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就是为了毛氏天下（网络图片）
今年是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对于毛为何要在五十年前发动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历时长达十年多(从1965年5月中旬至1976年10月上旬)、 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大劫难的“文化大革命”。目前流行着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
其一是：许多人(包括不少外国政要、所谓的“中国通”、学者、记者在内)认为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为中国，甚至为全人类寻找一种新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模式，在这个长达十年多的“伟大”试验过程中，虽然给中国社会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试验的动机和出发点是高尚的、是充满诗人的浪漫和理想主义色彩的。
国内的许多民众(包括许多专家学者在内)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中国的民众，长期生活在因毛和中共对他们进行的马恩列斯毛(邓)共产极权教条的强制灌输、洗脑，和对真像的隐瞒、歪曲、欺骗而造成的认知黑暗之中。他们在茫茫黑暗之中，唯一能见到的就是被捧上神壇的“伟光正”的毛，在神壇上所发出的刺眼的光芒，这一朿强大的光芒，通过毛和中共所掌控的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这面哈啥镜所反映出来的种种被扭曲了的虛幻假像，就成了这些人头脑中的“真实”现象。还有许多国内民众，因同样的原因丧失了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盲目认为毛和中共就是正义、真理、正确的化身。毛和中共所说、所做的一切，他们都认为是真实的正确的，他们真心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是为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为了斗私批修。
许多外国的政要、“中国通”、学者、记者持这种观点是因为毛和中共长期以来对外实行封锁、保密和那些歪曲真像的对外宣传所致。这些人了解中国的方式，或是从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上搜集、整理、分析所得资料；或是通过偶尔几次被中共精心安排的对中国大陆和对毛的采访而得到的虚假印像，然后依据那些早已被中共的新闻媒体歪曲了的甚至无中生有编造的“新闻、事实、资料、统计数据”，再按照西方民主社会惯有的逻辑思维方式，加以推导得出对毛、对中共、对中国大陆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对中国大陆社会真实情况的识知结论，这些结论与真实情况相距十万八千里是必然的。这些人从毛对他们的那些不着边际、语无伦次的胡言乱语中得出毛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正在带领中国大陆民众，进行一场伟大的理想社会试验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这些国内民众和外国政要把“解放”以来毛在中国大陆的所有胡作非为诸如：士改、镇反、肃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当成“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毛，为建设伟大的新社会而进行的理想主义试验。
这些国内外人士之所以持这种看法，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毛的卑劣本性、毛的思想和毛从事共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所致。实际上，毛是一个满脑子充滿封建奴隸主义思想意识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投机参加共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利用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具有难以抵御的巨大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蒙骗、鼓动民众跟隨他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以实现自已打天下、坐江山，当封建帝王的梦想。回顾毛一生的所思、所想、所言、所作、所为哪里有一点点理想主义的踪影。这些国内外人士把毛的一切隨心所欲、一切违背常理的胡作非为、倒行逆施都错误地当作是毛的理想主义的表现。
其二是：许多对毛和中共的历史和本性有所了解，但了解得并不深刻的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自它建立以来就不曾中断过的、你死我活的、狗咬狗式的内斗的延续，“文化大革命”只不过在内斗的规模上比以往中共历次的内斗更大一些、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对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损害更大一些罢了。
其三是：有极少数头脑敏锐、又有机会接触中共内部的绝宻历史档案资料的人，这些人有着较強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些资料、档案使他们对毛、对中共的本质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已认识到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中共内部一贯的你死我活的内斗的延续，而且毛是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永续不绝的封建毛氏王朝，在中国大陆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的转化。
