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两种民主模式与第三波民主化的稳固

四、案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的核心观点，本节将详细分析两个案例：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和曼德拉治下的南非。这两个案例并非第三波案例中的随机选择，而是基于两者之间相当的可比性。一般来说，最有效的案例比较基于两个原则：或者是找到两个条件足够相似的案例，去分析它们为什么得到不同的结果;或者是找到两个条件足够不同的案例，去分析它们为什么得到相似的结果。28只有根据这样两个原则，案例比较才能尽可能“控制”其他变量，摸索出一个现象的因果机制。本文的案例选择基于上述这两个原则中的第一条。

　　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和曼德拉治下的南非，有足够的条件相似性，但民主稳固的结果迥异。从人口规模来说，南非1994年(曼德拉上台时)的人口是4000万，委内瑞拉1999年(查韦斯上台时)的人口是2500万，都属于中等大小国家。从经济水平来说，1994年的南非经济在整个非洲名列前茅，人均GDP为3650美元，1999年委内瑞拉经济在整个拉美地区也是名列前茅，人均GDP为4078美元;此外，委内瑞拉的经济严重依赖石油这种自然资源，而南非的经济则严重依赖金属矿产这种自然资源。从社会结构来说，两个国家的贫富悬殊很严重，都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995年南非的基尼系数高达0.63(1994年数据缺失)，1999年委内瑞拉的基尼系数是0.48。从正式的制度选择来说，两个国家都选择了总统制、联邦制，并且都有相当程度的比例代表制。29从民主的历史与文化条件来说，两个国家——相比很多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可以说都有一定的民主文化传统：南非虽然长期种族隔离，但是在被隔离的很多“自治区”内(至少是白人地区)存在竞争性选举，这也是为什么1994年以前，南非在第四代政体指数(Polity IV)上的政体分值并非负值(威权政体一般都是负值)，而是5分;而委内瑞拉是拉美地区极少数在冷战时期就进入并维持了民主政体的国家，1999年其Polity IV分值是7分。从国际和地区环境而言，两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都目睹了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民主化浪潮。

　　经济水平、社会结构、正式制度选择、国际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相似性，使得我们能够大体“控制”这些因素对于两个国家民主能否稳固的解释，从而集中于本文的核心变量——政治精英的行为。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条件性的不同。但是，如果说两国民主稳固的条件存在着一定差异，那也只是南非民主稳固的条件更加恶劣而已。一个显然的区别是南非黑人和白人种族对立的社会结构(部分可以解释为什么南非的经济基尼系数比委内瑞拉更高)。另一个区别是地区性环境，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总体而言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民主相对稳固期，而非洲地区的民主化则要肤浅和脆弱得多。

　　这两个国家转型条件的相似性，使得民主稳固结果的不同格外令人费解。查韦斯上台之后，委内瑞拉在Polity IV上的政体分值一路下滑，从1999年的7分降到了2009年的-3分，也就是说，到2009年，委内瑞拉的民主政体被学界最权威的政体数据库视为已经崩溃。30而南非在曼德拉上台后，政体分值从5分上升到9分之后，就一直停留在9分(截至2014年)，也就是说，南非迄今为止维持了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稳固。如何解释这种不同?本文认为，由于两国转型条件在经济水平、政治制度选择、社会结构、民主文化、国际格局方面的相似性，要解释这两个国家民主稳固效果的不同，应当集中于政治精英的行为这个因素。下面将详细分析。

　　(一)委内瑞拉

　　在整个拉美，委内瑞拉的民主传统可谓历史悠久。31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初，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还有哥伦比亚是当时拉美仅有的三个民主国家。然而，此后四十年，当其他“落后”拉美国家纷纷步入民主化浪潮，只有委内瑞拉经历了全面系统的民主倒退。1999年Polity IV的民主分值是7分;到2009年，Polity IV已经下降到了-3。最近，世界各大媒体上关于委内瑞拉的新闻总是与下列字眼联系在一起：超级通货膨胀、食品短缺、排队购物、骚乱、抗议示威、抢劫、犯罪率居高不下、人才流失。

