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

【文革50周年专题】

【编按】这是地下文学藏经洞中的一部分，区别于那些浮游在地面上，却自称地下文学的泡沫文学。如果说，上帝的童话是天堂；那么，人类的童话就是家园。而地下文学的藏经洞，就是我们终身追寻的心灵自由的家园。

蔡楚，本名蔡天一，四川成都人。文革时期成都野草诗歌群落代表人物之一。1970年因参加地下文学活动，被关押、批斗。1979年文革结束后，由成都中院改判无罪。1997年移居美国。“文化大革命”前后代表作有：《乞丐》、《赠某君》、《给你》（1962）、《别上一朵憔悴的花》（1963）、《无题》（1964）、《依据》、《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1968）、《透明的翅膀》（1975）、《等待》（1976）等。梳理当年地下诗歌创作的记忆，蔡楚在为《自由写作》写下这篇文章时说：“文学是超阶级的，当年我们从这个起点出发，才产生了其它权利意识。”（怀昭、李亚东）

                                                                                                                                                           蔡楚

无恋亦无厌，始是逍遥人
——白居易

 

一九六一年初秋的一天，院邻谢朝崧老师对我说，欲介绍一位传奇性的诗人与我认识。谢老师毕业于昆明工学院，在成都东郊107保密工厂当教师。当时，我刚随母校成都工农师范学校的师生，到龙泉驿八一公社支农半年后返城不久。由于在乡村见到饿死不少人，胸中有太多的表达冲动，而且，我正处于学写诗的高峰期，于是便答应下来。谢老师说，传奇性的诗人叫尹金芳，笔名尹一之。之所以传奇，是他能独善其身，没有大的波折。

这位尹一之，射洪县人，是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的同乡。五十年代初期毕业于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短训班，因其叔父尹九参加过蓝衣社，在老家被判刑劳改，遂被当局取消毕业分配。一九五八年初，他在自谋的小学教师岗位上，已做到校长职位，但为避“反右”（工农中不划右派），他以近三十岁的年龄，毅然到西郊成都阀门厂当学工。显示出无奈中的智慧。

谢老师拿出他珍藏的前五期《星星诗刊》，第五期上有尹一之写给一位姑娘的情诗，迄今我还记得其中几句：

浮云是你的笑容
青山作你的裙
你用你脸上的红霞
燃烧了我的心。

刚出校门，看惯了课本和报刊上的大跃进民歌。第一次知道，成都还有《星星诗刊》，有流沙河和石天河，有《草木篇》和《蝴蝶篇》，还有民间的尹一之等一批人。据谢老师说，一九五七年六月，流沙河写出著名的《亡命》诗：

今夕复何夕，
亡命走关西。
狂风摧草木，
暴雨打蝼蚁。
曲悲遭千指，
心冷横双眉。
逃死奔生去，
焉敢料归期？
……

尹一之从省文联内部得知，曾私下劝过流沙河，“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过了几天，尹一之、谢老师的高中同学老周（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等几个文友到谢家摆龙门阵，尹一之约我下周到盐市口餐厅吃高级点心喝红酒，饥荒年间，我正患轻度浮肿，巴不得有人做东，还兼义务教学。

尹一之身材高大，面容如成都的天空，极少晴朗。一副鹰钩鼻子打破了周身的平庸，给人以很倔强的印象。况且，他酒后海阔天空、人世沉浮、信手拈来、滔滔不绝，使我如坠云雾。他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教我饮酒写诗，不拘一格。

他送我一本艾青作序的《戴望舒诗选》，谈起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朱湘、卞之琳等民国诗人。又替我拟定读书计划，要求我书写读书笔记和名人名言卡片。记得读书计划中有《胡适文存》，可惜当时在省图书馆借阅《胡适文存》必须要单位介绍信，使我这个待业少年像当初失学一样失落。我交给他几首习作，请他教正。分手时，天空飘落秋雨，顿生一丝寒凉。

六二年，我陷入初恋，习作增多，步行到尹一之厂里单身宿舍，找他求教的次数也增多。一次，谈得兴起。他说他大多数作品都不能发表，因为不能示人，权且叫做枕下文学或抽屉文学好了。我见他黑油油的枕边有一本《孙子兵法》，感到好奇，他说这叫“无为而无不为”，我似懂非懂，无言以对。他解释说，林语堂讲“道永远顺任自然，不造不设，好像常是无所作为的，但万物都由道而生，恃道而长，实际上却又是无所不为。”我若有所悟，第二天赶紧到省图书馆借书查阅。