后面两种人，特别是最后这一类人，已基本上看透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然而他们都未能弄清楚，毛为何要花如此巨大的代价：不惜工人停工、学生停学、干部停止正常工作、许多农民也停止种地；不惜瘫痪交通运输，造成生活日用物资极度匮乏，致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不惜大量宝贵的文化历史文物、历史遗跡被毁坏、大量的珍贵的图书、典籍、字画被付之一炬，或被当成废纸送往造纸厂作造纸的原科；不惜把大批知识精英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对他们进行无情批斗、殴打、凌辱，他们或被批斗、殴打致死、致伤、致残，或不堪凌辱而含寃自杀身亡，或被判刑送往监獄改造，或被处以劳教遣送工厂、农场、农村从事非人的沉重劳动；不惜把大批“五类份子”[註：1]及其家属当作妄图翻天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敌对阶级，使他们惨遭“阶级灭绝”(堪比纳粹德国对猶太人的种族灭绝)，其中以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广西全州、宾阳、上林等县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实施的“阶级灭绝”最惨绝人寰、最触目惊心[註：2]。毛不惜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挑拨“保皇派”与“造反派”[註：3]之间为爭当毛的正宗奴才而大打出手，在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的武斗，以打击支持老干们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毛不惜以造成两千万人死伤、上亿人遭批斗打击这样惨重的代价，发动数以亿计的干部、工人、学生和农民在全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声势空前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本来毛要打倒他认为的明显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只需利用他惯用的手腕，利用他的对手们都想(至少是表面上想)争当毛的忠实奴才的心理，先拉拢几个人打倒另外几个人；然后又拉拢另外几个新人把原来被拉拢的人打倒，如此做既可达到毛依次分别打倒对手的目的，又不必让国家和民族付出上述这些惨重的代价。据叶劍英在上1978年12月13且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透露：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笔者估计此数字应包括伤、残人员在内)，整了一亿人，耗费八千亿人民币。另据李先念在1977年12月20且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损失国民收入五千亿元。这样耗费的和失收的损失加在一起共达一万三千亿元人民币。这在平均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农民每个工日收入只有二、三角钱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
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到来之际，笔者也想对毛在五十年前不惜付出上述惨重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真正原因进行一些探讨。希望国人(包括中共当局在内)从中吸取教训，以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荒唐的悲剧再次在中国大陆上演。考虑到中国大陆十八大以来的政治走向趋势，已让人感到五十年前那个在中国大陆肆虐了十年，曾经一度远去了的“文化大革命”的幽灵，似乎又忽隐忽现地开始在我们的周围徘徊。趁“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的机会，探讨它发生的最真实、最根本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以防止中国大陆再次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大陆前途、命运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公民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自已打下的江山─毛氏王朝在他死后先传给江青，再传给他的亲姪儿毛远新，然后，由毛家的子孫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永续不绝。毛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是基于毛头脑中固有的封建帝王思想，他要让他建立的毛氏王朝由毛氏子孙世代相传，永续不绝。另一方面，毛自知自已在中国大陆作恶多端、罪孽深重。他死后只有在自已的亲人掌控的政权里，自已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才不会被追究，自己被吹捧起来的虚假的“光辉形象”才可以“永远”保持下去(就象现在北朝鲜的金氏王朝一样)。
毛十分清楚，他要这样做最大的阻力就是那些提着脑袋追隨他一起打天下、劳苦功高的党政军各级老干们。江青、毛远新无论是在资历上；还是在对“革命”的贡献上都远不能与这些老干们相比。毛死后要把江山传到江青、毛远新手里肯定要招致老干们的抵制、反对。即使毛死前把江山交到了江青、毛远新手里，老帅、老干们慑于毛的淫威不敢公然反对。但只要毛一死，以江青、毛远新为首的文革新贵[註：4]们无论是在资历、威望方面；还是在党内权力斗爭的阴險狡诈和经验方面，都远不是这些在党内外斗争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老干们的对手。只要毛一旦命归黄泉，老于们便会随便找个借口，轻易将江青、毛远新以及文革新贵们赶下台。
精明老道的毛深知这一点，所以为确保江青、毛远新能顺利继承他打下的江山，并在他死后不被老干们推翻。毛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死前，把所有的老干们全部打倒并剥夺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将他们整得服服贴贴死心踏地甘当毛家王朝的忠实臣仆。
