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黄燕明

“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2008年10月11日下午2：30，民主墙“三十周年” 餐聚会在贵阳花溪假日山庄举行。在会上，陈西、徐国庆、黄燕明、王玉文、杜和平、莫建刚、廖双元、吴玉琴、曾宁、张重发、陈德富、洛桑、张明珍分别以民间角度指出中国政治改革的不足，回忆和叙说了民主墙人士推动中国经济、文化、农业向前发展及打开国门所付出的巨大贡献。

陈西：三十年前，为打破思想、言论上的控制，启蒙勇士在中国掀起了“民主墙”运动。为了自由之故，为了免除下一代不再遭受独裁集团“无人性”的统治，我们要以启蒙人为榜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争取人权的网络民主运动中去。从当年的“墙头”抗争到现今的互联网“民主墙”抗争，借助于高科技，一切专制独裁政权都将被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民众大潮流所彻底捣碎。尽管中国大陆的强权者比世界其它地方的邪恶势力更强大；尽管中国大陆的官吏比世界其它地方的官吏更贪得无厌；尽管我们的人权抗争遭到了比世界其它地方更加凶狠的压制。独裁者过去没有压制住过追求自由民主的先行者们，今天同样也压制不住这股民间潮流。

徐国庆：启蒙社在贵阳成立的时候，我每天都要跑到紫林庵去看他们贴出的大字报。民主墙的确在思想上冲击了顽固专制的堡垒，由此也逼迫统治者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民主墙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贡献的人，国家是不会忘记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历史更不会忘记！！今天，在贵州这块土地上，还有着这么一批承前启后的民间声音和力量，我感到非常的高兴！这么多年来，大家执着于扩展民主、人权的精神使我感动！为此，我提一点意见，民运人士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地在思想上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如果大家不提高整体素质，就会象水中行舟一样不进则退，别人会认为这些人是乌合之众。

黄燕明：在讨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热潮中，一些学者的眼光和触角没有投注到民间，只是一味地数说华国锋如何去除四人帮？一味地歌颂所谓的总设计师如何改革开放？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是由民主墙这批人拉开的！正是因为有了贵阳的黄翔、方家华、莫建刚……，北京魏京生、徐文立、刘青、任畹町及各省市贤德人士的站出来，这才有了邓小平、陈云的（被迫）改革开放；正是有了民主墙这一批人“自下而上”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体制内开明人士“自上而下” 的推动，这才有了电脑、数字等现代物质生活的享受。如果没有敢于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的这批贤德之士，中国还可能处在顽固派的封闭统治之中，也就向今天的“北朝鲜”和“古巴”一样。

王玉文：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讨论中，中国民众的话语已经被剥夺干净，从而导致统治者的“话语霸权”！ 从古至今，当权者就是通过操控“话语权”抹杀民间力量所作出的贡献。例如：土地承包并不是邓小平指导搞起来的，而是小岗村农民大着胆子，按了‘血手印’之后干起来的！邓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投机主义者，政治上的专制独裁者！他没有任何进步的政治思想，什么都学不好，马列主义学不好、资本主义也学不好？ 也就那么一句“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之类的东西。民主墙三十周年的纪念意义就在于它冲破专政政权对人们思想、言论的钳制，吹响了当代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号角。今天，我们需要抛弃官方的那一套宣传说教，形成独立的民间话语系统。

杜和平：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宣传年。今天，我们以聚餐方式纪念民主墙诞生三十周年。说实在的，民主墙这群人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它们作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在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之中，贵阳的勇士们能够走在全国前例，率先在北京、贵阳两地点燃自由、民主、人权之火炬！作为贵州人，我是感到非常自豪的。启蒙社成员在贵阳贴大字报的时候，我没有参与进去，只是众多读者中的一个。受他们的影响，我这个“旁观者”也投身了中国的民主运动。投身民运之后，虽然我受到了多次的政治迫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监狱不仅没有使我退却，反而磨砺了我的意志，更加坚定了我所走的民主、人权之路。