　　何以在民主表现上，委内瑞拉不但没有像周边大多数国家一样取得重大进步，反而“一枝独秀”地严重倒退?常见的民主稳固理论显然不足以解释委内瑞拉的情况。从经济水平而言，20世纪90年代末委内瑞拉是拉美地区最富裕的国家;直到2005年，委内瑞拉的人均GDP还是拉美最高(到2015年已经降到第7)。如果“经济水平论”是对的，委内瑞拉的民主应该是拉美地区最稳固的。从社会结构而言，固然委内瑞拉存在着长期的贫富悬殊，因而阶级矛盾比较突出，但是，这是拉美地区一个普遍的情况，难以解释为什么只有在委内瑞拉出现了民主的大规模倒退。从政治制度的设计而言，委内瑞拉的总统制、联邦制、混合选举制也并不是一个地区性例外。由于其相对悠久的民主传统，委内瑞拉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只能被视为有利于而非有害于民主稳固。

　　答案只能从政治精英的选择当中去寻找。确切地说，只能从查韦斯和查韦斯主义当中去寻找。1998年底，左翼政治家查韦斯在“重建共和国”的口号下夺得了选举的胜利，开始了他“建设21世纪的社会主义”工程。此后的14年，他展开了一系列经典的左翼经济政策，从温和逐步走向激进：从加大扶助穷人的社会再分配政策，建设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逐渐走向国有化通讯、电力、水泥和石油等产业，增加了公有部门及其就业人数，再到对经济实行价格管制、外汇管制，甚至是直接没收和处罚私营企业主……总之在其执政后的16年间(查韦斯2013年去世，但其指定继承人马杜罗与其政策一脉相承)，“查韦斯主义”不但改造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潮流。

　　如果说委内瑞拉经济的衰落是其经济政策左翼激进化的必然产物，经济政策的激进化则是其民主制度越来越走向赢者通吃模式的必然产物。查韦斯一开始并不是威权主义政治家，而是沿着实体性民主观念的轨道滑向了威权主义。他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不但最初上台，后来反复连任从投票程序上来说都是民主的。除了2007年修宪公投和2010年执政党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查韦斯上台后，其创建并领导的政党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几乎赢得了所有选举或公投。1998年的选举，查韦斯以16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赢得总统选举;2000年大选，领先优势提升到了22%;2006年，则领先了反对党领袖26个百分点。2012年的选举虽然只领先11%，但这是2011年他公布了癌症消息后仍然得到的选举结果，可以说“成绩斐然”。2013年他指定的继承人马杜罗同样是通过选举上台的(虽然这次选举优势非常微弱)。不但委内瑞拉有竞争性选举，而且单就投票本身的过程而言——如果不考虑动员过程中的种种操控——委内瑞拉的选举还是相当透明和公平的。2004年委内瑞拉就引入了自动计票系统，使得选票舞弊很难发生。

　　因此，查韦斯主义显然不是一种典型的威权主义;从定期举行结果开放的、竞争式的选举这个角度而言，应该承认查韦斯式政体——至少在起点处——是一种民主体制。问题在于，查韦斯式民主是一种赢者通吃式民主，而非多元制衡式民主，其结果是经济困境与民主动荡。

　　在查韦斯的民主观中，“民”是一个实体性概念，确切地说，是一个阶级性的概念，因而其政治动员是以“敌我划分”为前提的。在查韦斯的话语体系中，资产阶级vs. 无产阶级、精英vs. 人民、财阀vs. 穷人、资本主义vs. 社会主义等二分法无处不在，前者往往在道德上被赋予原罪，而后者则具有道德上的先天优势。在位期间，查韦斯反复重申“要把权力交给穷人”，至于富人，“我们必须挑战那些特权精英，因为他们摧毁了这个世界的一大部分”。尽管委内瑞拉的绝大部分媒体已经被查韦斯“驯服”了，但是当个别媒体仍然表达反对派的声音时，查韦斯就将其划入了“敌人”阵营。“祖国的敌人，尤其是那些屏幕后面的人，我给你一个名字：Globovision(委内瑞拉极少数的反对派电视台之一——笔者注)。”32到其执政后期，他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已经到达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我已经说过、听说过一种一点也不奇怪的看法，火星上有过文明，但是也许资本主义抵达了那里，帝国主义抵达了那里，然后摧毁了那个星球。”33

