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

约翰一书 1：9
    
    
    
    
    在重庆沙坪坝，在那座名叫沙坪坝公园寂静的围墙角落，有一遍人迹罕至与世隔绝的墓地。在113座寂寥的坟墓里，掩埋着四百多位曾在喧嚣的文革武斗中壮怀激越的红卫兵战士，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倒下去的工农兵阶级兄弟，或因误杀而失去了生命的无辜百姓。
    在他们中间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还有年轻的母亲，以及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冷兵器和现代自动枪械的儿子、丈夫、妻子、父亲——永远地躺在了这里。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墓园棺木已拱，坟头芳草萋萋，这里曾经地厮杀、枪声、激昂、哀号、颂歌和罪恶都过去了，这里的一切早已被鬼针草、岁月和尘土、砖石和阴森所层层覆盖。
    面对这一遍规模宏大国内唯一仅存的文革墓地，其毁存与否？一度成为让城市的领导者们棘手的政治难题。文革的复出者们发出诘难：“保存墓地会使文革派性斗争的阴魂不散；”持保存意见者们认为：“记住失误才不会重蹈覆辙”；也有人认为：“文革墓地——确实是共和国历史上蒙羞的尴尬见证，怀疑存留有何意义？”
    
    如今，无辜而沉默的死难者们躺在这里，继续承受着被无情的岁月所销蚀的命运。幸运的是，与这些死难者有关的人们还清醒地活着，他们中的一位（席庆生）说：“这块我亲手挖掘埋葬母亲的土地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背景和依托”。而另一位当年被“8•15”派俘虏后，在这里曾掩埋过几十具尸体的“反到底”派成员何开泰（时为公安民警）却告诉记者：“这儿是使我历遭清查磨难，生活坠入渊薮的伤心之地 ……”
    
    

“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十五年牢”
    
    周家瑜，男，1945年生。重大“8•15派”总负责人之一，原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6年入狱，1991年刑满释放，现无业，靠亲朋好友接济为生。
    
    文革前，我是重庆大学3年级的学生。周家瑜坐在靠长江边的一座公寓楼的窗前平静地告诉记者。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我们重庆大学校长、书记郑思群开始的。1966年6月份，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是当时全校7个全优生之一，从他手里接过不少奖状；郑校长曾经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掉在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他从不骂人，讲的是身教，以身作则。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1966年7月19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重大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凌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7级干部，就被他们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7月份的重庆，天有多热呵！地被太阳晒得烫脚，我看不过去，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大家围着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后就不了了之了。我再次成为了焦点人物，再次被打成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没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了，就在松林坡招待所里。我们学生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从郑校长死的那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啥子叫“8•15”呢？莫名奇妙的！
    
    周家瑜告诉记者，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现重庆师大）的造反派组织，叫排炮战斗队和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我当天就鼓动带了3000多重大的师生到了师专校，开大会声援该校造反派。这件事马上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到师专校，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大家都不服，就在沙坪坝街上举行了游行，口号喊的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5•16通知”精神，坚决执行“16条”措施。这就是重庆文革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也就是所谓的“8•15事件”。此后，各个单位的造反派纷纷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他们。“8•15”的名声坐大了，“8•15”派也就这样莫名奇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夺权运动的“一月革命”风暴。重庆市在1月28日，共有46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并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
    
    “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别担任。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出来掌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在“夺权”后当权，是被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这些人就把一部分造反派拉出去成立了“砸派”，这部分人一开始反对“革联会”时的口号就是：“砸烂革联会”，就简称“砸派”，后来才改叫“反到底”派。
    当时，四川地区的文化革命斗争局面非常复杂，全川的造反派围绕“刘、张”两名干部的复出问题加剧了分化，斗争越来越激烈，以至于后来的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六十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宜宾市委书记张西庭被李井泉主持的中共西南局打成了反党分子。1967年6月间，刘、张平反，成了党内当然的造反派代表，复出后即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副主任。重庆8•15派反对“刘、张”，反到底派拥护“刘、张” ）
    
    周家瑜认为，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震撼了世界，这是悲剧，先不要说对与错，防止悲剧重演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十五年牢，我已负了责。我不同意你（记者）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观点！……
    
