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化的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网络图片）
引言：经济跌落打击「以腐败换团结」策略
民主政治的失败暨资本主义可能自我丧亡，对中国模式或曰北京共识无疑是最好的支持。对于模式暨共识的鼓吹者们来说，一个「意外」打破了梦想，是为发生在二〇一四年下半年的香港「雨伞革命」。当然，打破梦想的因素还有许多，诸如中共的群众路线与自赋精英化之内在矛盾等，但是，毫无疑问：如此强大的而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压制性统治无法解决弹丸之地的治理难题，是个巨大讽刺，也是中国模式暨北京共识失败的最大证明，就不用说「雨伞革命」是否将引发中国大陆的颜色革命了！而「雨伞革命」之前的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美式民主不比中国政治模式优越」近乎一个辩证意义上的真理，尽管辩证法在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已经负面化。
在另一端，人们也能看得到抬高中国政治模式的论者并未否定中国民主转型的可能，即云：「如果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对经济发展和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中国领导人就准备这样做，就像他们在过去十年所做的那样。」【注一】然而，这样的说法在当时不是自留退步就是毫无前瞻能力，因为经历香港「雨伞革命」之后，中共国家的政治战略核心迅速转变为「反对外部势力在别国进行政权更迭」【注二】，且此主张与俄罗斯的「反对依据个别国家国内法律标准实施单边制裁」【注三】形成呼应性战略追求。在中国大陆，更具体的做法则是对有国外背景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立法（征求意见）钳制，它也引起了后者的强烈反弹，以致四十多个美国商业和专业团体签署了一封致中国最高立法机构所属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信件，声称「如果不做重大修改，将对美中关系的未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注四】。
一些更狡猾的论者，在基于自己商业身份而吹捧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声称中国的成功是中国政界与商界领袖自己的说法，「他们说他们的成功证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优于西主方模式」【注五】。无论如何，这种策略性的利益性表达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发出，发言者并未预料到中国经济增长会在稍后的几年出现残酷的跌落。还有，该类狡猾的论点也是对二十一世纪头一个十年里吹捧中共适应能力观点的附和，其如「对国家权力的独裁使用受到更多限制，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社会有了更多行动空间」【注六】。最明显吹捧中共适应能力的国际观察家是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的记者理查德·麦格雷戈，他认为：「在每次灾难之后，中共都站起来重整盔甲并加强它的势力。不知怎地，它经受住了批评家的指责，从智力或行动上超越他们，或简单地宣布他们的行动为非法，从而让在无数次危机关头预言其消亡的专家窘迫无措。」【注七】包括麦格雷戈在内的所有此类主张者均忽视或曰故意隐去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共国家的经济成就与它表面上治理的适应性是依靠「以腐败换团结」的策略而取得的，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出现的经济增长的残酷跌落粉碎了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一样，习近平政权为了清理「以腐败换团结」以往策略带来的巨大政治负资产，其逻辑后果是粉碎了中共适应能力非同寻常之论。至少来说，为了政治生存就不能再适应腐败。新的论者们仍可以把反腐新政视为中共适应能力的最新表现，但「无数次危机关头预言」于今不再是泛泛的情绪而论，已经导致了美国智库机构反省——如何应对中国崩溃后果，如同二〇〇三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国家情报委员会出版了对后萨达姆时代政治前景的评估」【注八】。该评估准确地预测了后萨达姆时代的教派冲突和国内分岐的爆发【注九】。
一、未尽的信仰话题