　　由于查韦斯的一切合法性基础都来自于选举的胜利，执政党对选举的重视不言而喻。尽管投票过程本身相当透明公平，但是选举动员的过程则不是。查韦斯和查韦斯主义者可以充分享有媒体资源，而反对党在媒体上则“窗口”很小，导致了竞选资源的不公平。事实上，根据一个学者的统计，在“查韦斯时代”的16次选举中，有45种“选举异常情况”，包括执政党对公共资金的过度使用和对公共电视台资源的超时使用，限制特定反对派的参选，对国有部门雇员的投票方式进行威逼利诱，威胁特定选区“一旦投错票”就撤销福利等等。34

　　从权力制衡上来说，查韦斯上台后，为了实现“人民的意志”，逐步拆除了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对总统权力的水平制衡。由于统一社会主义党在国会的多数地位(部分需要感谢2005年反对党的罢选)，国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查韦斯的橡皮图章。为了绕开“饶舌”的反对党议员，国会甚至不惜以“功能性自杀”的方式来成全查韦斯独揽大权。在查韦斯当政期间，国会曾经四次(1999年、2000年、2007年、2010年)授权总统实行“政令统治”(rule by decree)，即总统可以在广泛的政策领域，无须经过立法机构的批准就制定公共政策。尤其是2010年，由于反对党决定参选，并且赢得了相当数量的席位，为了避免新国会给查韦斯“捣乱”，即将结束任期的旧国会紧急“午夜立法”，一次性给查韦斯授权18个月的“政令统治”。

　　司法独立也逐步变得荡然无存。为了保证最高法院多数法官来自于查韦斯主义者，2004年查韦斯将最高法官的人数从9个扩大到17个，从而解决了人数优势问题。35扩大最高法官人数后，由于国会控制最高法官的任命，而国会又是查韦斯的橡皮图章，实际上查韦斯就成功地将最高法院变成了政府的行政分支。一项研究显示，从2005年开始，最高法院做出的45474项裁决中，没有一项是不利于政府的。36因此，当因批评总统而被罚款的电视台Globovision试图从法院找回公正，或者当反对党2013年试图通过法院起诉来挑战选举结果时，法院的反应就不难想象了。

　　尽管受到各种打压，反对力量仍然掌握着一部分权力——比如，能够赢得一些地方性选举胜利。但是，当反对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相当份额的胜利时(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反对派的领袖雷德兹马当选首都加拉加斯市长)，为了“抵消”选举结果，查韦斯成立了无数个“公社委员会”(community councils)来实施其政策，等于在正常的官僚体系之外重建另一套行政系统，以绕开可能被反对派“把持”的地方政府。同时，他加强了中央集权，取消了很多地方政府的权限，实际上就是架空了联邦制的意义。根据委内瑞拉市长协会主席卡洛斯•欧卡里兹(Carlos Ocariz)的说法，委内瑞拉2012年以来当选的78个反对派市长中，有33个因为各种原因面临法律诉讼。

　　反对派的政治自由也逐渐萎缩。查韦斯在历次选举和公投中屡屡得手，得益于政治竞争中“倾斜的擂台”。而擂台之所以倾斜，与查韦斯政府极大地限制政治自由、操控公民社会有关。与威权制度直接忽略和践踏民意不同，赢者通吃式民主常常需要“制造”民意来论证其权力合法性。“制造”民意的一个必要途径，就是对媒体的控制。查韦斯上台后，不断推出限制媒体言论自由的法律。比如，2000年的《通讯组织法》(Organic Laws of Telecommunication)，允许政府收回广电公司的经营许可证，如果“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和安全需要的话”;2004年的《社会责任法》(Law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禁止可能“煽动仇恨和暴力的言论”，2010年后又将该法律适用于互联网;2005年刑法典进一步缩减了“批评官员的尺度”和示威游行的空间。