    在随后的数月内，两派对立的“派性”情绪越来越激烈，由开始的动口、动高音喇叭对骂、动笔的“文斗”逐渐演变成了抓人、斗人、打人的大规模“武斗”。
    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区发生了公开辩论，进而演变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武斗事件。
    1967年5月11日，重庆市石油学校、重庆市五一技工学校和重庆市第一机械制造学校等8•15派组织的武斗队，上千人进攻以反到底派为主的重庆市工业学校。这次大规模武斗，两派都使用了包括石头、砖块、木棍、等钝器。
    1967年5月23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激烈武斗。是月之后，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处均发生了冷兵器时代的武力冲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从此掀开了重庆远距离驰援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1967年7月7日，两派在市中区上清寺嘉陵江南桥头武斗，反到底派的二轻兵团动用小口径步枪打死进攻一方8•15派武斗人员2人。这次武斗事件，史称“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
    1967年7月8日，反到底派武斗组织——北碚猛虎团进攻8•15派控制的红岩机器厂，双方动用小口径步枪、猎枪等火器展开攻击，死9人，伤近200人。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
    1967年7月10日，重大8•15战斗团301武斗队用自制喷火器和土炮伏击重庆电机厂反到底的武斗人员，至其被喷火器烧死2人，重伤、轻伤各2人，钢钎刺死1人。301武斗队自己也被烧伤一人。在这次武斗中，301武斗队开始运用电台进行指挥联络。
    1967年7月13日，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与同派的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在合办的《井冈山》报发表社论——《人民战争救山城》，文中以江青同志6月3日讲话提出的“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对”为基本观点，号召：“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来”，打一场“千千万万革命人民粉碎李（井泉）任（白戈）反革命围剿的自卫反击的人民战争。”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等接见河南省一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江青指示——经过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公开发表——迅速传遍全国。
    1967年7月25日，8•15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攻打位于市中区至沙坪坝公路旁（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即在此地），化龙桥山坡一侧的重庆市工业学校反到底红岩兵团。战斗从7月24日白天围攻开始，25日凌晨5、6点钟两颗红色信号弹升起，发起总攻至当日下午2时许学校被攻下，打死工业校彭世明等男生9人，重庆幼师女生1人，抓获该校反到底师生近200人，不分男女每人遭匕首刺一刀，并全部递解回重大关押受审。此次武斗中，重大301武斗队员张全兴（学生）和“战地摄影记者”唐世轩（学生）也因枪击毙命。
    1967年8月3日，重庆军分区交通艇在郭家沱江面，被国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金猴”武斗队以封锁长江铜锣峡航道的37高炮命中击沉，解放军战士3人遇难。
    1967年8月8日，国营望江机器厂、重庆长航、嘉陵机器厂反到底派三条船共同组成“军工井冈山舰队”在增援建设机床厂溯江而上的途中，经过“红港”（朝天门）码头时，双方开枪开炮，打死24人，打伤上百人，击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人民28号登陆艇等船只12艘。长江航运中断数月。史称重庆“8•8红港海战”。
    1967年8月13日，在国营望江机器厂区郭家沱中学校园附近走马岗发生武斗，驻厂军代表，重庆军分区副参谋长张庭勤罹难，54军战士2人死亡。该厂反到底派工人武斗人员也被部队击毙了17人。
    1967年8月，在重庆军工厂集中的大多数地区发生了数十起大小不等的激烈武斗，整座城市形成了两派势力割据的局面，日常生活陷于瘫痪……
    
    总之，从使用钢钎、棍棒、鸟枪、土炮升级到动用小口径步枪、自动步枪、轻机枪、重机枪、坦克、高炮、舰艇（除飞机以外几乎所有常规武器）；从学校、工厂、街垒巷战到区域性运动战、野战，武斗的规模越打越大，死伤的人数越来越多。1967年的的6、7、8三个月，发生武斗事件上百起，山城重庆变成了惨烈的战场。
    

文化革命变成了“武化革命”，死了那么多的人！你认为……？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周家瑜结论性地道出了经历过那个年代人人都十分熟习的这句最高指示。
    

“心灵上永未愈合的伤口”
    
    申邃，男，1947年生，原重庆市工业学校学生，反到底派。1971年，在清理“5•16分子”的运动中曾被关押审查；1984年，以文革“三种人”被整肃而离职，现为自由职业者。
    