无数次未能实现的预言不可能改变现实，但一次现实的改变足以为此前落空的预言挽回荣誉。中共国家反腐新政确有重拾百姓信任的功能，但它所揭出的过往统治的黑暗事实，其社会后果一点不比前苏联改革时期的公开性政策要差。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的对前苏联崩溃的反省结论当中就有指向公开性政策的。如有驻前苏联的资深记者写道：「在戈尔巴乔夫的『无条件民主化』、『无限制公开性』、『意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以及『宣传报道无禁区』的思想指导下，各种反社会主义、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列主义的言论充斥苏联报刊杂志。对媒本的绝对放纵必然导致舆论失控。最后，戈尔巴乔夫自己也在他所倡导的民主化与公开性浪潮中失去了方向。」【注十】对前苏联公开性政策的评价固然可有各种观点，但公开性背后的宗教伦理在前苏联却是容不得视而不见的。按照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苏共是人民的仆人，人民是苏共当然也是国家的主人，如果仆人可以对主人进行隐瞒且此种行为常态化暨合法化，苏共作为一个新宗教体系就是失败的。更进一步地说，在列宁将苏共新宗教政治实践化之时也说过「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注十一】之类的道德信条。
至于从苏共而中共的政治腐败、经济腐败、文化反动、社会反义，本质上也是对自身教义背叛的结果。在个别且重大的事例上，腐败行为也是导致民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尽管各少数民族要在苏共新宗教体系当中名义性地放弃他们原来的宗教，但由他们传统宗教信条而世俗化的生活原则仍存于个体心中。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高级官员可以在诸多个人行为方面受到同族原谅，但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送给勃烈日涅夫一座纯金制作的半身像那样的行为【注十二】肯定是对本民族人民的感情伤害。更坏的情况是，少数民族官员也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本民族的特权阶层，以致少数民族地区的腐败程度又远高于主体民族。比如说，在格鲁吉亚不但下级机关依例要向上级机关交纳「月贡」，而且如果有人没能凑够这笔「贡金」，那么，就有人「借钱给他，以表同情」【注十三】。
关于苏共意识形态体系是一个新宗教系统在研究系列的第三部分（「从基督教共产主义到国家恐怖主义」之论）已有涉及，但进一步认识此一败亡但仍有衣钵继承者的新宗教仍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新宗教的压迫导致整个社会陷入虚伪，就算是认清其本质的精英分子也不得不隐匿真实思想。其如著名眼科专家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说：「从一九一七年开始，在俄罗斯就建立了一个邪恶帝国，而列宁则是这个帝国的精神化身，列宁的头像被到处摆放、悬挂、绘画、印压和雕塑。国内则形成了一种新宗教，该宗教规范了人际关系的三个基本准则：对上级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对同级憎恶猜忌；对下级命令施压。只有做到这三点才可以苟延残喘地活着。人们为偶像修建了一座陵墓，崇拜者们不断前来瞻仰，并发誓永远遵循反人类训诫。同时成立许多进行崇拜领袖仪式的机构，被称为区党委，各个城市还有市党委。人们放弃了劳动与休息，终日被迫为领袖及其学说祈祷，这就是所谓的『开会』。」【注十四】此为一个人的三十四年政治感受之总结，因为这段发表在一九九一年「八·一九事件」之后个人言论，其发言者不仅是那个社会的技术权威，更是有三十四年党龄的苏共党员。此中不免暴露发言者的个人道德缺憾，如为了生存以及活得更好而加入苏共，但是，那种个人必选的道德缺憾几乎是那个社会的常态。它也并非只开始于费奥多罗夫加入苏共的一九五七年，早在苏联出现初期就是一种个体苟延残喘的路径了。也许没有比身为苏共官员的艺术家与西方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同行见面时，中间人巧妙的介绍更能说明问题：中间人向后者说前者是位出色的艺术家，「只是为了能在苏联继续自己的事业而不被官方打扰才成为党员的」【注十五】。这样的真实细节发生在斯大林疯狂的大清洗已经开始的年代，这里的中间人是普寓居法国的苏联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谢尔盖·普罗柯菲耶夫，前者是奥地利著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之兄保罗（一个不算成功的独臂钢琴家），后者则是苏联教育启蒙部下属的戏剧部官员、著名导演和演员弗塞沃罗德·梅耶荷德。很快（一九三八年），梅耶荷德在莫斯科的剧场被关闭，妻子茨奈塔被谋杀，他本人也死于大清洗运动（在狱中被枪杀）。至今还没有史料披露梅耶荷德被清洗是否与他经中间人向西方同行的政治表白有关，但如同那以后有暴发怨怒机会的费奥多罗夫一样，他并不本心地信奉列宁主义新宗教。
