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网络封锁与突破（网络图上）
中国大陆对境外网站的严控与屏蔽为当今世界所仅见，除了朝鲜，可能中国就算是搞得最为厉害的了，以至于国际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竟成为实质上的“局域网”。最近中共又遇到了几个严重的挑战，一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年度报告首次将中国互联网过滤和拦截系统，也就是“金盾工程”之类的“防火长城”列为贸易障碍年度清单，因为大量的新闻网站、搜索引擎和商务网站，包括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在内的国际网站均遭到中国的屏蔽；二是新近解密的“巴拿马文件”对中共高官及其亲属设立离境帐户藏钱的指控沸沸扬扬，但中国的“防火长城”却将所有的“巴拿马文件”列为封堵和屏蔽的对象。香港多家媒体获得由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提供的“巴拿马文件”并不约而同地发稿，再次披露中共现任及退休高层家族在海外拥有离岸公司及涉足的庞大商业活动的秘闻，共涉及3.3万名中国人、4188间境外公司。通过在资料库中搜寻，发现不少榜上有名者与中共高级官员的拼音相同，已发现疑似卷入的国级、副国级、省部级高官有十余人。这次报导揭露了至少6名中共高层或前高层的7名后人或其配偶拥有香港身份证，包括张高丽女儿、刘云山儿媳（贾春旺女儿）、贾庆林女婿及外孙女、李鹏之女以及邓小平的外甥女及丈夫，还包括财政部长楼继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和刚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中共政协副主席王正伟等。“巴拿马文件”泄露事件仍处在不断的发酵之中。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凡是正常的真实的信息、凡是不利于统治者利益的信息、凡是不利于党和政府正面形象的信息、凡是中共领导人不喜欢不高兴的信息，都要一概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蛮横霸道地予以阻止、排除、封堵，就像防洪似地防堵、就像防瘟疫似地防堵、就像防火灾似地防堵。防堵信息，就是要让外面的不管什么样的所谓不好的信息一丁点儿也进不来，就是要让应该交流的信息都不能够自由地通畅、也根本沟通不了，就是要让人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清楚、什么都不知道。
网络防火墙，即所谓的金盾工程，还有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莫名其妙的干扰台之类的屏蔽设施，就是这种劳民伤财的、匪夷所思的、乱七八糟的、臭名昭著的货色。除了屏蔽，还是屏蔽；除了封堵，还是封堵；除了垄断，还是垄断。一切外媒报道的信息都被认为是不真实的，都是捕风捉影的；而一切捕风捉影的所谓不真实的信息，既不允许证实，又不允许证伪；既没有任何说法，又没有任何下文。哪怕外面的舆论沸沸扬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里面的世界却无声无息、纹丝不动，不受任何影响。实在地说，掩耳盗铃的能力堪称一绝，欲盖弥彰的水平非同凡响，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却做起了自以为是的滑稽可笑的缩头乌龟或自欺欺人的鸵鸟？只要不符合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便予以概莫能外的封锁，也都被排除在外、屏蔽在外，以让中国人在信息时代的当今社会里都成为荒唐的睁眼瞎，有耳听不见、有口说不出。仿佛只要人们都变成有特色的脑残，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傻子，都成为泱泱之众的不可理喻的奴隶、奴才和犬儒了，那么一切就都可以ＯＫ了，即恬不知耻的权位稳定就可以压倒一切的人性、一切的良知、一切的道义、一切的正义了。
1、封堵、屏蔽、垄断信息的广大禁地
信息封锁、屏蔽、垄断，途径之多，简直不一而足，不胜枚举、举不胜举；手段邪恶、卑鄙、下流、无耻，罪恶昭彰，令人发指，且形成了铁桶一般顽冥不化和垃圾场一样满目疮痍的广大禁地：除了中国大陆的党姓媒体，如《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被认定是唯一正确的存在之外，境外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的媒体，无论报纸，还是广播电台；无论网站，还是电视台，均被囊括在中共所认为的反动媒体之列，因而统统地予以排斥、予以拒绝、予以屏蔽，如《民主中国》、《人与人权》、《北京之春》、《纵览中国》、《议报》、《黄花岗》、《自由写作》、《参与》、《开放》、《争鸣》、《动向》、《大纪元》、《看中国》、《博讯》、《阿波罗》、《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唐人》、《希望之声》、《纽约时报》，等等。如上所述的媒体，倘若站在中共的立场来看，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些媒体都是宣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总之是一心一意地专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是一定要在中国千方百计地实行和平演变的，因而都必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国家反领袖反革命反人民的统称为反华的敌对势力，是必须予以警惕也必须予以防范的极其可怕的害人虫。“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毛泽东）。
凡是不能进行正确舆论导向的新闻媒体、凡是给伟光正的党和国家制造麻烦频频添堵的媒体、凡是替中国人民说话而不能够替党说话属于吃饱了饭撑的没事儿干尽是挑刺的媒体，因其与中共党的方针政策大相径庭、南辕北辙，所以就要毫无疑义地予以封堵，就要千方百计地并且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予以屏蔽、予以抹杀。一党专政极权专制主义的伟光正，是绝不允许这些媒体擅自做主、兴风作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倘若任由境外而来的各种信息在“毛病不改，久已成习”的统治区域里自由自在地蔓延开来、扩散而去，进一步地泛滥到范围广大的城市和乡村，横扫千军如卷席地攻城略地，占领各个机关、工厂、学校、自留地，尤其是无可阻挡地闯进大陆人民的情感、记忆、思想，乃至灵魂深处，那么，有如山呼海啸一般无以招架的呼吁、举旗、呐喊、散步、饭醉、游行等，就势所必然地造成大权旁落、“亡党亡国”的灭顶之灾了。
2、一切的历史信息，都必须公开而透明
一切的历史信息，无论好的，还是孬的；无论与现实有紧密联系的，还是关系不那么大的，不管怎么说都应该、可以而且必须是公开的，也是毋庸置疑地透明的。以往发生的一切，哪怕再残暴、再血腥，哪怕再阴暗卑鄙，再无耻下流，乃至鲜血淋漓、血泪滔滔、悲剧连绵、人祸不断、灾难频仍、惨不忍睹，都必须予以全面彻底地揭露，都必须统统地大白于天下。对于历史，任何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遮掩、覆盖，任何支支吾吾的闪烁其词、避重就轻，任何虚与委蛇的强词夺理、文过饰非，都是瞒天过海、欲盖弥彰的，都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都是经不起时间的风霜雨打之剥蚀的，都是兔子尾巴——长（藏）不了的，也终归是乌云要散去，太阳要出来的。
凡是过去了的，都已然成为无可挽回的历史；凡是历史的东西，都应该恢复原有的样子、原有的面貌；没有历史的真相，就注定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现实；真实的历史化为空白，眼前的虚幻就一定会无时不有、无所不在。没有真相，又如何可以有和谐，又怎么能够有和解？
为此，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现代史、对我们曾经和正在经历着的一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做以认真仔细的条分缕析的爬梳、整理和归纳，也没有任何托词不进行适得其所的和恰如其分的深入探究、反省和反思。哲学家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的至理名言昭示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这就是：研究历史、反思历史、把握历史有利于人们汲取教训、摆脱愚昧、明确认识，提高觉悟。我们要研究、反思、把握我们中国人自身的历史，最起码应该做到必须做到的两点，一是要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了解并认清历史的罪恶及其根源。首先需要从制度方面追根溯源，批判的武器须介入，用显微镜查找出祸根之所在，用放大镜通览其所造成的遗害千秋之影响；二是要在此一基础上汲取历史的深刻教训，以彻底地杜绝历史的悲剧、人祸和灾难改头换面地重演，为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开辟出一条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故此建立政治文明的民主宪政之制度，是必须提到我们应有的议事日程的，是刻不容缓地需要在中国大陆应运而生、闪亮登场的；人类文明普世价值是必须立足于中国大陆的，也是要化为时代最强音并成为卓然醒目的明亮之旗的。
3、六四大屠杀惨案的信息，必须完全彻底地公开
1989年六四大屠杀惨案到今天业已过去27年了。当年由中共的实际掌门人邓小平一手策划并一手导演的残暴行动——三十万野战军涌进首都北京，以机枪扫射、刺刀横行、坦克碾压、铁蹄践踏的血腥方式极其残忍地对中国人民展开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广大民众和莘莘学子被肆意击毙、被焚尸灭迹。这一鲜血淋漓的惨案立即传遍了全中国，也震惊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也震惊了全世界。六四大屠杀，随后引发了前苏联以及前东欧共产八国人民同病相怜的义愤填膺，致使这些国家都纷纷地改旗易帜，毅然决然地抛弃为非作歹几十年的专制独裁体制，昂首阔步地走上了宪政民主的光明之路。
六四惨案，是神人共愤、天理难容的国家恐怖主义暴行，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赤裸裸的杀人如麻；六四惨案，是在众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是在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历史关头发生的疯狂至极的法西斯复辟；六四惨案，其肇事者的历史罪责必须得到应有的深入的和全面的追究、必须予以毫不含糊的坚决彻底的清算，因为这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可是，从尸体成堆、哀嚎遍地、恐怖至极的那个黑沉沉的夜开始迄今为止，六四大屠杀的信息一直以国家绝密、以国家机密的名义被封锁、被屏蔽并且被埋没，这是对大屠杀的封杀。大屠杀，是罪恶昭彰、伤天害理的暴行；对大屠杀信息的封杀，也是不能容忍的欲盖弥彰的罪恶。杀人犯在杀了人之后，再毁尸灭迹，难道就一退六二五地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难道就可以装模作样地金蝉蜕壳、堂而皇之地逍遥法外了吗？这，分明就是在犯罪之后死不悔改、顽抗到底、一而再再而三地逃避罪责的重大罪行。对于这样重大的罪案，必须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刑事侦查，必须对每一个蛛丝马迹、对其来龙去脉都要做以认真、仔细、详实之探究、分析、鉴定、评估等，以恢复案件的真相；对于惨案的始作俑者一定要缉拿归案，绝不能让他们继续一如既往地肆意妄为地为非作歹、残民以逞、祸国殃民，一定要坚决地斩断他们实行恐怖主义大屠杀的恶魔之爪。