　　对付不听话的市场媒体，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非常强大，比如拒绝续发经营许可证(比如2007年针对RCTV)、罚款(比如针对Globovision)、起诉、禁止国有部门向其发放广告、拒绝它们报道政府的重大活动、给支持政府的电视台“社区频道”身份从而给它发放补助等等。互联网也不能完全逃离政府的掌控——2014年就有七个人因为互联网言论而被拘捕。这一切管控效果还不令人满意——为了形成政府主导的“信息霸权”，政府还创办很多免费的“公共媒体”，主导“舆论的方向”，从经济上将私营媒体“挤出市场”。一项研究显示，1998年委内瑞拉100%的全国性报纸和88%的全国性电视频道可以被称为“独立媒体”，但是到了2014年，这一比例分别下降为56%和46%。37

　　在这种情况下，“识时务”的媒体开始纷纷自我审查，政治反对派能够发声的平台越来越少。政府不但掌控了大量媒体资源，查韦斯本人还自我赋予了可以随时“冲进”任何电视频道、对全国民众“即兴讲话”的权力。也就是说，本来坐在电视前看节目的普通人，可能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看见总统“突袭”屏幕，开始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而他们也无法预计这通演说将会持续多久。

　　自从查韦斯就任总统，委内瑞拉在“自由之家”上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上的分值就一路下跌。在这个1分—7分的分值尺度上(7分为“最不自由”)，委内瑞拉1998年被评估为2.5分，但是到2012年查韦斯去世前，估分已经下降到了5分。这不仅仅是“自由之家”这一个组织的判断：德国阿登纳基金“拉美发展与民主指数”2012年给了委内瑞拉整个拉美地区的最低分;从2007年开始，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简称“IACHR”)的年度报告就开始针对委内瑞拉进行连年的批评。

　　在民意吸纳宪法的理念下，宪政规则也根据政治需求而变得“能屈能伸”。查韦斯1999年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宪法大会来制定新宪法。这部新宪法至少从字面上仍保留了权力制衡和人权保障的部分，但是它已经开始显现出查韦斯的民粹主义倾向：它授予了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扩大了总统的法官提名权，赋予了总统召集公投的权力;取消了参议院，改成一院制，从而删除了制衡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否决点。2007年查韦斯再次发起修宪公投，其中拟修改的条款包括废除民选总统任期限制，也就是允许查韦斯无限次数参加竞选。尽管这次公投查韦斯没能成功，但是之后他不仅成功地将这次公投方案中的很多内容“化整为零”地在国会通过，而且在2009年的另一次公投中成功地实现了废除任期限制的“夙愿”。

　　查韦斯的统治方式体现了赢者通吃式民主的所有特点——它不是一般的威权政体，而是从实体性民主理念出发蛀空民主的内涵。查韦斯通过选举上台，通过公投修宪，获得国会授权进行“政令统治”，通过民主程序“吸收”司法独立……这一切做法似乎都能追溯到一个民主的起点，但是，由于取消民主体制的水平制衡维度、政治自由维度、多元协商维度，查韦斯主义又逐步将民主悄悄改造成了威权体制——一种“民粹-威权”两极相通的独特政体。

　　问题在于，也正是赢者通吃式的民主模式，给委内瑞拉带来了社会动荡、经济危机以及民主崩溃。无可否认，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工程对于缓解底层贫困问题起到了一些作用，38问题在于，当这种进步不可持续，并且引发社会冲突持续恶化时，就应当去反思它们是不是缓解贫困的最佳途径。

　　查韦斯上台之后，委内瑞拉社会就越来越走向两极化和冲突。可以说，在他执政的14年中，整个社会进入了“过山车”模式。2002年4月，查韦斯上台不久，出于对他的偏激政策的不满，首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查韦斯下台，至少15万人参加了大罢工，21人在示威冲突中丧生。对抗升级过程中，反对派在混乱中愚蠢地诉诸军事政变，将查韦斯赶下台去。但是由于军队重新倒戈以及大量查韦斯支持者的抗议示威，两天后政变就瓦解了，查韦斯重回总统职位。8月，反对者又发起了总罢工，同样未能撼动查韦斯的地位。

