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中国新的压迫性宗教规定生效这天，梵蒂冈在北京面前深深低下了头。在长时间的抵抗之后，终于同意承认由中国共产党任命的地下教会主教，甚至为此还使两名供职已久的人选让位。

 

近日，直言不讳、爱发博客的86岁前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Joseph Zen)为亲自向教皇替两位主教辩护，飞抵梵蒂冈城。真是麻烦。他被推了出来，此后便被称为梵蒂冈和北京的协议的“障碍”。

 

圣座向（无神论的）共产党政府屈服的原因并非完全透明，但似乎在期望着一个历史性解冻。1951年，共产党执政后不久，两国的外交关系就中断了，此后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

 

据信，中国现在有900万至1200万名天主教徒，其中约有半数追随忠于罗马教皇的地下教会，拒绝承认国家批准的教会，后者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它的非正式名称为“爱国教会”。

 

两国政府最主要的冲突在于任命主教的方法：传统上，这是教皇的一项特权，但中国政府一直试图篡夺这个权力。梵蒂冈目前正在寻求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正式确定某种联合审查的程序。

 

梵蒂冈称，自己对北京的和解立场是为了弥合中国天主教社区近七十年来的分裂。梵蒂冈表示，自己的努力是“仁慈的香膏”，用于缓解那些障碍所造成的痛苦，它们阻止中国的天主教徒“彼此和谐交流，或与教皇交流”。

 

与北京和解至少还可以在名义上让教皇拥有对中国所有天主教徒的最高权威——这种地位虽然是象征性的，但对梵蒂冈意义重大，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教徒在改信其他基督教派。

 

中国基督徒的总人数已极大增加，从1949年的约400万增长到现在的一亿左右。但是从相对角度来说，天主教的发展却落后了。据估计，1949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多于新教徒，两者的比例是3比1，而现在，新教徒的人数比天主教徒多，比例为5比1。

 

导致这种差距不断加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罗马天主教会不仅拥有宗教和道德权威，而且行使政治和外交权力。

 

天主教会拥有相对统一的指挥结构、明确的意识形态和纪律严明的组织骨干。它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大众吸引力，拥有极高的忠诚度，长期以来展现出生存和扩张的能力，所有这些都基于它和平的软实力。在所有这些方面，它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竞争对手，甚至胜过后者。

 

因此，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天主教徒对教皇的忠诚直接挑战了对党的忠诚。梵蒂冈城国也是20个在外交上承认台湾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都是小国。

 

许多新教教会虽然也遭受怀疑，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好。坎特伯雷大主教1983年访问北京之后，对中国的自由化大加赞赏，据报道，他赞扬中国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会”。

 

和前任们一样，目前监管香港和澳门的圣公会大主教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该机构包括一些名人，他们名义上是给中国共产党提建议，但经常非正式或秘密地替共产党做宣传。前任和现任大主教都倾向于支持北京对香港民主自由的限制性解读，反对2014年倡导民主的雨伞运动。

 

其他信仰的代表们走得更远。中国佛教协会一位副会长称习近平主席去年秋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是“当前时代的佛经”。中国政府对待佛教徒的方式相对宽松，至少对待非藏传佛教徒是这样。关于中国佛教徒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可能在1亿多至2.4亿多之间。

 

但是，即使谄媚能得到回报，梵蒂冈对中国政府的绥靖政策也会给自己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通过承认中国所谓的爱国教会，梵蒂冈可能会损害该国天主教教义的健康。在中国政府批准的教堂里进行的布道已经排除了《圣经》中被认为具有政治颠覆性的段落（例如但以理[Daniel]的故事），也有些布道中会进行共产党的宣传。

 

在遭受了数十年的压迫之后，中国数百万忠实的天主教徒可能很快就会觉得自己遭到了抛弃，甚至背叛。更糟糕的是，政府受到这项协议的鼓舞，可能会对他们更加严厉。事实上，前不久生效的宗教法规包括对地下教会处以更高额的罚款，对业余时间在主日学校授课的公立学校教师处以更严厉的惩罚。

 

此外，与北京和解可能预示着梵蒂冈打算最终不再承认台北政府，转而承认北京才是中国的真正代表。这种转变将会改变台湾海峡两岸微妙的权力平衡，也会损害台湾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它也将赋予世界各地镇压教会和教派的威权政府合法性——以及教皇的认可！

 

天主教会曾经有过与法西斯或极权国家妥协的记录。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 )因在二战期间背叛欧洲的犹太人而遭到批评：他坚持在纳粹和同盟国之间保持中立，从未公开谴责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1956年，苏联军队暴力镇压匈牙利起义后，梵蒂冈将直言不讳反对共产主义的大主教若瑟·敏真谛(József Mindszenty)边缘化，主张与新的傀儡政权达成妥协。

 

如今，梵蒂冈渴望在中国扭转败局，这可能对它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北京在履行承诺方面的声誉不太好。只要看看它是如何实行“一国两制”的，就知道了。这种制度原本旨在保证香港在2047年之前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

 

即使在这份梵蒂冈看似想要达成的协议之下，中国政府也能最终实现对中国天主教教会的控制——比如说，靠拖延主教的提名，或是靠反复拒绝梵蒂冈提供的人选，直到之前由教皇选出的主教通通退休或去世。司铎是由主教指派，因此，如果没有主教，过一段时间后也就不会再有司铎，或只剩很少的几个，中国的天主教便会在无声中死亡。

 

四十年前，赤贫的中国刚刚摆脱毛泽东思想的深渊，那个时候，仅仅是可以将香体露卖给20亿中国人的想法，就已经让西方公司神魂颠倒。而今，中国有了更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型跨国公司更是宁可交出专利技术，坦然容忍暴力的仇外主义爆发，任命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担任高管，也不愿冒险失去这里的商业前景。

 

似乎没有人可以抵抗中国巨大的香体露市场、汽车市场——或是教徒市场的诱惑。哪怕是梵蒂冈。

 

练乙铮是一名香港和亚洲时事评论员，也是日本甲府市山梨学院大学的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