    你是文革的亲历者，这种经历你觉得有意义吗？也许，这是现今的人们最想了解也是令你最难回答的问题，记者说道。
    
    我本人直接经历了文革全过程，我并不是一个坚决的武斗拥护者。
    
    申邃回忆：令我最难忘的是1968年6月28日至7月1日争夺建设机器厂的武斗，激战了三天两夜，这也是重庆文革中，最后一次区域性大规模武斗。此战之后，山城“反到底派”全线溃败，数十万人员撤退到成都和四川各地“吃支左饭”，长达数月之久，随即整个重庆成为了“8•15派”的天下。
    1968年6月28日的下午，建设厂技校反到底派“3•28”战斗团的小头目“二和尚”来到我校红岩兵团驻地搬救兵。（本校已失守临时驻扎在大田湾体育馆附近的轻工局大楼）他告诉我们，“3•28”战斗团为了抢先占领建设厂，（常规武器生产厂）已经与“8•15派”打起来了。战斗已进行了几天，希望我们和其他反到底中学生组织能够派人去驰援他们。看得出来他是冒死突围，很焦急的样子……
    当时，文革武斗在重庆已持续了一年多，死去的人已经很多，中学生中早已弥漫着幻灭、厌战、涣散、甚而怕死的情绪。在“二和尚”言词恳切地诉说时，同学们都表情冷漠地注视着他，没有任何反映。我们团部几个人为了安慰他，同意开个会商量一下再说。会上，所有的勤务员都不同意“派兵”参战，大家感到，如果再有什么死人的事发生，（当时我校反到底派已死了十多个同学,到武斗全面终止时共死了17人）团部的头头们已有很重的心理压力。（怕运动后期清算）但是，眼睁睁地看着本派战友，在战场上被“8•15”消灭，我们却见死不救，从道义上说不过去，尤其感到无法面对求救的“二和尚”，他已经纠缠我们好几个小时了。思前想后，我最后提议，我愿意带队去（参战），团部可不作硬性命令，采取自愿报名，此言一出，大家眼盯着我枪伤未愈的左手，一阵沉默……
    
     记得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匆匆下楼，来到轻工局大楼后门台阶上，原本在等消息的同学们冷漠地望着我，“……愿意去的，跟我上车”。眼前的同学们表情木然，大家已没有昔日的激情，更没有豪言壮语，我不敢相信还有人愿意去参加一次没有指望的武斗。呆了一会，一部分本校的和市二中的同学默默地跟着我登上一辆公共汽车。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回头一看，跟着上车的同学大约四十来人。
     我们全副武装，先到了河运校，吃过晚饭，趁着便于奔袭的夜色，在“二和尚”的引领下来到建设厂靠长江边的后门附近，对上口令，他的同伴外号叫“幺妹”的在那里接应。红色的流弹在头上乱飞，我们一行人潜入到建设厂前沿阵地指挥所一个叫“三八宿舍”的楼房驻守。
    
     在枪声不断，实行灯火管制的前沿阵地——三八宿舍里，周围是随时都会吞噬你的漆黑。大家静卧在黑暗中，一起等待着迟早总会落到哪个人头上的那个命定的结局，不知是恐惧还是虚荣的豪情，意识中突然闪现出革命烈士陈辉临刑前的那句诗——“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血色浪漫的心理暗示，无奈的单纯也会勇敢，那个年代的全部教育刚好给红卫兵稚嫩的心灵补注了最后的亡命冲动。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走出这一步呢？
    
     申邃接着说：派性是一个重要的外在原因，派别利害是一个团体自觉而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给“二和尚”有个交代。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在文革时期，特别是在武斗发生后的时期，有一种虚妄的心理情结在武斗人员中蔓延着，用当时的语言就叫：“操兄弟伙”。（这是对文革最悖论、最离奇的复旧思潮——中国社会最推崇的江湖义气。）见死不救就是有违“兄弟伙义气”的行为，是最遭人唾弃、最没有面子的。现在来看，更多的是碍于这种心理引力，跟着去“玩命”的同学们早就失去了“文革的原动力”，大慨都是囿于共同的义气吧！这次行动让数名无辜的兄弟伙踏上了最后武斗的不归路，他们中间就有那个最亡命的“二和尚”。
    
     第二天，红岩兵团团部的夏绍伦、雷午生和钟吉祥等其他战友也应该是碍于兄弟伙的义气吧，又带了几十人来支援我们。在三天两夜的战斗中死去了四人，其中一人是重庆市第二中学校高中部的优秀学生，至今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
    ——罗德华。他在过封锁线时，头部和脚踝中弹，抬回驻地他还活着，没有战地救护，几个小时候过去了，眼睁睁地看着他嘴张得老大地呼吸，渐渐落气……
     坚持到7月1日清晨，没有救护，没有后勤补给，没有预备梯队，只能败退。当我们离开建设厂战区后，本派有八人被俘，除一人因其父亲是建设厂“八一兵团”（8•15派）的出面而得到保释外，其余的7人都被八一兵团当即枪毙了。其中就有“二和尚”。
    
     七十年代初，我遇见原建设厂的反到底派头头周应古，我问起“二和尚”来，他淡定地说，就是你们那次撤退，他被抓住后就遭枪毙了，我感到很震惊！原来，我们清晨撤退时，他在头天晚上摸到三八宿舍对面的男单工宿舍，睡着了。慌乱中没人叫醒他，把他留给了对立派而做了枪下之鬼。
    