一开始毛曾试图用他惯用的打倒政治对手的办法；即先拉拢几个打倒另处几个；然后再拉拢新的几个把先被拉拢的几个打倒，依此不断进行下去以达到将老帅(老将)、老于们全部打倒，或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的目的。
毛在对老帅(老将)、老干们开刀之前，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一是通过拉拢林彪，先把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在中共这种封建奴隸式的共产极权体制中，谁掌握了军队、特务、情报大权，谁就不仅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可以隨时将任何对手置于死地；二是毛自知经自己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以来，自已近似瘋狂的胡作非为，已造成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和饿死四千多万人的惨重后果。使自已在干部、民众中的声望已大不如从前。而没有巨大的个人声望是不可能将刘少奇、邓小平…等“大跃进运动”后，声望日盛的老干们彻底打倒的。为此，毛利用林彪首先在军内，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对毛个人崇拜的高潮，在这场瘋狂的造神运动中，那些不知里就，将要被毛打倒的众多老帅(老将)、老干们也随声附和，为这场造神运动推波助澜。毛被捧上“伟光正”的神壇、毛被吹捧成了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毛被吹捧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英明领袖、统帅、导师、舵手。
此时毛决定先对掌握舆论宣传系统和情报、特务系统的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和陆定一下手。毛之所以要打倒彭真是因为身为此京市长的彭真曾说过毛在“大跃进”中也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令毛忌恨在心，认为这有损毛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而且彭对被毛推上政治舞台的江青曾表现不恭令毛反感。彭还和中宣部长陆定一(陆与彭及刘少奇、邓小平关系密切)一起抵制对《海瑞罢官》一文和同名京剧的批判。毛深知北京这个京畿要地和舆论宣传工具的重要性。因此必须先将彭、陆打倒将京畿要地和舆论宣传阵地掌握在自已手中。打倒罗瑞卿，原本不是毛的本意，因毛知道罗一贯对自己忠心耿耿，但因罗与林彪因争当毛最忠实的奴才而积怨甚深，毛为拉拢林彪掌控军权，毛权衡利弊只好牺牲罗，此外罗曾参与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策划的对毛窃听事件，罗对江青也曾表现过不恭，这些都令毛对罗大为不满，所以毛决定将罗打倒。将罗掌控的军权(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交到毛信得过的楊成武(接替罗任代总参谋长)手里，撤销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军委秘书长，成立以楊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打倒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是因为杨参与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在毛的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事件，使毛认为杨对他不忠，毛决不能容忍一个对他不忠的人呆在他的身边，并负责他的安全保卫工作，所以毛决定将杨打倒。毛将杨掌握的特务、情报、警卫大权交给自己信得过的汪东兴(接替杨成为中办主任和中央警卫局长)掌管。
毛在按他惯用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打倒第一批老干彭罗杨陆时，深感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倒所有阻碍他建立世代相传的毛家天下的老帅(老将)、老干们速度太慢，程序太复杂，而且还无绝对把握。这样打下去，在自已去世之前是决无可能把从上到下各级老帅(老将)、老干们都打倒的。特别是在打倒罗瑞卿时在政治局常委会七个常委对撤销罗瑞卿全部职务的决议进行表决时，尽管在毛严厉目光的威逼之下仍有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三人投了反对票。该决议在常委会中仅以四比三的微弱优势免强通过。这使毛感到必须另僻溪径，找出一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所有阻碍他建立世代相传的毛家天下的各级老帅(老将)、老干们全部打倒，并剥夺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甘心成为毛家王朝的忠实家臣的办法。
一贯善于愚弄、鼓动无知民众和青年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达到毛和中共的政治目的的毛，终于想出以他被捧上神壇的巨大声望发动民众、青年学生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打倒党内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揪叛徒的名义，对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们同时进行全面打击的办法。为了鼓动、唆使民众、青年学生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各级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各级老干们)的反，毛不惜停止正常的物资运输，动用所有的交通工具在1966年运送“红卫兵”、“造反派”到此京接受毛的接见、到全国各地进行串联。仅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十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共一千三百余万人(还不包括到了北京因人数限制和其他原因未能受到毛接见的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人员)。致使全国的工业生产因原料无法运进、产品无法运出，而几乎陷入停顿状态。生产的停顿不仅使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而且使全国民众陷入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的悲惨境地。然而这一切对于一贯漠视民众的苦难、一贯为达目的不计任何代价的毛来说都是他不屑一顾的小事。
