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当年在上海还被江泽民和曾庆红捧为爱国知识分子的著名作家沙叶新先生三年前发表文章披露说：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做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就在这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一旦“站错队”就会抱恨终生的关键时刻,正是曾庆红凭他在中共元老中的特殊信息渠道以及他自己自幼开始接受的阶级斗争意识熏染,及时嗅出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势必会对学运下毒手的血腥气。甚至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即曾庆红此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即使北京的大学生们愿意给赵紫阳一个大面子,赵紫阳在党内的政治对立面也绝不会善甘罢休。他们会采取与赵紫阳针锋相对的策略,继续激怒广场上的大学生,让他们继续闹到政府不采取手段便没有平息可能的地步。祗有这样,才能达到在党外“杀一儆百”,在党内搬倒赵紫阳的目的。
于是,正是在曾庆红的及时提醒下,江泽民才鼓足勇气、硬着头皮“站稳了立场”。
“六四”镇压之后,江泽民进中南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组织声讨赵紫阳时狠狠报复了一下,特别要求李鹏在总结赵紫阳“罪行”的报告中加进他曾经指责上海“把事情搞糟了”的政治局会议内容。因为这件事情太让他江泽民现丑,特别是在李瑞环面前。
由此说来,曾庆红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等于是挽救了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泽民不是在八九年的关键时刻被曾庆红及时提醒,日后不但总书记宝座没他的份,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能够继续坐到退休就算幸运了。所以,他江泽民一旦得势,对曾庆红如果不感谢“救命之恩”的话,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
正因为与曾庆红有过在关键时刻提醒站稳政治立场这段特殊的经历,所以江泽民一是觉得用曾庆红放心;同时更觉得曾庆红其人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正是出任中办主任一职最难得的素质。
中共建政之前,大批“革命先烈”的后代往往成为亲生父母“战友”的养子,例如李鹏被周恩来夫妇收养。即使没有被元老人物收养,这批人在其父母“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之后,往往都享受组织上的特殊照顾。比如中国内地在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期间，特别是在邓小平去世之后的几年里，陆续出现的许多吹捧江泽民的文章中,都专门强调他在自己的养父江上青为革命壮烈牺牲后,如何受到地下党的关照和保护,以此证明他与红色政权的渊源之深;以此证明他的革命觉悟以及对红色政权的责任感、使命感是与生俱来!如今中共政权对习近平的吹捧文章如出一辙。
当年自一九九四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正式宣布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权力交接已经完成,随着邓小平政治生命的正式结束和自然寿命的来日无多,在中共官方媒体大树特树第三代领导核心绝对权威的宣传过程中,缅怀江上青的文章、书籍陡然增多,籍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之名,行宣传江泽民的红色出身之实。包括江上青当年的革命战友,江泽民本人的至爱亲朋,都纷纷著书、撰文,大力彰显江泽民作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顺理成章。
关于当年李鹏在国务院系统的步步高升,以及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前夜邓小平、陈云等人选择江泽民接替总书记职务的幕后考量,笔者曾经请教过八十年代初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先生。
当初胡耀邦被打下台后,众多政治元老及赵紫阳本人对总理职务的继承人选曾经各执己见。邓小平最初有意愿先由万里过度一届;赵紫阳一开始曾经嘱意自己的政治心腹田纪云;而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则只愿意在姚依林和李鹏之间作选择。待姚依林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由主动表态后,陈云等人便开始全力推动李鹏上台。
在台下酝酿的过程中,赵紫阳很可能是考虑到了提名田纪云不会在政治老人那里得到足够票数的支持,同时基于年龄上的考虑，他赵紫阳也没有可能提名万里。事后也有人说过赵紫阳不愿意提名万里是基于“一山容不得二虎”的考虑，但赵紫阳坚决否认。
李锐先生当年亲口告诉笔者：小平同志最终同意了陈云等人嘱意的李鹏,说到底还是基于“自己的子女政治上更可靠一些”的考虑。
而到了赵紫阳因为“支持动乱”被邓小平下决心废黜时,邓小平曾就江泽民接替赵紫阳职务的问题表态说:“选来选去,也就是他了。”而这个“选来选去”的过程中,陈云、李先念等人对江泽民红色出身的看重,绝对是取得邓小平认同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直到一九九二年南巡时还曾念叨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四第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
邓小平还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了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了跟头。这就不能让了。”
可见,当时身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问题上显得比陈云、李先念“右”一些,但在干部使用问题上,邓小平这位“改革派”与陈云、李先念等“保守派”人物从来是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当年李鹏和江泽民分别在中共国务院系统由副部级干部晋升正部级时,都是经过李锐这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之手,所以李锐的这段分析应该说非常符合,至少是非常接近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政治思维。八十年代初陈云力主推荐李锐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之后,当面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选拔“干部子弟”陆续进入“接班梯队”。习近平就是那段时间里决心到基层去为进入“干部第三梯队”积累政治资本。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倒台后,推出了一个烈士后代李鹏;一九八九年赵紫阳倒台时,又推出了一个烈士遗孤江泽民,从此形成了外界所说的“江、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