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中国毒奶粉事件继续发酵。中国三大名牌奶粉不仅查出含有三聚氰胺,液体奶和奶制品以及含奶糖果、奶茶、雪糕、冰激凌、含奶咖啡、饼干、糕点也都相聚检验出有毒成分,世界各国尤其是东南亚、日本、韩国以及非洲数国,都在进口的中国食品中发现有毒物质。中国奶粉、奶制品等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婴幼儿的灾难,也给世界带来恐慌。
一边毒奶粉事件在发酵,另一边中国发射载人“神七”宇宙飞船,宇航员首次太空漫步。西方人难以理解,一个具有发达太空科技的国家,怎么却漠视人的生命和健康?!中共领导人虽然信誓旦旦要保证食品安全,但绝不从专制制度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入手,中宣部依然在控制媒体对毒奶粉的报道,事件究竟是怎样的,人们依然蒙在鼓里。不过,人们隐隐约约也能看出,北京奥运的辉煌和成功,可以牺牲婴幼儿的生命作为代价。如同曾经发生的萨斯一样,党的利益和形象高于一切,生命如同儿戏。令人愤怒的是,一方面穷人家庭遭受廉价的毒奶粉伤害,另一方面,靠纳税人养活的中共和国家机关官员享受安全的特供商品。
北京奥运和“神七”都是党用来煽动所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此达到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之目的。但是这次“神七”上天却难以掩盖毒奶粉带来的危机,辉煌的炫耀并没有淡化毒奶粉带来的恐慌,人们关注的并非什么“神七”,而是个人的生命和健康。
本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儿童基金会以及欧盟机构,纷纷就中国奶制品安全问题发表声明,市场货架上的“中国制造”奶制品下架,甚至使用中国奶原料加工的食品,也都受到了影响。
●联合国、世卫、儿童基金会及各国、各地区等对中国毒奶粉事件作出反应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24日报道:大陆毒奶粉横扫整个亚洲
日本、香港、台湾、菲律宾、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周二警告由奶粉扩大到原材料含中国奶类制品的食品怀疑含三聚氰胺﹐包括曲奇饼、糖果、奶酪等通通要回收。拥有167个会员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则担心有毒的大陆奶类制品会由走私途径流出中国。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食品安全官员哈泽德(Anthony Hazzard) 周二表示,受有毒奶粉毒害的婴儿,82%是2岁以下。世卫及世界粮农组织,当下正密切留意有否出现走私毒奶粉的问题。哈泽德说,令他担心的不是含有微量三聚氰胺的奶制品在国与国之间合法流动﹐而是含毒量大的制品大量地被非法走私。
目前,包括新加坡、台湾、香港、汶莱、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洲国家,都纷纷回收怀疑含有三聚氰胺的大陆奶类制品。范围由奶酪、到士多啤利牛奶、饼乾、糖果等。三鹿有毒奶粉出口到的孟加拉,当地更加要求,来自奥地利、新西兰、丹麦的奶粉,都要送检。政府已经禁止三款中国的奶粉入口。
在马来西亚,当局周二则扩大对中国奶类制品的禁令,朱古力等含中国奶制品的糖果,一律都要被禁。卫生部的官员说,还在确定受影响的种类及数目。在日本,食品制造商丸大食品(Marudai Food Co)率先在超市收回奶类的薄烤饼、糕点等,再等待化验的结果。澳洲的监管部门表示,没有从中国进口的奶类制品。糖果等食物还有更多需要化验,以防万一。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大白免糖及四洲蛋糕都含三聚氰胺﹐需要回收。
公众的恐慌,也导致学校要抽起士多售卖的曲奇饼等产品。消费者的信心动摇,连累到跨国的食品制造商卡夫食品国际(Kraft Foods Inc)发表声明,指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M&M糖果、Snickers朱古力棒等都安全。瑞士雀巢表示,他们的奶类产品不含搀杂三聚氰胺的牛奶,集团深信没有一种在中国的产品是由搀杂有三聚氰胺的牛奶制成。
中国工商总局最新的公怖显示,截止目前大陆下架、退市的有毒奶制品7000多吨。广东省卫生厅表示,全省共接诊食用含三聚氰胺奶粉婴幼儿16万7000多例。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5日报道:法全面禁止含中国奶制品的食品
法国政府周三(24日)表示,作为预防性措施,它将全面禁止所有含中国奶制品的食品进口。
欧盟并不从中国进口牛奶或奶制品。法国宣布的措施针对所有包含源自中国的奶类成分的食品。
法国农业和经济部发表的一份声明说,这些食品将一律从市场下架,并将不再被允许销售。
自从中国爆发导致五万多儿童患病的有毒奶粉事件后,许多国家都限制中国食品的进口。
在法国发布这项声明之前,意大利宣布了类似的措施。
欧盟委员会已经要求欧洲食品卫生当局就含有中国奶制品成分的食品是否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拿出具体意见。
预计,欧洲食品卫生当局将于本周晚些时候作出一项宣布。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25日报道:多个国家宣布禁止进口中国食品或奶制品
中国“毒奶”曝光至今已经两星期,当局极力为事件降温。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制奶”恐慌却不断蔓延,丹麦宣布禁进口中国食品﹔法国、韩国、印度先后宣布禁止中国牛奶和副食品;台湾卫生署长受事件影响引咎辞职;香港再有一名小童患上肾石;而大陆亦因事件余震不断。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周四宣布﹐欧盟正计划全面禁止供婴、幼儿食用的中国含奶类食品进口。
而在丹麦﹐国家食品局已经下达禁制令﹐禁止了所有中国大陆的食品进口。同时﹐当局还在近日特别成立了相关的食品检查小组﹐在全国范围巡逻﹐突击检查所有中国食品非法进口渠道。
印度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则在周四发表声明﹐即时起暂停进口中国制造的牛奶及奶制产品﹐为期三个月。禁令解除将会视情况另行通告。
韩国食品与药物管制局较早前在一款从香港进口、中国制造的饼乾中﹐验出含有三聚氰胺﹐当局在周三晚间迅速发出声明﹐无限期禁止入口所有含中国奶粉成份的食品﹐直至中国食品安全得到保证。
法国农业与经济部亦同在周三宣布﹐禁止所有以中国奶为原料的食品入口﹔已经入口部份须进行全面回收﹐不得在市场出售。当局还表示会加强抽查行动。
加拿大则在周三﹐检验出伯朗牌一款3合1咖啡含有三聚氰胺﹐有关产品需要马上回收。
在台湾﹐卫生署署长林芳郁周四中午召开记者会﹐就处理中国毒奶事件时采用的手法失当、令市民感到不安表达歉意﹐同时她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已经向行政院院长请辞。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周四就宣布﹐再有一名曾饮用含三聚氰胺奶制品的10岁男童﹐确诊患上肾结石﹐目前正留院治疗。至今香港已经出现5宗肾石儿童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就表示﹐会从周五起﹐在关口抽检内地供港的鲜奶再出售。尽管港府加强措施防止大陆毒奶在香港的影响蔓延﹐但周四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9成受访港人表示对大陆奶制品失去信心。
▲英国广播公司(BBC)9月25日报道:放宽三聚氰胺标准 台卫生署长辞职
台湾卫生署突然宣布比照香港规定,放宽食物含三聚氰胺标准,引起各方严厉批评,并导致卫生署长下台。
卫生署原本以食物不得检出三聚氰胺的标准,要求含中国进口乳制的食品全部从市场下架接受检验,但在一天以内政策转变将标准改为与香港相同,只要含三聚氰胺不超过2.5ppm,即属合格食品。
官方态度的迅速转变,商家表示他们无所适从,同时也引起了消费者团体与食品安全专家的严厉批评。
卫生署长林芳郁在各方责难下宣布下台,他表示事件造成民众误解不安,同时也使台湾社会对食品安全疑虑,因此下台负责。
广受批评
台湾的食品安全与毒物专家多数反对放宽标准,他们说作为工业用途的三聚氰胺不应出现在食物中,卫生署突然定出容许食用标准令其无法理解,也不知其2.5ppm标准从何而来。
卫生署则说,这项标准不是直接套用香港的规定,也参考了欧盟与美国的研究数据。
除了香港以外,欧盟与美国在内的全球国家都未针对三聚氰胺规定安全食用标准;台湾学者表示,未定标准意谓的是食物内不得检出此一成份,而不是可容许随意加入。
毒物专家也质疑,如果定出三聚氰胺可容许食用标准,那么已检出有毒的奶粉只要混入正常奶粉,把三聚氰胺稀释到食用标准内,是否就可以贩卖?
一些被检出含三聚氰胺并已销毁商品的商家则说,政府标准一变再变令其无端受损,将申请国家赔偿。
这项宣布也令消费者哗然;在互联网上的台湾网民批评说,三聚氰胺在美国的猫狗饲料都不能检出,卫生署的标准是把台湾人民看得比狗都不如。
政策转向引猜测
卫生署对定出三聚氰胺安全食用标准提出技术方面的解释,但舆论猜测政策转向可能是受到食品商压力,或是因国台办表态后避免得罪北京当局。
台湾这一波食品安全恐慌的引爆点,是山东都庆公司出口到台的植物性蛋白,在台湾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从中国进口的此类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台湾各种食品加工。
中国国台办昨日表示,经过中国质检单位检测,山东都庆公司出口到台湾的奶精不含三聚氰胺,并已经此一结果由海协会通报海基会。
由于此前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毒水饺事件,而引起中日两国各说各话的紧张关系,有猜测卫生署转向是配合总统马英九上台以来,不得罪北京当局的政策方向。
在放宽标准后,两家从中国进口植物性蛋白的台湾商家,其进口产品制成的众多加工食品已由原先规定必须销毁,成为可以正常销售的合格安全食品。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25日报道:多国继续采取措施避免中国“毒奶”制品流入
禁止进口中国奶制品的欧盟﹐执行委员会要求欧洲食物安全局﹐紧急评估中国制“毒奶”产品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的危险﹐预计检测结果会在日内公布。
欧盟国之一德国﹐为防止市场上有漏洞令走私毒奶乘机流入﹐正加强巡查国内华人超市、货机及个人行李。
意大利则在周二宣布﹐对所有来自中国的邮寄包裹和乘客行李加强检查。所有进入意大利的食品﹐必须出示不含任何中国牛奶成份的正面﹐否则将被销毁。
俄罗斯国家总防疫师周三就表示﹐担心中国毒奶制品以其它商标流入﹐希望当局开展调查。
英国最大超市Tesco停止贩卖早前验出含有三聚氰胺的大白兔奶糖。
北美方面﹐加拿大及美国均有立例禁止进口中国奶制品。
加拿大有亚裔超级市场主动将中国生产的酸奶、咖啡、糖果撤架﹐已经购买产品的消费者并可到超市退货。
美国则在得悉新加坡发现大白兔奶糖含毒后﹐马上要求全美20多个州的批发零售商暂停售卖该产品﹐并对产品进行检验。
亚洲区内﹐印尼当局至周三才下令暂时禁止销售、采用中国奶品为原料的28种食品﹐结果被坊间批评政府反应迟缓。
日本则有多个地方知事联名请愿﹐要求政府暂停进口所有中国制乳品。
在越南﹐当局周二检获18吨被验出含三聚氰胺的伊利牛奶﹐其中一吨以被售出﹐目前这批产品正被回收。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25日报道:东南亚多个国家全面禁止中国乳制品
中国毒奶粉事件越演越烈,已经引起消费者的恐慌,马来西亚政府在星期三指出,当局在全国所有的关卡已经展开第6级的检查措施,全面禁止中国乳制品的进口。
此外 ,其它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也必须接受第5级的检查,以确保可以安全食用。卫生部长廖中莱星期三对传媒表示,政府高度重视中国毒奶粉事件,并且在事件发生之后,就展开防范措施,当局日前也指示市面上所售卖的53种中国乳制品下架,以进行安全检验,預料检查结果很快就可以对外公布。
而新加坡则是第一个决定全面回收及暂停销售中国牛奶及奶制品的国家,该国政府日前已经完成检验所有市面上销售的中国牛奶和奶制品,接着将会把检验范围扩大至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的中国食品,如麦片等等。
在菲律宾,食品及药物局则下令禁止进口、销售來自中国的奶制品。(录音)食品及药物局官员维基妮亚对传媒说,我们已经指示所有代理中国奶制品的进口商以及销售商必须立刻暂停进口,分销和售卖这些产品,在政府确保相关产品是安全使用之后,才会解除这些禁令。
此外,菲律宾当局也对市面上的中国乳制品进行抽检,以了解这些产品是否含有三聚氰胺化学成分,並要求超级市场及商家在检验结果出炉之前,暂时将这些产品下架。当局在完成检验工作之后,將会公佈一份不安全乳制品名單,並要求商家销毁这些产品。
印尼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星期三则公佈一份名单,列出28种采用中国奶制品原料的食品必須立即下架以及暂停销售,这包括著名的奥立欧饼干以及M&M巧克力等等。由於印尼外国商品走私猖獗,市面上所销售的中国奶制品不少是非法进口的,难以受到管制,当局只能呼吁民众,协助监督这些非法进口产品的流通。
泰国虽然没有进口中国的三鹿奶粉,但是食品卫生管理局也针对市面上各种奶制品,包括优酪乳、冰淇淋、巧克力以及奶制點点和糖果进行抽检,以确保这些产品不含危害健康的成分。該局也加強边界检查,凡是来自中国的奶制品都要经过检测是否含有导致肾脏衰竭的化学成分。
▲美国之音(VOA)9月26日报道:UN对中国婴儿奶粉污染事件痛心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发生婴幼儿奶粉被污染事件深表痛心。另外欧盟已经全面禁止进口含有中国牛奶成分的婴幼儿食品。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称故意污染婴幼儿奶粉事件“令人发指”。不过,这两个国际机构也表示,中国政府整顿食品安全的计划将有助于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声明表示相信中国食品安全当局正在采取迅速、坚定的行动对有关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同时希望在调查之后,随著中国政府日益重视食品安全问题、有关婴幼儿食品的规定能够得到更好的实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首席新闻发言人鲁斯坦(Dale Rustei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揭示说,这项联合声明的目的是提醒大众母乳喂养婴幼儿的重要性。他说:“对众多婴幼儿来说,特别是出生不久的婴儿,母乳喂养仍是最佳的选择。我们发表上述声明,主要是为了提醒人们母乳喂养的好处,同时让人们了解到,一边工作,一边用母乳喂养孩子其实是可行的。有一些具体的办法可以为人们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博士(Hans Troedsson)介绍了事件发生后该组织同中国方面进行的一些合作。他说:“在得到有关奶粉事件的通报后,我们就开始和中国的食品安全以及健康官员定期举行会面。我们把中方通报的信息传递给其它国家,同时把目前的情况通知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中国请求我们在治疗指导以及调查方面提供一些技术援助,同时介绍有关其它国家在处理三聚氰胺污染方面的经验。”
*欧盟采取的预防措施*
另外,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已经宣布禁止进口含有中国牛奶成分的婴儿食品,并考虑对其它含有奶粉的中国食品设置限制。欧盟委员会负责卫生健康的发言人帕帕杜斯基(Nina Papadoulaki)对美国之音介绍了欧盟采取的预防措施。
他说:“过去几天,我们通知欧盟会员国对来自中国的合成制品加强控制,同时提醒进口或处理中国进口食品的经销商提高警惕并加强管制。我们还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不向欧盟出口任何被污染产品。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采取了预防安全措施,以保护我们的消费者。”
据帕帕杜斯基介绍,欧盟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对来自中国的、奶粉含量超过15%的合成产品进行百分之百的检测,对已经进入欧盟市场的这类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在这个基础上,欧盟还对来自中国的、含有牛奶成分的婴幼儿食品实施全面禁令。不过,帕帕杜斯基表示,到目前为止,他们在欧盟市场上还没有发现任何受到污染的产品。
另外一方面,中国官方《新华社》报导说,随著国家监管力度的加大和“安全奶”标识的利用,近两日多数城市酸奶、纯奶供应恢复正常,销售量回升,市场信心正逐渐恢复。
▲韩国《朝鲜日报》9月26日报道:30多个国家禁止进口或召回中国产奶制品
在中国发生的受污染的奶粉恐慌已跨越亚洲、大洋洲、非洲,扩散到欧洲等全世界。不仅是在部分奶粉和牛奶产品中,甚至在雪糕、巧克力、砂糖、奶茶、饼干和蛋糕等加工食品中也检测出三聚氰胺(melamine),因此,采取禁止进口、召回和加强检疫等措施的国家增至30个以上。
香港《明报》25日报道说:“此前只召回劣质产品的台湾已经全面禁止进口所有中国产奶制品,无论是否检测出三聚氰胺。”
这样,禁止进口和出售中国产奶制品的国家和地区有台湾、印度尼西亚、香港、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文莱、柬埔寨、肯尼亚、坦桑尼亚、布隆迪和加蓬。日本、印度、越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盟(EU)国家只召回出现问题的中国产品或加强检疫。
继“三聚氰胺奶粉”后,又在出口之前发现大量蛋白质含量不足的“营养不足”的奶粉。
另外,美国自由亚洲电台(RFA)25日报道说,经确认,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今年1月向北韩提供的300吨中国产脱脂奶粉被制成营养饼干和面条等产品提供给北韩儿童和孕妇、产妇等人群,因此,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在当地展开调查。
▲美国之音(VOA)9月26日报道:欧盟禁止进口含中国牛奶婴儿食品
欧盟禁止进口含有中国牛奶成分的婴儿食品,并在考虑对其它含有奶粉的中国食品设置限制,与此同时,中国被污染牛奶的丑闻正在造成国际影响。
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将禁止进口一切含有中国牛奶的儿童食品,不论食品中的牛奶含量有多低。欧盟委员会还说,有关当局将对来自中国的、奶粉含量超过百分之15的产品进行检测。
与此同时,中国婴儿配方奶粉被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污染所引发的争议还在继续,这种奶粉已经导致4名婴儿死亡,数千名中国儿童生病。
*法国撤下一切含中国乳成分的食品*
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则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法国政府正从商店的货架撤下一切含有中国乳制品成分的食品。
埃利奥特是法国农业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她对法国电台说,法国政府要求商店检查它们的库存和货架,找到一切含有牛奶成分的中国食品。政府还将派专家到专门出售亚洲产品的超市和商店去确保这一规定的执行。
她说,欧盟没有从中国进口牛奶或奶粉,但是这些产品可能以非法途径进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对于其它含有牛奶成分的食品,比如饼干和巧克力,埃利奥特说,很难说在过去的一年中欧盟成员国中的消费者吃了多少这样的产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对中国的牛奶丑闻表示谴责。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9月26日报道:亚非欧各国纷纷禁中国毒奶
非洲国家加蓬周四决定将所有库存中国产奶制品全部退回。该国竞争与消费部负责人向媒体说,出于谨慎考虑,决定用退回所有中国产奶制品,由于库存量大,该国没有处理的手段。据悉,共有7万多盒库存奶粉在三聚氰胺检查中呈阳性,另有4万5千多箱奶粉待查。
韩国今天宣布禁止进口含有中国奶粉的所有产品,禁令立即执行。韩国还证实在一种从中国进口的蛋糕和一种饼干里检测出三聚氰胺。
新加坡政府今天宣布,在中国的五种新的奶制品里又发现三聚氰胺。在从中国产的酸奶冰激凌里发现三聚氰胺后,新加坡于上周五已经禁止进口停止销售中国生产的奶和奶制品。
为防止类似的中国产品在法国造成公害,法国当局昨天决定禁止销售来自中国的含奶制品。法国农业部和财经部9月24日联合发布公告说:“公共当局决定针对所有来自中国的含奶产品采取防范性的附加措施”,“所有这类中国产品必须从市场召回,不准销售”。
法国政府表示,自从中国爆出人为添加三氯氰胺的掺假奶粉大规模造成婴儿患病的危害公共卫生事件以来,法国竞争、消费及取缔商业舞弊总署(DGCCRF)已于上周对本国市场进行了全面检查,截至目前为止未发现有来自中国的婴儿奶粉在法国销售。出于预防,公共当局仍决定采取附加的防范性措施,下令从全国货架撤下所有进口的中国的含奶制品,禁止中国奶制品在法国销售。
法国农业部和财经部联合公告还重申,欧盟委员会已责成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对中国掺假奶制品进行检测,看食用这种含三聚氰胺的掺假奶制品对人体是否还有可能产生后遗症。欧盟将于今天在布鲁塞尔召开成员国食品安全专家会议,讨论相关产品的危害程度及处理意见。预估计欧盟食品安全局很快就会公布检测结果,极有可能在这次会议上公布检测结果。
