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需要解放，需要反叛，需要自由，需要变革。可惜的是，没有人愿意从杨绛和钱锺书的产品中寻求些许慰借。因为他们就根本没有准备为这个时代提供真正的产品。
杨绛的去世，加之她和钱锺书的故事一直是主流话语中知识分子的典范，再配合著自媒体时代浅薄刷流量的刚需，本来烘托著一个巨大的蛋糕。
当然她也很不幸活在了最悲观的一个时代，连最主流的体制内人士也开始深深的反思人生，反思是不是以前太过于拒绝政治，从而被政治玩弄的欲哭无泪。于是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不只是单纯的善意悼念一个长寿的老年知识分子，也不止是关注她到底在文化上有多少造诣和创见，更关注一个人在社会中是否承担了相应的政治责任。
可是，这一点似乎扎中了很多人的痛点。知识精英一直以来的自负，在于认定自己是社会变革中的脊梁，是不可或缺的社会中坚，甚至是社会良性变革的唯一希望。
不过，有多少荣誉，就有多少责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命题。如果主流知识分子一定要带上金色的奖章，也不能在飞翔的时候就抛弃掉这些黄金的枷锁。
如今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需要不同类型的有识之士来做出相应的担当。杨绛和钱锺书在这么多年的政治风雨中游刃有馀，叫做五朝元老也未曾不可。而这么多年的政治，几乎没有什么美好的时光。一个人善于适应社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作为成功学来说当然挺好。可是更伟大的情操还是在于承担社会责任，勇于改变不公，而不是顺应不公，或者在普遍的不公之下做些不痛不痒的事情博得喝彩。
放眼历史，被记住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些当代最为成功的人士，而是最敢于提供社会刚需的斗士。他们的命运或许悲惨，但是这样伟大的行为更值得传唱。即便是金瓶梅的作者，也在最反人性的时代提供了最人性的作品，即便很不完美，依然得以传世。
杨绛和钱锺书盛名之下，当世流传的东西倒是几乎没有。这个时代需要解放，需要反叛，需要自由，需要变革。可惜的是，没有人愿意从他们的产品中寻求些许慰借。因为他们就根本没有准备为这个时代提供真正的产品。
既然是一个勇于逃避政治的典范，甚至是一个主动逢迎不公的赢家，这样的行为作为一种公共生活的原罪又有何妨。
这样的道德拷问或许会让诸多人觉得不够舒服，毕竟在不公的时代坚持公义是不舒服的。而舒服的逃避了公义，又接受道德的拷问还是很不舒服。然而，为何有人要坚持认为既可以享受公共名望，还可以逃避公共道义，这就颇为奇怪了。
这样说来，这个时代在主流社会中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就是有原罪的。这样的原罪和政府控制下的市场里获得了成功的企业一样，有著无可回避的原罪。
承认原罪并不可怕，这总比又要逃避公义，又要靠公义安身立命要强。否定原罪，等于不诚实，这倒是更致命的错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