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最终都必须自己判定哪些是重要的书，但一个好的开始应该是看看吸引自己的思想者是从另外哪些人那裡汲取了东西。这样很快就能到达最高处。没几个人站在最高处，他们互相认可对方。那裡密谋的，只有求知的欲望。如果我们让自己被今天一些似乎正确的东西引诱，背弃伟大的对话，我们的损失将不可弥补。
布鲁姆
英国作家蕾切尔•波隆斯基曾经深情地回忆她的俄语老师，这位老师具有高超的学术水准和渊博的学识，却一辈子都只是一名普通讲师。因为他除了一本对屠格涅夫《父与子》的批注之外，没有发表过其他著作。这位学者心中的真实想法是：“如果能用同样的时间阅读过更多的东西，为什麽要浪费精力撰写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学术文章呢？”这是一位真正热爱书籍的读书人，他看似寂寞，却并不寂寞，因为他的书房中有那麽多书籍，每一位作者都是他心心相印的朋友。
少年世代，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图书馆员，每天都跟汗牛充栋的书籍为伴。像身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那样，虽然双目日渐失明，却能在周遭棉絮一样沉重的黑暗中，准确地指出哪本书放在哪一格书架上。即便他被军政权从图书馆贬到养鸡场，他仍然相信，残暴的军政权无法烧毁所有的书，只要还有一本书存留下来，人们就能把它当作一把打开自由之门的钥匙。
还有那位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长、被称为“俄罗斯的苏格拉底”的费奥多罗夫，他几乎对图书馆中所有图书的内容都瞭如指掌，他坚信书籍都是有生命的，因为它们传承了作者的思想和灵魂。在他看来，人类在地球上的任务就是使逝者在肉体上复活。而那些智慧都被分门别类地尘封在图书馆中，期冀后人重新赋予它们生命。书籍是历史长河中最高尚的遗产，以最具人性的方式传承着前人的思想和成就。
诗人曼德尔斯塔姆说过：“如果要我写一本自传的话，我会告诉你我读过哪些书。”哲学家本雅明也说过：“书籍是折射人们自身命运的舞台。每次看书的时候，我们总能超越其内容，领悟到更多的东西。”中国先贤说，知人论世，知人的第一步就是通过书籍，因为书籍之中隐藏着人命运的密码。
“读什么样的书，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对共产党最初的怀疑，是从在上个世纪八零年代后期“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的禁书政策开始的。上面宣佈查禁的书，作为中学生的我偏偏要找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读多了，心中有了是非善恶的判断，并希望自己成为说真话的群体中的一员。后来，我果然成了写作禁书的作者，由此命运多舛。
专制政权以愚民为第一要务，所以说真话的作家是第一批必须除去的杂草。当我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跟踪、监听、软禁乃至差点夺走我生命的酷刑，最终决定离开丧失了百分之百的写作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中国之后，如何处理藏书便成为一个心疼的问题。部分送给亲友，部分送个教会，而那一两千本常常要放在手边、枕边阅读的书籍，则打包通过海运先行运到美国友人的家中。海运要花费一个月时间，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梦见在太平洋的波涛上漂流的那四十箱书籍。直到美国友人从港口取回它们，稳妥地放入车库，我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人还没有获得自由，书已经先获得自由了。
记得我被秘密警察绑架和幽禁时，在北京郊区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宾馆，没有书读，只有一张用来包裹早点的、肮脏不堪的《北京日报》。那是我此前没有读过的、乏味之极的党报。那一刻，我看到报纸上佈满密密麻麻的文字，顿时如获至宝地来拿过来阅读。负责看守我的那些国保警察，并未禁止我虔诚地“学习”这张党报。就这麽一张报纸，我反反复複读了三天。
刚好是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过后的第二天，报纸上有一篇批判刘晓波是“卖国贼”的社论。百无聊赖之下，我把那篇文章从头到尾背诵下来——不过，我的心中有一台特殊的“翻译机器”，把每一个字都转换成原文的反义词。这样，那篇文章就变成了我为刘晓波写的贺词。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那样一种不能读书、不能写作、不能思考的日子，我无法长久地坚持下去。于我而言，只要有书读，他乡会比故乡更亲切，地狱也能变成天堂。抵达美国之后第二个月，我开始在弗吉尼亚乡间重建书房，有了更大的房间，有了更漂亮的书桌，更可以从美国、台湾和香港的网络书店自由地订购好书。我再也不必像在国内时，担心海外朋友邮寄来的书籍被海关查扣和没收。我的藏书数量迅速攀升，我用书籍这味灵丹妙药消灭了许多背井离乡之人挥之不去的“流亡者的乡愁”。我书房是我的王国，我是我的书房的国王。
与一本好书的迎面相遇，如同一段温馨的友情的开端。
在我的藏书中，有不少是作者或出版社的赠书，这是作为写书人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作为“非卖品”的线装诗集《我们都是李旺阳》，就是从香港到台湾，再辗转到我手上，并被我带回书房。二零一三年春，我第一次到台南，由国际特赦组织台南小组爲我举办了一场演讲会。会后，王兴中和王昭文两位学者陪我去一家咖啡馆，我看到墙上挂了一幅署名“智海”的李旺阳吊死在坦克上的漫画，不禁感到好奇：发生在遥远的中国湖南的这桩人权案件，为何能引起台南民众的高度关切？
回到美国之后，我在脸书上联络到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同时也是台南最雅致的旧书店草祭书店老板的蔡汉忠。蔡先生说，这张漫画取自诗集《我们都是李旺阳》一书，书中的诗歌和漫画大都出自香港年轻一代社运人士之手。有一小部分书曾在草祭书店展示，现在还剩最后一本，可以留下来送给我。等到二零一四年春，我再次来到台南，特意赶到草祭书店与蔡先生见面，并得到了这本宝贵的书。