　　2004年，反对派又通过征集三百多万个签名的方式迫使国家选举委员会就查韦斯的去留进行公投。查韦斯虽然赢得了这次选举，但是整个社会的裂痕因此更加加深。2007年，查韦斯的修宪方案再度燃起对立双方的政治激情，社会又一次被撕裂。2009年，卷土重来的查韦斯终于得手，但是55%对45%的力量对比彰显出对立的激烈程度。

　　2013年的大选中，马杜罗以查韦斯“指定继承人”的身份以微弱优势当选。由于选举动员过程中的种种不公，受够了查韦斯主义的民众再度抗议示威，7人在冲突中丧生。2014年，虽然查韦斯本人已经去世，但在马杜罗的领导下，查韦斯主义变本加厉。然而，马杜罗既缺乏查韦斯的个人魅力，又没有碰上石油价格高涨的运气，于是，经济衰退、超级通货膨胀、物资和食品短缺、失业问题开始纷纷显露。最近的新闻显示，2015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在整个世界遥遥领先——即使根据官方数字，当年的通货膨胀率都已达到149%(有迹象表明实际情况更糟)，“屈居第二”的朝鲜也只达到55%。39此外，本来委内瑞拉的犯罪率就居高不下，十几年“劫富济贫”的民粹主义话语更是使问题雪上加霜。目前，委内瑞拉的谋杀率为拉美地区最高，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40面对这些问题，2014年2月开始，街头示威再度风起云涌。这次示威持续了几个月，至少有16个州、38个城市、80万人参加。政府的打压导致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导致43人丧生，1300多个示威者被捕。

　　可以看出，在查韦斯上台后的这十几年中(马杜罗政府也可以归入广义的查韦斯主义政权)，没有什么结构性或者制度性的因素会必然摧垮委内瑞拉民主。摧垮委内瑞拉民主的，是政治领袖特定的民主理念及其推出的民主模式。将民主之“民”狭隘地理解为一个封闭性的实体，并将其意志在道义上神圣化，只能推导出片面的政治动员、选举至上主义、权力水平制衡的拆除、取消反对派政治自由和宪政规则的随意变动，而这种赢者通吃式民主恶化社会冲突，推动经济政策极端化，并最终摧毁了民主制本身。

　　(二)南非

　　如前所述，南非的转型条件和委内瑞拉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说有什么明显不同的话，其不同点也只是使南非的民主稳固更加困难而已。一个不同是周边环境的不同。20世纪90年代整个拉美地区走向真实且持续的民主化进程，而90年代非洲的民主化浪潮则要微弱和犹疑得多。比如，扎伊尔和尼日利亚的独裁者曾经试图走向民主化，但是当权力轮替的可能性真的出现时，当权者立刻退回了威权体制;多哥、乌干达之类的国家换汤不换药，开始搞花瓶式选举;加纳、加蓬和肯尼亚这样的国家，在极大限制反对派自由的情况下，搞一边倒的选举;与南非一样摆脱了白人统治的津巴布韦，迅速坠入了内战、独裁和经济灾难。如果如同某些学者论证的那样，周边国家的民主水平会影响一个国家民主转型的话，那么南非民主化的国际环境要比委内瑞拉更恶劣。

　　南非还有一个显然不利的转型条件：黑人和白人的二元社会结构。这是一个火药桶式的社会结构。像伊拉克、布隆迪等国家一样，占人口少数的族群(在伊拉克是逊尼派，在布隆迪是图西族，在南非是白人)通过封闭的权力结构长期压迫占人口多数的族群。现在，随着民主化的到来，多数派正好可以利用其人数优势开始“复仇”，实施“多数暴政”——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伊拉克和布隆迪所发生的事情。并且，种族裂痕恶化了南非的阶级差异。虽然委内瑞拉已经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如前所述，南非的基尼系数比委内瑞拉更高。如果说“民主可能成为国家暴力支持下的劫富济贫”这一担忧有其道理的话，南非似乎是最天然的适用对象。