对于六四大屠杀的血腥惨案，中国大陆所有的党姓媒体总是极力地避免涉及，不着一字，连提也不提，连说也不说，就好像在这个最悲惨的日子里、在这个最残暴的时刻，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甚至连一滴鲜血都没有流、连一个人都没有死似的，总之，一切都是风平浪静、悄无声息了，都被故意地更是可耻地隐藏了、掩盖了、遮蔽了，然后就给统统地遗忘了，并且是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遮蔽六四大屠杀的信息，就是遮蔽中国人民对于这一历史惨案的刚强记忆，就是进行恬不知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试图抹去根本抹不掉的残忍而又可耻的血污遗迹；遮蔽六四大屠杀的信息，广泛地形成了中国人民灵魂迷失、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末世之景象。灵魂之堕落，简直无以复加。信仰空白、人性不彰、良知泯灭，引发了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全面崩溃。这是中国大陆百弊丛生的最大的危机，实为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历史所罕见。这，还哪里谈得上一点点文明的气味？既谈不上政治文明，又谈不上社会文明；既没有道德之规范，又没有法律之约束，简直就是一片混乱，混账透顶；遮蔽六四大屠杀的信息，意味着到处歌舞升平、鸟语花香、纸醉金迷、歌功颂德，一切都似乎美妙得可以，一切都被掩饰得天衣无缝无且可挑剔。难道说，什么样伤天害理的信息都没有，什么样的邪恶罪恶都不提、更不让说，参与大屠杀的位高权重者、相关责任者、天良丧尽者就可以安之若素、高枕无忧、自鸣得意、得意忘形了吗？不提不等于没有，不说不等于没干；不准提是蛮横霸道，不准说更是强奸民意。你赵家人已经干下了罄竹难书的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你赵家人不提不说，自然有不是赵家人的其他人来提来说，自然有国内外有人性、有良知的人来提来说，自然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有识之士来提来说。虽然赵家人仍然在时时刻刻地自欺欺人，自欺欺人地掩耳盗铃，也如临大敌一般地地对待每一年所谓敏感的日子——89六四纪念日。今年的六四也同样不能例外：严防死堵的绝密文件要传达，内紧外松的策略要掌握，异见人士的言行要跟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没有风吹草动的风平浪静之时，都无事生非地紧张得要命，都要忙得个四仰八叉、脚打后脑勺，甚至吓个半死；要是有了点什么动静，那岂能不吓得个气喘吁吁、头皮发麻、惊慌失措、屁滚尿流，再有个三长两短，再来个呜呼哀哉，那也都是说不定的了。
中共文件明确规定：不要提六四，不要讲历史，不要提党的错误。中共向来把自己所犯的杀人如麻、罄竹难书的罪恶轻描淡写、偷梁换柱地说成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心办了错事的所谓“错误”，而把其他人的追求民主自由的正义行动都统统地指斥为不可饶恕的所谓重大“罪行”。正因如此，杀人如麻的邓小平还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是特色之路的领路人，如同不提对六百万犹太人的“最后解决”，不提对欧洲各国闪电战的大规模侵略，希特勒仍然有功于法西斯的纳粹德国一样。从这种意义上讲，六四大屠杀的中共与种族大屠杀的纳粹，究竟有何不同？何其相似乃尔？！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模一样。
作为六四大屠杀惨案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硬把不是当理说，用穷凶极恶的“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的根本不是人说的鬼话，虚张声势地为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六四大屠杀的罪行寻找冠冕堂皇的所谓托词和理由。他这分明就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草菅人命，他这分明就是瞒天过海的胡诌八扯，他这分明就是硬把不要脸当饭来吃了。见过无耻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这么卑鄙无耻的！
连大屠杀都可以杀得那么有理、那么气壮如牛，还有什么不能够强词夺理、胡搅蛮缠、指鹿为马的呢；连大屠杀都可以杀得那么冠冕堂皇、那么张牙舞爪，还有什么不能够颠倒黑白、是非混淆、似是而非的呢；连大屠杀都能够杀得那么信心十足、那么自鸣得意，还有什么不可以两面三刀、假冒伪劣、坑绷拐骗、巧取豪夺的呢；连大屠杀都能够杀得那么酣畅淋漓、那么自吹自擂，还有什么不能够野蛮变文明、邪恶变正义、无耻做光荣、强权为人民的呢；连大屠杀都能够杀得那么假公济私、那么颐指气使，还有什么不可以肆意滥权、吃拿卡要、胡作非为、权力寻租、权力市场化、权钱交易、卖官鬻爵、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的呢？
怪不得，乱象横生：人性泯灭，兽性十足，良知匮乏；怪不得，信仰空缺，道德无存，好人遭难，恶人得逞，明规则不起作用，潜规则却无所不能；怪不得，会骗的就是能耐，被骗的就是无能。欠账的就是大爷，被欠的就是三孙子。说假话就吃得开，讲真话就无出路。投机钻营步步高，老实巴交没出息。这，就是六四大屠杀之后必然形成的乾坤颠倒、蛮横霸道、强权就是真理、我是流氓我怕谁之伟光正的无耻之尤的中国大陆浮世绘。
七、信息的性质
信息的愚昧，是最大的愚昧；信息的贫穷，是最大的贫穷；信息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
聪明，因为禁锢而愚昧；富裕，因为封闭而贫穷；先进，因为封锁而落后。
中共建政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几十年如一日地极权，自始至终地专制，从来如此地独裁，一直实行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并且一以贯之、概莫能外地封锁、屏蔽和垄断信息，由此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大陆的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愚昧、贫穷、落后，卓有成效地阻滞了中国人民迈入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社会文明的应有的历史进程。
共产极权信息之垄断，向来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极其巨大而又极为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予解决，愚昧的，还是那样的脑残，觉悟的日子遥遥无期；贫穷的，还是那么贫穷，只不过多了几张花花绿绿的票子，可以吃上几顿饱饭罢了；落后的，依然是那么落后，只不过是多盖了一些钢筋水泥的摩天大楼而已。根本的情况还是没有改变，主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专制极权涛声依旧，大灾星还是所谓的大救星，痞子王还是祸国殃民的伟大领袖。无耻的，仍然在横行无忌；超级恶魔的画像，一如既往地占据着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时刻监视着、威胁着、仇视着中国人民一切自由而正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虽然时间迈入了今天的日历，城头变幻大王旗，不过是又换了一个不同的时间之名称。所谓的换汤不换药，是也。人们不禁浩叹：何时能够有制度性的根本变革？中国人民何时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自由的信息何时能够像空气、水和食物一样，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寻常之物？
1、信息的重要性
没有或匮乏信息，事业就会大打折扣、半途而废、一蹶不振，甚至一败涂地；拥有信息、掌握信息、运用信息，就可以胸有成竹、独占鳌头，并立于不败之地。由此可见，信息是不可或缺的。无论对个人还是团体；无论对社会还是国家，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
掌握了民主宪政的知识和信息，就可以明确地认识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之本质，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有力地、彻底地否定、排除、克服并战胜一切反民主的专制独裁，就决不能允许公权力的肆意滥权、为非作歹；掌握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和信息，指令性计划经济就无法自圆其说，就势所必然地行将朽木、寿终正寝。
2、信息的必要性
信息的必要性就是，人生在世无论干什么，都得需要一定的信息。信息是生活、工作、休闲等活动的必不可少的要件。例如在办理一个法律案子时，要件是必须提及的，也是需要强调的。信息正是这样，没有信息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息作为要件，是什么也干不好，什么也干不成的。
信息的必要性在于，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团体，无论对历史发展还是对社会进步，信息都能起到不容忽视的关键之作用。办好任何一件事情，成就任何一项事业，都应该尽可能多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掌握并运用一切必要的信息，这样才能为最好的决策提供充分而有利的根据，少走或者不走弯路，减少或者避免失误，以卓有成效地圆满实现应有的目标。
有信息与没有信息，情况就可能大不相同；有必要的信息与没有必要的信息，其结果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天差地别。没有信息，尤其是匮乏必要的有用的信息，就很难有所收获，更谈不上取得成就；反之，有信息，并且是有必要的、有用的信息，就极有可能获得某种成功。
3、信息的平等性
信息的平等性是指，信息应该也能够为所有的人所接受。信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的，不管什么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与低、身份之不同、职务之大小，也无论其贫穷或富裕、信仰之不一、性别之差异、性格之分野，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而且能够接受同一个信息。也就是说，信息的阳光应该普照每一个人。
追求并实现信息的平等，意味着官本位社会在信息传播和信息接收过程中所刻意制造的等级制的无效。等级制，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官爵分封制，使信息的获取、接收和运用出现相当程度的乃至极大程度的差异。某些信息仅仅为一定的特权阶层所了解，但却绝不可以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所知晓；某些信息长期地被遮蔽而成为见不得光的阴暗角落里的陈迹，不能够暴露并展示于众目睽睽之下，必然引发适得其所的众多猜疑，问号被不断地拉长加大，到最后竟也不可收拾、无法交代，于是在隐藏之上再次隐藏、再遮蔽之上再次遮蔽，形成隐藏与遮蔽的叠加效应。密不透风的绝密和秘密就此积重难返，成为现实中普遍的信息空白。哪怕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信息也仍然被封闭在遥远的历史尘埃里。这不但是毫无道理的，更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属于徒劳无功之举。这里面到底隐藏着何等不可告人的难以言说的信息？像这样的猫腻，恐怕就只有天知晓。由于众多历史真相都被肆无忌惮地遮掩、封锁与屏蔽，人们至今仍然无法确知准确的、详实的、全面的信息，以至于在云山雾罩的糊里糊涂之中继续迷迷糊糊，还是蒙头蒙脑。
信息的秘密化是封锁、屏蔽、禁锢、垄断信息的极为重要的方式，是造成信息不平等的绝对有效之途径。信息一秘密，公开就不可以了，透明就不可能了，不是秘密的信息也都成为所谓的绝密或秘密了。在此情况下，还哪里谈得上信息的公开与透明？
早该解密的档案却始终不能解密，仍然以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名义尘封在自欺欺人的故纸堆里、笼罩在历史的烟雾里。苦难的根源由于朦朦胧胧，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此即东扯扒拉西，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能直奔主题，就是不能把该解密的都解密，结果所有的信息都被严防死守地封闭在那里。本应明确的历史，只能通过猜测、拼图、蛛丝马迹的追寻而获得不那么清晰的大概。历史原貌的相当程度的断裂、历史图景的极大的不完整，乃至空缺，不能不人为地设置根本没有必要的研究之障碍、学术之壁垒，其结果是，历史很大部分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历史。曾经的苦难被全面地稀释，曾经的罪恶被偷换成歌功颂德的功绩。以往的悲剧还极有可能是现实的悲剧，因为制造悲剧的根源还是雷打不动的固若金汤的根源；曾经的滔天罪恶在不可预知的暗处时刻窥视着当下的风云变幻，仍然在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时机一经成熟，便免不了横行无忌、兴风作浪，因为没有任何惩罚，没有任何矫正，没有任何收敛的罪恶岂能善罢甘休、改弦更张？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从血泪纵横的历史中仍然没有汲取刻骨铭心的深刻教训，故此无可逃脱的灾难就势所必然地、改头换面地、大摇大摆地接踵而至，成为我们时刻面对着的凄惨而又悲凉的现实。