一个社会的真正精英分子并不心悦诚服地接纳他们所处社会的主流宗教，或许是那个社会尚有心灵自由的表现，或许也是那个社会将要发生剧变的征兆，但有一点可以判断清楚：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实现世上天国的理想，而不管这样的社会以什么样的说辞来解释它自己版本的世上天国。所有宗教，在作为现世生活着的人们免费精神消费品的同时，它们必然是版本不同而指向惟一的世上天国；所有的政治制度，不管它与形式标准的宗教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包括全面否定与镇压在内），它们之间的较量也只有一个检验标准——谁更有可能建立成世上天国，一如本书〈前言〉所指出：「质而论之，冷战时期的美苏角力也是最终谁能将天国建在世上的问题。或者说，谁建立了人们认可的天国，谁就取得了道德的终级胜利」。在更一般的国际政治现实中以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密不可分的情势下，世上天国的理想不会明显出现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表达中，甚至政治学术也不涉及它，但它的不同形式存在是不容否认的，更是值得研究的。在美国，基于基督教理想的「山巅之城」不用说了，而其在冷战中的国家形象理论研究与现实设计则是世上天国的转换形式，或者说冷战本身作为世上天国实现可能的竞争悄然转化为国家形象竞争。彼时，研究美苏形象的国际对比得出非常有用的结论，「对一个国家的形象认知与评价必然会同时影响本国及对象国的外交政策的制订」【注十六】。
时至今日，国家形象仍然是美国国际政治的一大选项，因此是否继续负担全球秩序责任也是其国内政治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中共国家，它在软实力层面上争取好的国际形象的努力自不待言，而在内部政治上，更是努力维持一个实际崩塌的宗教体系。比如说，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是中共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与民间自由主义争论的一大焦点且这一争论还是持续，而其中的道理则是：毛作为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宗教的圣徒其历史地位与个人伦理价值若被否定，则意味着其所在的宗教体系的失败。因此，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前期，被中共国家意识形态提前赋予「中兴之主」的习近平使用其「教皇」权威，确认毛的思想「律法」地位，其内容则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注十七】。其中「群众路线」最具宗教实践意义，相当于传统基督教当中的普世传播理想【注十八】，并且习将此进一步宗教化而将「人民」抬到「先知」地位。其曰：「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注十九】习的宗教精神是因于世上天国理想的，尽管习不曾使用「世上天国」这一词汇。其世上天国理想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中国梦到世界梦」。它未正式对全世界宣布为一项秩序准则，也未直接表明它是美国「山巅之城」的替代品，但它宣示给拉美小国与弱国（特立达尼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时则表明了一种普世传播理想，即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而且造福世界人民」【注二十】。
不管世上天国或曰天国理想在什么程度上表现为世俗政治理想，它的宗教色彩是无从消去的。换言之，神的历史会与人的历史相始终。之于神的历史，世上天国不仅存在于基督教当中，也存在于非基督教当中，其如古老的伊朗前伊斯兰传统中就有天国的想象，「可见的天空和无法以肉眼见到的天国天空」【注二十一】。在以后的伊斯兰教传播于伊朗之时，这种文化上的天国成为伊朗伊斯兰宗教哲学的重要因素，在先知精神领域与宗教领袖们构建的理想境界形成的两重天国之外，有最现实的或曰「最接近物质世界的领域」【注二十二】。在泛神论的世界里，天国理想则更为现实，任何一种关乎现实世界之美的感受稍有升华，神的观念或曰之于个人而应有的神性理解就会出现在个体思维当中。因此，不仅世上天国已经可能，它也存在多种版本。泰戈尔是泛神论者，他对作为人的自然经历的清晨与作为人与神的历史交集符号的上帝之联系，是非常有趣的案例。在诗中，他说：「His own morning are new surprises to God。」【注二十三】。至于上帝如何感受他自己创造出来且已经恒久习之的清晨何以被泰戈尔「窥知」，我想不必大费周章地从宗教哲学家角度阐释，应当关注的是：泰戈尔代表上帝表达后者的感受并非僭越，在神学意义上，它可以理解为神启。因于这点，泛神论给予神的历史新阶段一个很好的世上天国精神创新的机会，以致人人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上帝」，如同莫伊塞斯·纳伊姆在互联网时代声称神有九十亿个名字【注二十四】那样。更为重要的是纳伊姆在认识到人人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上帝」时对单位极小（人数亦少）的分散教会颇为赞赏，这意味着教派的更加细分及创新与国家的分化、微型化将是二十一世纪的大趋势。