毛通过十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亲自对他们进行愚弄、蒙骗、鼓动，唆使他们起来造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权派(即各级党政军老干)的反，鼓动他们在全国的老干们中揪叛徒。呼吁他们以革命行动“破四旧、立四新”[註：5]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爭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蛊惑、煽动之下，“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们一个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怀着滿腔的阶级仇恨，在全国掀起了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在老干中揪斗叛徒的高潮。
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示意之下，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为数众多的“专案组”有意泄露的有关老干们的秘密档案资料，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的老干们进行揪斗、批判，。老干们纷纷被单独关押、隔离审查，一天到晚写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检讨、交待自已那些莫须有的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罪行。有的不仅被要求交待自己历史上的叛党变节罪行，还要对其他老干的叛党变节、反党、反毛罪行进行无休止的检举揭发，以挑动老干们彼此不和、彼此爭斗。老干们还要隨时接受“红卫兵”、“造反派”们没完没了的充满暴行的批斗会的批斗(许多老于们被批斗致死、致伤、致残)。毛通过“红卫兵”、“造反派”用这种隔离审查、交待、无情的残酷批斗的方式，不经过任何法律、党纪程序，一下子就成功地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们通通打倒，使老干们陷入与世隔绝、一天到晚处于穷于应付、自顾不遐的悲惨境地。毛的这一招使老干们彼比不能相顾，彼此为争当毛的忠实奴才、走狗而互相检举揭发、互相争斗。毛的这一招还使老干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各单位，被单独隔离审查使他们无法联合在一起与毛进行对抗。
毛还指使中央文革于1967年1月从上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一月夺权风暴”，以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方式，同样不经过任何法律和党纪程序，就轻而易举地将各级老干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剝夺殆尽；同时将那些被毛和中央文革认为已被整得服服贴贴，不再会对毛家王朝交接班形成威胁的老干们“结合”进革命委会，以利用这些被整服的各级老干们的能力和经验，为毛家王朝稳住全国各地因“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混乱局势。
用“文化大革命”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一下子就将全国那些跟随毛打江山劳苦功高的老干们全部打倒并剥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几个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内)；或将他们整得服服贴贴甘心情愿为毛把江山交到江青、毛远新手中保驾护航，成为毛家王朝的忠实家臣。
到1968年底，毛终于自认为达到了在他死之前把除林彪团伙[註：6]和周恩来之外，几乎所有可能阻碍他把江山先交给江青再传到毛远新手里的老帅、老将、老干们都彻底打倒，或已把他们整得服股贴贴的目的。常言道：狡兔死，走狗烹。既然作为狡兔的老干们已“死”(被打倒、被整服、被夺权)，那么，就到了走狗(林彪团伙)烹的时候了。1971年9月13日毛伙同周制造“9.13事件”令林彪、叶群、林立果…等葬身蒙古温都尔汗，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余党也悉数被毛打倒。此后毛加紧了对剩下的最后一个大障碍，即外表温顺、内心阴險狡诈、善于伪装的、已罹患癌症的周恩来的打击、迫害，致使周提前于1976年1月8日抱屈含恨命归黄泉，结束了他猥琐(在毛面前)、凶残、阴險狡诈、卑鄙无耻、伪善和充满罪恶的一生。
在“文化大革命”剛开始时，老干们尚未被完全打倒，毛对于自己要搞毛家天下还有所顾忌。在把江青、毛远新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时，还装模作样地推举林彪为自己的接班人，以掩人耳目，掩盖自己发动禍国殃民的“文化丈革命”的真实目的。当然毛立林彪为自已的接班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拉拢、利用林和他掌控的军队，以镇慑那些毛要通通打倒或整服的党政军老干们，利用林和他掌控的军队为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