　　种族与贫富裂痕还不仅仅是南非唯一的结构性问题。与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一样，南非面临着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威胁，而委内瑞拉并不面临同样的威胁。南非最著名的分离主义运动，是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的自治运动。种族隔离时期，该部落在分治的名义下曾经获得过“独立”的地位，解除种族隔离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回到祖国的怀抱”，因此出现一个颇为奇怪的情形：同为黑人的祖鲁族，比很多白人更反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的领导权。20世纪90年代初非国大的政治崛起势不可挡时，祖鲁族就在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带领下，开始致力于和非国大的斗争，其中不乏武装斗争。直到1994年大选前几乎最后一刻，因卡塔自由党才放下武器，以政党身份参与大选。可以想象，当时这种妥协是非常脆弱的，祖鲁人随时可能重新走上武装分离主义的道路。

　　南非还有一个转型的不利条件，即曼德拉上台之前整个社会的暴力化倾向。众所周知，暴力往往具有历史惯性。民主化之前，南非社会弥漫着分散、广泛、低烈度而持续的暴力。白人统治者利用国家机器对黑人实施的制度化暴力自不待言，甚至非国大包括曼德拉本人也从未承诺过停止暴力反抗(南非国民党声称这是不能释放曼德拉的主要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非国大加大了针对体制性机构的暴力袭击力度。同时，它还发起了所谓“人民战争”和“人民法庭”，对公职人员以及与公职人员合作的“奸细”进行袭击。其中，非国大的一个标志性暴力行为就是所谓的“项链处决”——在一个轮胎里灌满汽油，挂到“敌人”脖子上，然后点燃轮胎。并且，如前所述，90年代初非国大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的暴力斗争也逐步升级。各方混战的结果是，从1990年非国大解禁到1994年大选，南非至少有1.3万人死于分散的政治暴力袭击。即使是在选举过程中，暴力袭击也没有停止。41可以说，南非1994年的大选是发生在一个火山口上。

　　但是，正是在这样相对不利的转型条件下，南非没有像委内瑞拉那样走向民主崩溃，而是阶段性地实现了民主稳固。当然，今天的南非还存在种种问题，其中不乏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42但是，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南非在民主转型最脆弱、最危险的阶段，成功避免了内战和民主崩溃——这本身已经是巨大成就。到2015年，南非已经成功举行了5次大选，而且，早期的选举暴力逐渐消退，极端主义的政治势力(无论黑人、白人还是祖鲁人)也逐渐失去了市场。南非终于出现了一个黑人中产阶级阶层，贫困人口也从1994年的41%下降到了2013年的31%;绝对贫困人口则从1996年的12%下跌到了2010年的5%。从1994年开始，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3.3%。虽然增长不算高速，但是在一个政治大转型的年代，也算是平稳的增长。

　　为什么南非能够“逆水行舟”实现民主稳固?政治家的行为模式起到了根本性作用。显而易见，曼德拉总统的个人领导力功不可没。很多人将曼德拉视为推动南非民主化的英雄，事实上，他在民主稳固方面的功劳和推动民主转型本身一样重大，甚至可能更难能可贵——很多非洲领导人都曾经推动本国的民主化，都曾经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哪怕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总统在20世纪80年代初时也曾经是非洲的“反殖民斗争”英雄，但是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往往纷纷沦为独裁者。

　　曼德拉的努力首先是建构一种和解的文化。实现这一点，象征性的行为非常重要。经过27年的牢狱之灾，曼德拉并没有将仇恨注入新的政治进程当中。担任总统后，他拜访过前总统维沃尔德(种族隔离制度的缔造者)的遗孀;他出现在英式橄榄球赛的赛场观赛——这项运动在南非被视为白人的运动，几乎没有黑人参与;他学习并经常使用阿非利卡语(Afrikaner，荷兰裔白人的语言)和公务员交流;他主持定期的“和解午餐”——将隔离时期的当权者和受害者或其家属组织到一起聚会;他的政府甚至没有发起过“修改路名、推倒雕塑、铲除纪念碑”之类的城市面貌更新运动(比如维沃尔德大道依然叫作维沃尔德大道)，而此类运动在很多转型国家都发生过。