二、封堵上帝之口的烂泥巴
在神与人共的历史上，不存在统一宗教，也不会存在一个完全的一元神宗，尽管「唯一神」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最理想境界。如此之论不是一个神学话题发现与设置，而是最简单的逻辑问题，「如果是（唯一神），那么，作为神的代理人的圣徒的地位就是不合法的，这也是路德与教权冲突的根本要点。没有路德与教权叫板，也就不会有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注二十五】如果将此逻辑问题引致神学思辨层面，那么，上帝「后续发言」问题则是对整个上帝教系统的最大拷问，同时也是非上帝教系统的难题。这个拷问或者难题源自「《圣经》上的那些话以后，衪就再也不说话了吗？或者人类一把烂泥巴就糊住了上帝的嘴巴？如果不是，上帝在《圣经》之后又说了些什么，这些说辞谁来传给世人呢？」【注二十六】卡尔·马克思显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在仿照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原理创立自己的学说时，否定了上帝教系统而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无神论宗教。在无神论宗教里，上帝或是不允许被提起，或者解释上帝的资格须经他们那个教门的政治权力批准，其如中国三自教会是以自传、自养、自治表示爱国大于爱「教」的教会。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新宗教系统不仅僭越了既往的所有宗教权威或影响，也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发派上帝「后续发言」的地位。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宗教它能迅速挥舞一团又一团的烂泥巴，狠狠糊住也击打上帝的嘴巴，但完全无力实现「唯一神」境界。过来所有的宗教均未做到这一点，同样马克思主义新宗教也做不到，更有趣的是不仅该新宗教内部不可避免地会涌现新神（进而产生残酷的路线斗争），而且创自其外部即一般社会的形形色色「邪教」始终具有巨大且持续的活力。这种一般性社会学存在，迫使马克思主义新宗教发动历史上曾有的野蛮的宗教镇压运动。在借助合法暴力镇压即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之外，还要进行意识形态内战，毕竟在马克思主义新宗教看来，宗教亦归于意识形态。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已见缓和（而未结束）的「打击法轮」，是马克思主义新宗教发动的最大意识形态内战。
中共国家的宗教镇压固然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新宗教「唯一神」地位的需要，但它的整个统治体系对宗教认知的浅薄不仅是其「粗粝治国」【注二十七】如强行拆迁、计划生育之类暴虐的一贯反映，而且也预示着它不可能实现世上天国理想。换言之，在它的治理体系之内，世上天国只能是「粗粝治国」。对宗教认知的浅薄在江泽民那里表现最为明显，他毫无创新性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将宗教等同于迷信【注二十八】，因此，采取钳制与镇压政策也就不奇怪了。不仅如此，他还视宗教自由政策为前苏联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失败的一大原因，「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过程中，国际敌对势力就利用了宗教」【注二十九】。在此种政治思维之下，选择一种宗教作为国内重要敌对势力就成了重要治理策略，如同纳粹政治一定要选择（实质上的异教徒）犹太人一样。法轮功不幸成为这个目标。江泽民在全面阐述其宗教见解时，说：「『法轮功』那样的邪教组织发展到那样一种程度，造成了那么大的危害，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要深刻记取。反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还在继续，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注三十】在此首要目标之外，其他未被定性为邪教的非官方教会（the unregistered churches）则被视为非法组织或秘密反抗力量【注三十一】。