    “二和尚”是建设厂的年轻工人，他所在的反到底派组织名叫“红大刀”，他招工来自四川资阳县，因无熟人说情遭此厄运。我还记得他来搬救兵时的模样：穿着一身蓝布军干服，腰间拴了根旧牛皮带，铜扣铮亮，插着一支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一支裤管（可能是农家子弟习惯），中等个头、短发、方脸庞、神情焦灼、不善言辞，疲惫得脸色苍白。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碰见原建设厂技校反到底派“3•28战斗团”头头，外号叫“刷把”的刘正顺，才知道“二和尚”的真实名字叫刘志孝。
    “刷把”还说：和他一起被枪毙的有两人我认识，一个是在建设厂照管洗澡堂的姓刘的工人，此人身有残疾——驼背，都叫他“驼子”。听说，他死的很惨，他被俘后很桀骜，对方就用铁铲来砍平他的驼背。另外一个叫陈仁的工人也被俘虏，他是撤退后又返回去叫其他“红大刀”的战友时被俘。这个老兄67年在攻打王家大山的战役中，屁股被弹片炸缺一大块成了瘸子，没有跑脱……
    
     这次武斗，我们撤退前也枪毙了对方4人。混战中，有两人端着枪正在工具车间三楼机床旁，为抢夺制高点，我冲进了这个车间。我发现了他们，直觉判断是“8•15”派的人。“我是八•一兵团的”，我诈称道。他俩狐疑而紧张，直勾勾地看着我，在他们犹豫时，“二和尚”和战友们蜂拥而至……押解下楼时，他俩胆怯的目光里填满了绝望，那一瞬间流露出来的无助、求生、怨恨的复杂眼神，我至今也无法忘记。看上去两人大约三十来岁左右，其中年岁大的敦实、国字脸，长着一颗结实的头颅，应该就是本厂的工人。“刷把”告诉我，那次总共俘虏了对方七人，因都是建设厂的，“温猪儿”等几个战友说情释放了三人，此两人是否在其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莫名的良知悄悄地来到心头，——“他们当时大概都有了家？有妻室老母和儿女吧？”我时常这样反问自己。我为此懊恼而自责、内疚而忏悔，脑海中常闪现出那最后一幕的惨景，幻想着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该多好啊！那次武斗中两派无辜的亡灵时常让我悔恨而无法解脱。
    
    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就是对立派双方都杀俘虏，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黑暗和罪恶的一页，是文革这一代人命定的耻辱和灵魂深处无法抹去的污点，这种兽性的阵性发作难以因时间的流逝而磨灭。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反思，一直在抚摸着心灵永未愈合的伤口。武斗，红卫兵这一代人永远无法救赎的悲哀。
    
     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1968年7月9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各式轻重武器展开了激战。
    是月上旬，两派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校等地大规模武斗，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遇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坏，全线停运一年多。
    经过上述几次决战，重庆“8•15”派彻底控制了局势，“反到底”派全线溃败，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武装割据、派性大清洗”如瘟疫一样倾轧山城。
    
     1968年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1968年10月15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
    

“我跪在地上向死人请罪”
    
    何开泰，男，56岁，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民警，原文革中“砸派”成员。现已退休，离开家庭，独居在郊区，过着很无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乱，三次拒绝采访，最后却不过“老战友”的情面，终于对我们打开了话匣。
    
    提到沙坪坝那个文革墓地，我实在不想说，太伤感了。（沉默）
    当时，我在公安局工作，公安也介入了文革，我们分局也分两派。文革前，我的岗位就在化龙桥，离工业校很近，因为一个同学的弟弟（夏绍伦）就在工业校读书，我经常去看他，文革前我们就很熟，后来运动开始了，加上观点相同，我自然就加入了他们学校这一派。（反到底——砸派）
    
    1967年7月24日下午，他们学校的同学拦截了一辆路过的嘉陵厂“8•15”派的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驻厂军代表。我向来不主张乱抓乱打，经我的劝告他们把人放了，因当天时间晚了，军代表就没有走得成继续被扣押着。
    晚上，我得到情报：听说重大“8•15”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我们这边学校。因为工业校所在地华龙桥是重庆大学（8•15派）去市中区的必经之道，所以从战术上考虑非拔掉这个钉子不可。
    这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凌晨3点钟左右时，我看见夜空中升起了3颗红色信号弹，知道“8•15”派已经把我们包围了。大约4点钟，我就听见了枪声，从声音判断有冲锋枪、机枪，还有少数土制炸弹。这些火力一直在外围打到了天亮。我们这一边只有冷兵器，仅有4支小口径步枪，其中3支不能使用，只有一支可以打。对方不摸底不敢轻易来进攻，以为我们沉着打埋伏。我和另一个工业校的学生（彭世明）趁着夜色，曾爬到大楼的房顶去观察，当我和他的头刚冒出屋脊时，那个同学脑门眉骨中了一枪，后来也死掉了。
    
    早晨7点多钟有几位解放军人员以“制止武斗”为名进入了我们坚守的办公大楼 ，解放军进来后，了解到我们的虚实,一定转告了8•15派的武斗指挥，在当时，重庆驻军（54军 ）以“支左”为名，实际上是站在8•15派一边的。当他们走后8•15派大胆地进攻开始了，下午2点来钟他们攻破了我们坚守的大楼。
    
