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1月17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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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赵紫阳先生二周年祭日，也是让人想起六四冤魂的日子。
胡温能否善待这位前总书记，能否公正评价这位对中国改革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能否把这位杰出政治家那种\”为义舍利\”的高尚政治人格作为从政的楷模，也就是能否继承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不仅直接关系到赵紫阳本身和六四问题的重新评价，更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是继续固守\”邓式畸形模式\”还是尽快开启\”赵式健康模式\”；而能否解决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在独裁崛起的道路一意孤行，还是通过政治民主化融入主流文明？
关于赵紫阳、六四和政治改革，海内外都有所谓的\”稳定派\”。表面上，他们的观点并不僵化或保守，起码不像新老左派那样坚持中共正统。他们也承认民主的价值，却把中国民主化推给无限遥远的未来，实际上是对民主的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他们也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但把政治改革的范围圈定为\”党内民主\”，实质上仍然是\”党主一切\”。他们认为：六四已过去十七年，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赵紫阳的影响也日渐式微。现在的中国，经济高速、政治稳定和国际地位提高，大国崛起是当下现实，人心思定是民意主流。而为六四和赵紫阳正名、启动政治改革，极可能导致经济倒退和社会失序，甚至引发大动荡。
事实上，当年的八九运动也好，危机四伏的眼前现实也罢，主要是由于大陆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造成的。遥忆当年，正是赵紫阳中止了\”反自由化运动\”，使当时的政治气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容，政治改革也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是讨论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主要阵地，其言论的大胆和尖锐，讨论的开放和热烈，达到中共掌权以来之最。民办《经济学周报》也成为活跃的思想园地，对知识精英极具凝聚力。中西文化的大辩论，由专业刊物走进了大众传媒，《河殇》在央视黄金时间播放，引起巨大反响，把政改的舆论造势推向高峰，形成了体制内外合力推动政治改革的有利局面。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正是在此宽容的政治气氛中召开的。赵紫阳所作的政治报告，确定了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步并进的改革模式。在十三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当有记者提出未来改革主要内容的问题时，赵紫阳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政治改革被表述为\”民主化\”、\”法制化\”和\”党政分开\”。十三大之后，即便由于党内保守派的阻力过大，现实中的党政分开难以马上展开，赵紫阳仍然采取迂回策略，把反腐败作为政改的突破口，提出诸项反腐败的具体措施：1，清理\”官倒公司\”；2，取消高官特供制度\”；3，制定公布高官收入的\”阳光法案\”；4，建立人大\”廉政委员会\”；5，开放群众举报和新闻监督，对被举报的高官及其家属进行独立调查；6，启动定期的官民对话机制。
更重要的是，这些反腐措施的提出，是为践行\”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中央承诺，把反腐败与公开性、透明度、民众参与和舆论监督等制度改革结合起来，让中国政治制度逐渐走上民主化的轨道。
正是\”赵紫阳模式\”对民意宽容，为\”反腐败要民主\”的八九运动提供了政治前提。如果按照赵紫阳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对政改的强大民意支持就会转化为有效的政府决策，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再看六四后的大陆现实，赵紫阳模式的中断，非但没有缓解政治体制的危机，反而使本来可以遏制的危机发展为全面危机。
首先，独裁官权主导的跛足改革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危机，使开启渐进的政治改革变得刻不容缓。在稳定第一和效率优先的决策下，政治停滞和经济发展的跛足改革，导致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恶劣后果：官场的腐败横行和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官员的职业道德崩溃和执政效率递减；社会的两极分化、公正奇缺、民怨沸腾、诚信荒芜、文化堕落和环境破坏……不要说政权合法性的危机难以缓解，改革在民意中的支持度也在递减。
其次，民主化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为政治改革提供广泛的民意的国际的支持。六四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和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经济市场化带来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价值分化，个人生存空间拓展，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知识界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草根维权运动和知识界的网络维权的此起彼伏，加上国际主流国家的人权压力……所有者一切全部指向僵硬的政治体制。
再次，在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和政府还具有基本控制力之时，政改非但不会带来社会动乱，反而是凝聚民心和克服危机的不法二门。而继续无限期地拖延政治改革的结果，很可能由偶发事件引发出玉石俱焚的大动荡。近些年，自发的民间维权，即便屡遭官权的镇压和封锁，仍然此起彼伏、难以压服。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预示着遍地烈火干柴之蓄势待发。
政治改革的呼声贯穿了将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不仅是民间的迫切要求，也是党内开明派的一贯主张。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先生就已经走出\”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第一步；六四十周年的1999年，李慎之先生指出：启动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2002年中共十六大，李锐先生向中央提出平反六四和启动政改的建议；就在前不久，中共喉舌竞相转发中央编译局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海内外对胡温启动政治改革的期待。
由此可见，各类社会危机造成的反面压力也罢，体制内外呼唤民主的正面动力也好，全部聚焦于制约中国改革走上健康之路的瓶颈：政改的严重滞后。故而，中国改革的重归紫阳路，实乃刻不容缓。
套用鲁迅名言：拖得越久，欠债越多，罪孽越重，克服危机的希望越渺茫。
2007年1月17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