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六四，“伟光正”成了调侃中共的专用词。
知道它的由来的人不多。
很多人以为把“伟大”、“光荣”、“正确”这三个形容词集合在一起，是毛泽东的创作。其实这是刘少奇的手笔。
很多人认为提出“伟光正”是为了自我吹嘘。不过这也不是史实。史实是，这是刘少奇为了励精图治，从严治党，而鼓舞本党士气的。
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刘、周、陈云、彭真、李维汉、王稼祥、陆定一等组成主席团，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都选派了负责工作人员出席。这是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系统地讨论党员的组成状况和基层组织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第一次会议。
在会议准备过程中收集到的大量事实，说明情况不妙，党员当中的问题相当严重而且普遍。
中共党员的绝大多数来自农民。现在他们中间的普遍认识是，土改了，土地回家了，“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革命成功了，要求满足了。还革什么命？——革命本来就应该停止。但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认为，大事不好，不得了了！
老革命是党的骨干。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居功骄傲，争待遇，比“谁的官大”，当官以后，忘了人民，追求享受，以致腐化堕落。
过去入党，需要出生入死，这在客观上是一道防线，把动机不纯的人挡住了。现在入党不仅没有危险，而且能做官。在和平环境中，怎么考验人？鱼龙混杂，没法把关，分不清革命分子和投机分子。已经有一些坏人混进党内，为非作歹。
如何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党？苦思力索，无解。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个阿克顿定律，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译成中文。反正毛刘周陈彭诸位书记，囿于当时的眼光和斗争的经历，都没有想到过“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药方。
那时虽然尚未反右派，但已经发动了“思想改造”。全社会正在接受“社会发展史”和“社会发展最高阶段”之类的“最高真理”。对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等人类文明的成果，不但不熟悉，而且，在党的开导下，本能地持一种嗤之以鼻乃至敌对的态度。
于是，“如何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党”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一党专政条件下防止党的腐败”。不肯请医生，硬要咬着牙，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当然“无解”。非要勉为其难，也就只剩下“从严治党”了。
于是刘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个条件”，开出了“整党”的药方。为了提高大家信心，他一连用了三个形容词，“伟大”、“光荣”、“正确”，表示“整党”是能胜利的，中共是有希望的！
在我记忆里，“伟光正”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时的毛，似乎也同意。他自己也在个别场合袭用了“伟光正”的提法。
不过，事隔不久，“伟光正”的创造者刘少奇，就被毛锁定为政治不正确了。
因为刘在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和《结论》中提出了一个“巩固新民主主义”的任务。为了说明耕者有其田不是革命到头，刘说，共产党员的革命之路长着呢，现阶段，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将来，还必须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
毛认为刘犯了大错，示意高岗到中央委员中去串连——按照高岗的理解，就是毛要高设法“拱倒”刘。后来的结果又出人意外：高又被毛泽东定性为“反党”，刘则到处检讨，羞辱自己犯了错误。
刘个人接受不接受羞辱，事小。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成群结队地被饿死，事大。当刘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时，中南军政委员会为了稳定政策和人心，出了一张《布告》，向人民宣布，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允许和保障借贷自由、租赁自由……等四大自由，保护市场经济。
中南军政委员会下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六省。这张历史性的布告是由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审定的（也有人说是经过第一书记林彪同意的）。现在看，这布告太正确了，哪有什么“错误”？但毛泽东非常不高兴。发展到1955，毛终于亮出剑来批“小脚女人”。毛不仅批了邓子恢及其支持者刘少奇，而且批了对合作化持慎重的负责任的态度的各级干部，强迫一切农民非参加初级社、高级社以及后来那个人民公社不可。一哄而起的“合作化”和“公社化”，创造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奇迹”，为1959-1961年饿死几千万农民准备了条件，从此以后，中国全面实现了耕者无其田！
这是不得不讲的一段史实，是历史轨迹中的一大悲剧。
现在请允许我回到本题。当年，刘少奇提出“伟光正”的本意，不是自吹自擂，不是为了堵住对共产党的批评。
事实上，在解释“伟大、光荣、正确”的时候，他特别说明，不应该“害怕”、“否认”、
“隐瞒”党内的问题和缺点。
记得我刚到中央组织部的时候，经常有同事教育我：“你知道什么是最大的错误吗？少奇同志说，不承认错误的错误，是最大的错误。”大家都说，这是少奇的话。我至今相信，这话不是装潢门面的。
如果刘少奇有可能回顾65年前的这段往事，他大概有许多感慨。他想不到，自己给自己开刀是不可能的。他也不可能想到，伟光正最后演变成为悬在国人头上借以封嘴禁言的利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