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纪委依仗比过去更加厉害，这就意味着纪委即使作恶，也难以得到矫正。
 
 
 
 
甘肃一名金矿商人身家过亿元，因为检察院认定他涉及一笔30万元的行贿行为，被抓到纪委办案地点。而在法院判决之前，他的千万元财产被瓜分——瓜分的人包括甘肃各级纪委、检察院，有大量财产同时被转移到纪检干部名下，办理这些的包括这些人的亲属。
 
这件事被媒体披露后，焦点不再是金矿商人的行贿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办案单位尤其是纪委办案手法的涉罪问题。很明显，超额羁押财产，违规划为公用，划拨个人账户等行为，是比行贿罪更严重的罪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也是难以问责问罪的方面。
 
这种办案手法已经不是一般的逻辑可以形容的，因为它实质上就是一种巧取豪夺的行为，就是借助纪委办案来“打土豪、分田地”。纪委在这件事中承担的角色，确实是让人惊诧莫名的，但却那么符合国情，所以竟然也在常理之中，因为它有着某种依据。
 
这个依据在年初一些司法改革的讨论中有过直言不讳的表达，那就是重新阐释“法纪”这个概念的内涵，变成了：法在纪后，纪比法大。相应地，也就成了纪委大过天的权力格局，而检察院、法院在纪委的地位之下，纪委凌驾司法之上，也就是党大于法的具体体现。
 
很长时间以来，关于党/法之争都被认为是意识形态之争，然而，甘肃这件事最新表明这种争论已经变成了现实。实际的运作，所遵循的已经是党至上的原则，司法领域一度坚持的“三个至上”等周旋策略，尽管也有党取所需的便利，但现在是直接撤下伪装。
 
党治不再伪装成别的样子，而是直接展露最真实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甘肃纪委办案已经毫无约束，完全任性，权力一旦独步，以办案来瓜分私人财产的手段也就是顺理成章。可以想见，在这种思路与现实下，金矿商人即使通过媒体求援，下场也会是惨淡。
 
因为纪委的逻辑摆在那里，党对其依仗比过去更加厉害，这就意味着纪委即使作恶，也难以得到矫正。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在舍弃了司法作为约束力量之后，对纪委的倚重，其代价之一就是给予其某种灵活作恶的权力空间，甘肃肯定不会是唯一的纪委势力范围。
 
这种不受任何权力监督、只接受上级指令的纪委体系，游离在司法之外，同时也与变质了的司法体系相互纠缠，纪委玩弄司法与股掌之上，也就是此种实际的映射之一。司法的溃败就此成为体制性的失败，司法的失灵成为内政失灵的主要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官不聊生成为民不聊生之外的现象，愈来愈刺目，官民在痛感上愈来愈趋同。政权的走向尽管难以预料，但纪委之症终归是会自动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