本月初由三鹿集团被揭发而爆出的毒奶粉事件,据中国卫生部说,目前已知在国内造成4名婴儿死亡,53000多名儿童患病,直到9月22日,还有13000多名儿童住院接受治疗。这一严重危害公共卫生的“毒奶粉事件”在整个中国闹得人心惶惶,并且由于中国的奶粉奶精产品出口亚洲多国,致使这一风波在外国进一步扩大。
▲韩国《朝鲜日报》9月26日报道:韩国全面禁止进口含中国奶制品的食品
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简称“食药厅”)24日表示,在中国生产后进口到韩国的饼干中检出可能危害人体的三聚氰胺(melamine)。从此之后,消费者对中国进口食品安全的担忧愈演愈烈。食药厅25日决定全面收回HAITAI制果公司的“米爱心乳蛋饼”,还决定禁止进口含有中国产奶粉和牛奶的加工食品。
然而,卫生当局和相关企业尚未掌握三聚氰胺进入相关产品的具体原委,给人留下未能查明其根本原因而只忙于收拾问题的印象。
HAITAI制果公司从2005年开始在位于中国天津的工厂以委托生产(OEM,在海外生产后,贴国内公司商标的方式)的方式生产后进口到国内。检测出三聚氰胺的HAITAI制果公司的产品使用的原料是中国一家叫做“完达山”的乳制品企业供货的脱脂奶粉。
25日下午,在京畿道安山市一家废弃物处理工厂,HAITAI制果公司职员正在往地上倒因检测出三聚氰胺而在市场上收回的“米爱心乳蛋饼”。食药厅计划将该产品全部焚毁。朝鲜日报记者 李泰卿摄影
截至25日,HAITAI制果公司还没有弄清楚该企业是有意供应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还是向该企业提供牛奶的农户有问题。
最近爆发的含三聚氰胺饼干风波也许在中国食品泄洪一样涌入的现实中只是冰山一角。目前,国内加工食品原材料约80%是中国食品。这是因为除大米外,国内粮食自给量只有28%,而且中国产加工食品在价格方面占据优势。
去年,中国食品进口总量为8.6273万批(314万吨),力压进口4.1444万批(261万吨)的美国排在第一位。同年,从中国进口的冷冻辣椒(11万吨)、胡萝卜(8万吨)等农、林产品为184万多吨,辣白菜(22万吨)、糖稀(5万吨)、粉条(5万吨)等加工食品为113万吨。总之,中国食品已占领我们的餐桌。
但中国产进口食品的“安全性”经常成为争论对象。去年被食药厅判定为不合格的中国产进口食品为588批(5726吨),在向韩国出口食品的国家中居首。最近还发现因为辣椒粉中含有色素而被判定为“不合格”的160多吨中国产调料在市场上流通,因此卫生当局出面进行紧急召回。
其实问题在于我们认为是“国产”的食品中,大部分很可能是“中国产”。卫生当局只是说人力和预算不够,对关系到国民健康的这次食品事件拿不出什么妙策。
中央大学食品工学系教授河相道表示:“很多中国产食品避开原产地标识制或利用检疫上存在的漏洞,巧妙地进入市场并流通,因此说我们所食用的大多数加工食品都是中国产并不为过。”
▲美国之音(VOA)9月26日报道:UN机构严重关注中国污染奶制品
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许多国家禁止中国奶制品进口之际,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全力进行官方的主旋律宣传,强调中国采取严格措施保障食品安全。与此同时,批评者指出,中国当局依然拒绝面对,甚至是禁止提起官商勾结和新闻封锁害死人这个最大的教训。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中国毒奶粉事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蓄意向容易受到伤害的婴儿和少年食用的食品中掺毒是特别令人遗憾的”。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表示期望中国对有关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
与此同时,韩国、越南、印度、印尼、尼泊尔、法国、加蓬、布隆迪、加拿大等亚、欧、非、美洲国家纷纷禁止进口和销售中国奶制品。美国一直禁止中国奶制品,但是,美国有关当局对美国公众发出告示说,不排除美国一些中国货商店有中国奶制品销售,消费者应当小心。
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谈到中国毒奶粉事件的时候表示十分痛心。并表示要从这次毒奶粉事件中汲取教训。早些时候,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也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及其各级政府干部汲取严重教训。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26日报道:马英九:拿出更大的决心与魄力,做好食品安全把关
台湾的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在一场公开演讲中表示,毒奶粉事件显示台湾现存申报制度、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卫生连线及消费者保护互动等,都须检讨。台湾会拿出更大的决心与魄力,做好食品卫生安全的把关工作。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汉强台北报道。
马英九意有所指地两度强调,政府责任重大,毕竟民众仰望政府提供足够资讯与安全保障,人民不安是政府的责任,让人民安居乐业是政府应该要做到的,政府会拿出更大的决心与魄力,把食品卫生安全的把关工作做得更好。在马英九发表这番讲话不久,行政院就宣布,接受卫生署长林芳郁的辞呈。
马英九认为,毒奶事件也是全球化其中一个效应,世界是平的,让国家之间的关税、政治、军事等壁垒都拉平了。许多服务与货物都超越国界。这点有好有坏,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引发恐慌。以往爱滋病2年才传遍全世界,严重急性呼吸道只花2个礼拜。而现在金融风暴1个小时就发生了,根本来不及挡。
马英九说,这次毒奶事件,不论台湾、东南亚或是两岸在食品卫生安全维护方面,「业者的良心、政府的用心、消费者的关心都缺一不可,再加上媒体监督,才能真正维护我们食的安全」。
陆委会主委赖幸媛也在星期四宣布,行政院决定组专家团到对岸了解情况,对岸已接受。陆委会乐见对岸积极回应,二十七日就会派团过去。
▲德国黑森州电台就欧盟进口中国奶制品禁令及三聚氰胺危害采访牛奶专家
三聚氰胺原本是工业中生产粘合剂常常用到的一种化学品,但是,这种白色的粉末却能够制造一种假象,也就是在质量检测时提高牛奶的蛋白质指标。然而,在中国最近发生的毒奶粉事件中,大量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已经导致50000多名婴幼儿患病。欧盟目前已经宣布对所有牛奶含量超过15%的中国食品采取更加严格的入关检测。而对于中国的儿童食品,欧盟已经完全停止了进口。就三聚氰胺对人体的危害等问题,黑森州广播电台采访了德国吉森大学的牛奶专家务斯雷伯教授:
问:除了原奶、奶粉之外,欧盟对中国采取的进口禁令还涉及到哪些产品呢?
答:主要还涉及到烘焙食品,包括饼干、小蛋糕等等。这些产品通常牛奶成分在1%到2%左右,但是在有些进口食品中,牛奶含量可能会更高一些。
问:那也就是说,假如我买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食品的时候,看到包装上写有中文,就应该提高警惕吗?
答:是的。不过,假如您不是去一些特定的商店,而是去一些普通的超市的话,基本不会看到从中国进口的此类产品。
问:商店里卖的饼干等食品,其中添加的牛奶成分到底有没有来自中国的,我们能查得清楚吗?
答:只要是欧洲产品就能查得出来。可能会比较麻烦,但要查的话是可以查到的。
问:据欧盟委员会卫生专员表示,布鲁塞尔获悉,已经有中国产的酸奶非法进口到了意大利,看来绝对的安全保障还是做不到的,是吗?
答:绝对的天衣无缝当然是做不到的。在欧盟里每天都会出现一些不尽人如意的事情,经常会有一些禁止进口的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但是我认为监督部门会尽最大努力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
问:如果食品中含有三聚氰胺的话,到底对人体会有多大危害呢?
答:这和添加浓度有很大关系。而且这也和食品种类有关,假如是人们偶尔吃的东西就不会危害那么大;但如果像中国这次的情况,是作为主要营养来源的话,那对人体的损害就要大得多。
问:三聚氰胺对于成人的危害为什么没有那么大呢?是因为我们能在体内更容易地分解它,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答:这个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我猜测,也许造成肾功能损伤的都不一定是三聚氰胺本身,也许是由它衍生的一些其他化合物。而且这种对肾功能的损伤根据人的年龄差异也大不相同,对婴儿的危害就尤其的大。
问:也就是说,您是支持欧盟的这个进口禁令的?您认为这样的措施足够吗?
答:我认为这样做是相当明智的。而且,在过去中国食品也出现过很多其他问题。只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看看中国这方面的食品在欧洲市场所占的比重的话,我们遭受危害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26日报道:韩国验出中国进口8个品牌含三聚氰胺
韩国食品医药安全厅星期三和星期四接连发布有关中国含乳食品的初步化验结果,称从中国进口的8个商品,被化验出含有三聚氰胺。其中,海太制果以贴牌加工形式从天津嘉年华国际有限公司进口的“米之爱乳蛋饼”,被测出含有百万分之137的三聚氰胺。
海太制果是韩国第二大饼干和糖果制造厂商。他们在得知化验结果后,一方面进行召回,一方面辩驳称,由于该商品的主原料是大米,不需要添加奶粉,在加上乳蛋馅没有使用22家厂商的牛奶,所以没能臆测到会含有三聚氰胺。
对此,专家认为,海太的辩白自爆其质量检验的漏洞,这表示,多年来,完全仰赖中国政府和中国制造厂的报单,从未进行过可靠的化验。
专家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海太制果和天津嘉年华坚称没有使用22家污染奶厂的乳制品,并点名使用了黑龙江省的“完达山(音译)”牛奶。这表示,中国政府发表的22家污染内容,并不十分可靠,其他奶厂的乳制品同样地也含有三聚氰胺。
韩国第二大厂商的产品含有有害物质的化验结果,立即对消费者造成了健康安全方面的恐慌。他们表示,从之前就不太相信中国产品的质量,所以尤其在食品方面尽量排除中国货。但是,如今,中国的污染物质通过食品加工原料和大厂商的品牌,在市场上流通,使消费者防不胜防,他们就此要求政府作出保护食品健康的,确切的措施。
其实,比起消费者,饼干制造厂商更感到忧虑。三聚氰胺所造成的不吃,和不敢吃零食的风波,是他们的销售额急剧下跌。
对此,政府当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加强对于中国食品的质量监控。食药厅食品安全局局长崔成乐说:“食药厅以此事件为契机,从此禁止从中国进口含乳加工食品。对于中国制造的其他食品,将加强检验。这一检验将扩展至已进口并且在流通的商品。”
在食品方面闹得沸沸扬扬的期间,农水产部星期4表示,在进口的饲料原料里检测出三聚氰胺,其中的一部分已被配合成为饲料出售。经调查发现,喂食过该饲料的养殖鱼目前正在市面流通中。政府当天紧急中止了养殖鱼和饲料的流通,但是,尚未公开该饲料原料来自那个国家。
▲美国之音(VOA)9月27日报道:世卫:中国毒奶信心危机难以克服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中国的毒奶粉危机是这个国际机构近年来所处理的规模最大的食品安全事件。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所引起的恐惧在中国消费者当中造成了一场信心危机,这个危机将是难以克服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五万四千多儿童由于食用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奶制品而中毒并接受治疗,一万二千多名中毒儿童被迫住院,至少四名婴儿不治身亡。
世界卫生组织说,他们是在9月11日才获知中国发生了毒奶粉事件的。在那之前,含有三聚氰胺的有毒奶制品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了好几个月。现在这场食品安全危机已经变成了一场全球性丑闻。
*闻风而动 全球召回*
彼得•苯•埃姆巴利克是世界卫生组织负责食品安全的科学家。他说,世界卫生组织一接到有关这场危机的报告就立即着手处理,迅速采取行动召回市场上所有被三聚氰胺污染了的食品。他表示,中国当局现在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最新的情况,在各方面都很合作。
*专家:目前货架上奶制品应是安全的*
埃姆巴利克说,所有的产品现在都经过严格的测试,可以说,目前中国货架上的奶制品应该是安全的。他指出,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中国当局检测了数以万计的产品。
“因此你可以肯定,目前货架上的商品大多数都来自安全的厂家。他们也在增加进口外国产品,这些外国产品也都经过了检测,以确保它们的来源和成分是安全的。所有这些措施应该使家长们相信现在货架上的产品是安全的。”
然而埃姆巴利克承认,要想使那些感到受骗上当的消费者恢复信心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耐心。
三聚氰胺是用来制造塑料的化学品,氮含量很高,如果被搀进食品里,会使产品显得含有更多的蛋白质。少量的三聚氰胺并无大碍。可是如果持续食用,就可能导致肾结石和肾衰竭,对于少年儿童危害尤其大。
*含牛奶中国产品多处遭禁*
除了奶粉之外,在中国的其他奶制品中也发现了三聚氰胺。长期以来广受欢迎的大白兔奶糖在发现含有三聚氰胺之后,中国厂家已经决定在国内外停止销售这种奶糖。
香港、新西兰和新加坡都已经发现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大白兔奶糖。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宣布禁止进口任何含有牛奶的中国产品。
埃姆巴利克指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食品、农业和工业方面的发展速度惊人,食品安全问题也随之大量增加,可是中国负责监督管理食品安全的部门却没有以同样的步伐发展。
▲韩国《朝鲜日报》9月27日报道:中国产咖啡奶精中也检出三聚氰胺
据悉,继中国产进口饼干以后,在中国产咖啡奶精中也检测出三聚氰胺。这些咖啡奶精已经有一半以上用于生产咖啡产品(速溶咖啡)。含有这种奶精的速溶咖啡是韩国中小企业ISC公司生产的“Cafeteria”、“Mocha cafeteria”和“Cafe Medellin”三种产品。
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26日表示:“在韩国企业(株)YUCHANG F.C从中国山东省的都庆公司进口后,供应给国内 速溶咖啡 生产企业ISC的植物性奶精‘vegetable cream powder F25’中,检测出了1.5PPM三聚氰胺。”这种咖啡奶精今年共进口41吨,其中有25吨已供应给ISC公司。
使用这些咖啡奶精生产的速溶咖啡产品有4.68万公斤,如果以一次用量计算,可用390万次左右。据悉,这些速溶咖啡被装在1公斤大的容器内主要供应给自动售货机和咖啡专卖店以及餐厅等,没有供应给大型商场和小卖店等。食药厅当天扣押了3500公斤速溶咖啡。
从国内速溶咖啡和奶精市场份额来看,市场占有率排在前两位的企业占有的市场比重达97%至98%,其余2%至3%的市场由100多家中小企业瓜分。
食药厅在含有三聚氰胺检查对象的428种产品中,已对123种产品完成了检查工作。因此食药厅对剩余的305种产品从当天开始,一直到检查结束为止禁止在市场上流通和销售。
▲美国之音(VOA)9月28日报道:中国毒奶粉引起国际反思对华贸易
中国有毒奶粉风波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在国际上也让众多的企业和民众,再次反思现行的对华贸易以及对华政策。目前看来,中国有问题的奶制品已经波及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
中国出产的有毒奶制品风波目前已经蔓延了世界各地。欧洲委员会做出了全面限制所有来自中国的婴幼儿含奶制品的决定。亚洲和非洲地区的政府以及民众也都高度关注这一问题。
在日本和泰国等地,很多人都担心市场上卖的饼干、冰激凌、糖果等产品当中,是否也含有有毒的三聚氰胺。星期五,香港和韩国的卫生官员均表示,在从中国进口的其他产品当中,也发现了有毒化学物质。
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部的一位专家日前表示,中国目前的情势显然是产品检验落在了经济发展的后面。
非洲塞内加尔的一位政治评论人士指出,非洲很多国家本来都在瞩目中国和印度,希望学习发展经验,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只看到表面上经济起飞的奇迹,从而忽视幕后那些不那么光彩照人的运作方式。这位名叫诺麦德的评论人士说,不负责任的奇迹是要不得的。
*体制的诸多弱点*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国际版头条新闻报导说,刚刚一个月以前,北京奥运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如何能够以专制的方式,为了一个目标,有效地动员全社会。
但是,最近有关有毒奶制品的丑闻报导,又向全世界展现了这一体制的诸多弱点。这篇报导进而说,奶制品风波再次把一个关键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那就是。在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下,是否真正能够创造出一个透明的社会责任制体系。
在三鹿奶粉暴光以后,中国官方媒体着重强调了商业人员的腐败性以及地方官员如何反应不及时。但是,众多的分析人士指出,中央政府一贯的报喜不报忧、不重视、甚至压制民间诉求的做法,也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西方国家的公司在对华贸易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促进中国的改革和透明度,这样才能让中国的民众和西方的公司都从真正的意义上受利。新西兰的媒体从业人员兼分析人士王宁星期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一些西方公司提出了批评。
他说:“他们跟中国做生意,并没有促进中国的新闻自由,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最后带来的祸害,是给他们西方人自己带来的祸害。”
*敲响了警钟*
在这次震惊中外的有毒奶粉事件中,新西兰的恒天然公司由于拥有河北省石家庄三鹿奶制品公司43%的合资股份,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王宁说,三鹿有毒奶粉事件应该说是不只给恒天然公司敲响了警钟,这一事件提醒所有企业对华贸易所含有的风险性。
他说:“Fonterra(恒天然)这个奶制品厂是全世界著名的,在纽西兰,它的奶制品占有著最大的份额。如果这个品牌倒了的话,那么新西兰奶制品产业就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
星期六,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北京的三元奶制品公司将接手三鹿奶制品公司。三元集团的网站介绍说,该公司出产“人民大会堂宴会专用牛奶”,集团以奶业为主,兼营麦当劳快餐和房地产开发,集团现拥有总资产100亿元,员工近2万人,下辖13个农场、20家专业公司、以及22家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国日报]报导说,三元在这次风波中丝毫没有受损,在其他奶制品纷纷“倒牌”的情况下,三元的销售量大增。
目前,三元奶制品70%在北京销售,另外在山东、山西、河北和河南也有销售。
▲英国广播公司9月28日报道谈毒奶粉的国际影响
随着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周四联合发布声明,对危机扩大表示担忧。
声明称,在食品生产和销售领域欺骗公众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有意污染婴幼儿食品的行为则更应受到指责。
声明表示,随着有关调查的展开,以及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希望中国当局今后会对婴幼儿食品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迄今为止,北美、欧盟、日本、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以及台湾和香港等多数国家与地区均已不同程度地禁止进口中国奶制品和相关食品。
新加坡农产品与兽医主管局在9月21日宣布从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中检测出三聚氰胺,且含量已超过人体可以安全食用的范围,并在23日宣布下架。
▲美国之音(VOA)9月28日报道: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蔓延印尼受害
新加坡发现中国大白兔奶糖有问题之后,印度尼西亚又在12种中国进口奶制品中发现三聚氰胺,并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商品下架。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有继续扩散的势头。
*印尼临时禁止进口中国奶制品*