不能清算以往的邪恶，眼前的邪恶就会无孔不入、为虎作伥、招摇过市，因为不受惩罚，因而不能得到遏制的邪恶具有不容忽视的难以想象的强大的传导效应；不能埋葬历史的罪恶，现实的罪恶就必然无所顾忌、横行霸道，且驱逐一切的人性、消解一切的正义、占据一切的空间，大张旗鼓地把兽性主义的旗帜插入人们的内心深处。因为不受追究、得不到清算且不能根除的罪恶，注定要飞扬跋扈地自我复制、克隆、繁衍，传染，再传染，扩大，再扩大，直到每一个人都无以逃遁地深受其害，都无可奈何花落去地自认倒霉，都追悔莫及地坠入到罪恶昭彰的苦难深渊之中煎熬着、挣扎着，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要杜绝信息的绝密和神秘，就必须追求信息的平等，就必须实现信息的平等。信息的平等，就是要坚决地打破信息的栅栏与围墙，全面地取缔信息的封锁与屏闭，彻底地消除信息的禁锢与垄断。也就是说，信息平等，就是要把一切应该公开的信息从根深蒂固的顽固堡垒中全部地释放出来，把所有被捆绑着的公共信息都给予松绑，把所有被禁闭的历史信息都予以无条件地解放。例如历史的信息、官员的信息、政府部门的信息、公款去向的信息等等，都可以为任何一个人所知晓、为大众所知晓。
坚持并实现信息的平等，就是要求信息必须共享。没有信息的平等，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信息的共享。尤其在现代的信息社会里，信息的平等事关每一个人的利益；没有信息的平等，人们就不会有对于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咨询权。
信息的平等，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与一个位高权重的国家领导人在接受信息的能力方面，至少在理论上说应当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一个居住于偏僻之地而又能够上网的普通农民所能获得的信息，与在中南海的勤政殿里办公的国家主席所能获得的信息，总的来说应该是相差无几的。
信息平等，这是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与生俱来的热切呼唤，这是追求并实现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内在要求及其外在表现，这是中国大陆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信息平等，这是中国人民自我拯救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创世纪工程；信息平等，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百折不挠、历久弥坚；信息平等，当仁不让、前仆后继、雄心勃勃、越来越发挥出中流砥柱的先锋作用，
4、信息的开放性
封闭的社会，注定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封锁、屏闭、垄断信息，就是贫穷落后社会的主要的和重要的标志。封闭社会，无论是历史上实行闭关锁国的历代王朝，还是毛泽东大搞的向着共产主义跑步前进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都以信息封闭为能事，都以决不允许人们接收任何外来的信息为表现。
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曾经是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也是如此，金正恩统治的朝鲜亦复如是。封闭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信息的板结化、凝固化，外面的信息进不来，里面的信息出不去，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信息的自封闭状态，就像一个封锁严密的玻璃器皿那样，外面的空气进不去，里面的空气出不来，因而空气不能对流。由于不能交流，由于封锁、屏蔽、垄断，信息只能故步自封，停滞不前。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需要交流的，不交流是不行的。《鲁滨逊漂流记》里的主人公鲁滨逊一个人流落到一个孤岛上，过着原始人的生活，还得需要一个叫做星期五的土族人与之进行某种交流呢，更何况处于比鲁滨逊的环境好得多的其他人了，所以交流是必须的，没有交流是不行的。人之交流很大部分在于信息的交流，在于信息的沟通，用语言、用肢体、用物资等方式进行交流。人类不但需要在本民族之内相互交流，而且更需要与外民族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只有相互交流并且是进行频繁的、不断的交流，才能够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学习先进、克服落后，从而能够相得益彰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否则就只能墨守成规、坐以待毙，既谈不上发展，又没有进步可言。
开放，就是信息的四通八达，就是消除对于信息的封锁、屏蔽和垄断。开放的社会，就是信息无阻碍地自由流通的社会。开放，包括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开放，包括政治上的开放、经济上的开放、文化上的开放，还有其他方面的开放。比如经济的开放应该包括请进来的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等，也包括走出去学习外国先进的经济模式及其管理经验，并破除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生成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私营经济的规模日趋扩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强，曾经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现在已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这是经济开放带动经济改革之成果。经济改革破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了不尽合理的经济结构，由此使中国经济由原先的一穷二白，变成了能够吃饱饭而且略有盈余的水平，初步满足了中国人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如果中国至今还是不开放，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那么，贫穷社会主义的帽子恐怕也仍然摘不掉，中国人民仍然停留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忆苦思甜”瓜菜代的可悲可怜之状态：吃了上顿没下顿，饥肠咕噜饿得慌，并且在穷极生风之时还得装模作样地高举《毛主席语录》，积极表现地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自中共建政后，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大陆一直是闭关锁国，一边倒地跟从苏联老大哥，信誓旦旦地宣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无论干什么，都是以绝对正确的看齐意识唯苏联的马首是瞻。连苏联的信息封锁、屏蔽、垄断等，也要照猫画虎地复制进来；连苏联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针锋相对的那一套，也有样学样、分毫不差地予以克隆。简言之，中国大陆早已是布尔什维克化了。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实质上的极权专制主义之统治，反映在舆论一律之类的社会控制上，就是决不允许信息的开放、公开、透明。
信息不开放，就是各种信息乃至一切信息都被控制得死死的。任何外来的信息，特别是所谓敏感的信息都不允许让人知道。人们要想知道任何外来的信息，比如看外国杂志，看外国书籍或收听国外的广播电台等，都得面临着遭受迫害的危险，都不免有掉脑袋的可能。在这种极为严酷的状况下接收任何外来的信息，简直连门都没有，连想听想看，都是匪夷所思的荒谬绝伦的所谓犯罪。由于没有任何外来的信息，人们就只能收听单一的信息之来源。除了党姓媒体所发布的信息之外，人们没有获取信息的任何的其他渠道。单一的信息渠道是不可能使人们进行任何比较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就分不清是非对错，就看不出鲜花毒草，就必然人云亦云、随风唱影，就不会有更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分析能力、辨别能力、判断能力。倘若要从单一的信息渠道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开辟出不同的信息来源之渠道，就必须通过多元的途径来尽可能多、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并掌握各种各样不尽相同的信息。
信息开放，必须排除对信息的封锁、屏蔽、禁锢、垄断，必须打开信息之门、推开信息之窗，一定要让信息来去自如，总之信息必须四通八达；信息开放，意味着信息的接收已达到无阻碍、无限定的程度了；信息开放，应当归功于信息技术所引发的信息革命及其形成的互联网。千言万语说不尽的互联网，确实为信息开放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特别是为信息短缺的中国人提供了打破信息封锁、屏蔽和垄断的千载难逢的绝佳的历史机遇。
5、信息的无限性
信息之无限是指，信息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之无限在于，宇宙是无限的，人类对客观现象及其本质的探究是无限的，对于自然奥秘的发掘与揭示是无限的；信息之无限在于，发明、创造、创新的能力是无限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信息之无限在于，人类打破信息封锁、屏蔽、禁锢和垄断的决心、毅力与勇气是无限的；信息之无限在于，信息的汪洋大海波澜壮阔、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横扫并荡涤一切貌似铜墙铁壁的金盾工程之类的网络防火墙。
信息的无限性在于，自由是广阔无垠的、是没有限定的，任何人都能够自由自在地获取任何希望获得的信息。所谓自由，就是没有阻碍、没有屏蔽、没有禁锢、没有垄断；信息的无限性需要极大的全面的彻底的信息解放。任何信息的封锁、屏闭、禁锢、垄断，都是对于信息解放的否定、限制、阻挠、干扰和破坏，因而必将在信息的无限性面前被击得粉身碎骨，有如水银泻地一样地稀里哗啦、不值一提；信息的无限性在于，风起云涌的信息浪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淹没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狭隘的国境线，摧枯拉朽地冲击了夜郎自大的、沾沾自喜的、自以为是的、舆论一律的党姓媒体，从根本上排斥了为防止接收信息而费劲巴力地建立起来的信息等级制和以围追堵截信息为能事的各种严苛之规定；信息的无限性在于，信息的流通是无边无际的，是完全自由的，是既不能为大一统的国家主权所阻隔，又不能为盛极一时的红色意识形态所困扰，既不能为严防死堵的各种文件及其规定所束缚，又不能为久已成习的装腔作势的舆论控制所封杀；信息的无限性特别强调，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信息不自由是不可思议的，是绝不可能阴谋得逞的，是必然一败涂地的；信息的无限性就是要打破信息的有限性，就是要使信息的接收、加工、储存、发布、应用等充分地自由、全面地自由、彻底地自由、百分之百地自由。
6、信息的客观性
信息是一切外部事物的反映。外部事物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信息也是客观存在的。信息的客观性是指，信息的存在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先于主观意志的外在的客观实在。确定信息的客观性，目的就是要尊重事实，尊重真相，就是要排除主观意识的干扰，恢复事物的原貌，实事求是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形式。
