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艺术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艺术为止。新闻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新闻为止。色情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色情为止。以此类推。”─贾葭。
贾葭出生于西安，35岁，有过宁漂、京漂和港漂的生活体验，写起文章俏皮幽默、冷眼热肠。也是风传媒的作者。
3月12日，贾葭在脸书贴了上面这段话；15日他从北京国际机场准备飞往香港时失联，迄无音讯，疑是涉及日前中国网媒转载一封要求国家主席习近平辞职公开信的事件，因此遭到北京当局拘留。
在北京，与其说一个人是专栏作家，倒不如说他是无业游民更合适些。中国媒体的专栏文章制度相比西方而言，远未完善。一个居住在北京的专栏作家，除非他能一天写一篇文章，否则完全不足以供养家用。专栏作家也不是一个可以定义身份的职业。我在居委会登记资料时，居委会大妈七嘴八舌地要看我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非此不足以证明我是个作家。
专栏作家是游离于这个大体制之外的民间发言人。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我很喜欢被人称为专栏作家，这样可以较为自由、不带顾虑地独立发言，既不会牵涉我所供职的公司，也不会给别人带来媒体所携带的那种不安。其实，我根本也算不上作家，也不会失心疯地要加入中国作协。我就是个码字儿的文字工作者。在没有正经工作的时候，写专栏是我唯一的收入来源。
这个故事要从2003年的非典说起。彼时，我蜗居在马连道的一间斗室里躲非典，天天用绳子从窗户吊麦当劳的外卖，眼见快要不名一文。有一天无意中翻开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看到《生活圆桌》那个栏目，不禁喜上眉梢，这样的稿子多简单啊，我也能写。灵光乍现后，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写了一篇题为《床笫之欢》的小文章，用电子邮件寄给那个投稿信箱。谁料下周就刊出了。
对一个23岁的外省来京务工青年而言，名字跟很多名人并列，我自然非常开心。这个栏目的主持人是苗炜，他的回邮也很简单，希望我能多写。于是第二周，又写了一篇小文章给他，又是当期刊出。文艺青年一般都容易把创作冲动误认为是创作能力，我被他这么一鼓励，似乎觉得自己还是有创作能力的。
这两篇文章之后，我就不给三联写了。因为《中国新闻周刊》的随笔专栏编辑看到那两篇后，辗转找到我，表示可以给更高的稿酬，让我写给他们。我才不理会这二者的差别呢，有钱就行。也就是说，我最初写专栏文章，纯粹是为了稿费。我没有太高尚的目的，我至少要把中文系的学费挣回来吧，不能亏本。多年之后，我在一个饭局上见到苗炜，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但却颇有相知已久之感。
2015年贾葭留影于伍迪艾伦的家。（取自作者脸书）
那时候还不敢以作家自居。我是个23岁才毕业一年的毛头小子，作家这个身份离我太遥远了。2003年的夏天的一个晚上，我跟巫昂坐在后海扯淡聊天。她问我以后想干什么？我说什么也不想干，像你那样白天看书，晚上写专栏就好了。这话我说过就忘记了。2009年夏天，我们一起受邀去搜狐视频做一个访谈节目，她突然提到那年夏天的晚上，说道，你当年不就是想做专栏作家吗？你现在已经是了，有什么不同吗？
2003年11月，《新京报》创刊。他们编辑找到我，希望我可以写一档叫《新北京观察》的栏目。这个栏目就是从偏理论的层次谈北京的建筑、交通、生活、游乐、社区、历史等等。为了写这个，我读了一堆当时觉得全然用不上的书。许多文章完全是现炒现卖。不过，这个时期的写作，让我迅速地重新地了解北京，这个光怪陆离、让人爱恨交织的城市。一些老辈人都不太知道的典故缘起，我都能信手拈来。
我甚至为了写好这个栏目，周末骑车在各条胡同里乱窜。二环里那些窄小幽深的老胡同，我几乎都走过一遍。看到老房子、老建筑就回家做记录、查资料，跟一些老人聊天，在各种小吃店老字型大小流连忘返，后来发现连自己的口音都变了。我认为这是“当地语系化”的开始，既然决意在北京呆着，为什么不写我眼中的北京呢。
彼时《新京报》在推广一个叫“新北京人”的概念，我认为我就属于这个群体：爷爷辈没有扛枪进城，父亲没赶上高考重开，在此举目无亲，全靠自己瞎混。我跟北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京漂。由于没有语言障碍，融入北京的生活其实很简单，普通的北京人也并不排外。我有了很多当地的朋友，和北京的距离也就更近了。
再后来，《南方都市报》邀我写京漂生活，我欣然答应。这样一路写下来。前一阵子，我的专栏出现话题重复、素材重复引用等等状况，让我觉得这个主题似乎已经无法再谈下去。堵车写过三次，水淹京城写过三次，台风写过两次，我都觉得有骗稿费的嫌疑。每周三都绞尽脑汁地想，这周要写什么。比如前一阵引起关注的美国大使馆天气预报以及北京的雾霾，我在2010年的专栏里就写过，我也不能趁大家现在热炒这个就拿出来重写一遍，那样太不道德了。这样的难免情形，在此书中一一存其旧貌，读者大略可知我之难处，唯不敬之处还望谅解。