印度尼西亚食品与药物监督局对饼干、奶糖和饮料等19种中国进口奶制品进行了检查,发现12种制品每公斤三聚氰胺含量在8.15毫克到 945.86毫克之间,其中饼干和豆奶等6种产品没有在印尼合法登记。印尼政府已经临时禁止进口中国奶制品,并要求各地商店将所有中国奶制品下架。
在此之前,新加坡政府发现,产于中国的大白兔奶糖含有三聚氰胺,并提醒当地零售商和进口商务必回收所有来自中国的牛奶和奶制品,确保所有产品停止售卖。
大白兔奶糖生产商冠生园近日回应说,这只是新加坡方面作出的检验,目前中国国家质检总局还没有公布检验结果。上海冠生园集团办公室值班人员史先生说,虽然检验结果没有公布,但公司方面本着负责精神已经通知经销商把大白兔奶糖下架:“在新加坡有一批奶糖检测出来有三聚氰胺,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我们集团公司怕国内因为在检测报告没出来之前,也担心产品可能有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采用的办法是立即下架。”
但史先生强调说,大白兔奶糖生产的质量是有保证的,他本人也还在吃,只是生产用的奶粉并非公司生产,如果有问题,那公司也是受害者:“万一就是有的话,我们也是受牵连的单位。如果说在产品当中检测出来有三聚氰胺,那么证明我们用的这批奶粉有问题,而不是我们生产质量方面出了什么问题。”
上海光明食品集团宣布,尽管国内检测结果尚未出来,旗下冠生园生产的大白兔奶糖本月26号暂停国内销售。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许多超市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奶糖了。
在此之前,香港政府也发现青岛产一公斤装雀巢纯牛奶含有三聚氰胺。另有报导程,香港超市也检查出雀巢900克金装主张奶粉有三聚氰胺。雀巢方面虽然承认雀巢纯牛奶有问题,但表示奶粉绝对没有问题。
*中国受害人索赔困难就医常遇麻烦*
虽然中国政府针对奶制品污染事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毒奶粉受害人还是面临许多困难。广东维权律师唐金陵介绍说,很多受害婴儿家长希望控告有关部门,要求赔偿,但在举证方面出现了困难:“比如说象孩子食用的奶粉的话,有不少是已经灭失掉的。那么在举证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比如说发票呀,或者说食用的奶粉本身,都已经用掉了,这是举证方面有些困难。”
唐金陵还介绍说,虽然中央政府规定对患病婴儿实行免费治疗,但许多地方医院面临自身利益核算问题,在实行治疗时有时会态度勉强,不愿接受有关患者:“政府在作出这方面的规定的时候,缺乏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嘛。象医院部门是独立核算的一个机构,可能遇到一些情形,就是医院不愿意去接诊患者。我在网上看到过患儿家属自己发出来的信件。”
▲路透社9月28日报道:中国遭毒奶粉毒害婴儿新增上万,日本召回中国食品
中国太空人的出仓行走的消息,并没有盖住毒奶粉危机。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国外省又发现上万个被毒奶粉毒害的婴儿病例。据中国河北日报说,截止到周四,河北省已经差出一万3千婴儿因毒奶粉生病,这个数字比上周日公布的数字多出4千7百94例。
日本丸大食品昨天周五也宣布,在该公司宣布召回的五种中国产食品中检验出了三聚氰胺。
上周末日本丸大食品宣佈召回其中国合资企业生产的五种产品﹐因为它们含有一家中国的伊利牛奶﹐伊利牛奶中含有三聚氰胺。
另外,美国联邦当局周五建议消费者不要饮用一种叫“布朗先生”牌的速溶咖啡和奶茶。原因是这种饮品种,含有中国奶粉。
另据消息,中国三元奶制品集团正在谈判收购三鹿集团,据说双方已坐上谈判桌,正在就具体条件展开谈判。
另据悉,就在中国毒奶粉和毒沙发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意大利警方昨天正式,他们检获了170万双中国制毒鞋,并为此拘捕了21名华人。据《星岛日报》今天报道,这些毒鞋来自中国。用来制造鞋子的皮革,含有六价铬化合物。意大利现行法律禁止使用这种化合物,因为它们含有高毒性,也可能致癌,若长期接触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英国广播电台(BBC)9月28日报道:印尼:12款中国产食品中发现毒素
据报道,印尼检查出中国产的饼干、糖果及饮料等共计12种食品含三聚氰胺。
路透社报道称,印尼卫生部发表声明宣布,在印尼销售的19种中国产奶制品和含奶产品中,有12种三聚氰胺检测呈阳性,含量从每公斤8.51毫克到945.86毫克不等。
其中6款,包括糖果及豆奶都是非法进口。
自从中国毒奶丑闻曝光以来,印尼已经宣布暂时禁止进口中国乳制品,食品药品监管局要求各地方办事处命令下架所有中国乳制品,以备调查。
在这次毒奶粉事件中,中国卫生部证实,全国因食用含有三聚氰胺奶粉而患病的婴幼儿有5.3万人。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布声明,对危机扩大表示担忧,希望中国当局今后会对婴幼儿食品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迄今为止,北美、欧盟、日本、东盟多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以及台湾和香港等多数国家与地区均已不同程度地禁止进口中国奶制品和相关食品。
●国际媒体继续对中国毒奶粉事件作出报道很分析
▲美国之音(VOA)9月24日报道:毒奶粉事件证明中国新闻管治有害
中国毒奶粉事件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公众谴责中国的新闻媒体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也有批评者指出,中国的新闻媒体屡屡在涉及公众生命安全的问题上对公众隐瞒消息而不是发出及时的警报,显示中国的新闻管制制度以及政治制度是有毒的,因此才能导致有毒产品长期祸害公众。
据中国官方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国生产的用于出口外国或台湾地区以及供应北京奥运会的奶制品无毒无害,只是供中国公众消费的一些品牌的奶粉是有毒的。生产问题奶粉的厂家,除了三鹿之外,还有多家荣获国家名牌产品称号的企业。
毒奶粉事件曝光一个多星期之后,温家宝总理发表公开谈话,斥责生产毒奶粉的企业“没良心”,并表示对那些没良心的企业一个也不放过。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责备某些干部缺乏“大局意识”,导致毒奶粉事件得以发生、发展。
*中国媒体被批道德丧失*
与此同时,许多中国公众谴责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在整个毒奶粉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道德缺失,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利欲熏心,在毒奶粉曝光之前吹捧三鹿集团如何严把质量关,质量如何可靠。而在得到毒奶粉的确切信息之后,有关方面隐瞒不报,导致成千上万的孩子继续饮用毒奶粉至少一个月。
许多公众认为官方媒体的道德缺失,还表现在毒奶粉事件曝光之后,拒绝指出毒奶粉之类的有害产品得以长期危害公众的根本原因,却用大篇幅宣传党政领导人如何关心人民、关心儿童,宣传党和政府如何勇于负责,撤销了一些干部的职务;官方媒还散布一些匿名的所谓的专家的可疑言论,说什么食用一定量的三聚氰胺这类有毒化学品对人体健康无害。
中国作家、评论家田奇庄表示,公平地说,中国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绝大部分并不是丧尽天良的人,他们是有良心的,是愿意为公众服务的;但可悲的是,在中国的现行制度之下,有良心的新闻媒体和记者常常不得不昧著良心说话,昧著良心不说话:“我们的社会是一种权力和资本结合的社会,它们主导了这个社会的一切,别人都是徒唤奈何。”
田奇庄的这种观点,得到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的认同。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之政党和政府垄断了一切权力,其中包括对新闻媒体实行任意控制的权力,与此同时,政府垄断控制下的新闻媒体跟商业利益勾结,相互提供好处,让公众受害。
*证明社会制度有毒?*
田奇庄认为,毒奶粉事件的发生显示的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有问题,而不是中共及其政府领导人所说的良心问题或干部责任感问题:“公共媒体也好,我们的社会权力机构也好,没有给不同的声音发言的空间,对这些执掌权力的人没有制约,也没有发出批评的常效机制。所以说,这些当权的人当得太舒服,太幸福,太无所顾忌。”
面对公众的强烈批评,中国政府解除了一些跟毒奶粉事件有关的党政官员的职务,其中包括免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的职务;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职务。
但是,中国作家刘晓波表示,毒奶粉以及其他有害产品之所以能在中国长期肆虐,危害公众,跟新闻媒体被阉割了向公众发出警报的基本新闻功能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当局最晚在今年8月初就确切知道了三鹿奶粉有毒,但是,为了北京奥运会宣传的大局,压住了这个消息,不准媒体进行报道,而直接控制中国新闻媒体的是中央宣传部。
刘晓波表示,从6年前的萨斯病扩散危害全国、危害全世界,到今年的毒奶粉毒害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人们都看到中宣部控制新闻媒体、禁止向公众发出警报给公众造成的严重危害,然而,中宣部三番五次危害人民,却总是稳坐钓鱼台,置身事外,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就让中国公众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宣部部长不出来辞职?”
刘晓波给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毒奶粉危害公众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的制度有毒,中央宣传部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地肆意、随意控制、压制、封锁跟公众的生命安全相关的消息,并按照执政党的需要散布假消息,这是中国政治制度有毒的最明显的表现。
目前,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有关毒奶粉事件的报道开始降温,并转向执政党宣传部门规定的主旋律宣传,宣传党和政府如何关心人民疾苦,各级政府领导人如何采取及时措施,保护公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在官方新闻媒体中,新闻封锁跟成千上万的儿童中毒以及跟中宣部的关系是禁忌话题,因此,官方媒体没有任何报道或评论。
▲美国之音(VOA)9月24日报道:中国毒奶粉事件催生政治制度改革
在中国婴儿奶制品灾情继续扩大、世人对“中国制造”产品恐惧加深之际,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之前誓言,要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和社会道德建设,确保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但是有评论人士认为,要让人民吃得放心,就要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允许新闻监督、决策公开和行政官员由直接选举产生。
温家宝总理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参加一个欢迎宴会上说,中国要采取有力的措施确保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温家宝表示,中国的出口产品不仅要符合国际标准,还要符合进口国的要求。他说,中方愿在此方面加强同美方合作。
温家宝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婴幼儿奶粉事件,立即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他还表示要从事件中汲取教训。
他说,第一,要确保产品质量,特别是食品安全,决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换取企业的发展。第二,要加强制度建设,从原料生产、加工、流通、消费每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监督和检查。第三,要重视社会道德建设。温家宝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流著道德的血液。
对于有毒奶粉造成的巨大社会公害以及对普通公民生命健康造成的难以估量的危害,这位中国总理上周末在北京视察几家医院之后说,作为政府首脑,他感到很内疚。
温家宝在看望患儿时还说:“另外一个就是要加强社会道德约束。很多生产厂家、奶站,缺乏职业道德,缺乏企业道德,缺乏社会公德,我们说句白话就是没有良心。”
*问题由重大社会制度缺陷造成*
不过,一些长期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者和评论人士认为,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改良江河日下的社会风气而言,提倡道德建设固然重要,但是对于被认为由重大制度缺陷造成的包括食品安全危机在内的许多问题来说,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
独立评论人士昝爱宗表示,贪官横行,百姓遭殃,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要说怎样用制度来推动,要道德来推动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比如,温家宝说,今天用道德,现在是2008年,或许到3008年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因为这个道德(建设)是很漫长的。百年树人。把一个官员塑造成一个好官,也需要一百年时间。温家宝等不及,我们也等不及。”
这位在杭州的独立评论人士表示,现在中国当官比较好混,可以愚弄公众,只说政绩,不提失误,因为官员缺少监督,尤其是新闻监督。
他说:“怎样才能使他们混不下去。让他在一天岗位就受一天监督,让他坐卧不安,他才能认认真真做实事。不然他就不干实事,光忽悠老百姓。最后这个国家也会混乱的。”
*还权于民实行新闻自由*
星期三,民间非政治性维权志愿者的国际联网“维权网”就中国危及数万婴儿童生命的毒奶粉事件发表声明。声明呼吁,制约公权力、敬重生命,以避免人权灾难一再重演。
声明指出,据各方分析报道,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奥运的召开,官方为维持所谓的安全和谐的图像,封杀可能对所谓的奥运形象造成伤害的负面新闻,致使解决危害的时机一再拖延,使成千上万无辜的幼小儿童的健康受到损害,甚至因此遗患终生。
维权网在声明中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还权于民,实行新闻自由、全民参政、司法独立。声明说,惟其如此,公权力才能在公民的监督下真正服务于公民,道德建设也才会内在地发挥作用。
三鹿奶粉事件导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中共河北省常委兼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也因为瞒报问题被免职。
评论人士昝爱宗指出,加强政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将有助于澄清人们对政府瞒报三鹿奶粉事件等疑问。
2006年至2007年间,美国和加拿大发生宠物吃了中国制造的饲料中毒死亡事件之后,中国当局和官方媒体曾强烈指责西方媒体配合反华势力散布中国产品不安全的言论,意图破坏中国的国际形像。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24日报道:中国司法部下文件禁律师受理毒奶案
中国毒奶粉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批不幸患上肾结石的婴儿,目前仍在治疗中,而孩子的父亲正在寻求法律援助,准备起诉奶粉制造商。大陆一名律师星期三晚上对本台透露,中国司法部已经下发文件,大意是要求各地律师不得接受患肾结石婴儿家人的相关法律诉讼。
记者:听说是政府不让你们打官司律师:现在我们已经接到这样的文件,司法部下的文件。
记者:(文件)上面怎么样说啊,这个文件?
律师:这个文件我还没有具体看,多余的话我就不再说了。
这名律师似有难言之隐,本台曾联系其他几位律师,但他们都不愿多谈。河南志愿律师常伯阳表示,目前他们接到通知,如果有肾结石受害者家属求助,必须要向律师事务所报告,再由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向当局汇报。“现在这个事,他们(政府)认为,要汇报,如果代理(毒奶粉索赔案),要请示,他们没有直接打电话跟我说,但通过(律师事务所)所里的领导,说这样的事要汇报。”
常律师认为,毒奶粉造成的受害人索赔事宜,肯定需要有律师参与。而在目前,志愿律师团,希望尽量对受害家庭多提供一些法律帮助。面对来自当局的种种压力,常律师表示,他们会继续下去。“这件事是有点压力,但是没有影响我们去做这件事”。
本台还了解到,虽然当局早前已经公布了对毒奶粉的检则结果,但是毒奶粉对婴儿造成肾结石的直接后果,及婴儿的治疗情况,大陆媒体不再披露。大陆互联网论坛出现的敏感话题,被人删除。
甘肃的李先生星期三对本台证实,当局早在本月14号,已开始删除这类讨论帖子了。“从9月14号开始以后,后面的(家长们)有关的消息已经发不出去了,说是不让公布有关患者的情况,实际上现在的事态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消息是不让发布的。我在网上也发过好多帖子,只要有关三鹿奶粉的事情,就发不出去。我上的百度,新浪,肯定没法发。”
本台在大陆几个著名网站进行搜索,发现天涯社区,搜狐等多个论坛,有关“三鹿奶粉”,“毒奶粉”及“肾结石婴儿”讨论文章,只见标题,内文已被删除。显示了当局在刻意掩盖毒奶粉,在大陆民间造成的反响。
由于大陆媒体不再报道肾结石婴儿的治疗情况,引来家长不满,这些家长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唯有选择互联网发布消息,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联络其他家长,同时也呼吁社会关注。然而,父母们的希望落空。李先生表示,他11个月大的孩子,因喝三鹿奶粉患上肾结石,他上网发送求助帖子,却屡屡受挫。他认为是政府在有意封杀相关消息。
李先生表示:“我认为他(政府)要想把事态稍微平息下来,因为毕竟影响太大了,现在没有人出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点事,根本没有人跟我们联系,现在就记者像您可能还经常关注一下,其他的像本地的记者,他们问了我的电话号码,像留了名片之类的,现在没有过来(采访)。”
李先生对于当局的做法非常失望,而另一名肾结石患者的父母也表示,他一定会通过法律途径,向牛奶公司索赔。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25日报道:当局续瞒毒奶粉 大庆家长上街呼救
黑龙江大庆市一位肾结石婴儿的父亲,上个星期手持标语,向社会发出呼救。该名家长王先生星期四告诉本台,曾致电国家质检总局投诉圣元优博奶粉,但政府迟迟未公布对上述奶粉的检测结果。另一名家长则指政府部门包庇“圣元”企业。
自从国家质检总局不久前公布一批奶制品含三聚氰胺之后,没有再披露最新的毒奶粉信息。在大庆信息网,肾结石婴儿的父亲王闯,在一篇催人泪下的“八月宝宝的爸爸日记”中,披露了他的女儿王一雯一直选用圣元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圣元优博(听装)奶粉喂养孩子,不幸患上了肾结石,当地还有很多婴儿也因为饮用圣元优博奶粉,患肾结石。而国家质检总局至今没有对公众披露对圣元优博奶粉的检测情况。本台致电国家质检总局但是电话无法接通。
王先生星期四对本台表示,“20号晚上的新闻联播,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到超市视察的时候,新闻联播当时的镜头里,居然还有圣元优博在卖,当时我的孩子已经查出来肾有问题。”
王先生在宝宝日记中写到,9月18日上午带着孩子到大庆油田总医院进行检查,查出他的女儿右肾结石,约0.6厘米。由于孩子太小,结石太大,目前根本没有合适的治疗方案,这一消息把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一下子打入地狱。一夜未眠的王闯,望着女儿那娇嫩的小脸蛋,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日记写道“你带给了我那么多的欢乐,可爸爸能给你什么呢,你那无能的爸爸不是高官也不是富豪,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小职员,只能用每个月微薄的薪水给你一份据说还算名牌的圣元奶粉,觉得这就是爸爸对你的爱,可是现在想起来,我是在往你娇嫩的身体里面注毒啊,一回想起这些,我后悔的心都要裂开了。
上周五上午,王闯高举着一张印制着“伟大的党,亲爱的妈妈,救救您的女儿”标语牌,出现在大庆新玛特商场门前,向社会发出呼吁,要求政府出手救救他的女儿王一雯。王先生表示,他曾经给国家质检总局打电话,要求公布对圣元优博的检测结果,但没有下文。“我往国家质检总局打过电话,那是在20号的早晨,他们有我的记录,我说圣元优博有问题,他们回复是,这两天反映圣元优博的很多,质检总局下一步的工作要重点关注,但是到现在我没有看到有关圣元优博检测的一些情况。”
记者:你们对政府的一些做法满意不满意?