六三年，我在成都一砖厂做临时工，不分昼夜地挖黄泥、切砖坯、出砖窑。偶尔得假，回家看母亲。听谢老师说，尹一之找了一把红伞罩着，新娘是厂工会的党员干部，可以替他遮风避雨。一只独木舟躲进了避风港，所以，特地约我和老周等去朝贺。婚礼那天，由于新娘在场，尹一之和我们不敢造次，只能喝闷酒。

六四年于我很不平静。先是失恋，之后我被派出所董所长喊去训话，威胁说，若我不主动申请下乡，就送我去劳教（被我开病情证明化解）。继而，我在十月社青学习时，说听到赫鲁晓夫已下台，被参加学习的孙同学检举我带头收听敌台。从此，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我失去参加社青学习的资格和调正式工作的机会，沦入“社闲”（社会闲散人员）行列。

这年看了《早春二月》等批判片，又听尹一之给我讲解苏联电影《第四十一》，知道了导演格里高利·丘赫莱依。他还特别提到三十年代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使我明白了世上确有超阶级的爱同美，确有超阶级的人性，确有超阶级的文学。尹一之反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说是毛泽东的反攻倒算。我很好奇他哪来这么多消息。那几年，看了一些外国电影，不仅学会了主题曲，思维也受到启迪。由于失恋，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革命的浪潮中，人性中的真善美和爱情中的快乐、苦涩等，常常被吞没。

六五年八月，我经过反复向街道办事处申请，被批准到四川石油管理局筑路处做临时工。开山放炮，打二锤、掌炮钎、抬石头、修公路、平井场，一干就是五年。这期间，我每年返蓉探亲一次，几乎每次都要去中南大街的市美轩餐馆分店参加“星四聚餐会”。当时，文友们多休息星期四，约定星期四聚餐，故模仿先贤，简称“星四聚餐会”。

六六年文革开始，我的早期诗歌，被同在筑路处做临时工的朋友检举揭发。经过追查，我的两本手抄诗集和读书笔记等，在运动初期，我大妹为防本校红卫兵抄家，已提前烧毁。所以，朋友的检举揭发只能凭记忆提供只言片语，我的坦白交待，就侥幸过关。

六七年春节，我返蓉探亲。又是在中南大街的市美轩餐馆分店，听尹一之吹牛。他分析了文革的形势，表示同情刘少奇。还讲到江青（蓝苹）的一些旧事，说林彪尖嘴猴腮成不了大事。六八年春节聚餐，尹一之说，诸位大多没有参加群众组织，因此格外逍遥；而且，我们之间分散各地，不如把“星四聚餐会”戏称“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引来一阵哄堂大笑。文友们对冠以“红色”，亦心照不宣。他还当场约文友们夏天去峨眉山，效仿庄子”逍遥游”，我因假期已完，没有答应同去。“他们都寻找着精神的他乡，都生活在远离‘中心’的别处。”

“星四聚餐会”逐渐扩大，增加了十多个吃口，以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为主。聚餐时，逍遥兵们讨论的题目也逐渐扩大，从诗歌到小说，再到戏剧、历史、音乐、绘画、电影、外文等包罗万象，无所不及。夏天，他们去峨眉山，下山时，把沿山石砌的毛主席语录墙一路推倒。还用粉笔把自己的诗词，书写于寺壁、山崖之上。以凝练的题诗，表达了对文革的愤懑之情，揭露出文革中万家墨面、血流成河、争权夺利的实质。这就惹下大祸。

七零年一月初，我突然被筑路处土建队的群专队揪出来批斗，一直延续到六月中旬。每天照样出工，晚上接受喷气式批斗，写坦白交待。有时，被抓去处公审大会陪斗、批斗。不但头吊黑牌、拳打脚踢，还被扯断不少头发。军管会和群专队命我交待与“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的关系，说成都已掌握了此反革命组织，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我不知所措，只能避重就轻革自己的命。军代表找我训话，警告我说谢某已交待了我的早期反动诗《乞丐》等。我只能依样画葫芦，把文革初期向工作组交待过的反动诗作了重新交待，并重点交待受到谢某的影响等。而对其他人，则基本不提，或假装不认识。六月下旬，我被开除临时工队伍，八月送回成都，继续在派出所接受审查。