本书收入的这五十本著作中，有两位作者——许志永和徐晓——是在我逃离中国之后失去自由、成为良心犯的，而且他们都是的“二进宫”。这就是习近平时代中国人权状况和言论自由状况的真相，无需再说多馀的废话了。在这五十本书的作者中，有过牢狱之灾经历的还有巫宁坤、柏杨（坐过国民党的绿岛监狱）、杨曦光（杨小凯）、赵紫阳（被软禁至死）、吴伟、廖亦武、冉云飞等人，被迫走上流亡道路的有方励之、苏晓康、廖亦武、达赖喇嘛等人，而著作遭到中共宣传部明令查禁的则有余英时、许知远、哈金以及书中几乎所有的外国作者。我并不是有意要将这麽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作家和作品聚集在一起，直到整理成书的时候，我才惊歎说：原来真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
二零一三年，我在水牛出版社出版了《流亡者的书架：认识中国的五十本书》（香港版名为《解毒国民教育：通往心灵自由的五十本书》）。书已出版，但中国继续发生翻天覆地的蜕变，观察、评论和研究中国的著作亦在新鲜出炉。这让我有了写作续集的想法。于是，一年多裡，完成了这本《刀尖上的中国》。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如何认识真实的中国？比如，有人爲“舌尖上的中国”而感到自豪和幸福，但对于中国只保有舌尖上的感觉就足够了吗？“舌尖上的中国”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部家喻户晓的系列纪录片，介绍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它未必有李安《饮食男女》的隽永和温馨，却採集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山珍海味并娓娓道来，让人不禁食指大动。到了第二季，原本单纯的饮食文化，却渗入若干政治宣传的毒素。比如，该片以很大篇幅介绍富士康厂区内巨大的中央厨房，以及数十万工人的“丰衣足食”——然而，与此同时，工厂内连续发生数十起工人跳楼自杀的惨剧。可见，给员工提供美食，未必表示资本家有良心。圣经说得很清楚，人活著，不单单靠食物。
不久，就传出“舌尖上的中国”的製片人因涉嫌腐败被捕入狱、自杀未果的消息。我不知道他在监狱中能吃到什么様的食物。但我可以确认的一个事实是，与“舌尖上的中国”所呈现的富士康工厂裡的祥和景象相反，贾樟柯在电影《天注定》中讲述的那个跳楼的民工的故事，才是富士康工人以及更多中国人“死去何足道”的真实境况。
“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让中国成为一处崇尚丛林法则的“人相食”之地。中国不在舌尖上，而在刀尖上。习近平满身横肉，自认为可以将刀尖当马骑，奔向彩虹桥。但这种“刀尖上的维稳”还能持续多久？英国作家拉尔夫•英格（Ｗilliam Ｒalph Ｉnge）早就给出了答案：“一个人可以在刺刀上造一个王位，但却不能坐在上面。”
《刀尖上的中国》分为五章，呈现出认识中国的五个环环相扣的面向。第一章“泪下成河，心如火烧”，收入十本描述当代中国现状的书。作者们揭开“大国掘起”的面具，带我们进入“带著血的蒸气的、活的中国”。第二章“隐藏的恶，必将显露”，收入十本以一九八九的天安门屠杀以及八零年代中国失败的改革爲主题的著作。八九惨案如此深切地影响了中国此后的走向，没有八九惨案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所以八九是一把开门的钥匙。第三章“寻找有时，失落有时”，收入十本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书。尤其是对反右、大饥荒、文革等被中共划为禁区的题材的研究，可以让读者从中窥见中共嗜血之本性。第四章“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收入十本反省近代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看似遥远的历史，仍在左右着今天人们的生活，不洞察历史，就无法突破现实的困境。第五章“眼看不饱，耳听不足”，收入十本中国之外的学者、记者评述中国的著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外来者的观察与研究更能切中肯綮。
这些著述，有少部分获淮在中国公开出版（有的在出版后不久即遭查禁），大部分在香港、台湾等拥有出版自由的地方问世。就内容而言，它们涵盖了文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神学等诸多学科；其题材则包括小说、诗歌、传记、回忆录、演讲集、人物访谈、随笔、政治评论、报道文学等不同种类。无论是虚构或非虚构之作，都是寻求真相之作；它们的作者，除了居住在中国的良心知识分子（有的已身陷黑狱）和流亡海外的华人作家之外，还有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顶尖学者、外交官和记者，以及台湾、西藏、香港的学者、记者、人权活动人士、政治家和宗教领袖。这五十本书，每一本都是一块小小的马赛克，当它们组合起来的时候，就构成了一幅“刀尖上的中国”的栩栩如生的“清明上河图”。
我选择书当然有自己的标准：文字的优美、思想的敏锐、观点的深刻、主题的独特。每年的出版物汗牛充栋，大部分都是暴殄天物、浪费纸张的垃圾，甚至还有些是鸦片或见血封喉的剧毒。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肯尼指出：“我感兴趣的是除掉我不需要的六百万册书，从而找到我需要的十本书，你翻开书本阅读文字的时候，也必需作出类似的选择。”我不敢说我的选择准确无误，但我尽可能地不收入一本劣质的书或充满谎言的书。我希望通过这本《刀尖上的中国》，与读者分享我的阅读之旅；我也希望它成为一本“书中之书”，成为一张关于书房或图书馆的“地图”。
“坚忍”和“刚毅”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门前两座石狮的名字，也是我选择书籍和作者的标尺。愿这些“坚忍”和“刚毅”的书，伴你度过那些不眠的漫漫长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