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会场。左起：贺光辉（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薄一波前秘书）、鲍彤（时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总理办公室主任）、陈一咨（时任体改所所长）、顾云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官员）、吴国光。
《明镜月刊》记者 陈小平
【吴国光，现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科学系和历史系双系教授，并出任该校中国与亚太关系研究讲座教授。
2015年9月，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吴国光新作—— 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中共党代会：权力、合法性与制度操纵》）一书。
此书以研究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实证基础，提出了理解权威主义政治合法性建构的独特理论。在实证层面，则详细剖析了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运作，包括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讨论党的路线和章程等，具有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深入、严谨的分析。在理论层面，此书聚焦“制度矛盾”（institutional inconsistency），强调“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和“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s）之间的交叉作用，提出了“双重背景”（mutual contextualization）的新方法论，创新了关於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及其建构的理论，揭示了权威主义如何通过“制度操纵”（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达成在政治精英之中的合法性幻象（hypocrisy）。
2015年12月2日，《明镜月刊》围绕该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对吴国光进行了专访。】
不按要求做，後果很严重
《明镜月刊》：我们谈论政治体制改革希望不大时，就想到了党内民主。如果是为了解决制度不对称，或者是制度上的矛盾，以及解决中共党代会对制度的这种政治操纵和玩弄，党内民主究竟能不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如果有作用的话，它能发挥多大程度的作用？
吴国光：我在书中重点研究了操控选举的手法，这是非常细致和复杂的。尤其是提名、预选过程，可以细致到在什麽规模上投票。十三大以来，中央委员会委员选举，只是在预选中实行差额，而这个实行差额选举的预选并不是全体代表坐在一起开大会投票，而是分成各个代表团，在代表团内部投票。一直要到最後的正式选举，也就是等额选举的阶段，全体代表才有机会坐在一起来投票。这里面有什麽“猫腻”呢？
大会是几千名代表一起投票，代表团的规模则小得多，一般也就是几十个人。设想上海代表团70个人坐在一起投票，即使这70张票都反对某个候选人，第一，如果仅仅是这一个代表团这麽干，这个人也不会落选；第二，即使此人落选，这也只是预选。预选之後有一个所谓“做工作”的阶段，就是上面有针对性地说服一些代表，为在预选中得票不理想、但中央已经提名了的候选人争取选票。如果预选是大会投票，当时公布了结果，这个工作就不那麽好做了。而且，几千人投票，并不一定很快搞清楚谁投了这个人的反对票。不同的代表团各自投票，中央马上就可以从这种预选中知道是那个代表团出了问题，就会对症下药地来“做工作”。我在书中用了不少篇幅来研究这个问题。
那麽，十三大也是这套设计，为甚麽邓力群还是落选了呢？第一，那个时候的代表都自主性比较高，这与整个80年代的自由宽松的氛围有关，大家刚从“文革”和毛的那套东西中解放出来，干部、党员、政治精英本身也有一种追求自主的倾向，所有，他们敢这麽投票。再一个呢，最後这个选举结果还是要汇报到邓小平那里，要不要重选，要不要“做工作”，要听邓小平的意见。最後是邓小平说话了：“尊重代表的意志。”如果当时邓小平说“这不行呀，还是要说服代表顾大局把他选进来呀”，则又会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还有一个因素是代表团本身的运作的因素。各地代表团的团长，都是各地的省委书记。中央一个命令下来，说代表团团长“守土有责！”你这个代表团在选举中要把中央交给你的任务完成。然後会一层一层压下去，不许捅篓子。这个代表团里的代表们，平时就是省委书记的部下呀，敢不听话啊？我有一个统计，局级以上的干部在党代表当中，总数总是占了70%以上。这些人都知道，如果不按要求做，後果很严重，自己的政治生涯还要不要？80年代时这个问题没有这麽严重，没有说过“守土有责”。
(《政治体制越落後，权力剧场党代会越隆重》连载10，《明镜月刊》7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