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5日，《新华社》前记者戴煌的遗体告别会在北京举行，媒体业界和在京访民等前来送别。（现场人士摄）
被打为“右派”的《新华社》前记者戴煌因病逝世，其遗体告别会周四（25日）在北京举行，近200人到场送别，包括在京访民和维权人士。戴煌的朋友称是文坛上一大损失，亦有公民记者冀戴煌的敢言精神得以传承下去，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培育更多敢言的公民记者。（文宇晴 报道）
戴煌的遗体告别会周四在北京八宝山举行，除昔日的同事、媒体业界外，还有一批在京访民和维权人士。
上海公民王福磊对记者说，现场见到很多记者，包括《炎黄春秋》逾90岁的社长兼总编辑杜导正。告别会也大概在半小时便结束，由于到来送别的人很多，他们没有多逗留就离开了。
王福磊说：敬佩他所以就过去看一下，因为他是比较敢于说话的，以前在这样的体制下像他这样的人确实是很少。(现场)大概有100、200百人，当时见到了杜导正，大部份的还是媒体界的朋友。我们进去以后转了一圈马上就出来了，因为人比较多，一般3个人一组进去拜一下就出来了。
反右运动中判23年劳改的前《成都日报》记者铁流，对戴煌的离世感到悲痛。
铁流对记者说，为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他在一个徵集公开信签名的活动中与戴煌认识了，及后也一直保持联络，更不时互相交流写作心得和作品。
铁流形容戴煌虽然显得老态龙锺，步履蹒跚，呼吸有点困难，但思路清晰，话明音亮。铁流指出，像他和戴煌这一代的记者，因为爱国而不惧打压，敢言、敢做。如今戴煌离世了，但走得那样安详，那样宁静。没有怨，没有恨，也没有什么留恋，更没有什么遗憾，是放心地走了。
铁流说：跟戴煌是朋友，他比我大将近6岁吧，我们是在北京一个签名活动上认识的。他这种捍卫自己说话的人权，(与现在)有很大的分界线，我们敢说是因为我们需要改变她(国家)只有通过我们的说话，推动和促进她(国家)。
南京公民记者孙林指出，他虽然不认识戴煌，但在网上得悉对方的事迹，觉得戴煌这一辈的老记者，经历了“反右斗争”后仍然坚守岗位、为民发声的精神难能可贵。
孙林说，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愿意说真话的官媒记者愈来愈少。他希望戴煌的精神能一直传承下去，启发更多公民记者继承这种不怕打压的毅力，勇敢站出来。
孙林说：在中国来说，如果敢说敢做的记者，我想为数不多。再说目前中国的这种形势下，大陆敢冲出去的(记者)很少很少。尽管资力不够，文化素质也不是很高，但敢于说话，国外媒体得多给关注的话，我相信中国还有不少人敢出来的。
戴煌于1947年，即他19岁时开始任新华社记者，参与过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抗法战争的报道。1957年他因提出“反对神化与特权”等论点被打成“右派”。1961年戴煌回到《新华社》从事资料工作，不到一年后又遭批判，1964年被劳教两年。文革开始后，他被派往清河农场、海河工地等地方推土挖泥。1969年，又被押送山西太原劳动。在经历20年的劳教、劳改生涯后，直到1978年，戴煌才得到平反。
原名戴澍霖的戴煌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自传《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上周五(19日) 因病在医院逝世，享年8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