客观事物，无论人们认识还是不认识；无论把握还是不把握，毕竟是真实存在的。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描述以及汇总，是信息的有机构成；对客观实在进行实事求是的描述，并给予不走样的表现，就是信息客观性的本质规定。所谓客观，就是该是什么样子就得是什么样子，不虚伪、不矫饰、不画蛇添足。多之一分，则多；少之一分，则少。客观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客观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不客观因而不真实的历史，虽然也打着历史的旗号，盗用历史的名义，但与历史本身则是两码事儿，这样的胡编滥造与其说是历史，倒不如说是虚妄的冒牌货。如此的冒牌货竟也能风行一时，但与真实的历史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对真实的存在倘若不能进行如实的描述、反映、揭示，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信息的客观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都普遍地缺乏粮食，都吃起了瓜菜代，一天到晚都饿得爬不起炕、走不了路，都瘦成了皮包骨，把十里八村的树皮都给啃光了，最后一家一家地死光光，一村一村地死光光。对于这种客观实在，当时的党姓媒体都没有予以任何反映，仍然是一片又一片的大好形势，“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谈笑凯歌还”（毛泽东），郭沫若写出了根本经不起推敲、纯属为粉饰太平而无病呻吟的空洞无物的一堆堆的分行垃圾，贺敬之“放声歌唱”之类的歌功颂德之篇什堂而皇之、盛极一时，溜须拍马的、顺风朝屁的、捧臭脚的、异想天开的、把良心卖给魔鬼的等等，都各显神通、粉墨登场、眼花缭乱地营造出共产风水甲天下的荒谬绝伦之局面。中国农村的惨状，则根本没人理、没人提、也没人写，全是瞪着两眼说瞎话、说胡话、说昏话、说鬼话，但就是不说人话，就是不说真话。连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一些实际情况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都被中共中央判定为右倾反党集团的头子而遭到罢免、批判，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谁要是提意见，无异于活腻味了找死。整个大陆，都变成了噤若寒蝉的所在。党姓媒体在全国人民都饿得嗷嗷叫的惨不忍睹的状态下，还是在一个劲儿地吹牛皮，真不知世界上竟还有“羞耻”二字？！中国大陆的舆论一律的党姓媒体一直都是如此这般地从事着遵从中共党魁毛泽东主观意志的宣传的，一直都是毫无愧疚地报喜不报忧的，总是以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为能事，连篇累牍地宣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甚至连一点点所谓的负面信息都没有、一点点真实的信息都不见。这边厢广大农村一穷二白、处处荒凉、破败，亿万农民食不果腹、奴隶般地辛苦劳作，度日如年地煎熬着、哀伤着，那边厢却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形势“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一片大好”；这边厢啼饥号寒、苦难深重、饿殍遍野、尸体如山，那边厢却敲锣打鼓、捷报频传、大放厥词、革命口号响连天；这边厢所有的真相都被捂着盖着，一个字都没有，一点真相都没有，那边厢亮丽的肥皂泡越吹越大，谎言一个又一个、轰轰烈烈、旗开得胜、连绵不断。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从中共建政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党姓媒体都没有更不容反映真实的客观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历届中共党魁的主观意志。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完全地脱离中国工农业的客观实际，实属胡乱整，把中国经济搞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整个中国都堕落成极度贫穷落后的可悲之惨状。中国人普遍地营养匮乏，满脸菜色，上顿不接下顿，一年到头很难吃上几顿饱饭，没有饿昏就算是烧高香的了。即便这样，还总是讲什么“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时不时地全家还得吃“忆苦思甜”饭，还得感谢毛主席，并高唱“毛主席的恩情说不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红歌；日常用品极度短缺，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甚至一家只有一床被，十几平米的小土房、茅草房竟住着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生活的窘迫不是一家两家，而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在无所不在的饥寒交迫之下，党姓媒体仍然一天到晚地、喋喋不休地、虚张声势地鼓噪着中国人民不知从何而来的莫名其妙的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在哪里？就在注了水的数字里，在抹了蜜的言词里，在牛皮吹上了天的口号里，在海市蜃楼的共产天堂里，全是美不胜收的假话、亮丽多彩的肥皂泡，根本经不起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金碧辉煌的谎言可能得逞于一时，也可以暂时性地编造出琳琅满目、花里胡哨、空穴来风的水中月镜中花，但风头一过，就立马显现出无中生有的雕琢痕迹，并完全彻底地暴露出阴暗苟且、肮脏下流之本质，就像把一只丑陋的蟑螂给涂抹一层闪光的油彩而使之看起来美丽、精致、辉煌一样，但蟑螂无论再怎么乔装打扮，也不过是让人恶心的丑陋的蟑螂而已。被党姓媒体捧上了天的各种各样的卫星、数字、口号等，不就是这种不堪入目的肮脏丑陋的蟑螂吗？
信息之客观必须符合实际，必须是真相、真实的反映。要做到这一点，无论以往，还是现在，都是极不容易的，特别是在几乎没有客观信息容身之地的中国大陆，讲真话尤其是困难重重的，是艰难险阻的，是需要拿出身家性命来鸡蛋碰石头的。在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的谎言国里，虚假成风是时尚、是潮流、是社会风习。究竟能有几个甘愿冒着遭迫害甚至掉脑袋的危险，大义凛然地、力挽狂澜地、中流砥柱地、堂堂正正地、光明磊落地、铮铮铁骨地说出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真话来呢？不能说没有，但总的来说很少、极少。敢于讲真话者，实属凤毛麟角。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少之又少的勇士、豪杰、英雄，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总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茫茫黑暗中，总还是可以透漏出那么一点点的光亮，至少还不是全部地黑暗，还没有彻底地绝望，毕竟是可以救药的，也是聊可慰藉的。
说真话，其实并不稀奇，但在谎言流布的特色国度里，不稀奇也就自然而然地变得稀奇了。在泱泱之众的跪拜着的人群里倘若能够出现一个摇摇晃晃、哪怕东倒西歪也要挣扎着站起身来的人，能够出现一个挺直腰板、高昂头颅的自主之人，毕竟是值得欣慰、值得敬重、值得佩服、值得效仿的，因为这样的人实乃国之栋梁、民之骄傲，足以堪称出类拔萃者、超凡脱俗者、大智大勇者也！
7、信息的透明性
信息的透明性是指，信息不应该被封锁、隐藏、包裹、屏蔽、垄断。这就是说，应该公开的信息，都要尽可能地公开、刻不容缓地公开、毫无疑义地公开、毫无阻碍地公开、全部地公开，特别是要公开公权力的来历、公权力的活动及其作用等政务信息，还要公开官员财产状况的信息，至于国计民生的信息，就更得要全面地公开而且彻底地透明了。由于这些信息或多或少、轻重不同地涉及到社会中几乎每一个人的利益，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利益，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利益，所以就更没有任何理由遮遮掩掩的了，就更没有任何借口羞羞答答地东躲西藏的了。
所有应该公开的政务信息都必须公开，所有应该公开的公共信息都要透明。这不但是口号而且在现实中也应该按照这种合理正当的要求去做。可是真实的情况却是口号喊得响，实际做得孬，这充分地显示出言行不一的两极之状态，是言词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政务信息在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原原本本地公开过、透明过，哪怕一个县、哪怕一个县级政府的一个部门的本应公开的信息，也都是很难公开、很难透明的。全国的各个政府从上到下以此类推，全国的党务系统各个部门以此类推，恐怕都是如此，至少大同小异，本质一样，形式也一样，表现能是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应公开而透明的公共信息，现在却都被统统地包裹在一层又一层的厚厚的密不透风的帆布之中，都被放置在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特色防护中，于是就形成了无处不在的阴暗、苟且、肮脏、下流的密室政治。在中国特色密室政治的条件下，现代的政治文明必然是天方夜谭的、是望尘莫及的，是既没有希望又没有前途的。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几个方面：一是权力的来源不公开、不透明。领导到底是怎么当上的？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靠站队、靠依附、靠玩弄权术、靠荫庇、靠拉关系请客送礼、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靠跑部前进跑官要官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无奇不有的方式，已是不争的事实，公开的秘密。官场已然成为最腐败、最没有做人底线的大染缸。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的官场之所以如此地乌烟瘴气、雾霾重重，是因为严重的政治污染弥漫了整个中国官场，也弥漫了整个中国大陆。能够当上领导的，一般地说来主要是靠各种各样的裙带关系，靠朝里有人好做官，靠酒肉穿肠过的迎来送往的关系，至于品德、知识、能力、水平、才华等综合素质则不做主要的考虑。关系是首要的，权术是重要的，综合素质则是次要的，乃至于可有可无的。没有关系，不会玩弄权术，综合素质再好，也是要靠边站的。中国官场向来实行一个颇有讽刺意义的相声段子所描述的那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某些当领导的对于自己所肩负的职责、所要完成的使命等等，几乎是没有任何知识的准备、没有才华的准备、没有能力的准备，更没有与之相应的品德，说当领导就当领导，说位高权重就位高权重，于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上到下当领导的都是概莫能外如此这般地走马上任的。
如何成为领导，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不无诡秘的特色秘密。中国大陆的官场，实际上就是密室政治神秘莫测的运作之结果。密室，就是关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面进行密谋、策划、交易、谈判、妥协或你死我活地争抢之场所。各级领导都是由此而堂而皇之地出笼的；二是密室政治产生的领导究竟是怎么样进行决策的？例如就某项工程如何进行招标、投标的？如何动用成百万、上千万乃至数十亿的资金的？钱都是怎么花的？合不合理？是节省了还是浪费了？要浪费，到底浪费了多少？一项工程是这样，十几个、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工程，都是怎么进行决策的？
根据中国大陆的制度性弊病，不受监督、没有约束、没有制衡的跑冒滴漏，更不用说可想而知的贪污腐败、吃拿卡要、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项，究竟有多少？这，恐怕还是一笔又一笔的无底洞式的糊涂账。糊涂账之多，有如过江之鲫，泱泱之众，数也数不清。
