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一个集市上，书摊展示着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画像。Reuters）
1966年5月16日，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此通知被认为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文革正式发动的标志。“五·一六”，也因此被看作是文革的起点。
时光流逝，半个世纪很快过去，至2016年5月16日，文革发动已经整整50年。然而，历史并没有简单地终结。前几年，薄熙来在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的“唱红打黑”，被舆论看作是恢复文革做法。中共十八大以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不少态度和做法——比如“两个三十年”（指中共执政的前30年即毛泽东时代，和后30年即改革开放年代）不能互相否定，日益趋紧的对思想文化和媒体的控制，个人崇拜的宣传，等等——刺激了希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极左”力量的神经。官员们在习的严厉要求下，也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以迎合习。
这给不少人留下一种印象，即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复活的趋势。随着“五·一六”日子临近，中国各方政治力量，围绕如何对待文革，展开了一场反思（反对）文革与纪念（支持）文革的政治较量。
最近三个多月来，形势尤其让人不安，中国知识界不少人感到“新文革”已经迫近。先是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打破传统做法，大力弘扬主旋律，政治意味太浓，被民间认为与新闻联播没有差别；之后，商人任志强因在网络上公开表达对习强调的“党媒姓党”的不同看法，被指“公然反党”，官方媒体对任志强发动文革式大批判，国家网信办则以“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影响恶劣”的理由勒令关闭了任志强微博账号。最近，任志强被认定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言论”，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任志强事件集中爆发在2月下旬，被中国知识界称为“文革十日”。
5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场演唱会，公开演唱文革中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歌曲，舞台幕布打出文革中宣传毛泽东的画面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等典型的文革口号，还演唱了吹捧习近平的歌曲《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因而被认为是“文革文化再现”，“红二代”代表人物马晓力随即写信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查处，进而演变成一个事件，处理结果目前还未公布。
毫无疑问，习时代所谓的“新文革”与毛时代的很难比。文革给中国制造了空前的灾难。对于这个灾难的程度，中共官方并没有公布权威的说法。如民间流传的中央高层1980年代的内部统计，文革10年中受迫害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72.8万甚至268万人，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军人的死亡总数，但目前无法判断其真伪。不管上述非正常死亡数字是否可靠，但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文革对文化精英的迫害是惨无人道的，平民受到的残害也是触目惊心的。
文革中，知识分子广受迫害，很多全国知名的优秀作家、学者、艺术家死于非命，如作家老舍、翻译家傅雷、著名报人储安平、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严凤英的遭遇最悲惨，因被“造反派”诬陷反党、反毛主席，不堪忍受迫害愤而吞安眠药自杀，年仅38岁，因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死后尸体再次受辱：被“造反派”指令的医生割开喉管，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以寻找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的报道，1966年8、9月份在首都北京，40天内红卫兵就打死了1772人，制造了“大兴惨案”等血腥恐怖事件。在地方，湖南道县出现了大屠杀。重庆武斗惨绝人寰，死亡2万余人。在广西，按官方1980年代宣布的各种“不完全统计”，文革中有不少于84293人死于非命，其中武斗死于“战场”者仅3312人，其余都是“战后”屠杀“俘虏”、“贫下中农法院”屠杀“黑五类”以及在其他“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逼死”的。广西文革中的暴行，还表现在吃人惨剧上：仅武宣县就被吃75人，参与吃人的130人中，有党员91人、干部45人，非党非干的“群众”只有21人。
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对文革中这样广泛的反文明、反人类的做法，都不会认同，都会彻底反思。然而，在中国，由于文革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动的，否定文革，势必牵涉到毛泽东和中共的历史过错，进而降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因而文革的罪错无法彻底清算。
文革结束后，包括中共内部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部分老干部，出于良知和总结历史经验避免中共重新犯错，曾经有过一定的反思。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做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定性。该《决议》通过前，曾在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讨论时多数人认为，草案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但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主持起草《决议》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
由于邓小平意识到否定毛泽东也将伤害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因而采用了尽可能维护毛泽东的策略，最后通过的《决议》并没有清算文革罪错，而只是说毛晚年犯了“左”倾错误，以达成最低限度的党内共识。也就是说，其做法是既要否定文革，但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这个不彻底的《决议》留下了不少问题，为“极左”派崇拜毛泽东、一直为文革招魂埋下了伏笔。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文革遗产成了阻碍改革的力量。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进行三年的整党。整党开始后，发现领导干部受“左”的影响深，妨碍改革开放政策推行，特别是文革中发展出来的派性干扰整党工作，于是军队首先开展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活动，清理“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重点打击派性思想。接着，地方上也陆续开展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活动。最近在微信中，中国知识圈在纷纷传播198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的“本报评论”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在今天的氛围中，《人民日报》刊登彻底否定“文革”的文章，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很正常。
事实上，从1984年到1986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明确对文革要“彻底否定”、“完全否定”、“全盘否定”。1984年刊登的署名“本报评论”（代表《人民日报》官方立场）、标题中出现彻底否定文革的文章就有多篇，除4月23日《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之外，还有8月4日《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8月27日《彻底否定“文革”要解剖要害问题》、10月17日《彻底否定“文革”一通百通》等。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中改革和保守两种力量在斗争，最终代表改革力量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黯然离职。但是，由于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伤痛还没有痊愈，中共党内老干部反对文革的力量占有优势，“四人帮”及其党羽被审判、服刑，“三种人”被清理，邓小平也反对个人崇拜，民间思想解放，反对文革的声音占据主流，官方和民间形成合力，毛泽东走下了神坛，支持文革的声音被压制。
然而，最近10年中，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中共第一代老干部相继离世，而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红二代”相继执掌中共政权，导致中共高层对文革的情感和态度发生了变化。二是中共意识形态害怕反思文革会反噬执政合法性，因而压制对文革的反思，甚至不允许研究文革、讨论文革；民间一直在努力揭露文革的历史真相，但揭露真相的报道一直受到控制。三是改革失误致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权贵和资本勾结，现实问题导致社会不满，使得有些人开始怀念文革的“公平”和“民主”。四是，中共十八大后最高领导人为了避免“亡党亡国”，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屡屡释放欣赏和复活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话语，使得中共政治基因中隐藏的“极左”思想得以抬头，意识形态明显“左”转。五是中共政治文化中越“红”越安全，有些人借机搞政治投机，推波助澜，意图火中取栗，有些人更加肆无忌惮，导致舆论氛围“红色”化越来越严重。六是中共高层有借“左”来平衡“右”，打压自由派的意图，因此扶持红色文化对抗自由思想。
种种原因，导致近年“新文革”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当然，“新文革”不同于旧文革。由于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基础已完全不同于毛时代，因此完全恢复毛时代的旧文革已不可能，但某些文革元素复活，如个人崇拜、“左”的意识形态、强化的严密社会控制等,则已是现实。
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中共严密控制的国家，社会走向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和意愿密切相关。中共最高领导层如何对待文革和毛泽东这个遗产，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彻底否定文革，推进改革，符合党心民心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目前文革元素复活，意识形态“左”转，个人崇拜死灰复燃，则使中国背离世界文明发展方向，不仅使大部分中国人感到不安，也将使世界感到不安。目前中国知识层关心的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当前的做法还能走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