王先生:说实话,我是很不满意的,首先从质检总局来讲,圣元优博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政府)是检(检测)了也好,还是没检(检测)也好,现在就从政府的宣传机关来讲,我能看到的宣传结构,现在是在压制这个,关于奶粉问题的宣传,很少有报道(问题奶粉)这种情况。
王先生表示,大陆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告诉老百姓,三聚氰胺少量摄入对人体是无害的,患者只要多喝水,肾结石是可以排除的,让老百姓不要恐慌。
当地另一名肾结石儿童的家长张先生也对政府处理圣元奶粉的方式不满,他的女儿因为饮用圣元优聪奶粉,患肾结石,但是这款奶粉仍然在市面出售。张先生表示:“我本人认为,有事情可以解决嘛,有啥不行的,做错了,政府完全可以出面说‘我错了,我承认’,也就完事了。现在一个圣元,你不能把全国的人都得罪了。”
鉴于中国毒奶粉事件在继续扩大,法国全面禁止含中国奶制品的食品。法国政府周三表示,作为预防性措施,它将全面禁止所有含中国奶制品的食品进口。
据悉,毒奶粉在中国至少导致五万名婴儿患肾结石。
▲美国之音(VOA)9月25日报道:中国毒奶粉延烧至美华人忧虑不堪
中国毒奶粉污染事件延烧到美国,华资超市进口的相关产品陆续下架,美国华人消费者也开始忧虑,不知道吃进肚子的产品会不会造成问题。
含有中国进口奶精或植物蛋白质成分的各种食品可能遭到三聚氰胺污染,恐慌的情绪也漫延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人社区。南加州各华资超市已经陆续将相关的产品从货架上取下,当地制作贩售各种奶茶的店家也纷纷自清,说明使用的奶精是购自美国,没有污染。
台湾知名品牌伯朗咖啡因为三合一冲泡式的咖啡粉,在台湾验出含有中国大陆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精,这几天也紧急下架,并在全美各地进行回收。进口商美国生力公司负责人陈正宗在24日的记者会上说:“伯朗咖啡的三合一和二合一咖啡粉出问题,在台湾已经开记记者会了,在美国当天开完记者会台北总公司马上打电话过来,我们生力食品公司为了负责起见,星期天我们就回收了,尽我们的社会责任。可是我要强调,我们的罐装伯朗咖啡都没有问题。”
陈正宗说,他们的咖啡25年来一向用的是澳洲、新西兰的奶粉,只有今年4月因为物价高涨向中国进口了一批奶粉,没想到竟被添加了工业原料三聚氰胺。
陈正宗说,他们接受退货,但是相信如果不是每天喝四杯以上长期使用者,应不致于生病。
其他本地的奶茶业者也纷纷自清,像是行销全美的天仁茗茶(中国称为天福茗茶)就声称并未使用中国奶精。
不过依赖华资超市购买食物的华人消费者并未因此而停止忧虑,因为据报导,被污染的除了婴儿奶粉之外,还有各式相关制品,像大白兔奶糖、杏仁茶、芝麻糊、玉米浓汤、速食粥、布丁、调味酱、优格、素肉等各种使用奶精或植物蛋白的产品。
住在蒙利公园市的李小姐说:“我觉得做消费者来讲是非常无奈,因为我们不知道买的东西到底有没有问题,都是等到新闻出来才知道吃的东西全部都有问题,可是已经吃到身体里了根本没有办法。我觉得这次已经太严重了,这次东西涉及的面太广了,我平常不喝牛奶,不喝三合一、二合一的东西,我都还是可能吃到有毒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存在哪里我不知道。”
经常上网查看相关讯息的钱小姐对中国产品很不放心,她认为去年毒死了美国宠物现在又毒害中国婴儿,不知道下一个受害者是谁,她说:“现在真的不知道中国大陆还有甚么黑心产品,实在是很难买。”
带著婴儿上华资超市买菜的郝女士说:“还好我们吃的是美国当地奶粉,不过我觉得家长还是要小心。如果已经吃了也没有甚么办法了。有甚么消息就赶快亲朋好友通知一下,也只能这样没有甚么好办法。”
据报导,洛杉矶许多华人经营的快递业者最近生意大增,因为很多中国移民受中国亲友请托到大卖场购买美国奶粉寄回去。
这几天美国联邦药食局(FDA)在网站上贴出中文警告,提醒消费者不要购买中国进口的奶制品,同时也在华人聚居的大城市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西雅图等地一千家亚洲人经营的超市,检验含有中国生产的奶精或植物蛋白的相关产品。不过FDA迄今并没有发现三聚氰胺污染。
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对中国毒奶粉事件说出企业没良心的重话,最近在联合国访问演说中,温家宝再度表示痛心,并郑重保证,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状况,中国食品不仅要符合国际标准而且要符合进口国的标准。
中国国家质量监都检验检疫总局通关业务司长李元平今年夏天访问洛杉矶时,曾指出已经惩处贩售三聚氰胺给美国宠物食品厂商的中国商家,他并说:“由于中国政府有一套专门针对出口产品和食品的监管体系,所以近几年的合格率始终保持在99%以上。去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食品合格率是99.21%,而同期美国食品出口到中国的合格率是98.98%。中国食品出口的合格率略高于美国。”
▲美国之音(VOA)9月26日报道:中国领导层享用特供食品引发不满
三鹿毒奶事件不断发酵之际,几篇有关中国领导人享用特供食品的文章进一步引发中国公众对政府和现有体制的批评。有学者认为,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封建帝王时期传承下来的“贡品制”暴露出中共体制难以革除的弊病。
近日,一篇名为“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在互联网上被广为转载,并且即刻引发海内外网友强烈反弹。
根据网载文章,发表这个讲话的是中国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咏兰。她在讲话中说,这个成立于2005年4月的“特供中心”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其生产机构遍布13个省市,“一直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
*自己吃安全食品还用关心一般民众吗?*
在三鹿奶粉事件不断升级之际,这篇在网上迅速传播的讲话稿在网友间引发新一波炮轰。中国官方党报人民日报所属的人民网强国社区的论坛上,一篇于9月22号发出的帖子节选了祝咏兰讲话的部分内容。网友在随后的跟帖中炮轰这些国家领导人是“封建王族”。有网友说,“所以老百姓的食品安全才没有人真正关心”,而“这就是腐败”!
北京媒体工作者,网络博主凌沧洲也表示,如果这个“讲话”属实,证明中国的确存在特权利益阶层。
他说:“这说明在管理层和决策层,它对于食品的安全问题其实心里都是有愧的。无非就是说,一部分人要享用这些安全、无毒和无害的东西,而对老百姓,或者说普通公民在食品安全上的监管确实督促不力。这件事只能反映这么一个问题。”
记者无法在北京查号台查询到这个“中心”的联络电话。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篇讲话稿转自保健品生产商山东科尔生物医药公司;而该公司负责人承认其保健品已经入选国务院“特供”名单。
另一篇同样在网上被广泛转载的文章披露说,“中南海高官和他们的孙辈们,喝的是特供奶”,就是北京人所熟悉的三元奶。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检测结果,三元集团生产的奶制品尚未被检出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
但是三元有关负责人否认三元奶制品未受污染,与其向领导阶层特供牛奶有关。记者致电三元集团市场部了解有关情况,该部门主任王女士说:“也不是因为这个。一直以来的话,三元公司可能它比较巧合吧,正好可能因为是在北京吧。牛奶又是一个比较普及的食物,谁都要吃。不管是平民百姓也好,中央领导也好,都要吃。就赶上这个好地缘了。如果我说今天不是三元而是四元的话,恐怕人家也会这样。”
三元市场部主任王女士说,该公司只有一条生产线,因此不可能只为中央领导专做奶制品,因此市场上给老百姓供应的奶制品和给领导层喝的奶质量是一样的。虽然王女士说三元赶上了个“好地缘”,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中央领导的确饮用三元奶,同时三元奶没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
*当权阶层特供体系源于封建时代*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针对领导阶层的“特供食品”这个概念并不陌生,甚至长期以来在意识里都有所默认。北京的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在他父亲章乃器于中共建国初期担任粮食部长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食品特供系统。他说,因为当时物资馈乏,特供物品规模和今天无法相比。
章立凡说,1980年代后,随着物质供应日渐充足,有人曾一度提出废除特供点,但一直没有实现。而近年来,随着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的担忧,这个特供系统也再度壮大起来。
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从这个物资特供体系反映出的还是一个体制问题,而其根源可追溯至封建帝王时期:“这个东西实际上从宏观上来讲还是一个体制问题。比如说,一个政治集团,它打下了天下,那么这个天下就是它的战利品。所以它可以予取予求。从历代王朝下来它都是这种规矩。”
章立凡说,传统上这是所谓的“贡品制度”,而目前的特供系统则是由中共“革命年代”沿袭下来的。章立凡举例说,早在延安时期,王实味就在他的杂文《野百合花》中针对“革命队伍”中也存在的衣食分等级的制度提出疑问,但却因此而丢了脑袋。
章立凡说,虽然这种制度在当前执政党执政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它是和现代社会的“平等”和“民主”的理念格格不入的,就是一种特权。
章立凡说,前苏联也曾经存在这种特权,而正是这种制度孕育出吸附在国家躯体上,攫取大众财富的体制,最终导致前苏联的垮台。
北京的媒体工作者凌沧洲说,中央领导特供食品的消息对于民众心理造成更大的冲击。而官方其实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带来的潜在威胁。但是凌沧洲对权力机构能否解决这些问题表示悲观。
他说:“但是它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有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集团,它无法推进。我相信有些人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民怨沸腾、民情汹涌的状况。因为水可载舟、水亦可覆舟,这样的古语,我相信高层它也是明白的。”
凌沧洲认为,官方每每在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只能靠下点“猛药”,治理一些官员。但是他说,如果不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是根本无法做得体察民情的。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26日报道:当局隐瞒患儿肾结石 家长指医院坑人
中国的毒奶粉事件又出现新情况,地方政府和部分医院,对肾结石病症轻微的患者,瞒报病情。两名黑龙江大庆的患者家属,星期五对本台表示,当地30名已被医院确诊的肾结石婴儿,经官方安排所谓的专家会诊之后,仅证实其中三人有肾结石,家长指医院坑人。
在毒奶事件中,有关当局除了向社会隐瞒毒奶粉事件的真相,还不准媒体采访患者家属、不准律师代理相关诉讼。各地方当局最近采取了新招,他们还隐瞒辖区内肾结石患者的病情。正如大陆互联网论坛最近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小结石说没有,大结石说要多喝水”。黑龙江大庆市一位肾结石婴儿的父亲柴先生星期五对本台表示,本月18号,他的孩子在大庆市第四医院查出肾结石,但是到22号,当地卫生局安排他们30位肾结石婴儿进行专家会诊,得出的结果却令人意外。“ 18号做22号卫生局给我们打了电话,让我们去说是专家会诊,预约了37个在18号之前检查全都有结石的宝宝,我们去了30个人,检查结果只有3个人住院,说是有肾结石,剩下的都说没有(结石),然后我们做超声波B超,拍出的片子不给我们,他们留着,然后给我们写了份笔录”。柴先生说,医院告诉他们,片子要备案。
本台致电大庆市卫生局办公室查询,但电话无人接听,记者于是打电话到大庆第四医院值班室,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记者:患者家长讲,现在医院里面查出小的肾结石,都跟他们说“没有”。
值班室:对,没有多少,没有几个有肾结石。
记者:他们在小医院差出肾结石,但是到了大医院又告诉他们没有。
值班室:啊。。。啊,这个我不太清楚。
柴先生表示,家长们听到专家会诊的结论后非常气愤。“我们当时,这些家长当时就有反应了,说不可能几天在本地最权威的医院查完之后,到另一个医院专家会诊之后,说没有了。我家那个(孩子)是0.2×0.3的石头(左肾),然后结果说没有了,我们都不太信服。因为三天内不可能把石头排出去”。
另一名肾结石婴儿的家长张先生也遇到这种情况,他表示,婴儿到医院检查小一点结石的都不告诉家长。“我们到医院查的话,小的结石都不告诉,我们是大庆市第四医院查出的肾结石,我们又去了大医院,有去了龙南医院,连查两回,都没有。第四医院两个大夫,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同时查,肯定有结石,因为那两个大夫查了20多分钟,后来到别的医院去查,那大夫点三下,啪啪三下完事了,那不是坑人吗,我家喝的是圣元优聪”。
记者:喝了多久?
张先生:三年。
有分析认为,大陆医院近期对肾结石婴儿突然采取瞒报病情或者要求患者尽早出院。其中是否涉及到医院经费的使用,还是肾结石婴儿的住院人数比较敏感,实在耐人寻味。不过,医院向患者隐瞒病情不仅是医德问题。为肾结石婴儿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律师李方平认为,医院的做法肯定是错误的。
记者:医院的这种做法有没有违法?
李律师:那是肯定错误的。假如说隐瞒病情不报的话,而且不收治的话,肯定违反国务院关于免费治疗和协助(的规定)。
据了解,有家长表示,为了真正了解孩子的肾结石情况,只有走后门,委托熟悉的医生给孩子治病。当前,大陆的家长们不知道哪家医院能对自己的孩子做出准确的诊断。而按照官方媒体报道和医院提供的医疗方案,肾结石婴儿只有多喝水,别无办法。
毒奶事件造成的肾结石患儿家长由于投诉无门,律师又被禁止受理毒奶案,因而处境艰难。一名家长表示:“我们本地律师啊,当地政府也好,他不受理这些东西。”
记者:律师现在也不受理吗?
家长:我们找过本地的(律师),他不受理。因为这事太大了,弄不了。
▲德国之声9月27日报道:结石宝宝和忧心忡忡的家长
毒奶粉丑闻曝光之后,中国政府表示将大力加强对乳制品生产和贸易的检查力度。此前,中国农业部表示,按照新的规定,所有乳制品生产商均须登记注册,并接受国家质检人员的检查。然而,中国人难以相信政府的上述承诺。许多家长为自己子女的健康状况深感担忧。
中国首都北京儿童医院前人满为患,毒奶粉事件令所有人忧心忡忡,即便是那些子女尚未受到影响的家长也跟着着急。一个家长说他的孩子也生病了。看到医院里那么多病儿,他心里感到很难过。“怎么能出现这种对食品缺少严格检查的情况?只是因为它们是名牌吗?”
仅北京市就有1千多婴幼儿被确认患有肾结石,他们都食用过受三聚氰胺污染的毒奶粉。一位怀抱爱子的男士匆忙走过,夫人紧跟其后。这位男子边走边说,他们以前买的是三鹿牌奶粉。根据截至目前的调查结果,三鹿公司是掺假最严重的企业。他的夫人忿忿说道:“这些人简直没良心。”
毒奶粉事件引起了极大的民怨。不仅在北京有焦虑的父母排着长队,等候在医院的门口和走廊里,等着为自己的子女做B超,在南京,一位母亲讲述着儿子的病痛,眼泪夺眶而出。她长途奔波,从家乡的村医院来到了这家百万人口城市的儿童医院。“一开始我发现孩子尿血,然后就带孩子去了我们当地的医院,查出孩子得了肾结石。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孩子连尿都排不出来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中国各地医院的医生都在努力抢救患病婴幼儿的生命。记者试图与北京的一位专家谈论此事,但遭到他的拒绝。儿童医院前的门卫禁止记者入内。北京儿童医院是中国的模范医院,上周末,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曾亲自到此了解情况,之后在记者的摄像机前向国民表示道歉。
●学者、专业人士、评论家的深度观点
▲中国戏剧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和中国作协会员沙叶新发表评论:中国的希望何在?
人们注视三鹿奶粉事件,其实就是注视在中国吃什么才是安全的大问题。究竟吃什么才是安全的呢?谁敢做答呢?除了为高层领导提供的特供食品以及在某些专门园地为外国人种植和喂养的动植物食品——如奥运菜奥运猪等等之外,给我们老百姓下肚的食品有多少是安全无毒的呢?且不说是营养的、有益的了!这个国家怎么了?太怕人了!为什么说出来的话是那么动人,作出来的事却是那么恐怖呢?对洋人我们不惜工本、无微不至,比对自己亲爹还好,对自己人怎么就这样的穷凶极恶、心狠手辣,甚至下毒呢?这个制度还值得信任吗?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这个文化是什么文化呀!三鹿奶粉不只是无知的奶农出了问题,不只是无良的奸商出了问题,不只是无道的贪官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我们的民族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根基出了问题!而且渐入膏肓,难以药救!想想几年前新疆大火的“领导先走”,想想山西煤窑的连续矿难,想想四川地震无数的校舍倒塌,想想上海最近公然的黑箱判案,想想全国儿童都可能吸入腹中的有毒奶粉……谁的心不在颤抖?真是烂到根子上了……
▲居住在北京的中国学者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中宣部也是毒奶粉泛滥的罪魁》
一个毒害孩子的民族,从何崛起?
一个封锁毒害孩子信息的国家,何以盛世?
