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被诱至深圳拘捕的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被控「走私普通货物罪」并判囚十年，当时到中联办抗议的只有梁国雄等寥寥数人。 2015年11月，《新维月刊》、《脸谱》的创办人王健民、编辑咼中校在深圳受审，当时香港舆论对两名港人的遭遇几无反应。
疑警方执行梁旨意引入文字狱
直到2015年12月30日，李波在香港被失踪后，港人才惊觉正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开始关注事件。不过，焦点在中国强力部门跨境绑架，并未看到铜锣湾书店事件同姚文田、王健民、咼中校被囚都涉及中国禁书的出版，港人仍认为香港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受到本地法例保障，梁振英政府不敢越雷池一步，不会像中共那样追杀书商和禁书作者。
但是，当香港警方拘捕涉嫌参与年初一暴动的学生，捡走并展示作为证物的三本书时，港人是否还有信心认为只有中国才有禁书、才有文字狱？是否还有信心说香港不会有禁书、不会有文字狱？
如果说，姚文田被囚是因筹备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李波等被失踪是因筹备出版习近平情史，王健民、咼中校被囚是因为出版专揭中共黑幕的杂志，他们都是因卷入所谓反共出版物的禁书而惹祸上身，被中国强力部门拘捕、判囚，那么，香港警方捡走并展示的三本书，包括《本土、民主、反共–黄毓民政论集》、陈云《香港城邦论》及全球畅销书《引爆趋势：小改变如何引发大流行》中文版，又代表什么？
早在2012年10月，上台百日的梁振英就在接受访问时称：「目前有人鼓吹的『城邦论』及『香港自治』，一定不符合《基本法》一国两制的自治概念。」至2015年1月，梁振英发表施政报告时，又炮轰港大《学苑》封面专题「香港民族命运自决」及学苑编印的书籍《香港民族论》。如今，警方把本土论述的两本名著作为证物展示，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在执行梁振英的旨意，不只是企图以言入罪，更可能是要把中共的禁书制度、文字狱引入香港。
按照《汉语大词典》的定义，文字狱是「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一旦本土论述的书籍成为警方检控的证物，就不是环保仓被屈为旺角暴动的军火库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全港图书馆中的同类藏书何去何从的问题，莫非政府公共图书馆也都成了军火库？还有，不说学者、新闻工作者，仅是关心香港前途的普通市民，就有不少人家中藏有同类书刊，莫非这也是犯罪准备吗？
港人对禁书文字狱太掉以轻心
其实，梁振英主政后，不只成为语言伪术大师，更多次兴起文字狱。除向《信报》和练乙铮发律师信、炮轰《学苑》之外，最受瞩目的是去年1月，国际运动用品PUMA在官方facebook发布一幅马拉松「D7689」号码布图片，被梁粉质疑是以粗口谐音侮辱梁振英，结果，PUMA被迫撤下图片，并就事件道歉。
正因为港人对连串禁书、文字狱事件太过掉以轻心，对中共和梁振英在香港大兴文字狱太少警觉，对港英遗留下来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制度太有信心，以致逐步发展到李波在港被失踪，发展到警方拿本土论著作作为证物展示。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港人恐怕终有一日要像内地民众一样，要去境外买禁书再偷运回港。
此时，还能不想起德国神学家马丁．尼莫拉的反纳粹忏悔文《起初他们》吗？他是这样写的：「起初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站出来说话──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要追杀我，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