    进攻开始后，记得其中有一发土制炮弹打到了楼房三楼的一个窗台边上，当场就炸死了重庆幼师的一个女生，其余死掉的同学都是8•15派的武斗人员冲上楼后被乱枪打死的。这次武斗我们总共被打死了10个学生，他们也死了一个。（此战重大专职301武斗队实际死亡二人）
    
    我成了8•15的俘虏。从7月25日到10月1日国庆节前几天，我当了两个多月的俘虏。在此期间，我被押解到沙坪坝公园内挖过十几次墓，主要是处理、掩埋那些对方不愿处理的尸体，都是些高度腐烂，臭气熏天的尸体。我们要跪在这些尸体前，首先低头向尸体“请罪”，然后清洗创口，注射“福尔吗啉”，给尸体打扇子驱赶蚊虫、苍蝇……
    
    管理我们这些俘虏，还要负责埋尸体的人叫郑志胜，他是重大的学生，出生成分不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主动要求做这份最脏、最苦、最没人愿意干的工作。
    当时，8•15派想在那里建立自己这派的烈士陵园，郑为了争取表现，一方面非常真诚地同情本派的死难者，另一方面又绞尽脑汁地残酷折磨对立派的俘虏。我们都很恨他，背后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尸长”。
    我记得，郑志胜有四次等我们俘虏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后，他突然要我们全部都跪在坑边，他指挥别人从背后向我们开枪，我以为自己要被陪葬了……
    他耍的这一套叫“假枪毙”，但我们不知道哪一次是真哪一次是假，我亲眼看见他毙掉过一个女俘虏。
    我后来听说，郑志胜分配到新疆，文革结束后被抓了回来，因有血债。开始就关押在我同学的单位，大家都知道我在郑手下当俘虏的经历，都怂恿我趁机报复整他一把，但我没有整过他一次。我始终认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个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
    这段非人的遭遇对我影响太大了，我目睹了人在极端状态下人性恶的、丑陋的一面，它粉碎了别人的生活，使人看不到希望，尊严的丧失导致了信念的幻灭，这也是使我后来的生活变得无所谓的原因之一吧！
    

“校花”之死
    
    陈国英，女，1951年生，重庆市第二十九中校67届初中生，现在重庆市儿童医院工作。
    
    记者在墓地上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的一幅碑文，极具代表性，摘抄如下：“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鲁迅语）。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瑜、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织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 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尤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系“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
    
    记者从二十九中校友录上查到3个同学的地址，通过她们辗转找到了陈国英，她是欧家荣、唐明瑜、余志强、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六人死难现场事件的唯一幸存者，她十分友好地接待了突兀来访的记者。
    一提起当年二十九中“校花”的唐明瑜，和唐明瑜的其他三位同学一样，陈大姐不胜唏嘘！她说：“唐明瑜那时才十六岁，身高一米六几，热情大方、漂亮 ，特别擅长跳舞。我唱歌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战斗团，在一起唱歌、跳舞搞宣传，大家都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结果一下子四个女生，两个男生都死了。杨武惠死的时候才只有十四岁”。
    陈国英回忆道：“67年8月4日，中午，很热，我正在家里午休，当时我家就在今天的“女人广场”商城位置。三个女同学来叫我，说去帮8•15派的一个指挥部搬家，从杨柳街财贸俱乐部搬到外贸大楼。中午1点钟左右，我们坐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就停在俱乐部门口，东西都装完了，只是一些棉絮、文具用品、纸张，没有一件武器。因为天气很热，我们五个女生嘴里都含着冰糕，大家都穿着短袖衫和裙子、凉鞋。
    我们刚爬上车，手中都拿着冰糕，枪声响了。我是最后一个上的车，听见枪声很急，感觉火力很猛，我下意识地觉得如果不跑，肯定要遭打死，我立即跳车，跑进了俱乐部大院。两个好心的陌生人给了我一件军衣，叫我快穿上，我穿好了军装，他们就托举我翻围墙；翻过去了我搞不清方向，居民赶紧给我指路，我才朝着俱乐部反方向的路，从杨柳街——五一路——依仁巷，一口气跑到了重医附二院。到了医院才晓得自己受伤了，一对长辫子被子弹打断，右手臂被子弹射穿，拉开了一道口子，当时满身是血，脑子一片空白”。
    出院后，陈国英退出了战斗团宣传队。
    1967年3月17日，陈国英清楚地记得，她和二十九中的同学们被下放到乌江边的彭水县插队落户，坐船去的。“我是那条船上年纪最小的，当时很绝望，我是哭得最凶的一个，真的很伤心。”
    