毛在“文化丈革命”初期即任命江青为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手握实权的副组长，为掩人耳目，组长是那个徒挂虚名的无耻文人陈伯达。接着毛又让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处理中央日常事务。毛于1968年5月提拔剛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不久、年仅二十七岁的亲姪儿毛远新任新成立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副主任，兼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升任沈阳军区政委、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到1975年下半年包括林彪团伙在内的几乎所有党政军老干们都已被打倒，或已被整服。仅剩下奄奄一息的周还躺在医院里苟延残喘，对毛要建立世代相传的毛氏王朝已不能构成威胁。此时毛通过“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复辟封建王朝的真实面目才逐渐显露出来。这年下半年，毛把年仅三十四岁的亲姪儿毛远新调到自己的身边，担任毛与政治局之间的“主席联络员”。在政治局开会时，让毛远新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传达毛的指示，也就是让毛远新在政治局代行毛的主席职责，实际上确立了毛远新“准太子”的地位。
由于邓小平复出以来的所作所为已明确无误地表明，他只想接毛的班，继承中共的江山，而不愿充当毛家封建王朝的辅政大臣辅佐江青、毛远新治理天下。因而毛和以江青、毛远新为首的文革新贵们决定对邓进行打击。从1975年底到1976年初毛通过江青、毛远新和文革新贵们组织人马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对邓进行批斗。
1976年4月5日前后“天安门事件”[注：7]爆发后，邓被指责为“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4月7日毛决心将邓再次打倒，毛当天指示毛远新通知政治局，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提议华国锋任总理(1月8日周死后毛任命华为代总理)，兼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邓被打倒后，被毛软禁在北京。毛之所以提名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兼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是因为毛看中华对自己忠心、为人老实忠厚、没有幫伙、能力平平，对毛之后的毛家王朝的江青、毛远新不会构成威胁，华又是毛从地方一手提拔到中央，并一路飈升直至目前仅次于毛的地位。毛认为华必定对他感恩载德。毛深信他死后，华必定死心踏地甘当毛氏王朝的辅政大臣，辅佐江青、毛远新治理毛家天下。此外毛之所以在“天安门事件”后，没有直接把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位子交给江青或毛远新；没有把国务院总理的位子交给张春桥，是因为声势浩大的“天安门事件”使毛意识到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复辟封建主义以建立毛氏封建王朝的行为是多么的不得人心。毛耽心“天安门事件”刚一镇压下去，就马上把政权全部交到以江青、毛远新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手里，会激起更大的民愤，将有可能在全国各地引发更大规模的“动乱”，危及毛氏王朝的传位(交接班)进程。这也是毛决定先把权力暂时交到他信得过的华手里过渡一下，缓解一下民众的不满情绪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安门事件”对毛精神上的打击非常沉重，使毛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毛自知来日无多，他已没有时间再拖下去了。毛终于最后露出了他要在中国大陆复辟封建王朝，建立世代相传的毛氏王朝的真实面目。自“天安门事件”后直到毛去世这段时间，毛多次召集江青、毛远新、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陈锡联、张玉凤等亲信提及他死后领导班子的名单。据姚文元回忆，毛较早的安排是：江青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陈锡联任军委主席、毛远新或王洪文任人大委员长。并用这一名单对政治局委员们进行试探。据毛的准夫人张玉凤回忆，毛曾圈定了五个政治局常委名单和排列顺序：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据毛远新、张玉凤共同记录的毛于1976年7月15日最后确定的他死后政治局常委名单和排列顺序是：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和张玉凤。在这份毛最后确定的名单里，毛连通过江青过渡这样一个过程都又要了，直接就把江山交到了作为毛氏子孫的亲姪儿毛远新的手里，以实现毛在中国大陆复辟封建王朝，建立毛氏王期世代相传的梦想。在这方面毛和毛远新与江青是有矛质的。志大才疏、好大喜功、一向以吕后和武则天自比的江青，希望毛死后先把江山交给她，让她过一把女皇瘾，然后再把江山交给毛远新，再实现毛建立毛家王朝世代相传的遗愿。毛知道江青的野心，也知道江青为人处世的方式和能力都不足以继承他的江山，并把它顺利传到毛远新手上。毛非常耽心一旦江山交到江青手里，毛费尽心机打下并保持至今的江山，很可能就会断送在江青的手里，毛复辟封建王朝实现毛家王朝世代相传的梦想就会破灭。所以最后毛打消了原来准备先把江山经过江青再交到毛远新手里的打祘，毛最后决定自已死后，直接把江山交到毛运新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在毛最后擬定的接班名单中把毛远新列在第一位、江青列在第三位，而且江青的死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没有被毛列入常委名单(毛要剪除江的羽翼)的原因。“四人幫”倒台后查获的一份由江青擬定的中央领导人的详细名单，江擬定的中央领导名单和职务是：党中央主席：江青。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国、毛远新。政治局常委：江青等九人。政治局委员：江青等十七人。国务院总理：张春桥。名单还包括：人大、共青团、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各部部长[註：8]。从江青的这份接班名单看出，不仅是要由她自己当女皇，而且从她把毛远新排在中共中央五位副主席的最后一名来看，似乎也看不出她有以后把江山传给毛远新的打祘。这说明毛最后没有把江青列为第一继承人的考虑不是没有根据的。
