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者、资深评论员　林保华）

 

 

 

学民思潮决定停止运作及组织政团问鼎立法会，香港年轻人为争取自己的命运自己作主而站出来，让我非常感动。我们这一代，对不起眼下的香港年轻人，现在应该出来支持他们争取自己的前途，不要阻拦，不要指手画脚，而是参与，至少在背后默默支持。

 

自1976年8月18日到1997年6月28日，我在香港居住了21年，经历了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与九七过渡的全过程。其中1983年9月1日起出任《信报》评论版编辑两年半，并且以凌锋的笔名在信报写专栏，1988年2月以后，转写其他报章。

 

我离开中国来香港居住才六年，刚刚享受到香港的自由、法治空气，中共就在后面追杀过来，我怎么可能认同中共收回香港？不过当时香港的民族主义气氛不容我公开反对中国收回香港，我只能批判中共，以对中共的不信任反对收回，包括写了「对赵紫阳覆信质疑」，回应他覆信港大学生会的「民主治港」允诺。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我都提出质疑，现在不幸一一得到证实。

 

当时刘迺强在《信报》的一篇文章表示，即使中共不好，将来香港变差，他也认了，「谁叫我是中国人」。李鹏飞、李柱铭等一批青年才俊到北京与中国沟通。邓小平更在北京轮流接见香港「十二金钗」，进行安抚与收买。

 

当时中共正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我的观点也被认为激进。当时泛民主张「民主回归」，我是主张「民主拒共」，但是有的人连「拒」字都不敢讲。我虽然也想过香港能否独立，但是当时老板转给我的读者投书中，只有新界一位先生敢于主张香港独立，可见多势孤力单。

 

 

 

应支援年轻人抗争

 

也因为我的「反动」，中共于1992年与1995年两次没收了我的回乡证。北京的朋友经港澳办证实，是香港新华社（当今的中联办）提出的。但是不论我自己去问副社长张浚生，还是黄宜弘议员受张五常教授之托去询问，新华社都假惺惺说我没有问题。

 

1997年香港主权转移前夕，我为了可以继续自由地发声，决定移民美国。虽然算是「逃兵」，但是我永远没有忘记香港给我的一切。尤其回到台湾后，更方便了解香港、关心香港。

 

这些年看到香港年轻人出来，争取自己的命运自己作主，心里非常感动，真是一代胜过一代啊。在共产党统治下他们敢说敢做我们在英国人保护下还不敢说不敢做的事，我们能不表示敬佩吗？当年北京拒绝还权于民而坚持还权于中，我们乖乖就范了，现在年轻人出来表示要决定香港的第二次前途，我们能再逃避吗？

 

看到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被警察拘捕暴打，我感到心痛。因为是当年我们不争气，才使他们遭到今天这样的命运。在危险的、暴力的场合，应该是我们这些老人站在第一线，这不但是对过去没有做好的补偿，还因为我们就将被自然规律所淘汰，提前几年牺牲而能够唤起民众对抗暴政的意识是非常值得的。而现在二十岁左右的孩子们，他们还有大把的未来，应该是灿烂的未来，而不是作为暴政奴隶、时时担心被拘捕与绑架的未来。

 

学民思潮决定停止运作及组织政团问鼎立法会，相信本土民主前线也不会缺席。希望这些年轻人组织，不分左右，只要坚持香港优先，就应该团结起来以不同方式争取他们这一代的香港前途。

 

在年轻人勇敢冲击旧体制的时候，我们要义不容辞的支持他们，也应该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运用正确的策略以减少对自己的伤害，并且在他们受到暴力时，为他们仗义执言，乃至提供法律协助。我们不应重蹈赵紫阳「我来晚了」的覆辙，更不可切割指责，这只能把自己放在暴政的同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