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 政治评论专栏作者，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中国今日问题的症结是应该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分权，解决权力专断和政治合法性的再造，而不是一个是否需要分裂的问题.分权与否及结果的好坏才能决定中国是否需要或可能分裂。
文学界最近的两件大事是作家莫言和廖亦武分别获得重要国际奖项，由此引发诸多议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莫言有否资格获诺奖，二是有关廖亦武在德国的获奖演讲辞中声称“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两个问题都很複杂，前者牵涉文学和政治、作家与权力、诺奖评审等诸多一向争论不断的问题，不独中国特有，容他日再议；后者则是一个关系中国未来国家体制，一个从近代以来就不时或隐或显讨论的问题，即便不属中国独有，也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文学是对人性以及一个时代的见证.就这点来讲，在中国如此犬儒、虚骄的时代，像个点破皇帝新衣神话的孩子，廖亦武以底层人物的血与泪，真实地在这个“千年盛世”的画面上戳出一个大洞，现出那后面所掩饰的残酷。以此，廖亦武拯救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声誉，其作品也因此会被人永远记起，值得致以深深的敬意。
他的演讲辞，敍述是真实的，所表达的情感和思考也是诚挚的，但，其观点却值得讨论。以他所认为通过中国的分裂来达到“母亲不再无辜地失去儿童，
人们不再流离失所，中国不再输出灾难和垃圾，有人守护墓园，人类和平得以保证“的目的来看，能做到，当然是一条思路。但历史上也充满反证；就现实来看，是否会事与愿违，令后果更加严重也未可知。
虽然苏联的解体大体和平，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家之平稳更让人称道，但我们不能就此推论国家分裂都会平和地进行，即便不提南斯拉夫的战火以及历史上绝大部分国家解体所相伴的战乱与血泪，不能忽略的是造成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解过程相对平和的特殊背景：这是靠斯大林淫威或国际强权短暂统合的土地，没有悠久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分离有其自然的逻辑，且有俄罗斯这种主体大国和哈维尔这种道德权威以利过程顺利。显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与此无法类比。
历史上的统一，并不仅是帝王们的权力欲所造就，也常有民意的支持，有一种深厚的理性。当征战不已，“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淒惨之时，统一便与和平划一，成为民众的希望；而至专制腐败至极，人们产生挣脱此国，另起炉灶单过的愿望也很自然。在这大转折时代，需要我们的冷静、谨慎与远见。
可以想见，廖先生的这种看法，相当程度上像他的文学一样有个体的亲历与体验之支持：在中国漂荡的岁月所受的那种无所不在的监视、骚扰与迫害，在逃亡异国路途上所感到的恐惧和心理震荡.此外，老庄的自在和逍遥，对西方和中国历史的某些看法，或都影响他做如此的判断，可以理解。
但事实上，国土的大小与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土地的广袤也不就等於帝国的形态.小国的专制者不会因人们相互面熟而不残酷对待国民，民主大国的政治家也不能因与公民彼此陌生而侵害人命。红色高棉的柬埔寨是小国，但人民并未因此而免於涂炭；印度、加拿大国土广阔，前者人口尤众，却未被称为帝国。至於美国被不少人批评为“帝国”，也只涉及国际事务，却并没用权力来杀戮自己的孩子。
近代以来，许多统一与独立的运动都曾是自由思想的产儿。独立与分裂并不一定会造成民主和自由；统一也绝不只是专制者的特徵和手段。难道世界上争取独立（分裂）的革命家成为独裁者、统治之残酷远甚前朝的例证还少？而当19世纪意大利那些志士为统一奋斗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质疑他们政治上的必要和道德上的正当性吗？
此外，文化上的兴衰与统一与否并不拥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今日世界上某些区域多国林立，文化上却未见到有什么突破。未统一前，德国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文化人物，统一后却也没少涌见；至於二战期间德国那些文化巨擘要流亡异国，是体制问题，其中许多人从统一的专制德国流亡到一个更大的统一国家美利坚去。显然，统一与否只是问题的一面，不是问题的全部或关键，不必然决定文化的兴衰。决定文化兴衰的关键是自由，是多样性。这只在某种条件下才可能与多元国度的存在有关，不可一概而论。
以欧洲的历史来看，罗马帝国崩解后，经过漫长的演变，西方人找到一种介於城邦和帝国之间的政治形式：这就是今天世界上通行的“民族国家”。但分裂的欧洲给各自人民乃至世界带来的灾难也有目共睹。鉴於此，恰在民族国家诞生地欧洲，从19世纪就有维克多。雨果这种文学巨人梦想欧洲的统一，虽遭遇困难，今日欧洲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趋势依然强劲。
再把眼光放远，在笔者看来，世界上存在两种深刻的巨流：一是全球化，二是无处不在的个体与群体的认同强化。由此，整合的趋势在发展，离心分化的趋向也甚显着。如何处理这两种趋势间的紧张，创立新的制度平衡形式，这是关系到许多国家的兴衰以及人类未来的的问题.以笔者之见，中国今日问题的症结是应该分权，纵向和横向的分权，解决权力专断和政治合法性的再造，而不是一个是否需要分裂的问题.分权与否及结果的好坏才是决定中国是否需要或可能分裂，中国人是否还有可能再经历一场灾难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