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中国知名的历史政论杂志《炎黄春秋》在习近平时代屡遭打击，惨淡经营。这个星期，这种整肃达到高潮：当局全面撤换《炎黄春秋》副社长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和总编杜导正等全部领导层，并派人占领编辑部，修改网站密码。《炎黄春秋》原班人马停刊抗命，并诉诸法律。分析人士认为，当局的举措等于是对该杂志宣判死刑，也意味着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声音全面消失。聘用大批中共老干部为顾问，曾经被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称赞“办得不错”的《炎黄春秋》停刊，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和党内开明的声音彻底决裂？作为中国硕果仅存的自由派言论阵地，《炎黄春秋》为何让习近平当局和毛左派非要“除之而后快”？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高文谦表示，当局拿《炎黄春秋》开刀，出面的虽然是文化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但始作俑者是习近平，是贯彻落实习提出的“党媒姓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用红色占领思想舆论阵地的具体部署，不仅党媒要姓党，历史也要姓党。《炎黄春秋》最大的历史作用，在于解构中共“伟光正”的历史，希望中共高层以史为鉴，汲取历史教训，推动政治改革，使国家走上长治久安。尽管《炎黄春秋》是救党派，注意拿捏分寸，但他们解构共产党“伟光正”的历史，要求中共改弦更张，却触犯了大忌而为当局所不容，凸显习近平当局冥顽不化，拒绝任何改变，决意维护一党天下，一条道走到黑，即便是善意的规劝也不行。
高文谦说，习近平上台之初，曾刻意拉拢收编红二代左中右各派，使之成为支持他执政的基本盘。但习近平上台三年的所作所为，使红二代相当一部分人失望，纷纷离他而去，还有公开叫板的，如任志强、马晓力。习近平是武大郎开店，不能团结人，特别是在能力辈份比他高的，军中反腐利用完刘源后把他踢出局，就是一例。
程晓农表示，《炎黄春秋》过去20年来越办越好，它关于中国现代史和苏联体制的很多文章都广为流传，成为国人了解国史真相的重要窗口。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窗口陆续被封闭，《炎黄春秋》几乎成了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发声和阅读的唯一纸板刊物，其社会影响力达到了该杂志的最高峰，《炎黄春秋》本身也成了思想界最后的一面旗帜。中共这个体制的意识形态控制建立在“舆论一律”基础上，任何独立的声音都让它不自在，因此中宣部对《炎黄春秋》的控制也逐渐收紧，最后让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行接管。《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本人一直住院，他一开始不想走法律诉讼程序，希望通过协商途径保存杂志，但也十分绝望；两天前他说了这样的话：“我很无奈！我很痛苦！希望大家（顾问、编委会、社委会、同仁们）团结起来，丢掉幻想，为炎黄春秋的荣誉，冲破网络严密封锁，广泛传播真相和我们的声音，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炎黄春秋》的旗帜被推倒了，但它的精神永在。
程晓农说，最近两年来，许多希望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仍然在谈改革，但是，这样的民间改革派思维已经无法影响决策过程和决策层。在决策层面，“改革”已经成了巩固现存体制的口号和手段。中共领导层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危机意识空前强烈，一切政策都服从于确保政权。《炎黄春秋》的命运凸显出经济危机当头之时政治控制高居首位的基本统治策略。
王康表示，任何国家意识形态都十分危险，不仅钳制思想，而且引向独裁和扩张。习近平上台后最强硬的举措不是反腐肃贪，而是强化意识形态。《炎黄春秋》杂志是党内开明派最后的文字阵地，杜导正是最后的有良知的党内人士，他公开抗命，不仅显示了“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气节，也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习近平走到今天，把杜导正，李锐这样的体制内老党员都“逼上梁山”，说出对体制绝望的话，表明抗争到底的决心，这其中象征意义非常重大，表明中国的体制走不下去了。如果《炎黄春秋》和杜导正本人就此销声匿迹，当局将更全面彻底地封锁一切言论空间，如果中国知识界群起声援《炎黄春秋》杂志和杜导正先生，北京将面临一次道义和精神的公开对抗。
陈破空表示，当权者封杀《炎黄春秋》，因为他们不是炎黄子孙，而是马列子孙。要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收紧，回归马列原教旨主义。《炎黄春秋》走到绝境，与党内气氛有关。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为了巩固权位，都从极左思潮中寻找权力资源，以表白：“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党，为了党的既得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内兴起左倾比赛，谁越左，谁就越有话语权。到了习近平这一代，这一表白，或者说“挣表现”，更加成风，左倾比赛达到白热化程度。于是，习近平的政敌将计就计，既然你左，我就更左，谁也不落人后。高层中，只要有人提出，既然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又怎能允许《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存在？这句话出口，没有人敢反对，因为“政治正确”。所以，整肃《炎黄春秋》，也很可能涉及党内权力斗争。否则，无法理解，习家（习仲勋、习近平两代）与胡家（胡耀邦、胡德华两代）向来交好，何以说翻脸就翻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