　　新政府也从来没有发起过复仇式的起诉与审判。为在抚平创伤和政治和解之间找到平衡，新政府发起了举世闻名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由图图大主教担任主席。该委员会的基本原则是“以坦白换大赦”。可贵的是，该委员会不仅仅调查、公布白人种族隔离当局的种种暴行，同时也调查、公布黑人反抗组织的恐怖暴力活动(包括对前述“项链处决”的调查)。当副总统姆贝基不得不给该委员会提供关于非国大暴力活动的报告时，他愤怒地抱怨，将捍卫和反抗一个邪恶制度的暴力与之相提并论是“不道德和非法的”，非国大只是在所有非暴力的反抗方式都被堵住之后才诉诸暴力的。当然，三次被传唤的德克勒克也抱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拉偏架”。然而，恰恰是这种令各方都不满的情况，说明南非没有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

　　作为前执政党的领袖，德克勒克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转型过程中能够始终和平参与，不“掀棋盘”，也是南非民主得以稳固的一个关键因素。很多情况下，决定转型成败的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失败者能否接受失败，往往是转型能否稳固的分水岭。无数前独裁者都在这一测试中败下阵来。通过1990年释放曼德拉和解禁非国大，德克勒克不但启动了南非的民主化转型，而且在国民党败选后的表现也令人钦佩。他和国民党不但接受了败选，而且在败选后仍然以副总统和第二大党的身份积极参与政府事务。虽然在合作过程中不免与非国大磕磕碰碰，并且几年后最终退出了联合政府，但在转轨最危急时刻的合作是维持局势稳定的重要因素。此外，国民党手把手将其治理经验(尤其是经济政策上)传授给非国大，将其精干的公务员体系遗留给新政府，也是南非民主走向稳固的重要条件。

　　当然，光是两个领导人的姿态并不够。对白人而言(以及其他有色人种——南非还存在大量的印裔和混血人种)，面对黑人人口的绝对优势，除了在个别省份，想要通过选举夺回政权希望极其渺茫。因此，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不是赢得选举，而是为“选举授权”划定一个半径，从而保障少数群体的权利。如何划定这个半径?与委内瑞拉“赢者通吃”模式相反，南非实践的是比例代表制、独立司法、新闻自由、公民结社自由以及联邦制，即前述的多元制衡式民主。

　　由于单一选区选举制度“放大大党、缩小小党”的效果，南非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比例代表制原则。1994年大选，尽管非国大以63%的选票赢得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但是国民党也赢得了20%的席位，加上因卡塔自由党等其他小党的席位，代表少数群体的其他党派也赢得了1/3左右的席位，从而避免了国会里的赢者通吃。第一次大选后，国民党德克勒克继续担任副总统，很多原国民党官员继续留在新政府内阁中，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南非政治的稳定与连续性。祖鲁人聚居的夸祖鲁省，还有白人聚居的西开普敦省，都因为松散的联邦制安排而获得了相当大的自治权。

　　就权力的水平制衡而言，从一开始，新南非就注重司法独立的原则。与查韦斯治下最高法院对政府百依百顺相反，民主化以来，南非宪法法院有一个长长的“反执政党”记录。曼德拉在台上时，宪法法院就通过裁决迫使政府不情愿地接受了废除死刑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曼德拉对司法独立的尊重深深影响了新南非的政治传统。2001年，当姆贝基总统出于古怪的反主流医学心理，对泛滥成灾的艾滋病消极应对时，最高法院裁决政府必须为HIV阳性的孕妇提供药物，预防母婴传染。祖玛总统上台后，宪法法院仍然经常做出不利于政府方面的裁决。比如，为了阻止议会中非国大一党独大的倾向，宪法法院支持了少数党议员“无须多数支持就可以引入议案”的主张;在反对党民主联盟就国家公诉机构领导人提名问题起诉祖玛总统时，最高法院站在反对党而不是执政党一方;当政府试图通过施压左右司法判决时，2015年7月，宪法法院的大法官摩根(Mogeng)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严厉批评政府试图干涉司法过程。

　　反对派的政治自由也没有像“不自由的民主”国家一样被破坏，曼德拉时代的政治自由传统延续至今。2013年，一份周刊爆料，大约有2.1亿兰特公共资金被用于总统祖玛老家私宅的“保安”，而“保安”措施包括一个游泳池、一个农场和一个家庭影院。当南非政府试图禁止媒体曝光其私宅照片时，媒体的反应是将其铺满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一份报纸可以坦然批评总统而不被打压，这是南非的常态，但在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却是一种奢侈。

