大的强制力。强制力只能制止对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进行侵犯的行为，而不能成为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所以，政府的收入只能来自税收，即通过对民众的征收，又向民众提供服务。政府不能去挣钱，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便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也只能通过加税来解决。如果政府去挣钱，比如垄断土地买卖，必然会运用权力强制，压低价格买进，抬高价格卖出，这样的买卖，是公正、平等的买卖吗？与政府做买卖的农民，或房地产开发商（延伸到购房者）的利益，不是受到政府的侵害吗？
政府常常说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利益。但公共利益并不是国家利益，只是国家利益中的一部分。国家利益还包括任何一个社会个体的利益。如果国家利益不包括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利益，国家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吗？个体利益侵犯公共利益固然是侵犯国家利益，但公共利益侵犯个体利益难道就不是侵犯国家利益？更不用说那些官员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害他人利益谋求自己利益的恶劣行径了。
我一直主张国企私有化。因为国企是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利益主体的具体体现。国企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它是国家的企业，而国家是权力或强制力的载体。二，它是企业，是积极利益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国企既代表国家，又追求利益最大化，与国家不能成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积极利益主体相悖。
我们过去批评国企，主要在效率低下，官员腐败等方面。但国企的最大弊端是使一个国家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始终难以建立。当市场中出现一批借助政府权力，掌握主要经济资源，强横霸道的国企时，这是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吗？有人说，我们可以通过国企改革来使国企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但国企一旦脱离国家控制，还叫国企吗？而国家要控制国企，没有对国企的支持和庇护，包括资源支持和政策庇护，能控制得住吗？
当然，社会的有些生产服务活动，是个体不宜承担的，一旦由个体承担，会使个体变得十分强大。比如通过修筑道路供人通行挣钱，从一地到另一地不可能修筑多条路，这会造成浪费。而只有一条路则会使修筑道路的个体因为垄断变得十分强大。个体是积极利益主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将使“买路钱”变得昂贵，成为剥削掠夺过路人的手段。所以路必须由政府来修。之所以政府可以修，正是建立在政府不是积极利益主体的前提之下。遗憾的是，中国政府现在修的路，似乎不是“公”路，而是政府的提款机，正验证中国政府还是积极利益主体，并通过政府权力在剥削掠夺人民。
社会个体不宜承担的生产服务活动，政府可以建立生产组织承担。但这种生产组织不能成为积极利益主体（即成为公益组织）。它是“国家”的，却不能是“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