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最近发表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指出，在国家整体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不均等现象也日益凸显：顶端百分之一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财产，而底端四分之一家庭只拥有百分之一的社会财富。报告认为，这种两极分化不仅体现在收入与财富上，更表现在住房、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报告认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很有可能威胁社会稳定，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当局极力宣传“全面建立小康社会”的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何日益增大？这样的现实又如何冲击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梦”？
历史学家章立凡表示，2015年羊年，中国的社会状况不容乐观。官方宣布的政策和实践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说得美好，但实际情况令人失望。最根本的是政治体制没有改革，而不改革政治体制，就没有办法解决社会公平分配的问题。如果执政党只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小圈子的利益，那么多数人的利益就会被忽视。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的巨大财富实际上并没有全民共同分享。这也就是造成社会冲突越来越激化的原因。
章立凡认为，北京大学报告的采样可能有一些问题。虽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一些结论有些是对的，但其中一个结论，也就是大部分中产阶级安于现状却不见得正确。随着社会越来越撕裂，经济越来越下滑，中产阶级对于政治的焦虑可能会越来越多。主要的焦虑一个是职业前途，一个是家庭资产，第三个就是子女教育。还有医疗、养老的焦虑。已经有相当多的人选择“用脚投票”，选择出国，把烂摊子留在国内。一些突发事件，比如天津港的大爆炸，使一些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变成城市平民。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稳定的因素，对社会的信心就会走向崩溃。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表示，贫富的差距是全球性忧虑，很多国家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这个问题。但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系统。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人们就没有机会宣泄自己的情绪。这样的情绪处于积压之中，一旦有渲泄的机会，它的破坏性就是很强的。习近平试图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成功。中国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政治文明制度的保障，从而给恶性的发展提供了温床。很多人怀念毛泽东，希望更理想的、更公平的社会出现。中国的悲剧不一定是回到毛泽东社会，而是毛泽东的幽灵不散，让毛泽东的很荒谬的东西变成一些人的救命稻草，变成希望。这样会给中国走向更有具有法律保障、更加公正的民主造成很大的障碍。
何频指出，虽然中国进行了反腐败，但根本上的体制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是，它的贫富差距是建立在一个粗糙的、恶性膨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上，与西方的贫富差别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发生恶性事件的几率大增，另一方面为独裁统治、为基于个人权威的统治、为走向极左的回归提供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