莫建刚：三十年前，我才二十七岁，今年已经是五十七岁的人啦！在毛泽东这个大暴君死后的第二年！我、黄翔、方家华、李家华感觉到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大变革时期。多次酝酿之后，大家决定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贴“大字报”。当时，从贵阳到北京的火车票是很贵的，每个人的路费大概是三十多块人民币吧。那时，中国刚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国家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我是二级工，每月有四十多元的工资，其它人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为了能到北京，我拿出了所有的积蓄“一百块钱”交给黄翔，又把单车、手表卖得的二百多元钱揣在身上，于是，大家开始了北上之行。在朗读黄翔的“火神交响诗”之后，我们把“大字报”贴了出去，一时间，北京为之轰动！为了纪念这次活动，大家特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照了一张照片。回到贵阳后，我们又在紫林庵的墙壁上贴出了大字报，更是引起了山城贵阳的震动。第二次进京的时候，方家华提出了“启蒙社”这个名字。经过讨论，大家决定采用“启蒙社”之名。由此，我们又再次在北京贴出了“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的两条政治标语，同时也正式打出了启蒙社名字。一个月后，北京西单和全国各地的“民主墙”开始相继出现。第三次进京时，是我与梁福庆还有两位朋友一起去的。大字报的内容是：“致卡特总统的一封信”、“论人权”。

张明珍：启蒙社成立三十周年，我感到高兴！感到自豪！今天，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只是由衷地向自由、民主、人权的先行者们致敬，向你们学习！我参加这场民主运动晚了，以后，我会以你们为榜样，争取中国早日实现宪政。

廖双元说：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三十年前，黄翔、方家华、莫建刚、李家华冒着极大的风险在北京贴出了要求改革的政治诗歌，就此点燃了中国民众追求自由、人权、民主的火炬，也开启了一个争取自由的“民主墙”时代。今天，我很高兴，这既是民主墙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也是我与吴玉琴结婚二十三年。作为当年参加启蒙社的那一代人，我希望继往开来的年青人高举着民主、人权这面大旗，更加努力地、积极地推动贵州民主运动向前发展，争取法治宪政早日在中国实现。

杨衡云：可以看得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民间力量作出了巨大牺牲。我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与发展与否，重在民运人士努力地去扩展，更需要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如果这去做，就会加速民主进步的步伐。以后，我会把我更多的朋友请进来，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出一份力。

小潘：启蒙社成员在贵阳贴大字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初中生。确实，他们的文章写得好，说到了民众的心坎上了，我是每天都要去看他们贴的政论文章。三十年来，既得利益集团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把国家财富变成个人财富，使得大部分人都很穷，这确实是与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相违背的。

德富：说实在的，民主墙这批人真诚地表达了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行使了自己的言论权。这些人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而独裁者把它们投入监狱，可以说，这是对良知人士的政治迫害和对国家的犯罪！我认为，官方的改革从一九八九年胡、赵倒台之后就已经结束了！余下的时间是一个瓜分国家财富的二十年，根本谈不上什么改革不改革！！

张重发：民主墙就象一道闪电划破了文革之后的漆黑长夜，逼迫统治者打开国门并进行了改革。官方高调政治宣传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低着调子纪念“民主墙”，你宣传你的，我说我们心中想说的。民主墙的进步意义就在于逼迫统治者按照民意进行了开放改革，使得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起死回生。如果没有这批人勇敢地站出来说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繁荣；以此来说，民主墙人士于国于民是有功劳的，将来历史会肯定他们所作出的奉献。

曾宁：民主墙的出现，在中国有着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年，由于没有真正按照“民意”进行政改，从而使得官员腐败、贫富两级分化严重，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及各种群体事件是愈演愈烈！可以说，三十年改革已变成既得利益集团侵吞人民财富的一个借口，也与民众的改革诉求多少有些偏离了，所有这些，都是日后难以解决的大问题。

吴玉琴：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黄翔、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中共《人民日报社》大门口贴出了轰动中国及整个世界的大字报。他们公开成立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个民间组织“启蒙社”，之后，又发表了事关人权“致卡特总统”的一封信。正是当年这群来自高原上的小人物，在当代中国拉开了“自由民主运动”的序幕，使得“民主墙”成为百姓抒发思想、大胆言论的精神园地。尽管他们都受到当局不同程度的压制和迫害，但这种敢于挑战“一党专制”！绝不做奴仆的行动激励了更多后来人前赴后继。可以说，在中国自由民主运动史上，这群人永远是独领风骚的！

2008-10-28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