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让香港引以为豪的警队、廉政公署、司法，在梁振英治下正沦为政治打压的工具。英国《经济学人》、美国《华尔街日报》昨日分别发表评论，警告公众对警队信任度下滑是不祥之兆，而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如被送进监狱，将成香港首批政治犯。英美权威媒体的评论，无疑是对中共和梁振英的当头棒喝，但要敲醒沉迷于权力、又没有制度制衡的中共和梁振英，需要更多国际社会的领袖、媒体发声。
忧香港进入非和平抗争时代
《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各有侧重点，但并非针对单一的警队民望或公民广场事件，而是都提及廉署一姐李宝兰辞职、铜锣湾书店五子被失踪等事件。 《经济学人》指，连串事件令香港市民怀疑中共的手正伸向香港，干预香港事务。这种不安感，将培育更多年轻人更有准备地对抗警队，并成为中国强烈谴责的「分离主义者」。 《华尔街日报》同样警告，双学三子如被送进监狱，这可能预示着一个民主抗争将不再和平的新时代。
其实，对中共伸手干预香港事务，香港市民早已不是怀疑，而是目睹耳闻、身受其害。无论是2017年特首普选，还是连接中港两地的大型基建，还不是中共一声令下，梁振英和亲共政党政客就落力执行？在反港独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还不是张晓明说一，梁振英和林郑月娥就不敢说二？
至于英美两大报刊警告香港将出现分离主义者、非和平抗争，这当然是港人不愿看到的。问题在于，中共和梁振英一面高调反对分离主义、反对非和平抗争，另一面就漠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原则，漠视市民的和平请愿，漠视议会的「和理非非」，结果刺激本土呼声高涨，甚至港独意识蔓延，梁振英也被讥为「港独之父」。
香港市民虽然对梁振英以打击港独为名实施连任工程有所警觉，但对梁振英把中共以法治国的理念、机制引进香港就未有足够的警惕和坚决的反对。中共将法律定义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和统治工具，各级党委的政法委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指挥公（公安）检（检察院）法（法院）的权力。
香港政法委隐约形成运作
从警队和廉署的表现、律政司的选择性检控来看，香港政法委已隐隐约约地形成并在运作。连本应保持政治中立的选举管理委员会，也突然加推反港独确认书，并声称违反声明承诺的参选人将负刑责。这显然是中共以法治港的又一措施，也是2011年中共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中封杀独立候选人的翻版。当时，北京、江西、贵州等省市有作家、学者、律师等准备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并非主张地方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声称，中国只有经协商后得以提名的正式候选人，没有所谓独立候选人，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
由此观之，梁天琦成为第一个因主张港独被选举主任问话的参选人，并不令人意外。对于舆论质疑选管会的反港独确认书没有法律依据，有亲中媒体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释法的方式填补这个漏洞。对中共和梁振英来说，《基本法》早已成为垃圾桶，什么特首要爱国，什么立法会议员不能主张港独，什么《国家安全法》可纳入附件，还有什么不能往《基本法》这个桶里丢的？
《经济学人》关注香港新增立法会参选确认书是中共干预香港事务的事例之一，而这些事例将增加如旺角冲突等动荡事件发生的机会。如此严厉的警告，恐怕还是不能敲醒中共和梁振英，相反，梁振英还可能自鸣得意，如果有参选人因未签署确认书被取消参选资格，进而引爆抗争与冲突，不正是中了梁振英的下怀吗？确认书引爆的纷争与抗争，真的会取代弃梁或保梁，成为立法会选战的焦点吗？事态正往令人更不安的方向发展，港人要警觉，也要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更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