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人民日报只想告诉人们：习近平为何不准拿文革“说事”！》中已经介绍过，被海外媒体，特别是海外“敌对势力”的媒体热捧的人民日报的那篇所谓的“代表官方重申否定文革”的文章，不过是刊登在人民日报四版上，而且被上级要求不准在文章标题中出现“文革”字样的胡锡进以任平为笔名撰写的《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
与笔者讨论这篇文章的北京记者朋友说该文压根就没有引起关注。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该文见报当天即有网友公开发文痛批。
一位叫朱健国的内地学者在“博客中国”发文《“文革时期”能与文革运动区分开？》。
文中说：人民日报今日发表署名“任平”的“谈文革”评论，让人小有欣慰——虽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姓党的人民日报终于与民同论文革了。到底对人民大会堂“5.2文革演唱会”有一个暗示性回答了。虽然观点与民间并不一致，但人民日报终于提出了底线——“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
只是，如此重大的问题，如此重要的观点，竟然不在一版谈，不以社论、评论员或编辑部的规格，而只以个人署名，只放在第四版的第二条，似乎刻意降低这文章的重要性，又让人叹息。特别是放在“五、一六”过去一天后才发表，更是有好事错过良辰之憾！而“任平”这种隐晦如文革时“梁效”的笔名，也极让重温文革余味。
朱健国作者挖苦道：不知道朝廷有什么难言之隐，非要将一个全民期待的重要表态放在非重要时间和非重要版面，且以非重要人物来小声说。这就让民间的段子“今日比三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接近文革”，总是比“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受欢迎。何苦如此呢？
再细想，“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也大有玄机——左既然加引号成“左”，可见并非左了，是“形左实右”。也就是说，今日“围绕‘文革’问题”，实际上只有来自右的干扰。看来，始于反右的文革，今日又受到不许以右来干扰文革的保护令！如此戏剧性说法，是在否定文革？还是招魂文革？
朱健国作者说：许多网友坚决反对人民日报文章中的这一说法：《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
“文化大革命”时期能与“文化大革命”区分开么？这只是“前后不能相互否定”的诡辩？
朱健国作者说的没错，地地道道的诡辩，无耻至极的诡辩，而且这一诡辩已经成为“习主席主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说过：胡锡进文章的主题应该是“不准借否定文革否定共产党”。而其文中曲解“决议”中关于“文革”的评定内容，并非原创，他基本上也是原文照抄。八哥学舌而已！
对“文革”的评价也应该“与时俱进”，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起草并在党内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习近平要求要有“突破性”的解释和补充，是习近平还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校校长时期，也就是胡锦涛向他交权的十八大之前即已经布置下去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
当时，正值中共政权大张旗鼓地宣传建国六十周年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伟大成就。眼看在宣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之“巨大成就”的过程中，“后”三十年的实践和成就是对“前”三十年错误的彻底否定的观点引起习近平的强烈警惕，于是便以中央党校和社会科学院为主要参与单位，召集数名“理论工作者”组成“课题组”，习近平亲自召见课题组全体成员，要求他们就“正确认识两个三十年”的课题，作好文章，作足文章。
2009年8月17日，课题组成员之一，陈云秘书朱佳木以“正确认识新中国的两个三十年”为题接受记者采访。他说：中国成立60周年。如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前后两个时期刚好在这60年里各占大体30年时间。对于这两个30年，有的人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比如，有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之前的30年曾经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因而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有的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新矛盾，甚至认为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因而以前30年来否定后30年。
朱佳木表示：为什么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呢？朱佳木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应当看到，这一切的起点并不是1949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那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而是1978年新中国在经过近30年艰苦奋斗后建立起来的宏伟基业。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基本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必要的国际环境。
前30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这是前30年的基本方面，是我们总体评价那段历史的主要依据。只要把那段历史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同上述基本面放在一起比较，孰重孰轻、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就会看得很清楚。
对于如何正确认识两个30年的关系，朱佳木认为，关键是要认识到，虽然两个30年之间有很大区别，但它们的区别并不是社会基本制度、国家核心领导力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的区别，更不是执政党的宗旨和远大奋斗目标的区别。在这两个30年里，我们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领导国家的核心力量都是中国共产党，居于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宗旨和最终奋斗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和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继承发展的。
中央党校时任副校长李君如也奉命为文《怎样看待新中国两个30年》，刊登在2009年7月21日的《解放军报》上。文章中说：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我们碰到了一个不能回避的认识问题：应该怎么样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片面的观点或错误的倾向，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或重视。一种观点或倾向，是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30年历史性进步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贬低甚至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就和经验；另一种观点或倾向，是在肯定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成就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淡化改革开放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甚至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比后30年好。这样的观点或倾向，之所以是片面的或错误的，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事实。
该课题组的负责人之一，时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震秘书李慎明继朱佳木等人发声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中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经过多次曲折，最终实现的第一次成功的结合。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第二次探索中，毛泽东带领我们党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也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但这个失误毕竟是探索中的失误。
如上三人，特别是陈云秘书朱佳木和王震秘书李慎明的“研究成果”就是日后习近平关于“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尤其不能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