然而令毛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死后还不到一个月，被毛视为亲信的华国锋、汪东兴就联合毛认为已被他整得服服贴贴的叶劍英、李先念发动宫庭政变，一举将以江青、毛远新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抓捕，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建立世代相传的毛家王朝的黄粱美梦。华、汪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因为掌握特务、情报系统的汪，已掌握了江这份将华、汪等人完全排斥在外的接班组阁名单，汪与华商议后，决定联合叶劍英(因为通过叶可以取得军方的支持，在一个共产极权国家，任何重大的政治行动如没有军方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李先念放手一搏，利用汪掌握的中央警卫部队搶先发动政变，动手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以及毛远新抓捕，一举夺取了政权，阻止了中国现代史上恢复封建帝王统治的一次大倒退，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毛发动的这场以宣扬阶级仇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摧毁传统的和人类公认的文化价值标准、伦理道德观念为指导思想的、以打倒和整服所有老干们以扫除毛建立世代相传的毛家王朝的所有障碍为目的的、以无法无天的暴力为手段的、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大陆恢复早已被国人唾弃的封建帝王统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封建复辟行动，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尽管毛具备毛左份子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的，所谓历史上罕见的“雄才大略”也不能改变其黄粱梦断的可耻下场。
写于2016年5月7日
[註：1]五类份子是指：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和右派份子。
[註：2]：详谭合成先生所著《血的神话》，书中谭先生以详实的史料真实地再现了湖南道县在文革期间，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实施“阶级灭绝”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掺状况。
[註：3]：在“文革”期间成立的为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中，一些直接或间接得到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或暗示，按照毛如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坚决打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权老于们的组织被称为“造反派”组织；另一些未得到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或暗示的组织，按照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凡是反对当权领导就等于是反党、反毛，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打成“右派份子”就是被打成“反革命份子”。这些组织不知毛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见有造反组织要打倒当政的老干们，便起来保护这些当权的老干们，以显示自己是在保卫党的领导、是在保卫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造反组织被称之为“保皇派”。
[註：4]：文革新贵是指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迅速登上政治舞台高端的那些毛所依靠、所信任的政治人物如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王力、戚本禹、关锋…等。其中王力、戚本禹、关锋、陈伯达等先后被毛以各种借口打倒。
[註：5]：“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是指：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註：6]：林彪团伙包括主要林彪、叶群、林立果、黄永胜、吳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
[註：7]：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前后大批学生、工人、普道干部借悼念刚死不久的周恩来的名义，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民众高呼口号、贴大字报、小字报、发表演讲以发泄对毛、对中共和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滿，此次事件被毛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出动军队、公安、便衣特务和武装民兵近二万人对民众进行镇压，造成死伤数百人和大量民众被抓捕判刑的严重后果。当局先称此次事件为“天安门暴乱”，后改称为“天安门事件”。
[註：8]江青擬定的这份冗长的名单中还包括：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政治局委员：除前面所列九位常委外还有迟群、刘湘屏、陈阿大、荘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渝。国务院总理：张春桥。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荘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国防部长：王洪文。公安部长：祝家耀。农林部长：徐景贤。财政部长：金祖敏。教育部长：张铁生。文化部长：杨春霞。卫生部长：刘湘屏。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