    江水茫茫，辞别山城。两年来的血雨腥风化作了无尽的伤感，18岁的陈国英在十八年后才调回了重庆，“想起来，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朱孝云，女，77岁，退休工人，独居。1967年8月4日，她17岁的独生儿子余志强死了。34年来，她一直没有去过那片墓地，她也一直坚持没有换过房子，“怕娃儿回来，找不到我……”
    2001年3月11日上午，好心的陈国英大姐领着记者，在临江门的一个老式房的门洞里找到了余志强的母亲朱孝云老人。当她听见陈国英亲切地喊她——伯妈，并说出我是余志强的同学时，她一把就紧紧地抱着陈国英，“儿啊儿的恸哭起来”。
    34年过去了，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17岁的独生儿子。因为已伤心的无力，才让她没有了恨，才无奈地活着，仅有怀念的伤逝，才隐忍至今。她颤巍巍地打开被层层包裹着儿子的红卫兵团员证，抚摸着儿子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不断地哭诉，“我的娃儿好乖啊，他死的好可怜啊！”17岁的余志强身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海魂衫，英俊而迷人。
    满头白发的朱孝云每天守望在当街门洞里，卖着矿泉水和棉花糖之类的小食品贴补家用，打发着悲苦的余年。
    
    

两个少年目睹母亲被杀
    
    席庆生，男，1952年生，民营企业高级职员；席庆川，男，1954年生，重庆市美术公司摄影师。 1967年8月24日，他们兄弟俩目睹了母亲黄培英被杀。尔后，年幼的他们在沙坪坝公园内亲手掩埋了自己的妈妈，那一年母亲才33岁。
    
    1967年8月24日，天气很热，母亲带着我们从九龙坡区滩子口，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家中出发，准备去到重钢李子林投奔亲戚，因为我们家住的地方武斗越来越厉害。
    上午10点钟左右出发，步行抄小路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大约11点钟，这时突然枪声响了，第一枪是是打我，因为我走在最前面，母亲走在中间，他（席庆生）人小走得慢，在后面跟着。只觉得身边的子弹乱飞，地上的土被打得卜卜的飞扬起来，我有武斗的经历，赶紧喊卧倒，自己同时就倒在了地，这时刻我就听见母亲啊地叫了一声。我随声掉过头来一看，母亲正痛苦万分地撑着胸部倒在了地上，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的身旁，大声地叫妈妈！妈妈！我抱着她的头，看见血汩汩地从她捂胸的手上流下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话已经说不出来。我马上撕开身上的白汗衫，准备包扎。这时，对面又用高射机枪朝我们扫射，我马上用白汗衫朝对方狂舞，表明我们是和平居民，但枪声未停，我只好卧倒在地，弟弟此时吓得躲在海椒地里。枪声一停，我又爬过去看母亲，她已完全断气了。子弹是从左乳下射进去，从右腰部穿出。我和弟弟都没有哭，茫然了，绝望了，极度恐惧之下思维也停止了，不会哭，没有眼泪。路边的农民惊慌地从门洞里探出头来，紧张地朝我们招手，我们醒悟过来才跑进门去。背后山坡上的机枪又猛烈地叫起来，我们两个抵着土墙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地，一直躺了几个小时。到了下午五六点钟，我们才起身沿着河沟，猫着腰，一会爬，一会儿跑，一会儿躲，逃到了大路上，继续朝着李子林方向跑。当时，脑子里只有 一个念头，赶紧找到亲戚。然而，我们赶到了李子林才发现，那里的一大片房子已经遭到炮击被毁坏了，空荡荡的，连人影子都找不到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走，被大批逃难的居民裹挟着向钢花电影院方向移动，漫无目的地寻找父亲。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后来，席庆生、席庆川兄弟俩亲手把年轻的母亲埋在了沙坪坝公园的无名墓地里。从此，每年清明节兄弟俩都要去那里烧纸、默哀。再后来，扫墓的行列里多了几个人，是他们的儿女。
    席庆生说：“那以后，我凡是遇到什么事，就跑到墓地看看母亲，坐一坐，吸支烟，什么都淡了”。
    兄弟俩告诉记者，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人去沙坪坝公园凭吊，不过，最近四、五年，去的人越来越多了，今年春节还有不少人去那里烧纸、哭诉。
    “人们开始强烈的怀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亲人”，席庆生如是说。
    
    