制度性的漏洞，是最大的漏洞；制度性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制度性的封闭，是最大的不公开、不透明。公权力的运行里面存有太多太多的猫腻：贪赃枉法、见不得光的阴暗苟且卑鄙等，最后竟统统地以层层包裹下的密不透风的国家秘密为掩护，为其打着合法的旗号继续干尽一切非法的勾当和一切罪恶之行而大开方便之门。也就是说，公权力的活动不能够公开而透明，人们立即就可以明确地而且是正确无误地判定：公权力正在从事着难以想象的和可以想象的不无阴谋的犯罪活动。不公开、不透明的公权力是与人民相异化、相矛盾、相敌对的，其本身就是明目张胆的、魔影重重的犯罪集团。虽然它常常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这个亦或是人民的那个，但本质上却是以残民以逞、祸国殃民为其存在的不二方式的。公权力的不公开、不透明，是非常要命的事情，是在制造人间灾难、冤案和悲剧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触目惊心的犯罪活动；三是公权力的运行结果也必须完全彻底地公开而透明。如果公权力的运行结果不能公开而透明，那么其所耗费的无以计数的民脂民膏、那么多的金山银山恐怕都要像打水漂一样地无影无踪了，甚至连个响声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特别是在具有特色的中国大陆，投资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却建成了没有效益、常常是得不偿失的巨无霸工程，形成了留之无用、拆之可惜的鸡肋项目。亿万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就是这样白花花地流进了黑暗无耻的阴沟沟里。真乃岂有此理？！真该天打五雷轰！
政务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里所有的官员都必须进行一五一十的明确的财产申报和财产公示，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都已列入各国的法律条文，都已成为必须遵守和执行的严格制度了。在天日昭昭的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国大陆的官员可以不申报不公示自己的财产，而且更为奇怪的是，至今也仍然没有建立起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法律制度。税务部门由于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因而无从掌握官员的财产状况。广大民众对于官员财产就更是如堕五里雾中，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晓。官员由于没有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之约束，于是就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大肆寻租，权力市场化，官帽金钱化，职务融资化，不法之财急剧膨胀。权力一经成为肆意敛财的融资机构或准融资机构，官场究竟能够成为怎么样的一个污浊不堪的场所？委实难以想象。怎一个“触目惊心”了得？
没有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就意味着政治权力仍然是腐朽没落的王朝制，还远远没有靠近现代政治文明制度的边缘，还仍然在极权专制主义暗无天日的圈子里面打转转；没有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也不可能提到应有的议事日程，政治文明是既没有可能又没有希望，更谈不上前途；没有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任何政治改革或变革的花言巧语都只能是耳边风一吹而过，都只能是糊弄人的活计，连小朋友都糊弄不了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共不但不顺应民众的合理的正当的正义之呼声，不但不满足现代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之要求，不但不去适得其所地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具有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反而还把那些要求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正义人士都给抓进了监狱里，都以所谓的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或煽动颠覆等口袋罪而予以匪夷所思地关押和荒谬绝伦地审判。这，还哪里有一点点文明的气味？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明目张胆的肆意栽赃；这，就是迫害正义的胡作非为的横行霸道。既是可耻的，又是野蛮的，更是落后的。这是以邪恶压制良知，以残暴驱逐人性，以罪恶消灭道义。
要求官员申报和公示财产，这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走向正常而开明的必由之路，这是制服巧取豪夺的公权力并把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正当之举措，这是觉悟了的中国人民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时代进步之趋势，这是中华民族走向自我解放的完全正确的立场和方向。
在全世界各国都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的情况下，中国大陆显然已经远远地落后了，为什么中国大陆不能够向先进靠拢、迎头赶上，却偏偏阻止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的建立？非但如此，为什么还要百般打压要求建立此种制度的广大民众？没有正义的制度，就必定存在着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邪恶、罪恶之制度。
我们决不能再继续一如既往地死抱着邪恶罪恶的制度之大腿不放了，我们必须大义凛然地、堂堂正正地和开宗明义地建立起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好制度，也一定要刻不容缓地迅速地建立起一整套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专门法律，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官员都能够遵守法律，使各自的本职工作都能够在阳光底下良好地运行，并使官员的财产之信息不但可以为税务部门所掌握，也可以为广大民众所知晓。无论是底层的官员如股长、科长、处长，还是最高的官员如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都得按照即将拟定和公布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法》而如实地申报自己的和家庭的财产，并受到国家税务部门的严格监督、审查，同时也应受到广大民众的严格检查。如果申报有差异，必将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谴责，更要受到法律的应有制裁。
拥有行政职务，拥有一定的权力，是通过服务于广大民众和社会而尽其所能地贡献自己的知识、智慧与才华，并以此来实现自己所确立的服务于公众的独特的人生价值，即获得公众认可和社会承认的荣誉、名望等，而根本不是为了追求发家致富的经济利益。这就是说，从事社会服务而拥有一定的权力之人，主要是为了实现报效国家和服务社会公众的志向，是追求一种精神层面和信仰层面的内在的愉悦，是追寻人生价值具有超越意义的目标的实现，而绝不以获得金钱和增加财富为目的。虽然国家和社会必然给从事公务的人员以相应的待遇，但仅仅是给予其一定的生活保障而已。要想发家致富，如果从事其他行业，可能比当个官员要好的多。当官，绝不应当是发家致富的便捷途径。中国社会应当确立此种应有的正常的合理的正确的理念，中国的法律也应当按照这个正确的方向做出相应的绝对必要之努力。
中国大陆要走向并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的社会，就必须坚决彻底地改变官本位的腐朽没落之意识，就必须全面地、深入地更正纯系恶劣风习的当官发财之观念，要逐步地形成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的良好的社会风尚。在这方面，美国的例子非常值得借鉴、值得学习、值得仿效。凡是从事公务活动的美国官员，从美国总统到各州州长，从参议员到议长，从众议院到议长，凡是从事公务活动的官员，都得如实申报和公示自己的及家庭的财产，事无巨细都要填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税务部门掌握一切官员财产之状况，要是普通民众查询的话，也很容易找得到，因为在美国，所有的公务人员及其活动都是公开的、透明的，都是毫无遮掩、毫无隐藏的。像中国大陆的官员财产状况，官员的一切公务活动极其结果都被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密密麻麻的一层又一层的绝密和秘密中，都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里贼一样地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运作，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国家里，这样的状况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更是决不能允许的，那是必须遭到法律之严厉制裁的，那是一定逃脱不了法庭的公正审判的。权力之不公开、不透明在这些政治文明的国家里所面临的下场，只能是别无选择的灭顶之灾，此外无他。
美国官员的财产申报和公示，随时接受民众的检查、审定，如此，从事公共服务的美国官员基本上就没什么隐私，可能也不允许有什么猫腻，哪怕有一点隐私、有一点猫腻，都可能或极有可能立即引起广泛而深入的报道，甚至引起轩然大波，各种各样的独立的新闻媒体恐怕早就做起了连篇累牍的文章，头版头条肯定没有跑，炮轰连绵也实属正常，这是任谁恐怕都招架不住、也确确实实难以招架的了。美国官员的职位越高，就越没有隐私，因为作为公众人物，其一举一动都是对公众、对社会、对国家有一定的乃至极大的影响的，所以其财产、生活、言论与行为等就必须全面彻底地公开而透明；与此相对照的是，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都有不能对外泄露的隐私，其隐私权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谁要是侵犯了一般公民的隐私，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也必将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一点刚好与中国大陆相反。长期以来，普通中国人似乎都没有什么隐私，隐私权随时随地都可以被公权力所侵犯、干扰、破坏、乃至剥夺。在“很斗私自一闪念”的社会环境里，还哪里谈得到普通民众的隐私？在普通中国人都没有隐私的情况下，中共领袖的隐私却以国家机密的形式给层层包裹起来，也极其严密地给保护起来，秘不示人。中共领袖的一切都是神秘莫测的，都是绝对不能公开透明的；各级领导的隐私，也是不能为广大的民众所知晓的。民众无隐私，而领导有隐私，有特权。领袖的隐私，就更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的了；领袖的特权，简直就是广大无边。权力掌握者由此而变得毫无约束、毫无制衡、毫无监督、颐指气使、肆意妄为、横行霸道乃至胡作非为，并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灾难、人祸和悲剧。这种痛入骨髓的深刻教训，确实是血泪纵横、尸骨累累的，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是惨绝人寰、一言难尽的。
为了根除中国人民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灾难深重的悲剧，为了使我们从以往的迷失中彻底地觉悟起来，我们必须学习美国对官员的的监督、制衡、约束的行之有效之方式，以使中国的所有官员，包括国家主席在内、包括政府总理在内，更不用说大大小小的官员了，都要把自己的财产、公务活动及其结果等都予以全面地公开、彻底地透明，以真正地取信于民，服务于民。
8、信息的连续性
信息的连续性是指，信息是有其来龙去脉的。前一个信息，是后一个信息的来源；后一个信息，是前一个信息的结果。如果没有来源，信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没有结果，信息的作用就半途而废、戛然而止了。
佛教讲因缘，讲因果，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立刻就报。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类似的例子还有：一滴水，反映出大海的本质；一粒尘，表现出大地的风貌。所有这些讲的都是有关信息的连续性。
