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遍布秘密警察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的国度里，个人能够做些什么?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
匈牙利裔美籍作家卡蒂•马顿(Kati Marton)的作品《布达佩斯往事》，就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冷战时期，苏联集团中的匈牙利，秘密警察通过庞大的告密网，试图全面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卡蒂•马顿的父母原是匈牙利著名记者，他们的报道是西方了解匈牙利的重要信息来源。因此他们被视为“人民的敌人”，长期受秘密警察的监控，终因叛国和间谍罪而先后入狱。许多年后，卡蒂•马顿意外收到一份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袋，几十年的秘密警察幽灵档案一朝揭开，呈现出一个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的真实案例。
《布达佩斯往事》，是一个重新“发现”自己父母的历史的过程，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秘密警察监视、迫害作者卡蒂•马顿的父母，但她既怨恨、谴责，却又真心感谢秘密警察，因为是他们所记录的巨细靡遗的档案让她看见了父母刻意隐藏的历史。有时候，真实的历史，比故事、小说更为诡异、荒诞，也更感人。
今天，分享徐贲老师给此书所写的长文导读。文中，徐贲老师通过《布达佩斯往事》的真实案例，不仅剖析了实行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国家的典型特征和它对社会、对人性的严重戕害，还特别指出了《布达佩斯往事》的特别之处——恐怖统治下的恐惧、屈辱、压抑和绝望，这样的苦难让熬过来的和还未熬过来的人们都更加期待一个能让所有人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也更加期待一种人与人能够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背叛、出卖的生存方式，这种期待中包含着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布达佩斯往事》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传递了这样的希望讯息。
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
匈牙利裔美国记者卡蒂•马顿(Kati Marton)在《布达佩斯往事》里讲述了父母和她自己童年时在苏联时代匈牙利的生活故事，许多关于她父母的往事都是从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抽取出来的。罗马尼亚前政治犯齐尔伯(Herbert Zilber)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事业就是建立档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人和事只存在于他们的档案里。我们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档案者手里，也是由那些设立档案者们所编造的，一个真人不过是他档案的镜影罢了。”
档案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是权力为一个人建立和保留的“客观记录”，但它的素材却是由那些受人性卑劣因素和龌龊动机——嫉妒、恐惧、谄媚、背叛、出卖——所支配的“告密者”偷偷提供的。因此，档案里的“那个人”——苏联文化史专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称之为“档案人”(file-self)——是一个幽灵般的阴暗存在。
档案人是一个被简略化和符号化了的概念，卡蒂的父母也是这样，她说：“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她在档案里看到的父母是被意识形态压缩简略的罪人，“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留在档案里的正式裁决是“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
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定性的“人民之敌”后面，却有着不少日常生活的细节，包括秘密警察以什么手段、通过什么人获取了这些生活细节。这些偶然保留下来的细节成为卡蒂了解她父母的珍贵历史材料，也为她的家庭故事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卡蒂父亲晚年时，新匈牙利政府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外交部长带给他的特殊礼物就是前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他的一大袋档案资料，他却“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卡蒂说：“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在《布达佩斯往事》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她从父母幽灵档案记录中探索到的一些真相，而且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
1.恐怖与暴力
孟德斯鸠是最早把恐怖确定为一种政治体制标志的。他把不同的政府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专制，并且指出，每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态都必须具备某种对维持它的体制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ethos)或文化倾向，维持君主政治是“荣誉”，维持共和政治是“德行”，而维持专制独裁则是“恐怖”，用人民的恐惧来统治他们。恐惧是人在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胁时的基本反应，对人的伤害可以是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征意义的。