一、京奥新闻禁令让毒奶粉蔓延
毒奶粉危机发展到今天所披露的信息已经证明,由于京奥期间严厉的新闻管制,中宣部禁止报道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负面新闻,才是毒奶粉信息的披露起码延误了两个月。
比如,毒奶粉危机曝光后,《南方周末》编辑在一篇在网站上贴出《三鹿毒奶粉调查的新闻编辑手记》。该编辑手记透露,由于新闻封锁,中国失去了提前两个月揭露真相、减少损失的可能。
早在7月份,《南方周末》记者禾风就接到“结石儿”的举报,湖北武汉同济医院已经接诊二十多名结石婴儿。禾风马上向湖北湖南江西一些医院了解情况,医生们高度怀疑三鹿奶粉有问题,他们已经提醒每一个来就医院就诊的孩子家属不要再用三鹿。但由于新闻禁令,他采写的毒奶粉报道在奥运会结束前无法刊出,南方周末的编辑说:我万分心焦,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卫事灾难,有很深的罪恶感与挫败感。也只得尽已所能,对周围所能知道的有婴幼孩子的朋友与熟人打招呼,叫他们别给孩子用三鹿奶粉。
与此同时,早在一个多月前的8月1日,也就是距党国盛宴开幕还有一周时间,三鹿集团已经检查出其产品加了三聚氰氨。三鹿集团的外资方新西兰恒天然集团也多次要求三鹿全面回收毒奶粉。但,这个致命的信息,不但借助京奥庇护被隐瞒下来,而且该公司未采取任何措施,继续销售其有毒奶粉。从地方到中央的监管部门,也装聋作哑、毫无作为,任由毒奶粉肆意蔓延。
另据凤凰卫视华闻大直播播出记者陈琳、魏永林报道《三元公司:奶源安全保证合格奶》,北京三元牛奶的负责人透露,三元负责特供中央领导和人民大会堂,质量绝对有保证。正是由于三元的质量好,而原指定供应奥运会的伊利品牌质量不达标,,所以没有采用。而三元虽不是奥运会指定的供应品牌,但实际上这次的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特供紧急改用了三元牛奶。
以上事实说明,早在奥运期间,中共高层应该知道“问题奶粉”,但由于不符合“平安奥运”的一切负面新闻都被封死,人命关天的毒奶粉信息自然也被奥运“和谐”掉了。那些天,中国媒体上爆棚的是奥运开幕式的华美和金牌第一的骄傲,而难以计数的婴儿及其家庭却被蒙在鼓里,继续喝了一个多月的毒奶粉。
直到京奥闭幕将近半个月的9月8日,虽然《兰州晨报》等国内媒体率先以“某奶粉品牌”为名爆料毒奶粉事件,但如果不是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和新西兰总理克拉克的穷追不舍,中共高层大概还不会对“毒奶粉”采取行动。正是来自新西兰总理的压力,才让“毒奶粉”风暴越刮越猛,国内外的公众舆论铺天盖地,中共有关部门也才开始采取行动。
二、毒奶粉曝光后的封喉
即便在毒奶粉事件曝光后,国内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1,不允许任何媒体上头条,而要放在新闻中的次要位置,往往是最后一条国内新闻。2,突出报道最高领导人的重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救治措施(胡温关于毒奶粉的指示皆是头条)。3,所有媒体务必统一口径,只发表经过审查的新华社通稿。4,报道要尽量删繁就简和避重就轻,甚至继续隐瞒深层真相。5,不允许同步的连续跟踪报道,更不允许惨烈场面的出现。6,加大报喜力度,以冲淡报忧所引起的社会情绪(这几天官方媒体加大报道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及神七准备上天)。
奥运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禾风又开始采写毒奶粉事件,他先后跑了湖北、湖南、广东数地,接触了数十名家长,给全国的多个省份多家医院打电话,基本确证三鹿奶粉与婴儿结石之间的因果关系。在采访调查过程中,有多个追问不休的家长,他们要为孩子的受害讨一个说法,有多个正义感的医生,为记者提供一手的证据。他写出了长篇报道《结石婴儿的艰难追凶路》,但在9月13日,由于不明原因,这个稿还是被撤了下来。
凤凰卫视的名牌栏目《文涛拍案》最新一期于9月22日播出,主持人窦文涛在开场白中说:本期内容原定为谈“问题奶粉案”,为此我还专门选择了这件白衣服,但由于“不合时宜”而被迫取消,只能改为“加拿大惊爆巴士杀人案,乘客被斩首吃肉”。(大意如此)
尽管中宣部能够严控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但在难以封锁的网络上,毒奶粉荼毒婴儿仍然引发出舆论风暴,愤怒的谴责、向更高层问责的诉求,要求体制改革的呼声,遍布大陆的网站。比如,无法在纸媒《南方周末》上发出的《结石婴儿的艰难追凶路》,已经在9月14日由南方周末编辑部放到了南方周末网上,《三鹿毒奶粉调查的新闻编辑手记》也同时上网。
胡温政权颁布的京奥禁令,意在让世界看到一个“盛世中国”和“崛起大国”,满眼都是莺歌燕舞和洋人赞词,金牌老大的闪亮充斥媒体,但毒奶粉事件的极端恶劣把伪装的“盛世中国”撕得粉碎,更动摇了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最低信任,让奥运塑造起来的国际形象毁于一旦。
只为京奥的“圆满”就封锁人命关天的毒奶粉信息,不能不唤起03年SARS病毒肆虐中国、波及世界的记忆。夺命的SARS病毒和毒奶粉的蔓延,都是封锁信息、隐瞒真相的恶果,而两次隐瞒都是为了党国大戏的“圆满”。
03年SARS肆虐之时,正值中共换届大戏的两会召开,胡锦涛接任国家主席,温家宝接任总理,自然是当年的头等大事,其他一切皆要为之让路。
08年毒奶粉肆虐之时,正值胡温政权的最大国际秀上演,据说经过百年期盼,今日终于迎来万邦来朝的盛况和大国崛起的辉煌,“东亚病夫”也终于奇迹般地壮硕起来,登顶为俯视天下的金牌老大。如此“一览众山小”的民族复兴,自然要前有废墟下的孩子献祭,后有“结石儿”牺牲。
三、新闻自由关乎生命,新闻封锁戕害生命
新闻自由,关乎基本权利,更关乎健康和生命。而封喉制度对人的权利的践踏、对人的生命的戕害,不仅是制造大量文字狱、杀死林昭们,而且用垄断公共危机信息来大面积地损害人的健康和生命。特别是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信息被封锁,最初的灾难真相被隐瞒,必然导致病毒的迅速蔓延,民众在浑然不知中毒。轻则危害健康,重则终身疾患甚至丧命。在此意义上,封锁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信息所谋杀的,不仅是信息本身,更有民众的知情权和生命。
截至9月24日,毒奶粉危机已经造成5.3万婴幼儿患病,其中82%年龄低2周岁;12892人需要住院治疗,其中有较重症状的婴幼儿104人,回顾性调查发现已有4人死亡病例。而且,毒奶粉危机所带来的社会性恐慌,已经从中国境内扩展到境外,香港已经查出两名“结石儿”。
毫无疑问,毒奶粉危机的爆发,固然先有黑心商人和黑心官员的联手“投毒”,但毒奶粉的长时间施虐却是新闻管制所为。正是意识形态衙门的禁令,才让毒奶粉迟迟无法曝光,荼毒更多的婴儿,戕害更多的家庭,执行新闻管制的中宣部也是主要罪魁,其最高主管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也应该受到追究。所以,对毒奶粉事件,公共舆论的愤怒,既是针对制造毒奶粉的黑心商人,更是针对隐瞒这一涉及到民众生命安全的重大公共信息的意识形态衙门。
然而,中国制度的荒谬在于,毒奶粉事件,可以让总理道歉,让三鹿老板被捕,让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等高官下台,让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辞职,但意识形态官员们却稳如泰山,既无人出面道歉,也无人遭到处罚。更离谱的是,毒奶粉危机爆发后,中宣部还在进行严厉的新闻管制,也就是在继续犯罪。
为了中国人的言论权利得到落实,也为了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命得到更好保护,中国民间所要争取的第一权利就是言论及新闻自由,而争得言论及新闻自由的前提就是割除中宣部这个毒瘤,废除新闻垄断制度。
▲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发表文章《犬儒時代的信任》
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响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之后,才发现咖啡果然倒光了,于是她沉默地为这座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部咖啡机的运作很正常呢?
其实这也不是甚么很不寻常的奇事。我们坐出租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
这又让我想起中央电视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各别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这是一个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严重脱离的国家。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间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架设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型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黏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
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词。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詨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这个词来称呼我们。
活在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数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这面标语。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以及那些用言词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已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
齐泽克对哈维尔这个故事的阐析很精到,他说:“对官方意识型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其灭顶之灾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识型态太当真了,并且将其付诸实施”。
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绵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专栏作家、评论家李怡发表文章《神七中国和毒奶粉中国》
神舟七号25日升空,又将引来一些炎黄子孙欢呼;毒奶粉蔓延到蛋糕等奶製品,另一些中国人只会流泪叹息。
我们看到两个中国。这不是指政治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因为后者在海峡两岸无论官方民间,都已经极少用这个称呼,大家都只称之为台湾。
我们看到的两个中国,一个是神舟七号的中国,一个是毒奶粉的中国;一个是举世瞩目的成功奥运的中国,一个是被奥运建设霸佔土地遭迫迁的原居民的中国,因奥运被驱逐的上访村村民的中国;一个是金银铜牌选手的中国,一个是数以万计在童年时就被培训却垫了底的运动员的中国;一个是有外形壮观、设施完善的运动场的中国,一个是人民到处找不到运动场地的中国。
总理温家宝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毒奶粉事件,信息公开,查处肇事者,立即把问题奶粉下架、销毁;另一个中国的现实是:毒奶粉信息延误了至少半年,中宣部指令内地媒体禁止继续炒作事件,政府又阻止律师为三鹿奶粉受害者索偿,而一些无辜奶农就成为替罪羊。
有人看到中国在四川震灾中反应迅速、灾民受到照顾;有人看到的中国是不允许报道是否有震前预警、是否大量学校都是豆腐渣工程,并且不容许追究责任。有吃售价低廉的三鹿毒奶粉的中国,三鹿的市场主要在农村和低收入的城镇;有吃进口奶粉的中国。
我们有时会怀疑,为甚麽会有人製造毒大米、毒酱油、毒腐竹、毒粉丝,这些东西值几个钱?然而,有假冒伪劣的东西,必有市场。中国有广大的穷人消费群体,他们的收入决定了他们不得不去购买这些质差价廉的商品。在高官巨贾的美酒佳肴的筵席上,当然不会有这种劣质商品,在澳门赌桌一掷万金与来香港疯狂购物的大款,对贫穷中国的消费行为是视而不见、毫不动心的。
一个中国是朱门酒肉臭,另一个中国是路有冻死骨。正是贫穷中国劳动力提供的血汗工厂,为富裕中国带来每年10%的增长,也为国家机器带来每年30%增长的税收,因而可以斥巨资办奥运、升神舟。
不错,许多国家都有贫富不均的问题,但那些国家的「富」,是靠知识、能力、勤奋在机会平等的自由经济体系中致富。而中国的「富」则建基于机会不平等,是通过与权力的「联婚」、国企改制和圈地以致富,在製造富人的同时也製造了大批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因此,不是在一个国家的公平法治下的贫富不均,而是在权力私有制下产生的两个中国。
一个中国的人拥有所有政治权力,另一个中国的广大人民完全没有政治权利。一个中国的人自打江山以来就将政治权力据为己有,并私下等级授权,或凭关係攫取权力;另一个中国的人就处于无权的状态,连基本人权也阙如。他们供养掌握权力、金钱的那些人,本身就过悲惨的生活。
有些人看到的,永远是奥运、神七、年增长10%、高楼大厦的中国,他们为中国欢呼、为神七亢奋,他们永远看不到或不愿看到中国的另一面。而另一些人,包括笔者,我们只看到毒奶粉、爱滋村、豆腐渣工程、上访村、为失地抗争的农民。我们确是无视奥运、神七,因为那不是我们要关注的中国,那只不过是掌权者的面子工程或确立对外的强权地位,甚或只是自炫、自慰的中国。
我们永远记住的,是艾青的诗句:为甚麽我的眼常噙泪水,因为我爱这土地爱得深沉。
▲流亡在美国的中国学者何清涟发表文章《“我害人人,人人害我”大陆毒食品炼成史》
毒奶风波掀起滔天巨浪,中共当局处理了几位官员以“平民愤”。但对中国人来说,今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保证食品安全?在此,我想表述自己多年来的一点心得:在中国,要想改变食品生产链各个环节那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以邻为壑的厂商经营方式,其难度不亚于贯彻控制人口与环保这两大基本国策。
中国的食品安全受到威胁开始于90年代。笔者在《现代化的陷阱》第6章“中国经济伦理的畸变”当中,曾指出过制劣造假蔚然成风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而这种以邻为壑的厂商经营方式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从本世纪开始,生产主体与政府态度有了重大变化:
首先,现阶段制假造劣的生产主体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90年代,中国制假造劣的主体以地下工厂、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为主,产品包括潲水油、矿泉水、豆腐等低成本日常食品,均冒用有名厂家的牌子。产品去向多是个体饭店商店与集市摊贩。由于地下工厂与个体工商户和政府官员瓜葛较少,也非地方纳税大户,打击他们不会妨碍政府及官员利益,所以当时各地工商局工作尚算卖力,每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也是媒体报道的重头戏。
但从世纪之交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制假造劣队伍中加入了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大型企业,包括一些以中国为生产基地的外资企业,以出口为主的食品加工企业。导致食品劣质化的原因很复杂,一是企业本身的责任,如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等。二是食品原料受到污染。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类是生产加工过程中的人为污染,比如蔬菜种植过程中过度投放农药,木耳加工成干货时使用硫酸铜,养殖业大量使用各种抗生素、激素等。河北天洋食品厂生产的饺子先后在日本与国内导致许多人中毒,原因是其原料含有剧毒农药甲胺磷残留物。第二类则是因土地受到严重污染,生长于其上的农产品含有各种致癌物质。目前中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3亿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吨。
其次,随着各种所有制的大企业成为制假造劣的生产主体,以及食品污染源多头化,中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对不同企业的制劣造假采取分而治之的态度。对于外资企业的质量丑闻,当局态度比较认真。比如美国惠氏公司的学儿乐奶粉亚硝酸盐超标准,雀巢公司的转基因奶粉与碘超标奶粉均被禁售。但对本国“民族工业”态度则比较“仁慈”,比如三鹿公司 2004年曾在阜阳假奶粉事件中沾包,但仍然被国家质检局列为向国民推荐的8种免检优质奶产品之列,中央各部委还将各种荣誉不断加之于三鹿之身,直至酿成今日大祸。
在“中国制造”因质量发生涉外贸易纠纷时,中共政府的法宝是祭起“民族主义”大旗,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比如刚刚去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在2007年7月17日的讲话中,称国外媒体“动辄以‘有毒’、‘致癌’、‘污染’等字眼,把个别食品问题说成是整个中国食品的问题,把个别不法企业的问题说成是中共政府监管体制的问题”,是有意“制造‘中国产品安全威胁论’,把中国产品妖魔化,达到在经济上严重影响我产品出口贸易,在政治上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此举给国内企业的暗示是“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政府会保护我们的”,从此放心大胆地制劣造假。
中共政府自知治理这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食品生产链已经难于上青天,于是国务院率先办起了为官员们服务的各类食品特供基地,优先保证官员群体的食品安全,而对市场监管采取眼睁眼闭的不负责任态度。这就是毒奶粉事件不断上演的社会大环境。
可以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看似发生于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中国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中所产生的一株毒果树。它在国家(政府)、市场、生产者三者之间那种很不健康的长期互动中萌芽生长,如今已枝繁叶茂,树大根深,仅仅依靠头痛医头的治理注定无法奏效。这株毒果树的消失,有赖于滋养它的土壤改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许知远发表文章《强大与脆弱》
“中国的签证系统回到正常了,显然奥运会结束了。”9月22日《南华早报》社论版的漫画上,一洋一中两位光头老兄坐在酒桌旁的叙旧。
“是啊,污染和食品恐慌也回来了”。中国光头回应说。他们的头顶上方的鸟笼里,一只鹦鹉正带着防毒面具,笼外的小牌上写着:今天不用牛奶,谢谢。
世界上两个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在九月陷入不安。美国人看着曾经自以为是“宇宙之王”的投资银行的崩溃;而中国,则从八月的胜利与欢呼,迅速转入悲伤、愤怒与恐慌了,升腾的神州七号都未能冲淡这些情绪。
从山西的尾矿库的溃坝,深圳舞厅的大火,到被污染的牛奶。那个高效运转、全民和谐的中国形象,一下子让位于冷酷与机能失调——政府冷漠傲慢,商界道德败坏,媒体监督缺席……无辜的人来被迫要承受这一切,即使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愤怒,都找不到宣泄的途径,更不清楚这种愤怒能否转化成某种有效的成果。美国的银行家只是丢掉工作,而中国的不幸者则丧失了生命。
神州七号的升天与肾结石的婴儿,是理解此刻中国的两个角度,它们映衬出两个完全不同、却彼此共存的中国。一个中国可以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举办最壮观的运动会、将人送上太空,创造高速的经济增长;另一个中国则无法教育好年轻一代,放任天空与河流被污染,漠视人的价值,甚至对自己的未来都毫无怜悯……
如果前一个中国是一台轰然向前的庞大机器,后一个中国则是它源源不断的燃料。而且,看起来它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前一个中国,由政府官员与在过去二十年中崛起的商业与文化精英们构成,他们彼此或许存在着某种利益上的冲突,却不复有观念与原则上的差异,他们将不受控制的政治权力,垄断资本获得的金钱与社会达尔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到了一起。他们为自己筑造了金色的围墙,却时时感到墙外的不安与躁动。金色围墙与墙外的躁动使他们既自满又脆弱,他们经常在傲慢与过度敏感之间的摇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们愈加头脑封闭,处于self-denial(自我否定)和self-deception(自我欺骗)之中。
而另一个中国则长期处于原子式的分散状态,他们缺乏自己的组织形态,也因此没有一致的力量。即使有一刻,他们因为群体的愤怒,而发出了声音,表现出力量,但这总是昙花一现式的,它注定难以持续。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已潜移默化接受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只希望自己能在这场拼搏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早日摆脱眼前的现状,或者有朝一日进入金色围墙之内。他们也容易受到操纵,多年的宣传教化既使他们对一切嘲讽,也同样使他们极度轻信。他们与其说是真心相信什么,不如说因为匮乏的生活,而主动选择了相信些更缥缈的东西,作为调剂生活的需要。
而曾被期待的中产阶级们,依偎在金色围墙周围。他们或许充满抱怨,但仍强烈的期望保持现状,以保存自己刚刚获得的一切。除去他们自己那个小世界,他们什么也不关心。
腐败、污染、公众事故、贫富差距,此刻的中国既受困于这眼前重重挑战,更受困于勇气与想象力的丧失。整个国家正像是一个身形庞大、内心焦灼、头脑幼稚的巨人,既轻易的为一些表象而兴奋不已,也不断被身上的各种疼痛而坐卧不安。她意识到问题的最终症结,但是它从来不敢正视这现实,或是大胆设想另一条轨道。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沿着原有轨道向前,终有一日会出现问题。但是金色围墙内的人将自己的家人子女送往了别的国家,然后开始自我欺骗与原谅,或许最努力做的是拖延它出轨的时间;而剩下的人们,则深感无力,或许唯一的期盼是,下一个掉出轨道的不是自己,因为他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不幸故事了……
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之外,你看到的是前一个中国,它日益强大、富有希望;如果你生活在其中,那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但是那些乐观者总倾向于将之视作“成长的代价”。在你成为这代价的一分子之前,你很难意识到这“代价”到底是什么?
▲专栏作家林和立发表文章《胡温信人治不信制度的恶果》
毒奶粉灾难不只荼毒了成千上万小孩的身心,使“中国制造”蒙羞,更严重削弱中国政府的诚信与国际上的软权力。但奇怪的是,胡温“新政”不从基本制度改革手,却大搞“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强调要改善干部的“世界观”与“奉献精神”。是不是真的历史倒流,中共又回到老毛的“学雷锋”运动,与刘少奇鼓吹培养“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洪荒时代!
制度宿命错误循环
现代管理学最浅显的道理莫非“信制度不信人”,即是要构建一个透明度高兼富有内部与外部制衡系统的管治机制。因为英勇神武、爱国爱民的领导也会犯大错,之所以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警句。但中共早就否定了多党制、三权分立与舆论监督等“西方式民主”的制衡体制。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深信治国的唯一良方是栽培一批德才兼备、“有先进性”的干部精英队伍。中共建政后折腾近六十年,既缺乏勇气寻求突破,且为了保住“永久执政党”的美梦,始终跳不出人治的怪圈。
毒奶粉大祸发生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甚么回事,无非各级官员、质检部门与商贾狼狈为奸,瞒天过海。胡温领导层条件反射地成立了危机处理小组,且派了几千名调查与监督大员到河北、内蒙等奶业基地去追究责任。但这些都是贼过兴兵的补镬行动。关键是大陆长期一党专政,既没有反对党,而且立法、司法与新闻等可以有起码监督作用的单位都牢牢掌握在“信得过”的干部手中。制度的宿命导致错误不断循环,顽疾越发加重。
更离谱的是,前几天胡总不得不亲自出来说话的时候,讲的还是百分百党八股!胡把接二连三的食品与工业安全事故归咎于“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胡总的对策是来一次育再育,务求全国干部要“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使全党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试问,自五十年代“无法无天”的日子到今天,中共发动了多少次“整党”与思想育运动?结果是个个干部都似乎是父母官,但贪污的金额却几何级数地从几万飙升到亿万!
嫡系官员毋须负责
更遗憾的是,胡温领导层连人治的表面功夫也没有做足。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高官负责制,即“父母官”出了问题就要问责辞职。月初山西省长孟学农因襄汾县溃坝事故而丢官。但种种象显示,河北虽然发生了三鹿牌奶粉的国际丑闻,但省长胡春华因为是共青团派第六代“准核心”,连对媒体作象征式检讨也不用!
再往上推,国务院几位副总理中,胡总嫡系李克强是分管卫生安全的,但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小李除了探访病童外没有对此灾难讲过半句话。胡总假如有包庇亲信之嫌,则他连勒令下属“改造世界观”的资格也会受到质疑!
▲专栏作家、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发表文章《谁吃了三鹿奶粉?》
有毒奶粉生产厂家的名单还在扩大。在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公布的100多家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的检测结果中,我们看到,除了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外,还有22个厂家的奶粉都检测出了三聚氰胺,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企业。
既然生产出来了大批毒奶粉,那么是谁购买了这些奶粉,又是谁在吃?