在此期间，专案组人员多次传我去派出所，逼我按他们的要求坦白交待。记得有一天下午，他们要我当场签字画押承认八项罪行，其中最严重的是“组织上山打游击”和“组织收听敌台和放黄色唱片、唱反动歌曲”两项，说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我与他们争辩，他们拍桌子打巴掌，惊动了董天滂所长。董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我气焰嚣张，拒不交待。我申辩说，没有的事不能承认。董因被造反派殴打过多次，而我从来没去造他的反，就劝专案组人员放我回家好生想，明早再来交坦白交待。专案组人员看他的面子，就答应了。我回家后，找到谢老师，串通了供词，第二天才去交卷。

审查到七一年十一月才结束。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71）人保刑字第422号刑事判决书，尹一之被以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谢老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将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交群众监督改造，以观后效（文革中特有的判决方式）。我被缺席判处，“罪行较轻，不予刑事处分”。未通知我本人，实则对我实施内控，出门要请假，派出所经常来查夜。其他十一人，被以反革命罪分别判处不予刑事处分、管制或有期徒刑。只有谢老师的大学同学尹胖子被另案处理，被以反革命罪和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后来，谢老师偷偷告诉我，“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是被文友带来聚餐的人检举揭发的。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当时正追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以为这批人是重点追查对象，马上布置跟踪，准备钓大鱼。一天，保卫组人员发现文友尹胖子从家里转移一口大皮箱到郊外，判断他是转移反革命组织的纲领和文件，于是立即抓捕了他，但打开大皮箱翻看，却发现尹胖子转移的是尹家的族谱。保卫组人员大失所望，马上布置把“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的主要成员，抓进成都工学院的群专大楼。我当时在外地，所以保卫组人员通知筑路处军管会，对我进行批斗。

谢老师拿出一些钱和粮票，要我化妆后，送到被判五年徒刑的文友邓先根的妻子手上。邓先根其人古道热肠，有俠士風。他在中南大街市美轩餐馆分店工作，多年来，给我们聚餐提供必要的条件。送过几次钱和粮票后，邓先根的妻子说太危险，叫我不再送了。

1975年，估计尹一之已摘去帽子，我去成都市区以北10公里的龙桥镇，成都阀门厂新厂区找他。当时，我既无工作证，又无介绍信。结果，门卫不让我进厂，说他没有上班。我问他是否还在产品检测部门，门卫答，在扫地。我再问他住在宿舍那间房子，门卫答，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是他表弟，门卫答，表弟还不知道他的住处？我立即落荒而逃。

1979年，文友张江陵（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翻译员）等对原判不服，提出申诉。经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79）刑申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经本院复查，张江陵、邓先根等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常在一起‘研究文学’、‘评论形势’，其内容主要是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原判以‘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判处上列人员是错误的。据此，特依法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这次我被通知到中院现场，法官要我们感激华主席。张江陵和我高声反驳法官：不需要感激华主席，历史已宣判我们无罪。宣判后我们高谈阔论，说专制犹如酒桶，现在毛已去世，桶箍崩裂，专制必然散架。对时局寄托了些许幻想。

尹一之在平反后，托谢老师带话，说知道我去找过他。邓先根到过几次谢家，其他逍遥兵与我再无来往。次年三月，我介入另一地下文学群落《野草》，与他们渐行渐远。

白云苍狗，聚散如云。我在移居海外后，多次联系尹一之老师，都未能如愿。直到4年前，谢老师给了我他家电话，我才两次打过去。第一次他不接电话，我与党员师母聊了几句。第二次他接了电话，但说不认识我。之后，听谢老师讲，他已失忆。令我扼腕。

林语堂说：“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这使我领悟到，“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是一个追求美，追求心灵自由的文化沙龙。我们所谓的“逍遥”，表面上是指文化人的逃离野蛮、大隐于市，以及对艺术的唯美追求，但其核心是一种“权利意识”，即对于人性、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的追求。这样做，在那时显然就是“以卵击石”。

我常想，像尹一之老师、谢老师这类文化人，尽管权利意识超前，也曾反抗极权暴政，若没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现代文明制度的保障，个人的悲剧迟早都会发生。不管你多么智慧，多么机巧。

花虽未坠，却已枯萎；叶虽未落，却已残黄。不久，花和叶都将随风而逝。可是我一直忘不了，我的文学引路人尹一之老师，在当年“星四聚餐会”时一再吟咏的胡适先生几句早期诗——

花瓣儿纷纷落了，
劳伊亲手拾存，
寄给伊心上的人，
当一封无言的书信。

2016年4月21日初稿
2016年5月4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