清明，纸钱、明烛的思念
    
    2001年4月5日，清明节，沙坪公园文革墓地，阴天，没有春天人们常常经历的明媚。建设厂墓碑前来得最早的祭奠者，她们是受难者李瑞珊的女儿和女婿。
    
    李瑞珊，男，1967年8月5日遇难，时年53岁，是埋葬了31人的这座坟墓里的最年长者。
    
    当他的家人在墓碑前慢慢地点上香蜡纸烛、默哀后，记者正是带着“年龄”的疑问采访了他们。
    照例说，武斗中他（李瑞珊）不应该是参加者？
    
    他的大女儿李菊华悲痛地叙述：爸爸的观点是倾向8•15派的，但是他反对武斗，因为他一辈子造枪都是为了打敌人。爸爸是湖南浏阳人，先前在汉阳兵工厂做工，抗战时期随厂迁来重庆，文革前他已评上了八级枪械技师，技术好。他总认为，自己造出来的枪不能打自己人。真没想到，他就是死在自己制造的枪口下。
    1967年8月，建设厂地区已变成重庆武斗的主战场，李菊华说：我当时在石桥铺别的厂上班，平时也没有回家，小妹妹才11岁，也因武斗打起来后随我住到厂里，爸爸一人守家，那时我妈妈已去世。本来叫爸爸一起走（躲武斗），他放心不下一定要守在家里。后来听邻居讲，5号那天，两派就在家门口附近武斗，枪炮声不断，爸爸先是下楼躲在家傍边的防空洞里。后来，他看见房子被打燃了，可能是他想回家抢救点东西出来，走到房子门口时一发子弹打到了他的胸部，当即就倒在了过道里。现在看来是有人故意瞄准打的，是哪派开的枪也不清楚。…… 李菊华无法再讲下去；小女儿说，当时我什么都不清楚，只知道我的亲人只有姐姐了。
    大女婿王宗义接着讲道：我是64年的退伍兵，刚23岁，在石桥铺机修厂上班。当时我还没有同李菊华结婚，还在耍朋友。本来我俩看到（武斗）打得厉害，建设厂是造枪的厂，你想两派都在争夺，她的家就在厂旁边上。我们都劝她爸爸到我厂里躲一下，虽然我们没有结婚，爸爸可以和我住男单工宿舍，好像是67年7月30或是31号那天他都答应了，结果他又改变了（主意）。实际上他这个人有点封建，觉得（我们）又没有结婚，当老人的就跟着住在一块，好像面子上不好讲，他就坚持一个人在家不愿一起走，他还说：“我一个老头子又不去武斗，在家里也不会有事。”他同意（我们）带上小妹妹一起走就行，哪个晓得他几天后就被打死了。
    当时，我们如果坚持要他一起走就好了。是啊！他死了这么久我们都觉得死得冤枉，他反对武斗也不参加，就死在自己的家门口……
    女婿王先生回忆，李菊华一听到父亲死了，完全气疯了，一口气喝下两瓶二曲酒昏死过去……我每天陪着她，起码有三个月她头不梳脸不洗，有时一个人坐在窗台上发呆，危险啊！我就守着她、劝她、开导她，慢慢地才好转过来。小妹也说：“不是姐夫哥好的话，姐姐也就不在了，我也不知怎么办？后来他们结了婚，我们一家人总算度过来了……”
    

你们每年都来吗？
    
    我们每年都来上坟，大女儿李菊华说：我对父亲的映像太深了，无法忘记他……
    
    离开李菊华一家人，在墓地的不远处看见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在中梁山煤矿墓地前烧纸，沉默无语，小女孩也在静静地帮着让“纸钱”燃尽，灰烬在空中飞舞，红色的蜡烛已燃去半截，中年男子蹲着，小女孩懂事的站立在旁边，此番情景对于童年的她应该是人生中不多的经历。
    
    在插着红烛前的墓碑上刻着：“李世华，男，1932年生，1967年8月3日卒。”
    
    在随后的交谈中，中年男子告诉记者，他是来给父亲上坟，名叫李健，现在一家公司工作。带女儿来让她也了解一下爷爷的历史，虽然她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爷爷）会被打死。李健说：我们这一代人很苦，父亲也是几岁时从合川（地名）流浪进城的，那时他差点饿死在路傍边，是一个姓黄的婆婆收养了我的父亲，解放后在中梁山煤矿当了矿工。父亲的一个哥哥是流浪到了乐山，后来也工作了，现已退休。
    
    那你的父亲李世华在文革武斗中是怎么死的？
    
    李健说：“1967年8月23日，父亲和他们一派的人乘一辆卡车在途径大坪谢家湾时，遇到了有人朝他们开枪，他被击中，那次就死了他一个人。具体的情况我当时也很小，不清楚，晓得的都是他的同事们后来告诉我的。”
    我差不多每年会来上坟，总是自己的亲人。父亲死后，只有母亲，一家人好困难哟！现在来心里平衡一点，今年还好（墓地）没上锁，以前都是锁起的，我们只有翻墙进来。这总是历史嘛！是当时的历史，应该保留吧！我还有个哥哥，他也要来看父亲……
    