信息的连续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在人物的塑造上，比如在美术上、雕塑上，或者在戏剧、电影、电视剧中，在很多甚至几乎一切的文艺作品里，一般都要研究如何扑捉人物瞬间的典型动作，因为瞬间的典型动作具有毋庸置疑的代表意义，能够以点带面地、提纲挈领地和纲举目张地展现出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历史场景所具有的尽可能多的最大的信息量。《拉奥孔》的雕塑充满了动感。拉奥孔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挣扎和让人怜悯的极尽扭曲的表情、全身肌肉绷紧的动作，无疑是在表现着他现在正在遭受着的痛苦，也昭示着他此刻痛苦之来源即以往的经历，并预示着他难以解脱的苦难的未来。当下的表现、眼前的动作，不但包含着拉奥孔此刻的痛苦煎熬之状况，而且也分别指向了过去和未来。
由此可见，艺术上的一个动作、一个造型、一个亮相，不但是主人公所处的当时的处境，而且也能够透视出以往的经历和未来的可能状况。艺术动作的典型瞬间，说明了信息之所以发生、如何发展及其走向的一连串的含义丰富的内容。
信息的连续性，实际上就是信息在不同阶段之状况。认识信息的连续性，有助于我们明确信息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可能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进行信息预测。换言之，掌握信息的连续性，我们对任何事情最起码可以做到胸有成竹，心中有数，因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9、信息的竞争性
信息的竞争性是指，信息需要通过对比、鉴别、交锋，而各显其能、而一决高下。一个信息可能比另一个信息更重要、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为了获得更重要、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信息，就势所必然地存在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层次不同的或明或暗的竞争。
信息的竞争性，是信息所具有的不同价值之反映。怎样确定有价值的信息，如何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得根据不同的社会、不同社会的历史、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不同之需求来考虑、来认识、来定夺。有的信息在当时看起来很一般，但后来一看却是非同寻常具有相当重要之意义，也有相当重要之价值；有的信息在当时看来很重要，但过后回过头来一看，其价值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可能是负数的。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层出不穷，在现实中也司空见惯。
在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尤其在各显其能的商战中，对于同样的一件事、同样的一个信息，人们的判断就可能不尽一致，也许会大相径庭，依此作出不同之决策，进而采取截然不同之行动，或捷足先登地抢占先机，或一无作为地甘居人后。有这么一个例子：A和B都是制鞋公司，两家公司都各自派出了市场调查人员来到一个岛上。A公司的调查人员给总部发去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岛上的居民都在打赤脚，因为没有穿鞋的习惯，生产出来的鞋子肯定没人穿、没人要、没人买；B公司的调查人员给公司发回的报告中是这么写的：岛上的居民现在都赤着脚，生产出来的鞋子在这里肯定大受欢迎，鞋子肯定卖得好，制鞋企业在这里肯定有无限的商机。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对同样的一件事、同样的一个信息，由于知识、经验、能力、才华、智慧有区别，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问题的方式不同，鉴别力、判断力也一定大有不同，其最终结果也必定是相距甚远。A公司的市场调查人员只是依凭固有的经验、感觉来考虑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就平庸无奇、墨守成规，就不会也不可能开拓进取，求得发展；B公司的市场调查人员一下子就抓住了市场的商机，这就是岛上居民潜在的可能之需求。其捕捉信息的能力是强的，眼光是独到的，认识是明确的。市场就是，一方面需求创造供给；另一方面，供给也创造需求。特别是在信息时代，供给不断地创造需求，不断地给人们创造出更舒适、更快捷、更方便、更个性化的精神产品和物资产品。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信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与智慧的竞争，是能力与才华的竞争。能者上，庸者下。这就是说，捕捉信息、处理信息、运用信息的能力早已决定了竞争的结果。有的人即便拥有了重要的信息，但由于未能加以有效地利用，所以就错失良机。哪怕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信息在某些人的手里，似乎都变得一文不值了。不能重视信息，尤其不能充分利用信息的人，决不会赢得出其不意的成功，决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10、信息的计算性
在人的一生中，无论生活还是事业抑或工作，每个人都不免要作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大大小小的决策。无论作出什么决策，都必然经历或长或短、或简单容易或艰难困苦的过程。小的决策，可能分分钟就搞定；大的决策，也许需要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作出。其时间之长短，得根据事情的重要程度而敲定。决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信息不断地进行计算的过程。很多决策的作出，即便表面的形式上不用算盘，但在内心深处却肯定像算盘一样噼里啪啦地打起了小九九，或像计算机一样展开了周密快速的心算。信息的计算，都得用有形的或无形的算盘巴拉一番，诸如利弊分析、加减乘除、趋利避害、短期投入或长期投入等项缺一不可，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然后才能作出最有利的最终定夺。
对于各种各样决策的计算，也有先后顺序之别，还有信息的反馈并提出修正、修改的建议等。企业经营者常常通过反复的计算才能作出一个决定，包括购买原材料、雇佣工人、引进技术、确定生产的产品、数量、质量，是否根据市场的需求扩大再生产、产品的运输距离或远或近等，都需要进行连绵不断的反复的精密的计算，其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增加效益。此之谓开源节流。只有这样，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降低成本。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必须密切关注并把握市场的瞬息万变。也就是说，需要对市场的诸多细节，如物流、距离、时间、人员等各方面进行恰如其分的精密计算，以最低的成本卖出最高的价格，以便于赚取更多的差价。
明智的顾客常常是货比三家，而绝不会在没有任何比较、没有任何鉴别、没有任何计算的情况下，盲目地购买。所谓的聪明人，就是精于计算的代名词。这里的计算，是指货物性价比的信息计算；所谓的傻子，就是没有或者匮乏信息计算因而不会计算的别称。有的人对于小事不计较，也不屑于计较，那是对无关紧要的信息没有计算或对此根本不予考虑而已。但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却认识明确、立场坚定，那是因为对于重要的关键的信息则是有着明确的或者精确的计算。
为了追求自由而丧失自由者，其所计算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仨瓜两枣、一亩三分田，甚至也不是牢狱之灾所造成的人生之折损，乃至生命之丢失，其全神贯注的，乃是人权之进步和国人之自由，甚至不惜以自己生命长度之缩短为代价，来扩大整个社会的自由之宽度。这是以自我生命的有限尽其所能地扩展社会发展的无限。这，就是先锋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是其所应具有的独特意义的另类计算；为了追求民主而身陷囹圄，到底是值还是不值？按照通常的观点来看，可能是不值也必然不值。但对于站在以弘扬民族大义为立场、以推动社会发展为职责的人的角度来看，值与不值的问题是根本不予考虑的，是一目了然的、是一清二楚的、是不言而喻的。
在范围广大的监狱里，即在小监狱之外的社会上发表意见、抨击时弊，做自己应该做的监督、检查、批评、矫正苛政猛于虎的公权力等事情，是工作；即便由此而蒙冤入狱，在很长的时间里，哪怕一句真话也不能说，而且想说也根本说不出来，甚至不同的声音一点也没有、一点也发不出来，那也是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从这种意义上说，坐牢就是工作，而且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工种，是一种独特的工作、是一种以苦为乐的别开生面的工作。
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追求的目标肯定也不一样。“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就是说，不同人的信息计算之方式，是决不能等而同之的，是有相当大的乃至极大的差距的。
11、信息的分散性
信息分散在无数的个人之中。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是市场的主体。个体经济，即私营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资源配置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私营经济应该而且必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只有个人才能够真正地了解信息、掌握信息、运用信息。个人的需求和供给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命脉。
忽视信息的分散性，实质上就是否定、忽略和排斥个人的主体性，就是否定并排除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因为个人能够准确地掌握所有与自己有关的信息，并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恰如其分地满足自己的和他人的需要。只有个人的计划，才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实事求是的。换言之，个体掌握的信息应当是符合实际需要的，至少是相差无几的。
信息分散在许许多多的企业之中。企业必须是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公有制企业由于产权不明晰，管理不完善，非生产性人员众多，等级森严，吃拿卡要、跑冒滴漏、得过且过等各种腐败、各种浪费、各种损耗举不胜举、无边无际，更不能适应市场变化之需要，因而算不得现代意义的企业，甚至连企业之实都没有，只是徒有虚名耳。公有制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相异化、相矛盾、相冲突。企业要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得根据市场的需要调整包括产品的种类和数量等在内的经济结构，以质量求发展。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是企业的基石。企业的发展与否，在于能不能精准地把握并运用市场需求的信息。有的企业把握先机找对了路，于是就有所发展；有的企业则摸不准市场的需要，盲目地进行投资，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为市场所接受，众多的产品积压下来，资金链一下子就断裂了，因而就只能别无选择地退出市场。
集中信息，就是中国以前实行的中央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之下，国家就像一个大公司，各个国有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只能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无论购买原材料，还是雇佣工人；无论运输，还是销售，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得按照上级的统一指令行事。各个国营工厂都没有生产的自主权、决定权，因而也都没有主动性、创造力，更谈不上创新力，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人浮于事、都吃大锅饭。对此，过去有一句颇为流行的经典口头禅：北美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一个大家拿。工人偷，厂长拿，书记搂。反正都是国家的、是全民所有的，所以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不偷白不偷，偷了也白偷。计划经济的产权不分，竟至于此。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普遍存在着短缺经济。短缺经济之所以形成，就在于信息是集中的、计划的。信息集中势所必然地把人们的主动性、创造性都给捆得死死的。集中的信息否定、排斥、消解信息的分散，从而根除了孕育在民众之中的生产积极性和本应具有的蓬勃的活力。
