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园的大门。这座墓园位于重庆沙坪坝区，通常不对公众开放。文革期间，不同的红卫兵派系在重庆进行武斗，当时的很多死者都葬在这里。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在悼念死者的中国传统节日里，郑志胜通常会前往一座藤蔓横生的墓园，那里的立柱上宣告着死者对毛泽东的永远效忠。他在墓冢之间走动，和那些称呼他为“尸长”的扫墓者一起回忆往事，有时候还会潸然泪下。
来扫墓的，是一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和他们的亲属。每年清明节，他们都会来这里祭奠在毛泽东发起的那场浩劫中丧生的亲友。当时，激进学生团体“红卫兵”对知识分子和官员等人开展攻击，不同派系的红卫兵在各个城市和地区进行武斗——根据近期的一项估计，文革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最高可达150万。
然而，这个坐落在长江边上的工业城市重庆的墓园，是唯一一座保留至今的文革死难者大型墓园。记得这些悲惨故事的人都已经上了岁数，73岁的郑志胜就是其中之一。墓园位于沙坪坝区一个公园的边缘，共有400到500人埋骨于此，其中很多是郑志胜掩埋的。
“我都在怀念他们，想应该吸取什么教训，想办法安慰他们的家属，”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从我们心目中抹掉的。”
今年是文革开始50周年，而这座墓园体现了中国对清算历史问题的回避态度。官方的沉默和草根阶层记忆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清晰可见。
墓园通常是锁起来的。但在清明节会开一扇门，让死者的家属和朋友进去守夜、烧香，献上花圈和祭品。
今年，政府官员采取了特别的防范措施，在墓园围墙上面加设了铁丝网。他们在入口处安装了监控摄像头，还用中英文写了告示：“文物保护区域，禁止拍照摄影。”
今年的清明节是本周一。当天，一些老年人在登记处等候进入墓园，也有一些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和他们一起。数十名警卫推搡着围观者和记者，对他们说，就连墓园外面的照片也不能拍。
“有什么可看的，”一个警卫说。“走开。”
据当时该市非官方的历史资料记录者何蜀估计，在1968年前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整个重庆有1700人殒命。总人数很可能更高。
这座墓园的大部分死者，是在年轻人进行武斗的时候丧生的。武斗中动用了步枪、机枪、迫击炮、坦克，甚至还有三艘装甲船炮轰了江岸。
死者很多是厂里的工人。据说有些是红卫兵害的，另外一些则是被误杀的旁观者。墓园中有一些年仅14岁的受害者；还有资料说，一名死者只有6岁。
尸体越来越多，在炎热中逐渐腐烂。各派头目让郑志胜来处理尸体，当时他是工程专业的学生。
在一个阴凉的防空洞里，他学会了给尸体注射福尔马林。是他选择了这座公园来掩埋尸体，并让敌对派系关押的人来给自己充当帮手。一些死者在留下的照片里穿着红卫兵制服——军装式的衣服、皮带、帽子，还有像章——他们的战友和家人骄傲地站在旁边。
“我还处理过280多具尸体，”郑志胜说。“我洗了，我打了福尔马林，裹尸了，穿衣服了，所以他们叫我‘尸长’。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随着文革势头减弱和毛泽东去世，重庆各地有大约20个文革墓园被夷平。来自重庆的张跃宏(Everett Yuehong Zhang)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人类学者，他说，这个墓园之所以保留下来，部分原因是地点偏僻，加上80年代的一位重庆市委书记比较宽容。
但是，随着文革开始50周年的到来，它涉及的历史逐渐成为了一个微妙的话题。习近平的态度是不要抓住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错误不放，而强调那个时代是对这种态度的冒犯。尽管习近平本人的家庭也在文革期间有惨痛的经历，但他宁愿把焦点放在过去的辉煌上。
没有传出消息说会有哪个官方纪念活动来承认这个历史转折点；也没有哪家官方新闻媒体在清明节的报道中提到文革中的死者。
“共产党不希望揭开这个伤疤，”64岁的席庆生说。他的母亲黄培英就被安葬在这座墓园里。在与席庆生两兄弟一起逃离一场混战时，母亲饮弹身亡。习庆生说，一个红卫兵把他们当作了练习打枪的靶子。
“作为我们，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我们经历了残酷的斗争，”他说。“我们会烧香，在坟前叩拜。我每年还会来墓地，和母亲一起吃一顿饭，给她弄一些祭品。”
要抵达这座隐身于树丛和竹林之中的公墓，祭奠者需要穿过一座公园。那里有儿童骑着脚踏车欢叫，有成群的男女聚在一个露天啤酒店里打麻将。还有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女孩在玩自拍，显然对附近的坟墓无所察觉。
“围墙外面的社会男欢女爱，追求物质，”72岁的重庆人、曾经当过红卫兵的周孜仁说。“而围墙内的那个时代，人们可以为了理想去死。”
有大约120块石柱、混凝土柱子和墓碑标识出有坟墓的区域，它们大多由学校和工厂为自己单位的死难者修建。碑上的文字让人想起过去那个时代，那时毛泽东对很多人而言犹如神明，为他而死意味着光荣的殉道。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其中一个柱子上刻着这样的碑文。
“历史在这里凝固成了一堆石头，”周孜仁一边说，一边回忆起他第一次来这里时写的一首诗。“就像谈二战躲不开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核弹那样，我们需要记住这段历史，目的是为了让这样的事情不再重演。”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是使中国摆脱“修正主义分子”的妥协倾向。毛泽东认为这种现象会危及他的革命。他授权激进的学生执行他的意愿。但这场运动陷入了混乱，红卫兵的不同派系争相代表毛泽东的意愿，因此展开激烈的斗争。
在重庆，这种冲突于1967年夏天突然演变成一场武装对抗，当时一些激进分子从几座兵工厂拿到了武器。“8·15”派和“反到底”派展开了武斗，而葬在沙坪坝墓园里的大多是支持前一派系的人。
“我们有八座大型兵工厂，造坦克、枪支、其他武装。他们很多工人都当过兵，所以知道怎么打仗，”来自重庆的商人吴琪说道。他当年还是少年，曾亲眼目睹那场武斗。“是跟真正打仗一样的。”
最常被郑志胜忆起的死难者，并没有葬在他参与修建的这座墓园里。
1967年8月，他所在的“8·15”派遭到猛烈袭击之后，被愤怒情绪裹挟的郑志胜将两名俘虏交给了一帮人，任他们踩踏至昏厥。一两天后，他又听任两名红卫兵将二人殴打致死。他们的尸体被扔在了大学校园内的一条沟渠里。
“这是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郑志胜说。
他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李平正与何明贵。
郑志胜于1970年被捕，后被判定与六个人的死亡——他表示其中有些他并没有参与——有关联，在监狱里服刑至1983年。他说希想自己能找到李平正和何明贵的家人，并在全国性的电视台上乞求他们的原谅。
“没有标志说他们埋哪儿，”他说。“但我想告诉他们的家属哪儿可以找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