从有关报道来看,售价低廉的三鹿奶粉,其市场主要在农村地区,而那些吃了三鹿有毒奶粉的“结石婴儿”也多来自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家庭。也就是说,三鹿事件再次暴露出了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条“鸿沟”。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乐观的问题,以致连中国的农业部长最近都不得不承认,改革30年来,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拉得更大。他提供的数据是,去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个主要表现。但切莫以为,城市居民的日子就普遍好过,实际上,城市里也存在一个庞大的贫困阶层,如果以领取最低生活保障来衡量的话,城市贫困人口至少有1个亿。因此,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两级分化在中国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社会现象。
为什么改革30年了在中国还存在一个庞大的城乡贫困阶层?追根溯源,这与我们长期奉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想有关。这一发展思想认为,只要能够实现财富的积累,即使在过程中出现不公平的现象,也是可以容忍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想在改革初期甚至中期都是必要的,因为那时短缺的是效率和财富,但是,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关注财富分配过程中的正义问题。可惜的是,近两年中国社会虽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也采取了某些必要的措施加以纠正,但受制于制度惯性和其他因素,目前在财富的分配上,还是更多地朝资本(企业主)和国家(政府)倾斜。
以政府为例,最近七、八年来每年高达30%以上的税收增长使政府拥有了巨大的财力。尽管国家在诸如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上的投入比过去提高了一定比例,但一来这些行业内部分配不均,比如,投给教育的资金非义务的高等教育拿了大头,反而是政府应该尽责任的义务教育占了小头,使得穷人并未真正享受到政府更多的公共服务;二来政府的财力还主要用于政府的直接投资、为改善发展环境而作的投入以及政府自身的运转上。
在中国的富裕群体方面,虽然部分富人是靠勤奋或知识而发达的,但更多的是通过与权力的“联姻”以及有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而成为富人的。比如,国企改制和圈地就在制造了不少富人的同时制造了更大群体的下岗工人与失地农民。
可以说,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分配方式、税收体制以及收入结构使得中国陷入了“发展─穷困”的怪圈。在这个怪圈里,社会的消费和消费产品也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极端──富人消费高档产品,穷人消费低档产品。但由于低收入者占据社会的主体,所以这种消费结构必然会制约整体生产的质量和水平的提高。社会为迎合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必然会出现一个以制造和生产低档产品为主的利益链条。这个利益链条在成本的压力下,再加上政府监督不到位,生产出来的低档产品变成低劣产品也就在所难免。
这些年来,像广东的毒猪肉、河南的毒大米、四川的腐肉腌制品、湖南的“卫生筷”、广西的毒腐竹、湖北的毒酱油,以及掺入滑石粉的麦米粉、混入剧毒的防腐化学药品的罐头食品、毒粉丝、工业酒精掺水的白酒,等等,都曾大量充斥市场。为什么中国目前还有那么多假冒伪劣商品?关键是有大批的穷人消费群体,他们的收入决定了他们不得不去购买那些质差价廉的商品。
所以,对于穷人来说,在一个被劣质产品包围的世界里,除非不想消费,要消费就随时可能碰到有问题的产品,不知道哪天会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交给这些劣质产品。就此而言,说“奶粉中毒是穷人的专利”,一点也不过分。
在一个社会,当价格高低成为判断一种产品是否安全的依据时,无疑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近年发生的多起食品安全事故告诉我们,这是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从发展理念上说,我们必须抛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维护社会公平上来;就收入分配来说,我们必须制定一套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制度,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只有穷人的收入增长了,消费市场才会扩大,消费产品的质量和品质才会改进,生产的质量和水平才会提高,类似“结石婴儿”的悲剧才会有大大减少的希望。
▲流亡在美国的评论家曹长青发表文章《为了那些被活活疼死的婴儿》(摘要)
海外媒体报道,毒奶粉已使中国五萬三千多嬰幼兒到医院就診,其中一萬多名因肾結石而必須住院治疗。据专家根据毒奶粉销售量推算,受害孩子可能多达300万!
毒奶粉事件已爆发13天,但从官方动作来看,明显想大事化小。官方调查组已进驻三鹿近两周,但对三鹿本身是否向奶粉掺三聚氰胺,却无结果。这是反常的。去年9月2日北京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播出的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集《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就报道了三鹿奶粉出厂前要经过1100道检测检验。怎么可能一次、一道,都没有检出“三聚氰胺”?现在调查组进驻,以中国那种体制,其实马上就可查清楚。因三鹿收回和库存的奶粉总共超过一万吨,以其中有毒物比例推算,三聚氰胺多达280吨。这么大数量的有毒化学物,从三鹿公司的进货单或技术检验等主管官员那里,是很容易查出来的。但迄今没有结果本身,就令人怀疑官方很可能想把责任推给奶农和牛奶收购站,抓几个“不法分子”判刑(甚至可能枪毙)。再加上把石家庄的地方官员撤职(只是撤职而已,没有法办),还有国家质检局长辞职,胡锦涛表态说这是干部缺乏大局意识,是“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温家宝也温吞吞地发出“这是企业没良心”的空洞指责,就想雷声不大,雨点也没有地“结束”。
这样的结局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中国有点良知的人,那些把孩子的命当命的人,尤其是有点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应该采取各种方式,为这些可怜的婴儿说句公道话,帮助他(她)们哪怕讨回一点点公道!
当然,已有很多人指出,根本症结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这个腐败体制不结束,这种灾难以后还可能发生。但结束制度不是马上可以实现的,当务之急,应该利用中国现行法律,为这些孩子争取一点医疗费和未来生活的保障费。中国有点良知的律师们,应该帮这些孩子打官司,通过法律诉讼,使他们获得一定赔偿。虽然中国官方已向律师整体施压,不让他们参与此事,但现在还没有正式下文禁止,中国有《食品法》等各种法律,应根据这些法条,据理力争。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律师站出来,造成声势,形成舆论,官方就可能无法再压制。
▲专栏作家未普发表文章《温家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再谈三鹿毒奶粉事件》
据大陆官方媒体报道,9月21日,温家宝到婴满为患的北京儿童医院探望因食用毒奶粉而患病的婴儿,与等待就医的家长们交谈。他很诚恳地说,出了毒奶粉这样大的事故,作为政府负责人,他很痛心,很内疚,这都是政府监管不力造成的;他承诺,对这次事件,要公开资讯,要追究领导责任,要整顿处理问题企业。
问题是,毒奶粉事件只是一个监管问题吗?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2004年安徽阜阳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和2007年出口宠物罐头含毒事件之后,再度出现三鹿毒奶粉事件?为什么三鹿在“大头娃娃”事件中本来黑榜有名,却能死里逃生,继续经营其毒奶粉买卖?为什么政府对这些不良企业的不良行为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在监督与管理的执行力方面,的确存在严重缺位和缺失,但回答这些问题的真正答案,绝不仅仅是监管问题!
中国政府在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启动一级应急系统,成立领导小组,组织医疗救治,检查全国奶粉生产企业,调查真相,整顿市场,等等,但这些马后炮似的亡羊补牢,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杜绝此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必须有防患于未然的制度性措施,如开放舆论,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和严格的行政问责制等。对这个简单道理,温家宝焉有不明白之理?可是,温家宝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承诺向老百姓公开真实情况,但他领导的中国政府却涉嫌在奥运前隐瞒真相。温家宝在北京儿童医院视察时,曾表示,“我们要对人民负责,就必须如实地把情况都向老百姓公开”。可是有有不少人指出,在奥运之前,中共高层非常可能已经知道了毒奶粉事件。如果这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为何对这样人命关天的重大事件,没有及时地、如实地向老百姓公开?奥运前隐瞒真相,是哪一位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下的命令?他温家宝是不是也赞同为了奥运顺利召开这个国家利益,可以牺牲孩子们的健康与生命的决议?
温家宝承诺行政问责制,但问责制的严格实施,温家宝恐怕有心无力。9月22日,中国国家质检局局长李长江已下台谢罪,成为毒奶粉事件中被问责的中共最高官员。但他的下台很可能是丢车保帅。对下命令在奥运前隐瞒真相的政治局常委,温家宝能不能追究,敢不敢追究?温家宝恐怕不敢追究,也不想追究。他是行政问责的最高负责人。在中共内斗中,他向来小心,既不公开选边,也不轻易树敌。现在的情况更为敏感,特别是在中国的通胀和经济停滞问题上,对手已经积累炮弹要撂倒他,他哪有余力撂倒别人?
还有,温家宝无法有效约束阳奉阴违的地方政府。在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温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把食品安全摆到重要的日程上来,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些老生常谈,温家宝反反复复不知讲过多少遍,可是有用吗?地方政府和企业在经济增长追求利润方面同命运共呼吸,早就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共犯结构”,温家宝天高皇帝远,行政问责也只能管到地方上的小虾米,而但凡有一点政治后台和背景的,他的条条根本管不了。
温家宝不能实践承诺公开资讯、公开真相,也不能认真地实施问责制,更不能有效地约束地方政府,那么温家宝能做的,也就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专栏作家、评论家陈破空发表文章《重温鲁迅:救救孩子》(摘要)
中国毒奶粉丑闻持续发酵,受害婴儿数量继续增加。……在“谁应该负责”的民众质问声中,中共高层继续推出替罪羊: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辞职,石家庄市委书记被免职。中共舆论称:三鹿集团于去年12月开始接到婴儿受害于毒奶粉的投诉,但没有向石家庄市政府报告;而石家庄市政府于今年8月2日开始知情,却没有向河北省和中央政府报告。言下之意:隐瞒不报的责任在三鹿集团和石家庄市当局,河北省和中央两级政府可以免责、“脱罪”。
这便是中共高层的问责逻辑:类似毒奶粉的公共灾难,只要下级不报,上级就没有责任。试问:在当今中国,下级不是由上级任命的吗?下级对上级负责,那么,上级又该对谁负责?如果上级、尤其中央一级,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那么,民众何在?
眼中没有民众,视民众如草芥,正是极权统治的本色。事实上,正是为了所谓“平安奥运”、“风光奥运”,中共高层向各地方政府下发指示:压制所有民怨,不准民众上访,控制所有丑闻,不得影响形象。与其说石家庄政府有意隐瞒,不如说中共高层视而不见;地方上的隐瞒,正合上意。
面对公共灾难,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仅无需负责,还可借题发挥,大肆作秀,“变坏事为好事”, 为自己脸上层层贴金。只要掉上几滴泪,只要发出几声吼,就能轻易把自己打造成“亲民”、“青天”、“救世主”。
毒奶粉丑闻爆发10天后,总理温家宝终于露面,他表示“内疚”,但他的“内疚”却是这样表达的:“虽然老百姓很理解,但是作为政府,我们感到很内疚。”
“老百姓很理解”?“理解”什么?“理解”那些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来到人世间,就被灌入毒奶,活活致残致死?尚不会说话的婴孩,就在无法言状的痛苦中,结束仅有几百天、乃至几十天的极短生命。“理解”那些十月怀胎、爱子如命的母亲们,眼睁睁地看着爱子在怀中断气?万箭穿心、撕肝裂肺、哭天抢地。
温家宝的“内疚”,绝非“道歉”。在中共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道歉”二字。如果温家宝真的感到内疚,就应该挖掘出那一波接一波人间惨祸的源头,并予以根绝,那便是:制度积弊。
但,胡温当局始终回避制度问题。如此,不仅无从杜绝公共灾难,还为公共灾难的再度发生和频繁发生,预留空间,培植土壤。握有最高权力而又顽固拒绝政治改革的胡温当局,无形间,岂不就是这一切人间惨剧的罪魁祸首?
任何监督系统,如果不是独立地存在于执政党的机体之外,所谓问责,永远落不到最高领导人头上。这正是中共高层拒绝政治改革、排斥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心理底蕴。
就在假货毒物等重大公共灾难频发的年代里,2005年4月,中南海成立了“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该中心任务,就是专门为中央领导“臻选、评估、并生产”特供食品,明确要求,生产这类特供食品,“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务求“安全性”和“营养性”。
呜呼!中央领导不能中毒,中国民众可以中毒;中央领导是人,中国民众不是人!声称“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原是要求人民都为共产党服务。“中央食品特供中心”的建立,本身证明:中共高层自知中国食品靠不住,要利用手中特权,首先保护他们自己,至于民众,则任其载浮载沉,自生自灭。好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人祸中国,大量受害的,竟是孩子!从克拉玛依大火到沙兰镇洪水,从山西黑砖窑到四川大地震,从“大头婴奶粉”到“肾结石奶粉”……中国孩子,何其不幸而无辜之至!
90年前,一个名叫鲁迅的作家,在其名篇《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在该文最后,鲁迅呐喊一句:“救救孩子!”
90年前的名篇,应照90年后的现实。制度杀人,而被杀的人中,或被杀的人的亲人中,还竟不乏这个制度的盲从者和维护者。中国悲剧,至大至深。
▲中国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发表文章《毒奶风暴》
光鲜亮丽的两个奥运会还没有结束,中国就爆出了“毒奶粉”事件,举世皆惊。数名婴儿已经死亡,因此患肾结石的儿童数以千计,这远不是最终数字。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
这是近日中国网上流传的一个帖子,题目貌似调侃:《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然而这却是令人悲愤的事实,据网民统计,近10年来被公开报道的人为污染的食品,至少有60种之多,像“洗衣粉猪肉”、“避孕药甲鱼”等等不一而足。因辉煌的奥运会而沉醉的中国民众,一夜之间开始为自己身体里究竟摄入了多少有毒物质而惶惶不可终日。
“三鹿”牌奶粉是中国奶业的第一品牌,销售量十几年来稳居市场第一,何况还是国家“免检”产品。“三鹿”奶粉爆出添加三聚氰胺后,竟然没有一家其他奶制品厂家敢于声称“我的产品没问题”,果然,普检之下,除了进口品牌,几乎所有中国著名厂家的产品均有三聚氰胺,连酸奶、鲜奶甚至冰棍、雪糕里也有,香港一个常年喝中国“伊利”牛奶的女孩也已检查出肾结石。很明显,这早已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奶业心照不宣的“行业规则”。
缺乏问责
这个丑闻的全部来龙去脉,因为中宣部的禁令,中国媒体无法详加调查、详尽披露,如今各地商场下架的问题奶粉已有几千吨之多,但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明白这不是寥寥几个经营奶场的人所能抵罪的。事实上,有理由怀疑所有与蛋白质有关的食品里是否都被添加了这玩意儿,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应该属于了解情况的人,他在自己的博客上直言,“我想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知不觉中,早已吃了好多年用三聚氰胺喂养出来的猪肉、牛肉、鸡肉,喝了很多年添加了三聚氰胺的成人奶粉。”
没有严惩,就不可能遏制企业的非法牟利。像三鹿这样的企业,放在美国会怎么样?我想就是那些病死的儿童和成千上万患者的诉讼,就足以使这家企业破产,对这类伤害人命的企业,美国法庭通常还会处以天文数字的惩罚性罚款。没有这种倾家荡产的法律震慑,就不会建立起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真正尊重。可是在中国,也许人们最后连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无法搞清楚。看起来有若干官员被问责免职,这当然比不问强,但是除非触犯了刑律,中国辞职、免职的官员们,无非是放个长假而已,待遇不变,然后换个地方照样做官,这种问责的警示效果可想而知。
这30年,中国经济确实有了高速发展,然而健康的商业道德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有什么损害消费者利益却可以更多赚钱的法子,人们不是去制止、举报,反而趋之若鹜。在不少地方,政府就是假冒伪劣的保护伞。前些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接到举报到某县去调查,满大街的店铺都在出售假货,记者将这些都拍摄下来后,才通知当地工商局要来此地采访。结果没过5分钟,就看见穿着工商制服的人来通知所有店铺关门,很明显,在利益面前,当地政府和假货商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次三鹿奶粉事件,石家庄市政府扮演的角色也没有什么不同。
胡锦涛讲有的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温家宝说:“在这起事件中,暴露出政府监管不力,也反映出一些企业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良心\’.”光指出这些现象是不够的,要追问官员为什么会麻木不仁、“没良心”。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监管制度和道德良心都有关系,其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最事半功倍的,还是开放媒体的报道,有这样的媒体存在,利益受损的民众就会在第一时间和媒体联系,腐败渎职的官员最怕的也是被媒体曝光。这次毒奶粉事件,不也是记者首先曝光的结果吗?
如果还像现在这样动辄让媒体闭嘴,那么可以断言,比毒奶粉更恶劣的事也照样会发生。
▲大陆资深新闻人长平在《南方都市报》上发文《卖奶、卖血和卖淫》
奶妈热的报道越来越多,各地家政公司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奶妈中介。我主张关注奶妈背后的母婴权利,认为奶妈的婴孩成了三鹿奶粉事件新的受害者(拙文见9月25日《南方周末》),一些朋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个意见是,女人有权处置自己的身体和乳汁。这就使我想到了有关卖血和卖淫的争论。
我也立即意识到,这样的争论是没有结论的,彼此都难以说服对方。但是,它的价值正在于争论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事实、观念和逻辑的展开。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媒体报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封闭的、单一的价值判断。比如在“人乳宴”中,一窝蜂地道德谴责;在奶粉现毒之后的奶妈热中,又一窝蜂地肯定其对奶粉缺失的补充作用。
百度的“奶妈吧”中,有很多成人求购奶妈的帖子。这其中有相当部分纯属性骚扰,但是也有很多属于真实信息。有一些人有恋母情结,有一些人认为人乳营养美味,还有一些人心怀好奇,他们都是人乳的真实消费者。如果这种买卖是合理合法的,那么“人乳宴”到底错在哪里呢?