　　政治反对派的结社和组党自由也没有受损。更倾向自由主义(也被视为白人利益代表)的民主联盟能够不受干扰地自由竞选，而且能够赢得某些地方选举的胜利。新生激进左翼政党“经济自由战士”(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也能在大选中分到一杯羹，并且向非国大的经济政策施压。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或种族原因，非国大——尽管近年统治绩效下滑，始终能够笼络2/3左右的选民，从而使得南非民主难以从真正有力的政治竞争中获益。

　　在宪政规则上，曼德拉也从未通过修宪寻求过延长总统任期或者扩大总统权限。事实上，到1999年，曼德拉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交出了总统位置。尽管年龄是一个因素(1999年曼德拉已经81岁)，但是考虑到非洲有太多八九十岁仍然拒绝退休的领导人(到2016年，穆加贝已经92岁还在台上，喀麦隆的比亚总统也已经83岁，马拉维的“国父”班达92岁时才被赶下台去)，曼德拉的举动仍然可钦可敬。在他缔造的这种传统下，之后的领导人也遵循了“到期退位”的原则。

　　尤其难得的是，尽管非国大历史上与南非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曼德拉是个共产主义的深切同情者(他一直视卡斯特罗甚至卡扎菲为朋友)，但是上台之后，新政府本着经济务实主义的态度，抛弃了之前的经济国有化立场，也没有推动经济的急剧左转(像其邻国津巴布韦那样)。相反，新政府推出的经济政策倡导减少贸易壁垒、外汇去管制化、减少预算赤字和控制通货膨胀，甚至局部的私有化(比如私有化航空公司、广播公司以及部分通信公司)，哪怕这些举措得罪其“盟友”南非共产党和南非总工会。面对风起云涌的街头政治文化，曼德拉并没有鼓励“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反而是直言不讳地泼冷水：“政府并没有钱满足所有被提出的要求。集体行动不会创造政府并没有的资源。我们所有人必须摆脱政府在哪藏着一大袋子钱的观念。政府没有这样的钱财。我们必须摆脱授权文化(culture of entitlement)，这种文化带来政府应该立即无条件提供一切的预期。”43

　　因此，与很多人担忧的不同，民主化之后的南非并没有出现“黑人利用选票打劫白人”这种情况。事实上，南非的问题是相反的：始终没有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作为之前务实政策的结果，与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不同(比如原苏东地区)，南非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治“换轨”过程中表现良好，出现了连年增长。通货膨胀率也没有因为“民主带来的再分配压力”而飙升，90年代末始终保持在个位数。政府赤字则处于下降状态。当然，由于种族隔离政策下黑人人力资本的极度匮乏，新政府在教育政策上的失败，以及邻国大量技术型人才的流入(以津巴布韦难民为主)，南非始终没有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

　　遗憾的是，随着政治家本身的“退化”，尤其是2009年祖玛总统上台后，南非的民主能否依然稳固被打上了问号。祖玛成为非国大领袖后，曾经以783种罪名被起诉。但当选总统之前，公诉机构神奇地取消了所有这些起诉。因此有人怀疑检察机关的政治独立性已经变得可疑。选举委员会——另一个对于民主质量意义重大的机构——2015年被宪法法院裁决为曾经“默许选举舞弊”。公共媒体的中立性也变得可疑，有沦为执政党宣传平台的倾向，反对党民主联盟不得不以起诉的方式要求国家广电公司也去报道它的活动。

　　或许，南非的案例恰恰说明，没有任何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稳固是一劳永逸的，即使是在五轮选举之后，狭隘的选民和傲慢的政治精英同样可能使民主脱轨。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南非的案例，我们看到，即使一个国家民主转型的结构性、历史性和国际性条件不利，如果存在着尊重多元、强调制衡的政治家，民主稳固仍然是可能的。而委内瑞拉的案例则说明，即使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条件更有利，狭隘、激进的政治精英同样可能将现有的民主制度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