    死者赵树华是十八冶建设兵团的，记者从墓碑上注意到，他死于1968年，时年33岁。陈旧的墓碑前几乎看不出以往有人来祭扫的痕迹。
    
    今天来上坟的是他的女儿，看上去已有30多岁。记者想采访她时，她严词拒绝。
    经不住记者一再表明善意，她才躲闪其词地说：“我是第一次来这里，我以前很恨他（父亲），他在我的映像中很可怕，因为，我只看到他死后被那些人（战友）抽起来坐着照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劳保服，好像还戴了一顶藤帽，是我奶奶给我看的。我好怕看他（照片），我完全不知道假如有父亲的那种感觉，只是近年来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该来看看他……”
    
    一阵断续、紧张的交谈，她既不愿意告知其姓名，更是不准对她拍照，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她像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一样急匆匆地“逃走了”。
    
    墓地上陆续来了些扫墓人……
    当记者接近他们时彼此都有距离感。首先是扫墓人疑虑的眼神，任何职业性的提问都会带来深刻的误解。在一个不完整的公民社会里，也许这才是最可理解的
    
    其实在墓地上，沉默和隐忍——往往是多数扫墓人躲避世俗追问最有效的选择，他们或者她们的大多数都极力回避着一个令人蒙羞的字眼——武斗——亲人们因此无辜的死于那个遭唾弃的文革岁月。
    
    在墓地，记者常常会无力地触摸到某种真实，—个庞大得多的沉默的群体。
    
    真实的表达还是有的，当记者离开墓园时，看见墓壁上凭吊者留下的墨痕
    
    ——历史在此沉思！
    
    亡者只能沉寂，生者选择了沉思。无论你是共和国领袖或是一介平民；无论你是军人或是百姓；无论你是作家、诗人或是工人、农民，在赴黄泉的路上，当通向墓道两旁的烛光，在照出亡者过失的同时必将拯救后来者们的灵魂。
    
     2008年9月 重新增删稿
    
    记者手记：此稿经《南方周末》更名删节后，曾于2001年4月19日发表，现作为一篇完整的文字以飨读者也是有意思的事情。
    
    

后记：

墓园今昔
    
    李志同，男，61岁，原公园党支部书记，他1964年到公园任职，直到退休。记者有幸见到了对墓地保留至今最为权威的知情人。
    解放前，这里是一个叫杨若愚的私家花园，杨若愚用今天的话说，应该算民族资本家吧。解放初，他把花园献给了政府，曾是沙坪坝区委所在地。57年区委从这里迁出，征地扩建成公园。
    这片墓地的来历，本来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办事处为了安葬去世的职员而置的地，也是杨家花园的地。当时有牌坊、引道，本身就是一个像样的墓园。
    万隆会议后（1954年），周恩来路过重庆时，建议将他父亲和邓颖超母亲的遗骸从这里迁出。周总理说，“他们不是烈士，不能享受烈士待遇”。迁出后，就没有外人再敢到这里埋人了。一直空起，但陵园的格局基本形成。
    67、68年，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后，死的人多了，无处掩埋，“8•15”就想到了公园，那时他们还不晓得有这块空的墓地。开始抬尸进来，想到哪埋就在那埋，我们也无法制止。红卫兵蛮呵！连花都不准栽，说什么只有旧社会的公子哥儿才养花弄草，把公园里的花苞都摘掉了。后来他们才看上了这片墓地。
    现在这个墓地埋的都是8•15派的人或他们的家属。当时埋葬的气氛很壮烈，鸣枪、放炮、唱语录歌。
    
    文革结束后，政府曾经考虑过清理这个墓地，但因为拿不出钱，拖了下来。再以后呢？好象是1985年，有人向中央告状说，应该毁掉这个墓地。他们认为，保存墓地就是保存了派性的恶果。这封告状信我看过，直指重庆市政府不管这个事。杨汝岱书记也有个指示，大意是请重庆市委查处。市委将问题交给沙坪坝区委研究，区委组织讨论过，我提出一个观点：“不要用派性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要用历史唯物观点来看。我认为，保留开放文革墓地对教育下一代有积极作用”。后来又开了个座谈会，两种观点仍然非常尖锐，尤其是多数老干部坚持认为，保留文革墓地将会为派性斗争留下隐患。针对拆的问题，我们也刻意强调了客观因素，那就是迁出费用和对死者亲属的安抚问题。目的还是想保存这个墓地。区委将两种意见都上报到了市里，当时的市委书记廖伯康为此事亲自来到公园调查，是我接待的。
    廖书记来公园是一个下午，随行的只有一位女秘书。我陪同他在墓地周边看了一下，秘书问话多一些，廖书记没得多的话说。回去以后，市里就有了一个批示：“不拆、不开放，围起来”。再后来，上面还果然拨了一万多块钱修围墙。
    这片墓地总算保存下来了。
    
    2001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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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平藻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