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跟卖血和卖淫相比,奶水的消费对象多半是婴儿,这似乎解除了它的道德枷锁。那么是不是制定一个法律,禁止成人买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呢?事情的双面性就在于,卖奶在帮助一些缺奶婴儿的同时,也让另外一些婴儿———奶妈自己的孩子———失去原本拥有的吃奶机会。世界上不少组织认为,母亲有用母乳喂养孩子的义务,婴儿有吃母亲乳汁的权利。这是一个不能用金钱来回答的问题。据媒体报道,宁波一家奶妈中介公司强调,“我们收的都是自己小孩在6个月以前的奶妈,这个时候的奶质最好”。我相信这不是孤例。这就意味着,有若干不满6个月的婴儿吃不到或吃不饱自己母亲的乳汁。
其次是生命伦理问题。这是一个始终面临争议的问题。人的身体可以商品化到何处程度?人体器官、骨骼、血液、精子、卵子、乳汁、毛发、性服务、涉性按摩、无性按摩,等等,这些东西中哪些可以自由买卖?最极端的例子是,假如双方自愿,人可不可以卖身为奴?一般认为,人有自由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但是有两个前提,一是不能伤害他人,二是不损害人的尊严。第一点很好解决,第二点就见仁见智了。正是出于对尊严的不同理解,有些国家禁止卖血和卖淫,有些国家则允许。一个女人去别人家当奶妈,于尊严的损害到底几何?也许只有当事人甘苦自受了。我们则知道,在奶妈盛行的民国时代,文学作品中的奶妈形象都是被欺凌与被损害者。
最重要的还是社会问题。媒体报道中,都喜欢说到卖奶者的文凭,文凭越高奶越值钱。文凭高低与奶水质量的关系到底如何?为什么吃鸡就是乡下的土鸡更贵呢?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问题。其次,要真正形成可以组织化的产业,就需要足够多的从业人员,根据目前的就业状况,这些人员只能大量来自贫困的乡村。尽管也不乏不为钱而卖奶、卖血和卖淫的人,但是普遍性地,这三者的共同背景是社会的贫富差距,多半是社会底层的穷人的职业。可以说,只要社会存在贫富差距,这类问题就会始终存在,无法彻底解决。但是,无法彻底解绝不等于可以视而不见,袖手不管,我们仍然应该尽力减小这个差距,并充分意识到底层人因为贫困而面临的权利侵害。
可能有不少奶妈会因为我把她们和妓女相提并论而感到愤怒,我完全能够理解。事实上,在上述几个问题的讨论中,二者都有充分的可比性。尤其在女性地位和权利方面,还可以进行更多的比较。但从社会伦理上说,卖淫的确承载着更加复杂的内容。因此,在解决方案上,我认同血液的处理模式,即由政府建立免费捐赠、安全存储的母乳库。这是很多国家已经采用的办法。资料显示,巴西等国的母乳库远远多于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由此可见,像中国这种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比发达国家更需要这样的政府服务。但是,很多朋友都指出,既然连奶粉的监管都可以失灵,母乳库里加水添毒,或者把无偿捐赠的奶水拿去换取暴利,怎么办呢?看来,解决政府行为的监督问题,还是一个前提。
▲大陆著名学者冉云飞在博客上发文《祸起政府自身免检》(摘要)
很不幸的是,中国几千年来就是这样一个灾难的社会。我们虽然在文化上有幸留下一些东西,但我们在人性的制度设计方面给人类所做的贡献,可谓微乎其微。布什总统在捷克一个注定要留芳千古的演讲中说到︰\”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着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庞大的政府权力一旦没有制约,就会像猛虎一样伤人,这应该是我们自今而后的长时间必须普及的一个常识。既然政府是一头必须驯服的猛兽,那么把他们关进笼子,让他们的权力受到制约,他们才可能替我们服务。否则一个权力几乎不受制约的庞大政府,就像数千头上万头猛虎沖出栅栏后,它在没吃掉你之前,抓紧机会做心理攻势,大灌其迷魂汤,说它在\”为人民服务\”,并且你被这\”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所愚弄,因为这口号听上去多么高尚,多么无私,多么顺耳!但猛虎就是猛虎,猛虎要吃人,这是它的天性;权力就是权力,权力要扩扩张要腐败,要侵夺他人利益,这是权力不受约束时的\”自然\”表现。
也就是说,包括毒奶粉在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其他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和公共利益危机,其主要的祸患就在于我们的政府,是一个自身无须受检验的一个王牌\”免检产品\”.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任何人生活在人类之中,就像任何动物生活在大自然中一样,没有免受约束的权力。如果出现有某人是免检产品,那么他就会为所欲为。同理,中国质检总局为什么利用部门权力大搞国家免检产品呢?他们颁给这些企业以免检产品,就是最大限度地捞取他们的行业私利。他们通过给这些\”免检\”的称号,来愚弄民众,从而实现他们长期以来的官商勾结。这种官商勾结,就制造出一种荒乎其唐的\”免检\”.这样的免检,就给我们食品包括奶粉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隐患。质检总局颁发免检产品危害当然甚巨,但与质检总局的总后台——中央政府而言,质检总局又不过是个小巫而已。中国的政府六十年来,利用一切手段,利用二桿子(笔桿子和枪桿子),把自身打造成一个中国最大的免检产品。他们的免检口号就是\”伟光正\”,谁敢质疑它的免检口号,谁就是反革命谁就是它的敌人,历次运动的灾难皆因其中有人质疑它的免检口号。而今天它已很少用那种一看就很傻的\”伟光正\”免检口号,而是你批评他,他就给你来\”颠覆国家安全罪\”,这个免检口号,因为披着\”国家\”(这国家其实就是政府就是党的偷换概念)的外衣,显得特别高大伟岸,可以唬住被他洗得发白的头脑,从而有效地打击在它作恶后理智而深邃的批评者,维护自身的免检功能,从而进一步完成它社会利益和民众利益的成功抢夺。
民主自由的制度已成为稍有常识的人所认可的一种制度选择,这并不是说民主自由的制度是完美到无须修正的制度。相反,民主自由的制度,它随时准备修补漏洞,制度中自身的修复、监督、纠错机制,使得它哪怕出现错误,因为总是有一套应对的程序,随时准备就错误进行相应的检讨,而不是将错误背着命赴黄泉,死不认错,拒不道歉。我们的政府由于是个不受任何真正制约的\”免检产品\”,所以它冷漠它傲慢它无礼它无情,它不会且毋须道歉(因为在它看来道歉是施恩,是便宜了你这些贱民),它也不会让法律来解决其间的社会沖突,因为这会削弱政府作为\”免检产品\”的功能,也会使它这个\”免检产品\”里的\”生产者\”亦即各级官员的利益受损,所以他们要尽最大努力维护他们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是与三鹿奶粉这样的\”免检\”的无良产品相勾连的。即政府这个免检产品的贪腐,必须依靠众多的次级免检产品不被拔掉和消除为前提。所以在目前政府作为\”免检产品\”的情形下,要消除社会的\”免检产品\”以及一系列食品安全、社会灾难与危机的隐患,其概率无限趋近于零。要改变中国社会的诸多灾难,必须改变政府作为中国最大\”免检产品\”的现实。
2008年9月26日8︰38分于成都
▲香港评论家谭卫儿发表文章:神七、毒牛奶与中国的新闻监督
二零零八年八月,中国人实现了百年奥运梦;九月,中国人就要实现五千年的太空漫游梦。然而,也恰恰在这令中国人顾盼自豪的两个月内,一宗让中国蒙羞、让中国人的后代蒙害的悲剧,也悄悄袭来。顷刻间,奥运的骄傲,太空漫步的兴奋,全因此被蒙上了重重阴霾,大为失色。
到底发生了甚麼事?在奥运火炬熄灭不久,在人们翘首以待太空漫步之际,全中国的家长们,还有千千万万的消费者们忽闻噩耗﹕原来名牌產品也可以有毒——三鹿奶粉被揭露出含有令婴儿患肾结石的三聚氰胺!而在六月二十五日,为神七升空準备得如火如荼的中国航天员中心与三鹿签约,三鹿成为中国航天员包括神七太空人的唯一乳饮料供应商!这是多大的荣耀,一如与三鹿齐名的其他乳品企业如蒙牛、伊利的產品上那耀眼的五环标誌。
奥运、神七固然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希望和中国的未来,但千千万万家长们眼前的「未来」——他们的孩子们,却原来天天喝著有毒的牛奶还蒙在鼓里!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家长们,还能信甚麼?
强调「以人为本」的胡、温领导层的震怒可想而之,一句「不能以人民的生命安全换取经济发展」,道尽多少弊端之源。只是,当全国上下大举彻查產品安全,当相关官员头上一顶顶乌纱帽被摘下之时,若我们从另一角度看问题,不得不承认传媒监督的重要,也该庆幸新闻监督正悄悄在中国形成。
三鹿事件最早由一位名叫简光洲的记者点名揭露。据人民网和新华网转载的一篇简光洲的文章《我为甚麼要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字》透露,这位记者曾因为他的报道令致三鹿倒下夜不能寐。而他其实也并非首位披露有毒奶粉的记者,只因为看不过其他传媒只以「某品牌的奶粉有问题」来报道,引致消费者摸不著头脑并大为紧张,简光洲这位纲民口中「有良知的记者」,终於跟著自己的良心走,无惧可能被知名品牌告上法庭、可能最终会倾家荡產的后果,终於在一篇报道中公开了三鹿的名字,由此引发了这场席捲全中国、乃至全球的中国名牌乳製品安全大检查风暴。
简光洲无疑是最勇敢的一位记者。然而,内地传媒,包括官方传媒,然后是香港及其他境外传媒的连串追踪报道,相信才是引发政府各部门高度重视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於一个誓言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政府,足够的新闻监督必不可少,而这端赖政府部门对新闻工作者必要的敬畏及尊重。然而,中国内地目前不少部门及相关官员,仍是对记者持著看风使舵的态度。
例如,日前香港有电视台到北京某儿童医院採访家长带同子女检查身体的情况,医院首先想到的是驱赶记者。也真想不通医院为何出此下策?如果医院能说明情况,只会对医院的形象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反倒是把记者赶走了,令人不禁怀疑医院是否有甚麼问题或难题,又是否有足够能力处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们,令记者徒生更多疑问。
但翌日待中央电视台记者也直踩医院时,院领导便赶紧出来上镜,信誓旦旦表示会安排好儿童的检查,香港记者也因为中央电视台的到来,得以「沾光」顺道採访。类似这种不必要的把记者拒之门外的做法,实在没有必要。
诚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神七升空前闹出毒奶粉事件,令人们不能尽兴,也令神七的宣传效应大打折扣,因此内地相关人士指出,对相关事件的宣传调子是否有必要调整一下,又必须控制好神七与毒奶粉事件的报道口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好是毒奶粉事件带给人们的一个正面信息及警示﹕一个国家的成就越大,国力越强,对人民的关爱应该更深切,否则,人民的反弹可想而知。若不把事实摊在阳光下,人民便无法也无心思分享国家的成就。
从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不能对关係群眾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到总理温家宝公开表示对毒奶事件深感不安及内疚,向公眾说「对不起」,我们起码看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因为神七的升空而刻意把这关乎人民生命、关乎中国下一代健康的事件低调处理。
只是,总理温家宝在週日放弃休息,亲到医院探望儿童的这一幕,为何仍只是由中央电视台「独家」採访?为何眾多的驻京境外媒体,包括香港记者,就不可以派出代表同时採访?为何往往只有到了国外,香港记者才有机会近距离接近及採访并不拒记者千里之外的国家领导人?
无论如何,切不可因为神七而把毒奶粉事件的报道「控制」住,而把神七升空与毒奶事件并列为新闻重点,是中国走近新闻监督的另一步,正如神七上中国宇航员的太空漫步,只标誌中国航天科技发展上走出另一步,更长的路还在前面,更大的步子还需要迈出,国人都在等待著。
▲专栏作家、评论家熊培云发表文章《世界是被“摆平”的?》
随着部分批次产品被国家质检总局检出含三聚氰胺,部分声誉颇佳的国产奶制品企业目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包括百度在内的多家国内主流网站也因对此次奶粉事件所牵涉一些企业的关键词不同寻常的处理,遭到很多网友的强烈质疑。
此前,已有“三鹿300万公关百度文件”曝光。该文件至少提供以下三点信息:一是三鹿的公关公司曾建议三鹿花300万“摆平”百度,屏蔽肾结石等负面新闻;二是伊利、蒙牛等曾花500万拿下百度;三是三鹿已经与新浪、搜狐建立强强合作,“除非涉及国家权威机构的通报,该两网站今年内不会有任何关于三鹿集团的负面新闻”。
“强强合作”,曾经美妙的字眼。如果上述属实,这种“强强合作”何止是为不良企业“灭火”,简直就是将社会往一个巨大的火坑里推。
热烈的讨论、质疑与寻根问底的背后,是这些“主流网站”同样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用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事后新浪、百度等主流网站纷纷否认曾收取过三鹿“ 封口费”,但仍有大量网民发问:为什么三聚氰胺事件里百度搜索结果比谷歌少?为什么新浪新闻标题的源代码里“伊利”成了“伊<!>利”,在“ 伊”和“利”之间加上莫名其妙的编程注释符……事实上,无论是根据平时上网的遭遇,还是其他生活经验,出现网站被收买而封口的事情,大家也并不意外。
眼睛看不到的真相,心可以看到。我曾经热情地讴歌互联网,称其为“庶民的胜利”。然而,经过十几年的使用与观察,我也不得不承认,互联网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在一点一滴地被腐蚀与控制;我也曾相信这个虚拟社区里有中国最真实的意见,但是我同样看见不受约束的权力与资本之手正试图将它还原为一个远离真相的不折不扣的“虚拟社区”。而且,必须承认,很多时候它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记得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互联网渐渐走进大众生活的时候,曾有不少政治传播学者欢呼“一个雅典时代即将到来”。他们由衷地相信,一个新的美好的时代就要到来。假以时日,借助新型电子设备,人们不仅可以享受数字化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甚至还可以端坐家中,像简朴的古人一样参加“雅典国民大会”,让雅典直接民主的神话得以在二十一世纪及以后的诸世纪里呈现。
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此,且不去担心这种直接民主和现在中国人享有的“半吊子网络自由”一样会因为停电而消失,更令人担心的问题是谁来掌握这门技术?如果是一家企业,而且社会与政府对其缺少必要且有效的监督,最后这家企业是否会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掌权者?如果是权力,当权力与技术合流,社会是否从此手无缚鸡之力?技术虽然给人带来了某种平等,但是在技术的拥有者和非拥有者之间同样会因为这种“数字鸿沟”而出现控制与被控制。在此条件下,掌握技术者就难免会像那些没有底线的所谓“主流网站”一样,通过删帖、过滤关键词等手段,不顾一切地猎取自己的“技术血酬”。
当下中国信用危机此伏彼起,究其原因,首先就在于还没有让失信者维持守信的有效工具。而社会监督与媒体监督最后能否见成效,与其说是迫于舆情压力,不如说得益于权力的自省与自觉。是故在监督方面虽有常规的制度性安排,但在具体操作时总还是少不了靠“风暴”或“运动”来实现。
“公关”本是为了让社会组织与公众形成良性互动,然而,网络公关却异化成摆弄舆论、掩藏真相的工具。正如《中国青年报》所评论,近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同时揭开了网络公关的潜规则。有些企业一旦发现有质量问题,首先想的不是尽快解决,而是如何掩盖真相,把“公关”作为“搞定”政府部门、“摆平”媒体,进而欺骗消费者的工具。网络公关帮助这些问题企业“灭火”,尽量又快又多地发布这些企业的正面消息,把负面消息冲掉,遮蔽消费者的知情权。
当一个不良企业可以“摆平”权力和技术(媒体)为自己撑腰或让道,可以使反对派在公共领域销声匿迹,最后结果可想而知——社会刚崛起一点,又被“摆平”一点;中国刚崛起一点,又被“摆平”一点。你想建一座大厦,善“摆平”者却要你平地里铺砖。
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曾经引来掌声无数。身处转型时期的中国,或许有时你也会觉得“世界是平的”。不过,这一切可能和全球化并无关系。在这里,世界虽是平的,却是被“摆平”的。
▲中国学者、作家朱大可发表文章《文化毒奶和脑结石现象》
中国毒奶事件,成为所谓“后奥运时代”的典型案例。本国奶粉品牌几乎全军覆没,引发世人对食品制造业的深切怀疑。但奶粉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那些无耻的科技发明,已经应用到食品工业的所有领域,由此捍卫着食品消费的完美格局。已经有许多人正确地指出,利润至上和零度道德,就是毒化中国食品的两个主要原因。
有毒食品工业构成了庞大的集体罪链。首先是化工和食品工业领域的专家们,在各大研究院和高校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断创造出各种造假和使毒技术,为食品制造业提供技术支持,他们是大规模造假和使毒的始作俑者。企业为谋取利润,贪婪地注水和注入各种有毒的化学添加剂,把劣等和造假食品推向市场。地方政府为实现GDP指标,纵容和包庇食品犯罪。食品检验机构不仅没有发现这种造假事实,而且还向其颁发免检证,为投毒行径开放门户。向所有上述这些环节问责,进而向整个食品制度问责,才能击碎食品罪链,维系基本的安全防线。
闹得沸沸扬扬的毒奶事件,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而比毒奶更为惊心动魄的,应当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毒化。但它却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审视与警惕。
尽管民众对文化的渴求不如食物,但由于大规模人口基数的存在,终究形成了庞大的文化诉求需要。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和无限的文化需求之间,出现了类似食品的尖锐矛盾。然而,我们既丧失了制造当代原创性产品的能力,也丧失了从历史库房里提取文化资源的能力。文化的巨胃悬浮在空中,在长期面对文化匮乏和文化饥饿之后,它变得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为贪婪。
为了满足文化之胃的渴望,大量文化产品被加速制造出来,其间饱含着从注水(口水化和价值稀释)、造假(抄袭、伪造、篡改)到使毒(添加各种有毒文化观念)等繁杂工艺,它们构成了密切关联的技术体系,对它们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对现有文化产品做出明晰的判定。
在文化注水方面,盛大文学公司网站向我们提供了有趣的案例。签约作家连载小说的写作速度太慢时,饥渴的网民就会发帖抱怨,由此逼迫作家加速写作,以致一些作家被迫从3000字/1天的正常写速,加快到10000-20000/1天以上。这种“盛大文学现象”,就是典型的文化兑水和造假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快餐化过程,它的原理跟在牛奶中大量注水毫无二致。它势必导致文学质量的严重下降。
写作速度,无疑是测量文化产品是否垃圾化的重要尺度。德国汉学家顾彬宣称,一个德国作家写一部长篇小说,通常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而据我所知,天才横溢的中国作家,却只需要一至三个月时间。本土畅销书作家写速更快,有时只需一到两周时间,就能炮制一部长篇小说。据说,香港武侠作家拥有30000字/1天的速度,而科幻作家倪匡的写速,则到了50000字/1天的惊人地步。但这显然不是天才式写作的标志,恰恰相反,它只能体现某种垃圾化写作的特点,但这种可笑的书写模式,却为消费时代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样板。
中国人对书籍的传统热爱,引发图书市场的狂热扩张。据称每年中国有24万种图书得以出版,但其中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垃圾。中国人近年来对古史阅读的饥渴,也导致大量注水历史书的诞生。动辄上百万销量的畅销读物,加上票房率惊人的“大片”、以及收视率超群的电视连续剧,形成注水快餐的盛宴。在中国这个特殊语境里,“畅销书”往往就是低质书和问题书的文化同义语。
测算文化产品的另一尺度就是它的真伪。快餐的注水终究是有限的,而且它多少还能保留一点被稀释后的价值残汁,而造假却是更为彻底的欺诈。
本次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出现了备受指责的假唱事件。开幕式上林妙可的假唱,就是典型的双重假唱:它不仅在现场用事先录音伪装成真唱来欺骗全球观众,而且还要播放他人(杨沛宜)的声音。但奇怪的是,这头被造假者利用的无辜羔羊,居然还拥有大批粉丝。他们热爱官方的“造假产品”,藐视最基本的艺术伦理,从未替造假者感到过羞耻。这种对文化造假的集体声援,就是造假运动得以繁荣的根源。
崔健关于“真唱”的呼吁,已经喊出许多年了,但他的声音竟是如此微弱,在整个流行音乐界只有空谷回音。相反,包括那英等歌手在内的假唱积极份子,在粉丝们的拥戴下振振有辞地为假唱辩解,宣称它可以制造更好的效果,是对观众负责的表现。中国民众对假唱上瘾。他们对此有着强大的依赖性,因为录音棚制造的声音是经过技术修辞的。假唱能够制造出完美的声音骗局。这种自我盗版、“伪而不劣”的音乐产品,就是中国音乐爱好者的美食,他们享用假唱的陶醉表情,描绘出文化造假的美妙前景。
值得谈论的另一个例子,是郭敬明的小说抄袭案。法庭经过调查,宣判被告违法,并判处其缴纳罚金和道歉,而耐人寻味的是,但中国作协在没有要求抄袭者公开认错的前提下,草率吸纳其为会员,并借助媒体大肆宣扬这场“加盟秀”,无异于向世人宣告,造假者是可以畅通无阻地获得文学荣耀的。尽管郭敬明的才能需要鼓励,但这种反写作伦理的门户开放政策,却使中国作协沦为文化剽窃运动的同谋。
抄袭无疑是严重的诚信问题,但造假兼具投毒,则是一种更危险的行为。那些被强加于中小学课本的文化毒品,已经成为戕害少儿的事物。教育部要求音乐课学习样板戏,中学语文课本加入余秋雨散文,人民日报刊发《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之文,都是文化掺毒的典型案例。
耐人寻味的是,文化制造业生产的劣品和毒品,并未像毒奶那样面对必要的戒惕。因为文化中毒的症状,总是显示出更为隐蔽而“温和”的特点。它们以补品、营养剂或特效药的面目出现,由此制造更大的欺瞒效应,例如,样板戏唱词和旋律具有通俗性和悦耳性,而余氏散文则充满“历史感”和“煽情性”等等。但那些样板戏散发出的阶级斗争气味、用“眼泪”制造出的伪善文风、以及对普世(人类)价值的恶意围剿,正在伤害一代乃至数代人的灵魂,其危害性远甚于三聚氰胺,因为它所制造的后果,并非只是身残,而是更为严重的“脑残”。
“脑残”,这个描述精准的语词,出现于去年的互联网上,成为被广泛运用的文化关键词,传递出人们对这一文化弊像的焦虑。
肾结石患者可以通过B超进行确诊并加以治疗,但文化三聚氰胺所制造的“脑结石”患者,却难以用寻常手法加确诊。令人不安的是,当“知道分子”的脑残症状比普通人更为严重时,他们又何以医治民众的灵魂疾病?基于“知道分子”的无效性存在,以及批判知识分子的严重缺失,医师变得寥若晨星,根本无力承担救治的使命,从而加剧“文化脑结石”的群体性症状,把受害者推入“脑残”的命运。只要观察一下互联网空间的言论,就能对“脑残者”的数量,做出令人悲观的估算。在“文化复兴”的热烈欢呼中,这种幅员广阔的病变,才是最值得世人关注的事件。
▲居住在山东的中国评论人士牟传珩发表文章《“周老虎”又回来了——“祝咏兰”的“谎”撒大了》,揭露特供商品真相
自去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召开\”镇坪县发生野生华南虎\”的新闻发布会后,\”周老虎\”假照片便进入国人的公共视野,导致政府的公权力被滥用,政府的公信力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从此, \”周老虎事件\”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集体性谎言,刻在当代中国造假\”丰碑\”上了。然而,当下周正虎还在接受司法审判,又一起据说比华南虎造假影响更大,性质更为恶劣的\”祝咏兰讲话与照片事件\”又来了。就在掺了三聚氰胺的三鹿等奶粉导致中国大批婴幼儿患病或死亡恐慌,民众已对国货食品安全失去信心的同时,网上一篇祝咏兰泄露\”中国特色\”特供制度的讲话,并配有多幅正式会议照片引发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遭到网民一致性的非议。祝咏兰在《讲话》中透露:甄选\”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条件非常严格,要求重点在其\”安全性\”和\”营养性\”,说\”有机食品的生产必须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环境中的生长规律进行,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并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我国绿色食品的AA级就是参照有机食品的标准而生产的。凡是上述环节有一项不达标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更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副主任杜毅则在接受采访时给特供产品下定义:\”\’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甄选、评估并生产(或授权生产)面向中央国家机关及国务院机关老干部的特供指定专用产品,其甄选、认证过程严谨、要求严格。目前被列入特供种类中的产品主要为有机食品,包括粮食、蔬菜、水果、畜禽产品、水产品等日常食品,从今年开始我们把保健食品囊括其中。\”在\”毒奶事件\”发生后,这篇讲话本来有让中国红色贵族们吃喝的放心之效,但它反过来却成为了社会舆论抨击的众矢之的。
然而,就在舆论炒的纷纷扬扬之际,昨天中国新闻网突然爆出记者采访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负责人说,根本没有所谓的\”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没有举行过所谓的\”授牌仪式\”,也没有\”祝咏兰\”这个人,网上相关信息纯属谣传。这一来这个\”谎言\”可真的撒大了,造假竟然造到中南海头上。\”周老虎\”照片只不过造假了一个野生华南虎,就已经轰动国内外舆论了。\”祝咏兰\”照片竟造出了一个有庄严的主席台、有隆重的会场与大批高干参入的\”授牌仪式\”。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这照片的毒素对政府来说,可远比\”三鹿奶粉\”危害大得多,更比\”周老虎\”造假恶劣千百倍。因为如今中南海吃 \”特供食品\”已经见诸海内外媒体了。这才三两天,网上检索就有70多万条相关新闻评论了。究竟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误导舆论,向中南海泼污水?对此政府本应一追到底,严查不放,不仅还中央一个清廉的形象,也给百姓一个真相的交代。
然而,蹊跷的是政府竟让新闻网爆出一个记者的无名采访,而且内容竟是含糊其辞地说了几句话否认\”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授牌仪式\”、\”祝咏兰\”这三个名称词,却回避了问题的实质:中南海究竟有没有\”特供生产基地\”和\”特供产品\”?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采访要隐姓埋名?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哪位\”负责人\”出来僻的\”谣\”?如实说了真名真姓,才好事后有个交代。据悉,北京国佑特供产品有限公司、北京国佑万悦有机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国佑世昌保健食品有限公司都是提供\”特供产品\”的企业,它们不会也是造假的吧?还有2007年11月北京医院营养科主任、首长营养保健专家曾煦媛曾在报上说:\”中央领导们吃的虽简单,但食品来源一定要安全\”。\”中央领导吃的米、喝的水,都有特定产区供应。北京每到秋天九保桃盛产季,最好产区的九保桃一定是送往中南海,以及退休领导家中\”。不知这是不是也在造谣?
