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自己的一篇题为“成也智者，败者智者”的文章中，提到了引力波激光干涉仪中的人造蓝宝石镜子，并细聊了有人在面对玻璃镜子时出现“镜前盲”的故事。此外，人们还应当听闻过，自然科学领域中还有一些别的镜子，如棱镜，牛顿用它将白色太阳光析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彩光谱。又如引力透镜，它和引力波一样，是由爱因斯坦创立的广义相对论所预言，并已成为天体物理学中重要的研究工具。
而在中国的历朝史籍中，最为著名的关于镜子的高论，则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口。唐贞观十七年即公元643年，直谏大臣、谔谔之士魏徵病亡后，李世民亲往吊唁时流泪长叹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尝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徵逝，一镜亡矣。”不过人们不难明白，李世民的话要能真正管用，有两个前提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一是镜子要合格，不能是假冒伪劣产品。二是照镜子的人要有比较好的知性品格，如不太虚荣，闻过不恼，不逃避难堪甚至残酷的事实等；最起码须做到一条，不能耍赖皮诿过于镜子。在这篇短文中，我将只议及第一个前提条件，且只谈文革这面镜子，说说它的不合格，不平整；并将强调指出，官方打磨的文革镜子，远非合格，远非平整。
中国的文革，50年前发动，40年前结束，史称十年文革。华东师大的王海光先生说：“在拨乱反正时期，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进行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时，曾要大家认真研究一下：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给出一个合格的答案。”（王海光，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炎黄春秋》2016年第3期）王海光说的，是句大实话。然而关于文革，又有什么是已经给出合格的答案了呢？首先，关于文革的定性，有合格的答案了吗？其次，就是王海光提到的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以及毛为什么能发动文革，迄今尚无合格的答案。此外，还有所谓“人民文革”，这种立论能站得住脚吗？……
在文革结束五年之后的1981年，中共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给出的文革定性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王海光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及文革定性问题，自然也就没有对官方的上述定性作出是否合格的评判。我认为，上述官方的文革定性是明显不合格的。根据我对文革史实的认知和对文革的多年反思，我愿意提出自己对文革的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蓄意发动，并精心利用林彪、江青及其他各色助纣为虐者，将极权统治推向极至，从而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我相信，这样的定性比官方的定性更符合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为何要蓄意发动文革呢？我的看法是：自骇人听闻的大饥荒、人相食事件发生以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毛泽东，真切地感知到各级官僚听命于他的程度在下降，明确地获悉他被有限架空的事实在增加；特别是，在1962年1月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被他视作接班人的刘少奇破天荒地和他公开唱反调、批了他的逆鳞之后，绝大部分与会者不仅当时没有与刘划清界限，以后也比较认同刘相对务实的经济政策主张。尽管毛十分清楚，刘少奇决不会也决不敢公然篡权，将他赶下台，但是，刘对他乌托邦治国理念和模式的有限修正和偏离，以及由此带来的刘个人威望的提升，都是他决不能容忍的。同时，由于担心用传统方式扳倒刘少奇等一大批人会留有后患，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毛泽东遂决心采用非常手段。而一旦堪称人类政治史上一绝的非常手段——“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获得成功，毛本人将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可争辩地赢得他所渴望的超越斯大林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又为何能发动文革呢？我认为，理由主要有四。第一，由于大搞个人迷信，毛在中国极权社会中的地位至高无上。第二，经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系列战略运作，毛要“政治正确”地给刘少奇等人扣帽子、打棍子，难度已不大 。说他们“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就由同事和战友，变成了敌人和坏人。第三，文革发动前夕，毛有步骤地先后取得了林彪和周恩来的首肯，这种首肯缺一不可。第四，毛清楚，极权制度下的各级官僚体系在不同程度上被民众所怨恨。