集中信息的计划经济绝不可能全面彻底地了解、把握并运用每个人需求的详尽信息。正因如此，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最终不得不一败涂地，只好自我消亡了。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凡是搞信息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都贴上了贫穷社会主义之标签，都是清一色的短缺经济，都走向了无可挽回的彻底失败。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一本书的名称所昭示的那样：集中信息的计划经济，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
为了摆脱奴役之路，信息必须分散。必须通过信息分散来确立个人的主体性，必须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破除并取缔党国大公司主导市场经济的陈腐落后的僵化制度。要加强私营经济的主体地位，要重视信息分散在市场配置中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私营经济由于信息的分散而能够适应市场的需要。私营经济在市场供需的跷跷板上寻求持续的平衡，不断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既满足自己的需求，又填补市场的空缺，从而为社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
12、信息的时代性
不同的时代表达不同的信息，不同的信息反映不同的时代。一个时代注定有属于一个时代的特定信息。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时代，无论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还是列宁、斯大林统治的前苏联；无论毛泽东统治的中国大陆，还是波尔布特统治的柬埔寨，亦或是金正恩统治的朝鲜，都时刻散发着领袖独裁的信息、残民以逞且滥杀无辜的暴力革命的信息、恐怖肆虐和谎言遍布的信息，总之是反人类、反文明、反正义的邪恶、罪恶的信息。民主社会与极权专制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判然有别的，是截然相反的。民主社会所展示的，是人权得到充分保障、政府权力得到限制的信息。
在民主宪政的制度下，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定期选举。权力受到民众的监督、约束与制衡。人民拥有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政治参与权、选举权、话语权、信仰权、结社权等一切人权。发达的公民自治需要得到支持和巩固。民主是防止独裁专制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和途径。民主在维护社会的生机与多元化的同时，又能够有效地防止政治分裂；宪政，不仅要求制定“良宪”，而且还要求“良宪至上”。良好的宪法，是国民意志的集中之表示，是一切权力的源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宪政必须以良宪为前提、为基础。人民的意志通过宪法授予政府应有的权力。宪法规定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以避免肆意滥权的权力之恶。
民主，由于人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故而能够防范政治寡头的专权；宪政，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又可以保证少数人的权利不受侵犯。通过权力的分立，既杜绝少数人的独裁，又防止了“多数暴政”的出现；既发挥民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又确保政府功能的正常行使。民主与宪政，互有所长、相得益彰、相互补充、齐头并进，有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
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允许并提倡多党竞争。政治文明的社会都一直存在着执政党与在野党当面鼓、对面锣地相互批评、相互监督、相互制衡这么一个正常而又合理的局面。世界上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永远的执政党。也就是说，执政党由于长期赖在台上，极易产生懈怠、腐败、滥权、堕落，从而丧失原有的活力。在此情况下，在野党可以依凭于自己非暴力的能力、水平和实力等成为执政党。国家的政治权力，绝不是为某一党派所独霸、所独享的私家财产，而是可以为任何党派所分享的公共财产。政党之执政，要通过竞争的方式而为大选的投票箱所认定、所选择；
人民代表大会必须通过人民的投票而合法地组成。非此则不足以合法；人民代表必须通过竞选而产生，必须充分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必须切实地回应民众所提出的一切正当合理之要求，必须解决一切应予解决的国计民生之问题，必须对政府工作予以严格地监督、检查、批判、斥责、罢免等；
司法独立，绝不是有名无实的一句口号，而必须是活生生的现实。司法只服从法律。司法不能服从于党的或政府的领导。司法必须非党派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司法，是全民的司法、国家的司法、全社会的司法。司法之判决，必须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司法，是人性的坚强堡垒，是良知的最后防线，是值得信赖的正义保护神；
新闻媒体必须自由、必须独立，故此新闻媒体应当而且必须私有化。国营的新闻媒体由于只能姓党，因而不可能自由，也不可能独立。只有私营新闻媒体，才能适得其所地适应新闻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闻供给，以满足社会对信息之需求；公民自治的社会组织，由于满足民众的不同需要，因而自足并且发达。此乃社会本身具有的康复力量、拾遗补缺的救济能力以及蕴藏于民众之中潜在的蓬勃旺盛的青春活力；地方自治由于信息分散、信息分散由于切合各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更能够为地方选举的领导人所如实地掌握并有针对性地作出相应的决策，因而必定要好于信息集中而垄断的大一统的原有的和现行的专断的治理模式；职业化的军队必须属于国家。国家化军队不能归属于任何党派，也不能归属于任何党派的领袖；国家化的军队决不能效忠于任何党派，也不能效忠于任何领袖。军队效忠于党派及其领袖，是野蛮社会的耻辱标志，因而必须立即悬崖勒马，并予以彻底否定。否则，万丈深渊就是必然的归宿。军队必须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军队必须职业化。职业化、国家化的军队只能代表国家行使防御侵略、维护和平和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如上所述的民主各要件，是现代政治文明社会所应具有的正义之要求、正义之信息。对于十四亿中国人民来说，这些信息恰恰是极为欠缺，更是刻不容缓地需要补足的信息。
要进行政治文明的正义转型，就必须开宗明义地、大义凛然地和堂堂正正地追求现代的民主宪政制度。一党专政的中国社会。还是滞留在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沾沾自喜、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滑稽可笑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中。本来是处在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始部落中，只不过弄了几句时髦的装腔作势的口号，竟也能够拉大旗作虎皮，虚张声势地瞒天过海，在好几亿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处于联合国所规定的最低的水平线以下之时，怎么还能够打肿脸充胖子，把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地积攒下来的血汗钱都毫无顾忌地给扔进了哇爪国里？怎么竟能够恬不知耻地向着全世界大撒币？真乃岂有此理？！荒唐之至也！
没有符合常理的人性、没有符合正义的价值观，只靠抛洒花花绿绿的票子、只靠给出民脂民膏的金山银山，是交不了几个知心朋友的，是换不回多少心悦诚服的真挚感情的。毛泽东统治的年代，中国人民都穷得要命，人均一天连一元人民币都不到，中共还一天到晚地穷嘚瑟，还到处输血、风风火火地支援世界革命：给朝鲜一千亿（美元）、给越南数百亿（人民币），给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柬埔寨等国几十亿、上百亿，给非洲一些喊“毛主席万岁“的国家十几亿、几十亿，送钱送物简直什么都送，结果一个个都反过来还骂你，一个个都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白眼狼。毛泽东、周恩来不但把中国的大片国土都割让给缅甸、印度、越南、朝鲜、前苏联，而且还满世界地大撒币，到头来弄得是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人家不但不感恩，反而还对中国有怨言、有仇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大规模排华浪潮和对50万华人的大屠杀，就是对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卖国求荣的一个回敬。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中国代表团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去访问，一下飞机就看到了中国支援的钢板、机床、设备、工具等都在码头上堆积如山，东一堆、西一堆地闲置着，所有的物资都因风吹日晒而锈迹斑斑了。傻子都知道，这肯定是好久都没人照管、没人看护了。李先念好奇地询问前来迎接的领导人：“你们不怕这些物资天长日久就这么搁着，都要烂掉了吗？”回答是：“都烂掉了没有关系，中国还可以给我们支援更多的嘛！”
毛泽东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之心态，简直就是把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都当成了一文不值的大傻瓜、都当成了他毛共的狗奴才了，而中国人民又怎么能够把这个数典忘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最大的败家子、卖国贼、痞子王当成了比爹娘还要亲的大救星、红太阳、北斗星呢？这究竟是何道理？见过无聊的，但没见过这么胡闹的；见过胡闹的，但没见过这么滑稽透顶的。荒谬绝伦，竟至于此。实在难以理喻，一言难尽也！
毛泽东给中华民族制造的的罪恶，大大地超过了中国历史两千年专制之总和。也就是说，在祸国殃民、缔造灾难和悲剧这方面，毛泽东堪称是独步天下，无人能比，实属人类几千年才横空出世的一个罕见的超级魔头。但在现在的中国大陆，毛泽东的阴魂依然不散，一直兴致勃勃、兴风作浪，这是其来有自的，也是积重难返的。毛粉的蠢蠢欲动、肆意张狂，充分表明了毛泽东的幽灵始终在中国大地上萦绕、盘桓。近期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又匪夷所思地唱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仿佛十年浩劫中祸国殃民的情景再次复辟了。由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文革的历史罪恶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彻底清算，由于邓小平出于自己的和小集团的狭隘私利，肆意妄为地淡化、掩饰、遮蔽并抹杀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残民以逞且草菅人命的滔天罪恶，别有用心地误导中国人民对待罪恶的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在对文革的制度性根源没有深刻反思、没有彻底反省的情况下，人们都陷入到稀里糊涂、迷迷糊糊之中，从而按照邓小平的计谋去脑残一般地“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革之所以能够回潮就在于，极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制度没有得到任何揭露、检讨、批判和清算，文革始作俑者的魔鬼面目仍然是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图腾，一无是处的恶魔思想还要让中国人民全面地、准确地、科学地予以领会和掌握。难道毛泽东思想的阴云笼罩，血雨腥风，灾祸连绵，胡乱整得还嫌不够惨吗？难道让中国人民的大灾星毛泽东及其独裁专制之病毒还要一如既往地在悲怆的中国大陆继续开拓进取地招摇过市、颐指气使、横行霸道，以兽性毁灭人性、以无耻取缔良知、以罪恶埋葬正义吗？