其实，北京在哪里？北京是什么？北京代表着、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都很难回答。我想起孩提时代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的金山上》、《让我们荡起双桨》等歌曲，这些旋律乃至歌词，我至今仍能脱口而唱出。只是，天安门、新华门、北海，这些地名在我的心中，与幼年时代的概念及想像已经截然不同了。当我了解了这些地域及其建筑本身和背后的故事之后，我在心中重建了它们——也重建了一个北京。
2005年，我读《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时，和心中一些隐隐的却不能总结出来的观点相互印证，坚定了我对北京的看法。同上海、苏州等城市相比，作为八百年帝国首都的北京，受到政治的影响更为显著。市场因素在城市地位升降与发展变迁中，几乎起不到作用。庞大的城市群落不是自然生长的，而是屈从于政治的决定任人打扮。
当然，北京最剧烈的变化发生在过去的六十多年。这个城市的野蛮生长，伴随着中国国情、民族主义、历史意义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大、小、高、低这些建筑学的概念，在政治中都是关键问题，因为牵涉优与劣、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等事关国体的大事。也正唯如此，北京也变成了一个涵盖政治理念与宣扬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空间场域。北京是个符号，她的象征意义及其生发出的空间政治，又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
这些零碎不成系统的思考——有的就是半截子的、不成熟的判断，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我写专栏时的基本基调及立场。我不是单纯的甚或赤裸裸的抱怨，而是在想：我，一个简单的市民（或屁民），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之间为什么会形成这些关系？对我的影响又是什么？我何以接受或者抵挡这种影响？
再深言之，在这座城市里，我是什么状态？我的焦虑感、紧张感来自何处？我何以能够弥合内心里和这座城市深层次的鸿沟？何以能够减缓我与这座城市潜在的矛盾与冲突？我把这些问题都会埋在一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件里，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2011年的春天到了香港工作，就停掉了在《南方都市报》上写北京的那个专栏，开始在《看天下》杂志上写香港。相比北京，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有许多值得我去发现的东西。这个位处亚洲中心的现代化大都市的确有许多颇可赞许之处，我不过是为前人的议论增加一些并不重要的注脚而已。但香港的生活对我个人而言，却称得上是一次脱胎换骨般的改变。也许我至今都没意识到，她对我的影响有多大。
英国人遗留下来的那些有形的建筑、雕塑以及街道，是这个城市可见的部分，是历史留给她的外在烙印。然而秩序、规则与意识——这些不可见的部分——在支撑着这个城市的价值与梦想。站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我感到畅快、自由与安逸。我常常站在视窗默默地看着维港上空明艳的晚霞，心中一直在想，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地方变成如今这样？
很多香港朋友问我在香港生活的感受，我都非常简单地回答他们，生活在真实当中，或者说，我会觉得生活更真实。此时我会忽略我瑟缩在维港边上一个400多呎的斗室里、被80年代的冷气机吵得难以入睡的情节，但我从不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可以值得抱怨的地方。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答案，但却是我真正的感受。与此同时，我会想到英国作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描写香港的一句话：就社会而言，这片土地是自由的，并且基本上是公平的。
可以说，大英帝国就隐藏在这个城市当中，像幽灵般无处不在。这与另外一种无形的力量构成了某种微妙而隐蔽的冲突，至今让香港徘徊在一种复杂的纠结甚至愤怒当中。过去的一年中，香港社会发生的许多事件也与这种冲突有关。有时候，香港就像身份认知分裂症患者，无法确认自己的属性，就像前文提到的莫里斯（她在46岁时做了变性手术）一样。不止是普通市民，整个城市的价值与身份认同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也让空气中的硝烟味道愈加浓烈。
见证香港回归的会展中心坐南面北，其地基系在维港填海而成，突出在海面的金紫荆广场，是整个维港的视线中心，这种设计背后蕴含的政治意味不言而明。过去关于香港的文学叙事都围绕维港展开，从视觉形象上确立维港新时代的来临有其必要。同样是金属与玻璃结构的中银大厦，也是取代滙丰银行大楼的新地标。这种角力在各个领域几乎同时存在。
于半岛酒店俯瞰维港。（腾讯大家网）