在政治权力有所公开制约，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约束，宽容和多元文化成为普遍伦理规范的社会中，恐惧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导为一种个人的心理感觉或者超越性的经验(如对神、上苍、大自然、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有时会出现集体性的惊恐，恐惧不会长久成为公众生活的基本心态。
然而，在实行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国家，如纳粹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当然会有程度的差别)，普遍的无安全感、朝不保夕、惊恐猜疑及担惊受怕便成为普遍的公众生活状态。恐惧因此也就成为这些国家人民梦魇般的创伤性心理特征。这一意义上的恐惧已经不再是个人情绪的变动或者甚至那种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关于存在的超越体验(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和长久维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内容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由政治制度制造和维持的结构性恐惧，一种必须从暴力统治的政治压迫关系来理解的社会心理。
1950年代初，卡蒂的父母活跃于布达佩斯的新闻界，他们分别是两家美国通讯社的记者。这时候，匈牙利人已经生活在拉科西政权的恐惧之中，记者们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不敢越官方宣传规定的雷池一步。匈牙利的新闻自由迅速消失，还能够真实报道匈牙利现实情况的只剩下为外国通讯社供稿的记者，“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这两位马顿便是卡蒂的父母。他们穿着讲究，生活优渥，一副“高等匈牙利人”的派头。那时候全匈牙利一共才有两千辆私家车，而马顿家却开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就像“是在乘坐一枚火箭”。这是不是太招摇显眼，太危险了?“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交官和新闻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
其实，马顿夫妇这么做，不是因为没有恐惧，而恰恰是因为感到恐惧。招摇显眼、公开与美国人来往不过是他们自我保护的策略。几年后，卡蒂的母亲被捕，秘密警察逼她承认是美国间谍的时候，她说，间谍只能悄悄地做，我们到美国使馆去，每次都是公开的，有这么当间谍的吗?当然，罪名是早就做实了的，这样的辩护就像马顿夫妇早先的故意招摇一样，是不能为他们免除牢狱之灾的。
马顿夫妇不过是美苏冷战中的一枚棋子，他们越是在美国人那里吃得开，匈牙利当局迫害他们就越是有所顾忌，需要三思而行。但是，他们越是与美国人来往甚密，官方也就越是怀疑他们是为美国服务的间谍。马顿夫妇对此心知肚明，匈牙利当局也知道他们心知肚明，彼此不捅破这层窗户纸，是因为双方都在玩一场特殊规则的游戏。而且，也正是因为马顿夫妇与美国人的特殊关系，匈牙利当局认为他们可能有利用价值，给予他们特别的待遇，也许可以交换他们的某种合作。卡蒂在秘密档案里发现，秘密警察曾经把她父母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这是典型的冷战渗透。
匈牙利人充满恐惧，这不仅是因为国家镇压的暴力手段，更是因为他们明白，神通广大的秘密警察在他们周围布下了一张由无数告密者构织而成的大网。这是匈牙利执行苏联化的结果，它依靠的是制度化的恐怖。作为恐怖统治的主要执行者，匈牙利秘密警察“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
卡蒂心有余悸地回忆，“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秘密警察]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苏联式的秘密警察是从俄国革命后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发展而来的，但是，“契卡”的创始人，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似乎早就察觉到，秘密警察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他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罗斯总统特别助理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秘密警察统治使得整个国家的人民陷入一种近于歇斯底里的焦虑、捕风捉影的猜疑和非理性的恐惧之中，对他们有长久的道德摧残(demoralizing)作用。秘密的暴力比公开的暴力更令人恐怖，它会使人失去思考能力、道德意识和抵抗意志，因此退化到最低等原始的动物保命本能中去。为了保命求生、避免肉体折磨，人会变得全无廉耻、奴性十足、无所不为。
秘密统治对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合道德性同样有着严重的腐蚀作用。美国伦理学家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在《秘密》一书里说，行政统治运用秘密手段，这会增加官员，“尤其是在那些自以为有使命感，因此罔顾常规道德考量的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一旦国家发展出秘密警察力量或实行全面审查，滥用权力的危险就会增高。秘密本身就会变成目的，行使秘密权力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秘密政治迫害的卑劣和败坏，及其对全体国民的良心摧残，正是苏联式统治给所有前东欧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带来的一大祸害和道德灾难。
2.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希瑟拉•博克在《秘密》一书里还说：“权力来自对秘密和公开的控制力：它影响着人们思考什么，并影响他们选择做什么;而反过来，越有权力，也就越能控制什么是秘密，什么可以公开。”匈牙利这种统治是一种对“秘密”和“公开”拥有绝对控制的权力。它可以强行规定什么是不能对外国人泄漏的“国家机密”，也可以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告密者和强制“交心”、“坦白”、“认罪”来强迫人们公开自己所有的隐私。卡蒂的父亲以间谍罪被逮捕，是因为他向美国人传递了一份匈牙利的国家预算，这种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知情权之内的信息足以在一个极权国家成为“非法获得”和“出卖国家”的重罪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