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社会良性发展需要引入国际视野的角度看，境外法不啻是一场崭新的「闭关锁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活动管理法，该法从明年元旦起正式实施。整体上看，这部境外法从立法到颁行的速度很快，显示了当国家安全作为立法理据时，立法进程可以提速到怎样地步，尤其是它选择了相对容易控制的常委会作为审批。
这部法通过之后，最令人吃惊、也最令人担忧的地方，是它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权限移交给了公安部门。在从前，这一块的管理是由民政部执行的，这种管理机构的变化，预示着境外法的出台实质上是强化内部控制，是以法制的名义来给斗争披上外衣。
相较于这个极大的变化，境外法在表决前的版本，尽管对草案初版有过放宽，比如不再设立五年活动期限，不再禁止设立分支机构等，已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境外法的旨趣与导向。从利用境外非政府组织到严格限制它们，这种转变建立在对内外形势的判断上。
在境外法通过后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与公安部始终在暗示一个事实，那就是有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从事颠覆活动。然而，当国际媒体追问是哪个，具体犯了怎样的情节时，又语焉不详，以原则性表态遮掩过去。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境外法的未来执行不会透明。
境外法之所以有立法动议，直接的触发点是「七不讲」中对「公民社会」的有关限制性叙述。但是在意识形态风波暂告平定之后，境外法依旧抱持固有立场，并在表决前暗度陈仓，增添公安部为管理机构，这说明除了意识形态的对境外NGO的敏感，更包含着维稳需求。
华洋之别与中西之辩，在中国一直没消停过。但凡在国力强盛时，都能对外、对西洋抱着为我所用的高姿态；一旦国力变弱，或者自认为有危机潜伏，就将西方、境外视作潜在的威胁，高姿态也就变成了警惕心。境外法的出台恰好适应了这个周期律。
境外法在立法过程中，一再调整定义概念，将那些从事教育与科技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剔除在外，而将法律口径主要对准从事社会、人权等权利事业的。这种区分法主要还是为了既留下境外资源为我所用，也是为了准确识别监管对象，实现两手抓。
在这样的境外法下，可能发生的两个变化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民间草根组织的赞助会大受影响，维权、艾滋病防治等边缘议题及行动能力会受到限制。境外NGO对中国社会的建设进程及广度深度会大受影响，只要外国的钱，不要麻烦，会成为指导纲领。
历史上，境外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政治干涉没有实证，但对中国NGO的发展、促成医疗、科技等方面的世界交流却是功不可没。尤其是最近三四十年来，境外非政府组织培养了大陆NGO的骨干及做事方法，也影响了后者价值观，境外法之后，只怕难以为继。
所以，从中国社会良性发展需要引入国际视野的角度看，境外法不啻是一场崭新的「闭关锁国」——尽管境外组织还没有被全部排斥，但在规定领域与规定的人做规定事情，已经等于是严重的束缚。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中国民间社会的能力步入某种停顿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