历史的罪恶何时能够得到应有的全面彻底的真正的清算？清算了历史的罪恶，也许就可以相当程度乃至极大程度地减少现实政治的重重雾霾了，至少雾霾不可能覆遮于整个的天空和大地，最起码还能够透露出某种希望的蔚蓝、某种可能的光芒。但由于历史的罪恶统统地被遮掩、被封闭、被抹杀，所以现实政治的乌烟瘴气、群魔乱舞、邪恶罪恶的触目惊心，就势所必然地登堂入室、一马平川、攻城略地。
我们一定要下最大的决心，拿出最大的勇气，坚决彻底地诀别历史的罪恶。历史的罪恶，必须予以清算。文革的罪恶由于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因而并没有成为过去，文革的制度性根源还远远地没有被揭示、被暴露、被批判，更没有被抛弃。文革之所以发生的极权专制主义制度仍然在发挥其不可小觑之作用，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令人可怕的恶魔般的恶劣影响。文革的病菌仍然在繁殖、在扩散，随时都可能变换着花样地伺机而动，以不可想象的方式侵入我们的生活，毒害我们的身心，蚕食我们的灵魂、腐败我们的大地。
我们中国人现在也许是仅仅在日历上进入了现时代。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在经济制度上、在文化制度上，尤其在我们的观念上、在普遍的社会意识上，总之在道德和法律的文明水准上，可能我们还远远没有进入今天的日历所标明的现时代。现时代是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新的思维、新的理论。处于新时代，我们要有一个新的风貌、新的气象、新的做派。这个新，就是一定要摆脱并去除以往不良的历史之狼毒，一定要克服、战胜并消除滞留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已经内化了的一个个小毛泽东、一个个非人性、无良知的狼心狗肺、一个个六亲不认的兽性十足的行尸走肉。
13、信息的创造性
信息的创造性就是，在以往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排比、增删、借鉴、归纳、综合等，以形成前所未有的、别开生面的新信息。所谓的交叉学科，就是信息创造性的突出表现；诗人的灵感，就是信息创造性的最瑰丽、最壮观、最富有诗情画意的集中展现。诗人用明喻或暗喻、用各种各样的具象，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艺术媒介，根据情感表达的不同需要，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形象，产生让人耳目一新的叹为观止的艺术情景，形成前所未有的别有洞天的艺术境界。这，就是诗歌艺术的新信息。信息的创造性在文艺作品中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诗人的本质是进行艺术创造即意向的合成、分裂、变异等艺术加工和制作，是进行大胆无畏的难以想象的和恰如其分的艺术创造。诗人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既匪夷所思、难以想象，又那么贴切、恰到好处。大开大合，有张有弛，依凭灵感而遨游宇宙、开天辟地、上天入地、指点江山、叱咤风云。艺术形象的创造，是诗人的本质，是诗人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灵感是艺术创造的翅膀，诗人特别需要珍惜灵感、追求灵感、扑捉灵感，因为灵感就是新意向的同义词，就是创造性的艺术价值。灵感就是艺术创造的突破，就是所谓的超越。这与发明家的工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创造，是发明家的本质。发明家的工作，就是对既定成规、原有事物的突破和超越。
信息的创造性，就是信息的超越性。曾经风行过一个时髦的词组，叫做：头脑风暴。头脑风暴的意思就是，通过知识和信息的收集、存储、加工、整理、发布等，而把所有最有价值的信息都加以卓有成效的运用，使之像原子核一样地相互碰撞，最终生成新信息的蘑菇云。
创造性的信息，价值是巨大的，意义是非凡的。如果信息是财富，那么创造性的信息，就更是无可估量的极其巨大的财富。一个好主意、一个好点子、一个好思想、一个好观念等等，都是一个个创造性的信息。一个创造性的信息，可以振兴一个企业，可以引领一个行业，可以使整个社会都受益。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发明、创造，比如电话、电视、手机以及互联网等，都是创造性的信息所结出的人类文明之累累硕果。创造性的信息意义何等巨大、价值何其巨哉？！
14、信息的预测性
信息的预测性就是，在既有信息的基础上，人们对于事物的走向有所感知、有所把握、有所预测。比如根据气象预报，人们对于自己的生产、生活、出行等就能够作出恰如其分的适当安排，这，就是信息预测发挥作用的一个实例。
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无穷无尽的维权事件，启示、促进并激励了广大民众的普遍觉醒，与追求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中国化的异议人士前仆后继地奋力抗争之努力连成一片，势所必然地形成波澜壮阔的无可阻挡的社会正义转型：无论在外面的大监狱也好，还是在高墙、铁丝网、探照灯，老虎狮子也发蒙的里面的小监狱也罢，国内外的正义人士求民主争自由的行动始终连绵不断，面对打压从不退缩，一直此起彼伏地进行着顽强不屈的抗争，以讲理对抗粗暴，以文明对抗野蛮，以和平对抗暴力，以微弱的肉身对抗金絮其外败絮其中的貌似强大的铜墙铁壁，以自由对抗禁闭，等等，愈益彰显出权利克服并战胜权力、人性取缔党性、正义战胜邪恶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民主力量。民权抗击强权的信息、极权专制日趋衰落的信息、赵家人腐败团伙全面崩溃慌不择路的信息，确实是每天都在发生着的令人鼓舞的铁板钉钉的事实。人们完全有理由、有根据地作出明确的信息预测：中国大陆正在从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之状态一点一滴地、艰难曲折地转向民主宪政的方向上来；从排斥、围剿、镇压人权，正在逐步地转入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捍卫人权并实现人权的目标上来；从司法不独立、司法党派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法律不健全、恶法丛生、权大于法、法律工具化，法庭不是公平正义的坚强堡垒，而是冤假错罪案的制造工厂等满目疮痍之状态，正在转入到司法独立、法律是正义的守护神、法律是根除所有邪恶罪恶之利器的正确之路上来。根据如上所述，可以进一步认定：中国大陆的民主事业是大有希望的。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持之以恒地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立场并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地进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就一定会圆满地完成我们建立公民社会的系统工程。中共应该首先要学会放下身段，以小学生的态度，踏踏实实地学习先进，克服落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借他山之玉，攻己之石。这个玉，就是台湾民主制度的成熟经验，就是值得仿效的台湾民主。学习台湾，就要以迎头赶上的心态来学习、以不甘落后的努力来学习、以奋勇争先的精神来学习、以奋发有为的状态来学习。学习台湾，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事业，是中国大陆的百年大计，必须从现在开始，必须从娃娃抓起，必须从共产党自身抓起。
台湾现在已经民主了，大陆什么时候也民主；台湾现在自由了，大陆何时能够自由；台湾人权已成现实，大陆什么时候可以有人权、什么时候可以获得人权的全面彻底的实现；台湾已经实行法治了，中国大陆何时能够实现法治；台湾已经走向宪政了，宪政仍然遥遥无期的中国大陆何时能够迎来宪政那一天？套用一句时髦的大陆语句反其道而用之就是：台湾的今日，就是中国大陆的明天。
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给我们大陆人做出了值得借鉴、值得学习、值得仿效的好样板。台湾人民通过自己手中神圣而庄严的选票堂堂正正地、光明磊落地选出了符合自己意愿的领导人。在台湾，至今已经过了三次和平过渡的政党轮替。政党轮替业已实行了二十年。投票箱里面出政权，这是台湾人民早已形成的雷打不动的共识，实为十四亿大陆人民心向往之的正义之追求；投票箱里面出政权，是告别野蛮、走向开明的深情而热切的时代呼唤，是大踏步地迈入人类文明之林的卓然醒目之旗帜，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努力终于修成正果的明亮之结晶。在投票箱里面出政权的政治文明面前，带来灾难和痛苦、制造惨绝人寰历史悲剧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式的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暴力革命之教条，注定是死耗子一般地不堪入目、臭不可闻、令人恶心的，是只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的邪恶罪恶；投票箱里面出政权，是按照法定程序、按照选举票数显示人民力量的唯此为大的社会变革的里程碑，是通过数人头来决定政权的分配之方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就是耀武扬威的真理，一切都由刀把子说了算。刀把子、枪杆子都是要砍人头的，都是要以剥夺人的生命为能事的鲜血淋漓的赤裸裸的残忍之暴力。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均证明，投票箱里面出政权，是文明的、和平的、理性的、合法的、正义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一切权利的行之有效的最佳之方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式的武装篡夺政权的方式，是暴力的、非法的、疯狂的，是悲剧重重、灾祸连绵的，是与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既是愚昧的，又是野蛮的；既是野蛮的，又是落后的；既是可耻的，又是荒谬的。
要人人共享的和平，而不要令人可恶的暴力；要投票箱里面的竞选，而不要枪杆子和刀把子的相向；要激烈的言词讨论、争辩，而不要全面内战的武斗；要公开、公正的政治文明，而不要丛林法则的政治阴暗；要制约和限定权力的权利，而不要镇压并剥夺权利的肆意滥权的权力。一切都要以捍卫人权为原则、为标准、为旨归；必须实行国家领导人的直选、海选、竞选。这，就是台湾和平过渡的政党轮替对中国大陆未来政治走向的十分明确的重大启示和极其光辉的伟大的示范作用。
总有一天，中国大陆的国家领导人也要通过全民竞选的方式走上未来的政治舞台。到了这一天，中国人也将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庄重地投下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以选择出自己所认定的国家领导人。相信这一天绝不会久远了。我等海内外铁骨铮铮的民运人士所做出的全部努力都是在为中国人民最自由的这一天而不辞劳苦地、奋不顾身地、坚韧不拔地工作着，或者正在心安理得地滞留在极其难熬的阴暗而潮湿的共产监狱里，或者正在昂首阔步地、前仆后继地奔走在前往监牢的荆棘纵横的漫漫路途中。无论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甚至失去最可宝贵的生命，我们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且甘之如饴、安之若素。因为中国人民的人权、民主与自由，就是我等民运人士别无选择地进监狱、不自由的原因之所在；中国人民的和平、幸福与安宁，就是我等不得不面对着的难以忍受的非人折磨和种种暴力的理由和根据。这，就是我等先锋知识分子慷慨悲歌、义无反顾、泰山崩于前而永不变色的正义之立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