我喜欢去尖沙咀的一个高层酒吧，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港岛的夜景，对岸鳞次栉比的大厦顶楼，有数不清的闪烁灯箱广告，有中文的有英文的。光影投射在维港的海面上，波光粼粼地荡漾出这个城市的光辉与荣耀。红隧入口上方有一个蓝底白字的灯箱，上书“北京控股”四个大字。我经常对人说，这才是理解香港的一把钥匙。如果说大英帝国对香港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国大陆施诸于香港的影响亦然。
我逐渐在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在。我把最直观的私人感受记载下来，并在截稿的时候告诉我的读者，并且试图让他们知道我对于这个城市的思考并非是走马观花或者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的简单。同时又为了不给他们造成太多的阅读负担，我又尽量写得轻松而简约。可这实在是一件很扭捏和不轻松的事情。在描写香港的一本书中，我的朋友严飞曾经说过，他是一脚站在香港，一脚站在大陆，可以说写的是“门槛上的香港”，我则试图把另外一只脚从门槛上拿下来，让自己全身进入。
说实话写得很累。说到底，我是一个思想浅薄而又无知无畏的人。我经常痛恨自己当年没好好学习，以至于沦落到靠卖简单常用汉字为生。这些文字在人类浩如烟海卷帙浩繁的所有文字中，完全黯然无色毫无意义。我甚至觉得这样想一想也是对过去文明的亵渎。在过去的几次搬家中，我扔掉了几乎全部的样报样刊，以至于当有编辑来讨论出版事宜时，我完全无法确认这些文字具体发表的时间。
我日益强烈地希望能够给读者提供更好玩更好看更有深度的文字，然而进展有限。我似乎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写作瓶颈。再这样下去，我就生生把自己给毁了。我极度不安地希望过去这些年里个人的城市体验，至少能够给那些京漂和港漂青年提供一些资讯上的指南——假如真的可以这样，那倒要谢天谢地了。这个集子里还有一部分千字文是我对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的细枝末节的观察，其实就是絮絮叨叨地对城市里的鸡零狗碎发出各种牢骚。
因为在写作上的枯竭和思想上的不自信，我开始厌倦被称为一个专栏作家。这里要用到那句名言，据说以前是拿党员开玩笑的。别人假如在公开场合说我是专栏作家，我就要以半开玩笑半怒斥的口吻说，你才是专栏作家！你们全家都是专栏作家！
这本集子收入的文章截止到2012年的夏天。在与编辑不断沟通的过程中，我试图补充进一些新写的稿子，却发现香港、北京、台北又都有其新的变化。北京逐渐让我有种厌倦的情绪，在这样一个庞大无序的城市里，我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也许是长期对这个城市的抱怨形成了严重的心理暗示，我觉得过得并不舒服，但我又知道，我的青春和最值得浪费的时间，都在这个城市。
香港和台北，也在2014年发生了许多与以往绝不雷同的故事，这些故事与崛起的中国相关。我眼睁睁看着，两岸三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有一种新的叙事，由更年轻的人去主导，看着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我当中有段时间离开香港回到北京，等我再回来时，听着朋友们讨论发生过的事，觉得自己错过了很重要的时段，已经有点隔膜的感觉，甚至有些沮丧。
不论如何，我还是努力试图记录这些，只是写下的文字与以往明显有了不同。这些稿子大部分发表在腾讯《大家》以及《号外》杂志、《明报》等媒体的专栏，少数发表在我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贾葭的双城记”里（该号已阵亡，新公众号为jajiapk）。
编辑数次建议我把这些新稿放在这个集子里一并出版，但我认为，这样并不合适，于我而言，此前此后，不论是文字还是思考，都差异颇大。如果有机会，我未来或许会再整理一个新的集子，会集中于港台话题，因此这本小书里的贾葭，就止步于2012年的夏天了。我也并不觉得可惜，因为我知道我想写的事情还有很多。
说到这里，我索性把序和跋一勺烩了——我要感谢编辑赵琼、李静韬两位女士，她们不厌其烦地催促我整理过去的文稿，也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过去十年的自己。作为我个人出版的第一本集子（此前有一部书稿还在漫长审稿中），我还要向沈亮表示由衷的谢意与敬意。她是一位元禀赋极好的时政记者，通常能见人所不能见者。在有的交稿日我抓狂挠墙之时，她总能给我的选题以非常靠谱的建议。有些稿子，不客气说，是全然接受她的观点才写出来的。
此外，我非常感谢《南方都市报》的前评论编辑邓志新先生、《看天下》杂志的副主编彭远文先生、《新京报》的安峰先生，正是他们每周一次夺命般的催稿和不断鼓励，才让我有动力写下这些零零碎碎。我同时亦希望读者能够对这本小书提出最严苛的批评，让我未来会对笔下的文字更加敬畏。
这篇序言，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写了四次。也许在我心里，这篇序言反而是最想让读者看到的东西。我想起汤玛斯·沃尔夫在谈及自己第一本书的出版，居然一口气写了七十五页的手稿来分析自己的心路历程，啰嗦得一塌糊涂，但一个作家愿意这样把自己剁开来分析，总是一件有勇气的事情。
时光荏苒，世异时移，我没有不悔少作的勇气，要请读者诸君原谅。一个人的现在就是他的历史构成的，而现在又会转瞬即逝地成为历史，却又会不断地在未来出现。
请你们等着我，我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