数量庞大的非官方教会往往被指为与国际敌对势力（美国整个外交体系）相勾连的以至可用做谈判的筹码。江泽民明白无误地指出：「在这些年【注三十二】的国际斗争中，敌对势力往往利用宗教问题向我发难。他们加紧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活动，企图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他们支持达赖集团和『东突』恐怖主义势力进行分裂活动，支持境外一些基督教团体加大对我国搞『福音化』力度。」【注三十三】如果洗除江泽民讲话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可以看得到中共国家并未认识到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价值基石，而只认为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台湾诸问题完全是后者的战略工具【注三十四】。其中，宗教问题虽然未升至美中关系的焦点地位，但它仍然是中美年度人权对话的内容。比如，美国国务院二〇一二年九月的一份通报文件曾披露：「At our annual Human Rights Dialogue with china, for example, religious freedom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agenda items。」【注三十五】而更早一些时候，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转述奥巴马政府的宗教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时，说：「President Obama’s administration has elevated religious freedom as a diplomatic priority。」【注三十六】
江泽民的继任者们虽然在大规模镇压法轮功方面有所收敛，但是：（一）他们对非登记教会的警惕与钳制没有丝毫松懈，估计这与多数异议人士皈依基督教有关；（二）他们的理论仍如江泽民一样粗糙，无从建立一套全新的对宗教的认识观念体系。这在以强势著称的习近平那里表现尤为明显。在他尚未接手最高权力之前，以非登记教会数量最庞大的浙江省省委书记的身份制定出的地方宗教政策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注三十七】。其源自江泽民的「宗教适应论」【注三十八】与所制定的地方宗教政策，在浙江地方最终也是缩小版的「宗教适应论」之认知观念，即云：「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对宗教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各宗教自身存在和延续的客观要求。」【注三十九】在习执掌最高权力两年后也即定出浙江版的「宗教适应论」十一年之后，他的全国性宗教政策定格于「宗教适应论」并被有关政策诠释人员确认为解决「神大还是法大」【注四十】的根本定调。就中国社会现实状况与中共国家治理的道德绩效而言，后者不可能解决「神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正如它往往搪塞「党大还是法大」疑问时斥之为伪命题一样。习近平版的全新「宗教适应论」被另外的政策诠释人员定义为「群众工作论」【注四十一】，其指向则是动员被中共国家称为「信教群众」的那些人参与到与西方的对抗即新冷战当中去。在特定的诠释者（或者这也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整个统治集团）看来，「当前（二〇一五），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呈组织化、系统化、精细化趋势」【注四十二】。
在不是十分明显提倡但实质道理是世上天国竞争的新冷战中，中共国家没有任何胜算可能，尽管新冷战会在诸多领域展开。原因比较简单：其一是，它不可能是一个统一宗教的捍卫者，而且也不敢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就是一个新宗教；其二，它不具备传统优秀继承者或曰优秀传统继承者的身份，相反，历史上的坏传统与坏统治在其治理过程叠加性复现；其三，由于受苏联政治影响深刻即在苏联之后成为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新宗教继承者，其由国家强力衍生出来的社会必然是反义的。可能稍为复杂一点的是，这三点有着内在关系。比如说，在各个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文化共同体里面，历史是宗教的构成因素，如果一个现存的统治体系不能取得历史方面的正当性，那么，它就不可能具备宗教正当性，就不用说它可以让宗教适应它的统治了。