在文革中，尤其是在1966年至1969年的三年中，尽管有意料到的和出乎意料的阻力、反抗和曲折，毛泽东基本成功地将个人迷信搞到极至，将“封资修”文化催残到极至，将传统的政治贱民及知识分子迫害到极至，将整人和大清洗进行到极至。而这些，都是通过愚弄和玩弄平民达于极至，将践踏人权和人的尊严达于极至来实现的。
在文革中，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决不能加以忽视的，那就是，在1966年到1971年的五年中，拥护文革、奉旨造反的人受到来自官僚体系、军方和毛本人的多次镇压和清算。首先是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搞第二次反右。接着是1967年2月由“支左”军方搞二月镇反。再者是毛从1968年夏秋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最后是毛于1971年搞“清查五·一六”运动。毛搞文革，不能没有奉旨造反的人。但是，毛搞文革，决不是要拔除官僚体系；他只是要对其进行一番强力冲刷，使其乖乖听命于自己而已。在目标差强人意地达到之后，毛就毫不犹豫地革造反派的命了。而邓小平、陈云等人，更是绝对容不下文革造反派。所谓“三种人”被彻底清洗和清算，并永不叙用，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么，除了毛的“官方文革”之外，是否还有一场“人民文革”呢？有人说：1966年至1968年的两年中，有些民众乘机起来反官僚、反特权，追求自身利益，讨还一些公道，这就是“人民文革”。对此，我难以苟同。应当承认，上述历史事实的确存在。但是，它只是一个小插曲。而人们在同一时间段内，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中去奉旨造反，[1]将各级官僚扣上“刘少奇代理人”的帽子，对其进行政治指控和政治迫害；横扫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文攻武卫、互掐互撕，乃是主旋律。二者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他迫于老迈力衰，越来越守不住文革的成果，压不住人们对文革的非议，且亲眼目睹了四五天安门运动反文革的怒潮，但他至死认定文革的“政治正确”，并曾放言：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然而，1976年9月毛病逝之后，作为极权统治极至形式的文革，就再也绷不住，再也撑不下去了。中国很快回归极权统治的常态形式，此后，更是一步步向后极权演化……
一篇短文，话题却有点大，只能“宜粗不宜细”了。但是，经此勾勒而得的文革镜子，比起官方兜售的货色，无疑要合格和平整多了。镜子合格了，再加上合格的知性美德，以史为镜就有了恰当的前提。就当下而言，若要将“习近平想搞第二次文革”、“新一轮文革已无可避免”和“十日文革”等等说法拿来辩识一番，看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就近乎洞若观火了。
在我看来，在政治上，习近平绝不是“中国力挺普世价值第一人”，[2]而是铁了心要和普世价值对着干的人。但是，习没有必要、没有图谋、更没有可能去发动第二次文革。习效仿毛泽东抓权、集权和强化个人权威，不是为了再次发动文革，而是为了全力维稳，为了在后极权的新常态下，尽可能延长一党专政的寿命。在执政风格和执政手段上，他的确明显有别于胡锦涛苟安自保式的“击鼓传花”；他是有心要玩出一些“中兴”气象和名堂来，再把那朵一党专政之花往下
传递。习真正念兹在兹的，是反对宪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动摇”，而不是怀揣中国梦、遥追毛泽东，时隔40年后，在明知相当多的中国民众已然难于被忽悠和驱使的时代情势下，将邓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扔到太平洋里，再去搞一场习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再说了，退一万步讲，习如果真的要搞第二次文革，又岂能如孩童们玩“过家家”一般，说来就来，说不行就拉倒？毛泽东从1962年1月被刘少奇的发难气得够呛，到1966年5月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其间有长达4年多的处心积虑和老谋深算。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后，毛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才首尝灰头土脸之感。但是，他以后又将文革一直撑到其生命终了之时。如今，十分奇葩的“十日文革说”认定：习的文革从批任志强开始发动，到中纪委发文把其浇灭，区区十天之内无疾而终。如此早夭的原因是，习近平反文革的政治局同僚们将其给生生掐死了！
眼下倒是不兴“妄议”，但，戏说无妨。不过，再怎么戏说，也得多少讲点逻辑吧？习近平上位三年多来，至今连“核心”都还没当上，他又有什么资格乾纲独断地去发动文革呢？
注释：
[1] 1973年冬天，我曾去金立群插队的常熟白茆公社与他相聚，也曾与他相约于常熟城里小河头30号邵墨寅家中，开怀畅聊。 当时，我们都是插队知青，但早已开始私下妄议中央，妄议文革。 我至今清楚记得，金立群有板有眼地说道：别看毛主席让底下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他实质上是让民众在他的鸡罩罩里造反而已。
[2] 焦国标语，我作了浓缩。焦国标于今年2月28日说的原话是：“我是双拥模范，一拥习，二拥普世价值。有人说二者不太吻合。我说你的上下吻还不完全合呢。当今中国，习是通往普最近的人了。谁能给俺推举一个比习离普更近的人？你推举不来。所以您哪，就将就些吧。”国标是个痛快人，不惧怕说出他的观点；我也终于，忍不住点了他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