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大陆房地产实际是一场近似拍卖的游戏，房地产企业也更像是代政府收税的代理机构。

 

「王石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之一，万科是中国最好的房地产企业，没有之一。」近日，大陆话语场的热门关键词成了王石，许多财经公知名人，如吴晓波、秦朔等人力挺王石，提醒人们，要「警惕万科之争不可承受之后果」。

 

表面上看，万科是最大的房地产企业，王石作为创始人和现任董事长，功不可没；万科作为早期的上市公司（深圳股市02号），一路走来，也被看作是大陆少有的具有现代公司良好治理结构之典范，因此之故，王石享有了某种近乎教父的地位，不仅是一介企业家，更是公众人物、大众明星，此外，王石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曾任阿拉善SEE第二任会长、壹基金执行理事长等职，与众多企业家伙伴一道，被寄予了超越公益的更高期许。

 

总之，在王石和万科身上，可以反射出整个大陆市场化历程，折射出一个新兴阶层的冉冉升起，并似乎预示着一个可能的未来，也因此之故，王石之进退，在许多人眼里，就不再是其个人之进退，而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但是，王石真有那么重要吗？

 

从企业的层面来说，万科和王石并不特殊。大陆房地产行业建立在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的基础之上：政府通过控制土地供应，推高房价，获得高额税费和土地转让金；房地产企业则通过从政府获得代理资格（拿地），采用各种政府所许可的金融财技，赚取利润，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拿地环节之外，房地产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竞争，而垄断利润的存在，也使得企业的管理和技术并非利润的主要来源，许多门外汉从天而降，凭借各显神通获得的黄金地块，一夜暴富的故事，这些年一直都在上演，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房地产行业的真面目。

 

大陆房地产实际是一个更近似拍卖的游戏，大陆房地产企业也更像是代政府收税的代理机构，更多基于关系、背景，而不是技术、管理，万科或许是「最好的房地产企业，没有之一」，但放之于这样行业中的第一，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将万科视作什么具有良好治理结构的现代公司典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误会。王石和万科所自诩的企业文化，也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方。

 

尽管房地产的绝大多数利益被当局所攫取，但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企业和企业家们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是抵消这个制度的不利影响，惠及大众，而是利用这个制度，为自己牟利。需要澄清的是，建立在土地垄断供应之上的大陆房地产，并没有多少市场经济的成分，房地产公司作为收税代理机构，其获得的利润回报并不是什么合理所得，而是远远高于其所创造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不值得苛责，但也不值得赞美，万科公司的牛逼，其实也就是把钱更多地装到自己口袋里的本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房地产企业的兴衰成败，及其企业家的进退荣辱，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更不用说万科的兴衰成败是什么「不可承受之后果」了。

 

从社会的层面，王石也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在围绕王石的话语争论中，有一些常见的范式，比如国企与民营之争。在许多人心目中，王石及其所在的企业家群体，无论在资源、影响力和其他社会资本，都是最多的，此外，企业家群体一方面天然是「偏右的」，对于权力体制具有警惕和抵制的倾向，可以作为宪政的同盟军，一方面，企业家群体又天然是保守的，承认既有进程，拒绝巨变、突变是其固有心理，也因此，企业家群体兼顾自由化和保守化两种倾向，是最符合良性互动、渐进改良图景的群体，也因此，在持这种图景的自由化知识分子心目中，企业家群体也因此是最可能推动宪政转型的民间力量。 。在这次话语争论中，或明或暗，为王石辩护者，仍抱持着这样的期待，似乎王石要是倒了，这条道路也就完了。

 

出于这种期待，几乎从市场化的一开始，大陆自由化话语就对新兴的企业家群体给予了不成比例的关注，与成功学话语一道，共同将王石们推上了一个时代的话语巅峰。王石以及其企业家伙伴曾经参与到阿拉善沙漠基金会和壹基金这样的公益组织中来，除了出钱之外，也有某种自治或民主尝试的成分，不客气的说，这种「过家家」式的小范围内部试验，，并不可能产生足以在公共领域推广的经验，老板们飞来飞去的临时会议和仓促决议中，更是充斥着各种幼稚乃至无聊的争执，饶是如此，许多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不吝给予持续的关注，不惜给予其过誉的赞美，以及各种拔高，似乎通过这些宣扬和赞美，企业家群体也就真会成为渐进转型的推动力量。

 

在大陆市场化早期阶段，因为没有可对比的事实，这种基于想像的论调吸引了许多关注，但是，维持既有权力结构的市场化进程，并不会被市场化进程中的局部后果所改变，相反，既有权力结构一定会试图管控、吸纳、消化不利于自身的市场化后果，因此之故，新兴的企业家阶层一直处在体制的压力之下，而不断校正自己的位置和立场，在表面上，这表现为「国进民退」的推进，而在暗地里，则是新兴企业家阶层向体制的输诚：

 

玩世不恭者者如冯仑认为，民企的出路，不是嫁给洋人做小妾，就是嫁给国企做二奶，表面忠诚者如梁稳根，直欲把企业献给党，王石也一样，其之所以始终坚持国有企业作为大股东，其实也就是对体制的顺应，并由此确立自己的利益地位。王石、冯仑、梁稳根……的选择并不难理解，在自由化知识分子还是幻想企业家们作为宪政推动力量的时候，绝大多数企业家们已经悄然缴纳了体制同路人的投名状，不得不说，相比空想知识分子，企业家们对于体制有着更深的洞察，对于自身的利益根基也有着更为准确的认知。

 

迁延至今，再认为王石及其企业家伙伴是什么宪政转型的推动者，基本就是在讲笑话了，且不说柳传志早就直言，企业家不应过问政治，即使是在那些与企业家密切相关的领域里，基本上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只要涉及到自身的切身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会跳将出来，摆出公众期待的姿势，更引来一干话语人士，或帮腔、或消费、或借势，这样的话语争论，尽管标举着情怀、价值、方向等大词，实际不过是图利自身的工具，并不值得认真对待，这些话语的泡沫，连同那些长期附丽于王石以及其企业家伙伴之上的种种幻觉，还是尽早消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