\”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不少报道与文章披露,中南海与奥运会都专供\”三元\”奶,据说也有人辟谣说\”三元\”奶北京市场到处可见,以此小儿科常识侮辱民众智商。谁都知道,\”茅台酒\”全国都买得到,但老百姓喝不到特供的。连三元企业自己都对外声称:三元奶极品是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座上宾。给中南海特供的三元是优良品种的母牛乳液。中国网2008年7月6日转发记者文章《民族品牌民族心 三元牵手\”红旗歌手\”刘媛媛》称:\”三元除了为人民大会堂供应特品奶以外,还为中南海提供特供\”。 中国食品产业网 (2008-7-4 )《老牌\”特供\”品牌 三元牛奶助力奥运健儿》文章透露:\”据了解,乳制品行业\’元老\’三元牛奶,以其过人的品质在北京老百姓中赢得的口碑是人尽皆知的。而其为人民大会堂供应特品奶、为中南海提供特供奶品,以及长期以来被指定为全国和北京市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的特供品的高端市场背景却鲜为人知。\”北京商报2008-08-15刊文称三元极品具有:\”为人民大会堂供应特品奶、为中南海提供特供奶品这样的高端市场背景。\”本作者不知这些文章是不是都在\”造谣\”,当一并法办。周正龙可是正在接受司法审判呢!
如果政府不想侮辱自己的\”信息公开\”承诺和公民的知情权,就应对以上混淆视听的言论一追到底,查明真相,看看究竟是谁又在制造\”周老虎\”谎言毒害中国?
附言: 最先把\”祝咏兰\”主任讲话公诸于众的是山东科尔公司网站(http://www.krbio-cn.com)但这个网站却打不开了,不过在下面的一则招聘启事里,仍可见到\”特供中心\”。网上还挂着另一篇\”杜昱光教授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其中提到出席当天授牌的主要领导中还有位\”赵明顺书记\”。此公应为\”山东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赵明顺\”。
特供食品网引自:http://blog.tom.com/poll8/article/3111.html
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现场主席台第一排(自左至右):
原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姚乾元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天然产物与糖工程研究组组长杜昱光教授,
中共山东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杨欣沂,
国家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国未来研究会会长张文范,
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咏兰,
山东省老龄办副主任刘爱民,
中国药科大学生物制剂药学博士、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李继珩教授,
山东科尔生物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裁王胜田先生
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咏兰为中心授牌-2
中央国家机关特供商品
中央国家机关特供商品
▲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方觉发表文章《李克强应为毒奶粉事件辞职》
最近中国发生的毒奶粉事件,是中共执政59年来受害人最多、波及范围最广、黑幕最阴暗、公众愤慨最强烈、国际社会最震惊的特大食品安全事故。
毒奶粉已导致5万多婴幼儿患病,其中1万3千人住院,4人死亡。中国是世界唯一的独生子女国家,毒奶粉事件对众多家庭的打击极其惨痛,严重损害了生命、健康、安全的基本人权。
中国政府处置毒奶粉事件十分不及时,十分不透明,十分不得力,十分不彻底。中国政府的主管领导人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9月22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的辞职完全不足以承担中国政府对毒奶粉事件应负的责任。
根据中国《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不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只是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不是国务院组成人员,只是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人。所以,李长江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承担责任。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不是中国食品安全的主要监管机构。中国食品安全的主要监管机构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政府仅仅认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毒奶粉监管缺失,掩盖了其它政府机构、特别是政府主管领导人的监管缺失。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不是中国政府处置毒奶粉事件的主要机关,不能以其代替中国政府承担对毒奶粉事件处置不力的主要责任。
主管全国卫生工作和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常务副总理、中国政府处置毒奶粉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李克强,存在严重失职。
9月8日新西兰政府通知中国政府,河北省三鹿公司生产的婴幼儿奶粉含有大量有毒化学物质三聚氰胺;前此的8月,新西兰政府已将毒奶粉问题通知河北地方政府。9月9日河北省政府不得不向中央政府报告毒奶粉问题。此前一段时间,卫生部已获悉,很多地方大批婴幼儿因食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而患病。在情况十分明确和紧急的形势下,作为全国卫生工作和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主管者,李克强没有及时、有力、全面地组织应对毒奶粉事态,也没有及时、透明、全部地向公众发布毒奶粉事件信息。
李克强作为“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的主管人,拖延到9月13日才启动该机制,进一步延误了处置毒奶粉事件。9月13日是星期六休息日,也是中国的中秋节,国务院规定今年中秋节全国放假3天(9月13日,9月14日,9月15日),“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难以在中秋节假期有效运转,更加延误了处置毒奶粉事件。
中国政府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迟至9月11日才将毒奶粉事件的不完整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延误了国际社会及时作出补救反应。李克强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对其它牛奶和奶制品含有毒化学物质的严重问题,李克强作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主管者,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迄今,李克强作为处置毒奶粉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没有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对毒奶粉及其它牛奶、奶制品含毒问题的真相进行客观、全面、准确的调查,没有对生产毒奶粉及其它含毒牛奶、奶制品的企业采取有力的行政管制和严厉的行政处罚,没有建议或责成包括河北省长胡春华在内的其他高级官员对毒奶粉事件承担应负的责任。
因此,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李克强应该代表中国政府承担对毒奶粉事件及其它牛奶、奶制品含毒问题的责任,辞去常务副总理职务。
目前,中国政府及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试图将毒奶粉事件“大事化小”,试图从李长江辞职后关闭毒奶粉事件继续问责的大门,试图拉下追查毒奶粉事件真相的帷幕,试图阻挠毒奶粉事件受害人的索赔。这些都是应予坚决抵制的错误取向。
▲德国之声评论员Frank Hollmann发表文章《廉价的背后并不光彩》
因饮用毒奶粉而患病的中国婴幼儿人数急剧增加。本周一,据中国官方报道,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婴幼儿已近1万3千人。中国国家电视台此前也报道说,位于河北省的三鹿集团数月前就已发现此事,并于8月2日通报了地方当局。但地方当局知情不报,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目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试图尽最大努力平息民怨。那么北京政府解决危机的能力如何?
或许是出于偶然,但却不足以令人信服。北京奥运和残奥刚刚结束,数万名各国运动员、体育迷和记者们刚刚离去,三鹿奶粉丑闻便被公之于众。乳制品受化学污染丑闻使已对食品和农田受污染习以为常的中国人也陷于惊慌之中。因为此次毒奶粉事件中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华民族最珍爱的下一代,中国人一向格外重视自己的后代,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这次毒奶粉事件关系到无数家庭唯一的孩子,这令婴幼儿的父母,祖父母,穷人和富人,城市和农村居民,汉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总之令十多亿国民都为之深感担忧。
此事暴露的问题,如同针尖一样刺破了貌似坚不可摧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泡沫。相关质检人员何以在一年,或许更长的时间里对奶粉掺假事件一无所知?为什么第一个患病婴儿已于今年5月丧生,而中国国民现在才知道此事?北京政府何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奥运贵宾提供周全服务,却置自己的国民于不顾?
为了平息民怨,中国最高领导层立即采取行动。早在今年5月,四川强震之后,中国总理温家宝就率先赶往地震灾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如今他以忏悔者的形象在患病婴幼儿的病床前请求原谅。
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记者的摄像机前集结地方官员,当面问罪,并罢免了某些官员的职位,然而,被免职的官员中大多职位不高,卫生部长得以继续留任。毒奶粉事件暴露了中国一党统治的弊端。尽管中国有能力以破纪录的速度建造最庞大的体育场馆、最高的摩天大楼、世界最长的桥梁和最现代化的港口,原因是没有规划评估程序,人大常委会讨论或公民抵制行动来阻止这些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但是如果对发展和利润的追求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就证明,北京政府不是一个独立,有能力承担责任的决策机构。
灾难接连不断。河流变为污水排放之地,设备老化的煤矿埋藏了数千矿工的生命,现在婴幼儿死于毒奶粉。如果此事被及早揭露和通报,想必就不会有婴幼儿因此而严重患病。
现在所有诸如雀巢这样的国际康采恩也已成为众矢之的,它们在同样的条件下在中国进行生产,它们看好世界最大的经济增长市场-中国,并效仿其竞争对手在那里摆开了战场。
现在他们必须清楚地算一笔帐,究竟什么更为重要:廉价在中国生产,或是使自己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每一个事物都有好坏两面,并非只有光彩的一面-这与奥运金牌完全不同。
▲专栏作家管见发表文章《“民族主义”卵翼下的含毒“创新”》
据报导,因蒙牛、伊利等知名品牌都被验出掺有三聚氰胺,迫使星巴克在中国的部分连锁店暂停使用液态奶,改添加豆奶(豆浆)。有消费者说,第一次喝到豆奶搭配的焦糖玛其朵,口味相当特殊。
谁能料到,如此应变,大概也应付不过来呢。据台湾知名食品商金车通报,因为使用大陆植物性奶精粉为原料,其八种三合一咖啡产品检出含有三聚氰胺。据称,这是首次发现大陆厂商在植物性奶精粉中也掺入三聚氰胺,相关植物性蛋白产品,如玉米粉、豆奶、奶精粉、奶油球等都可能受波及。植物性蛋白奶精粉主要原料是玉米,但为了增加奶香味,业者会添加一些蛋白质成分,例如酪蛋白钠,而大陆业者不但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连植物性蛋白奶精粉也照样“加料”不误,使台湾人大为震惊。这下,不知星巴克该怎么办了。
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大,中国厂商的本事,令全世界瞠目结舌。
有专家说,50公斤的鲜奶,加入大量的水,再配好三聚氰胺,保证其“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面貌,可以增至“数吨”。如此暴利的买卖,当然有莫大的吸引力。人们厌烦电视剧中频繁地插播广告,开玩笑说如今“广告中插播电视剧”已越来越长且不好看。现在,乳品业看来是不甘落后,也在力争创造出“水中添加牛奶”的奇迹,只是那“纯牛奶”或“奶粉”,越来越象是水与三聚氰胺等化学品调制而成的富有奶香味的新式产品。这样发展下去,在中国,将来水业或许应该吞并乳品业,成为一种更为巨大的行业,那时候,水过滤的工艺或许也会过时,人们将创造出更为新颖的工艺,“水”的更新换代就指日可待──想想看,连鸡蛋都能连壳带蛋清、蛋黄造假造得让人真假难辨,区区一“水”,又有何难?
当然,更重要的是标准。中国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先生声称,中国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国家检测标准共31项,这些指标和国际食品法典相关的标准一样,都没有对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进行检测规定,因为这些物质是不允许添加到食品当中的。这话大概不错,但是他忘记告诉公众,中国的奶粉成分监测程序未被欧盟承认,因而中国不向欧盟出口奶粉,那么,中国的标准及其检测程序与欧盟有何不同。另外,去年美国查出中国生产的宠物食品中含三聚氰胺,那么,美国的标准及其检测,或许与欧盟相似,它们与中国,究竟有何不同?中国含三聚氰胺的乳品主要对内销售而出口很少,是否与此有关?看来,中国的乳品检测标准适应中国国情,很有利于喜欢调配化学添加剂的厂商们施展其“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手段。美国人在中国出口宠物食品中检测出含三聚氰胺,自然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中国人虽然承认事实无误,却归咎于美国人所谓“充满敌意”的“炒作”,只是没有点破那美国人看不透的更深一层涵义:中国厂商的“创新”正是体现在这添加三聚氰胺之中,没想到这“创新”不适合于出口。
宠物食品之外,中国出口的另一桩大案是“毒油漆”玩具。所谓“毒油漆”,是指含铅油漆,且其含量过高,对人体有害。当时,看了国内不少的报导、评论,记得只有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一篇评论谈到业界发现含铅油漆有害而早已不用或限制使用的历史,其它的,多为指出那些玩具的“有害设计”本出自美国公司,中国厂商只是加工,并无责任,而油漆的使用也已经合同认定,中方也没有责任。至于“毒玩具”有害美国儿童身体,人们看来根本不在乎,似乎那只是该美国人自己关心的事情。
“中国制造”近年来风波不断,却因为主要涉及出口,伤害的是那些进口国的民众,中国舆论高扬“爱国”的民族主义旗帜,配合官方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归咎为外国“炒作”,鼓动民众同仇敌忾,“御敌于国门之外”。尽管如此,心里看来还是憋着一股气,对“反华”的外国及其媒体恨得咬牙切齿,到奥运“圣火”传递之际遇到抗议,况且又是支持“藏独”、法轮功之类的“贱民”,怒火终于爆发,如山呼海啸,似水银泄地,国内国外到处呼应,文韬武略竟相施展,为“中国崛起”而“加油”的姿态甚是了得。
无奈的是,偏偏在此时,乳品业那见不得人的“创新”因为三鹿的莽撞而把事情闹大,三鹿的新西兰股东在新西兰政府支持下直接把事情向中国中央政府通报,而且“毒奶粉”主要伤害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特别是伤害婴幼儿,“爱国”与“民族主义”之剑就失去了对外的锋芒。所谓“2000万妈妈的选择”,其实是她们被人盗用了名义和权利,妈妈们为自己的宝贝,当然不会承认这所谓“选择”,不会与这些黑心厂商善罢甘休。倘若当局敢于向她们承认,先前曾经为顾全奥运会大局,且按下事端不表,那这些妈妈们恐怕也断不会顾忌那劳什子“大局”──那毕竟只是一场游戏,自家宝贝可是人命关天。
民族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展开过程中兴起,本不奇怪,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表现为政府依恃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控制市场与企业,迫使市场经济畸形发展,这就使得民族主义的极端化,成为一种趋势。畸形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假冒伪劣相当普遍,已从小厂小店的偷鸡摸狗发展为大厂商的“创新”,发展为行业规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保护主义以及新闻与舆论控制,还将其黑幕包裹得严严实实,包装得光彩照人。在国内,人们对地方保护主义分割市场还保持着一些批判的锋芒,面对全球,地方保护主义升级为“民族主义”,就俨然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己任,而真正戕害国人生命、危害国家利益的造假恶行,恰恰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掩护下而繁荣昌盛起来。
不过,一般以为极端民族主义发展为法西斯主义,表现为穷兵黩武、争霸世界,现在恐怕是有所变化了。在目前阶段上,那种经典的表现,一时不会充分表现,争夺资源、出手并购也尚属谨慎。或许,中长期战略是以“北京共识”名义向国际市场规则、社会规则挑战,依恃壮大中的经济实力重组国际专制阵营,与国际民主阵营抗衡,而以劣质品向国际市场倾销,也许可以成为一种现实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