还有，历史方面的正当性能够自然赋予现统治文化合法性，反之亦然。然而，坏统治本身往往会遭遇历史正当性质疑，一方面是它与历史上的本真关系如何，另一方面是它本身形成的历史是否具有道德性问题。正是这两方面的问题使得中共国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遭遇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挑战。这种挑战已是和平演变的重要推动力。当然，在异议知识精英勉力而为之时，中共国家本身十分惊恐与愤怒。它指责曰：「历史虚无主义是在西方各种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哲学基础的错误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一股政治思潮。它消解的是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消融的是民族精神。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必然会搞乱理论，搞乱思想，诱使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危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固。」【注四十三】为在网络层面进行压制，在二〇一五年初，中共国家的最高网控机构关闭了百余个讨论中共党史与中国传统历史的微信公众账号【注四十四】。借助国家恐怖主义进行思想钳制，是马克思主义新宗教暨列宁主义国家观的正常反应。同时，它在天国理想方面也是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强大统一宗教的强大捍卫者。捍卫统一宗教在现代世界中有两种形式：（一）依据名义一神教传统，在「每个人都必须通过相同的仪式崇拜同样的神」【注四十五】情形下，国家成为亦充当「信仰的捍卫者」角色【注四十六】；（二）是洪堡（一七九二）的国家观念之下，国家不设定统一宗教【注四十七】，但必须持守宗教多元化原则而不使任何一个教门或宗派居于绝对权威地位，因为历史经验证明那会导致宗教迫害。而试图以国家权力全控宗教事务的现代努力与失败的案例也不是没有，它是纳粹德国且与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纳粹在宗教观念上，是以新宗教为追求的即希特勒作为「新启示的先驱」取代耶稣【注四十八】，他的著作《我的奋斗》作为「一切文件中最伟大的」【注四十九】取代上帝宗教系统的《圣经》，而在这两大目标彻底实现之前，纳粹党的地位必须被宗教化，「党站在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而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注五十】。纳粹政治中的宗教问题很少为学界所关注与纵深研究，但在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同时，身为日尔曼人的那些被纳粹指为异教徒的人们也遭到了严厉镇压。比如，有数以千计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被逮捕，使用的罪名包括行为不道德、走私外币等。其中，有八百〇七人是坚决不与纳粹政权合作的「明认信仰教会成员」。应当说明的是，希特勒本人是天主教徒，正是在这个天主教徒的专政统治之下，作为他信仰上弟兄的埃里希·克劳斯纳因是天主教行动组织的领导人而被希害。
三、失败国家衍生反义社会
纳粹试图建立自己新宗教的努力是对普世价值排斥的表现，但它也只是诸多排斥之一种。支撑着所有排斥的文化心理是虚无主义，其性质如列奥·斯特劳斯所言：「德国虚无主义并非绝对的虚无主义，并不意欲包括自身在内的万物全都毁灭，它只意欲特殊某物的毁灭：现代文明。」【注五十一】在延伸意义上，德国的虚无主义不允许捍卫人权【注五十二】，因此它打造了一个警察国家；也创建了「文化独立」性质的封闭社会，因它确信「一切道德生活的根基本质都是（因之永远都是）封闭社会」【注五十三】。简言之，一切普世价值对纳粹政治都是不可接受的。为了让封闭社会成为常态，建设警察国家则成为必选手段；为了实现警察权力最大化，鼓励告密并建立庞大的社会监控系统（可称为「特务统治」）就成了必然，「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好友，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海德里希（保安处首脑）的组织的告密者；你决不会知道的，所以如果你聪明的话，对于无论什么事情，无论什么人都不要以为是大概没问题的」【注五十四】。
警察国家暨特务统治最直接的社会后果是摧毁了所有的人际伦理，包括最基本的生物学上的血亲利他主义。这种情形也不只在纳粹政治当中有之，在列宁主义国家即马克思主义新宗教实为「唯一神」教的社会更是大行其道。比如，斯大林时期一位渴望加入少先队的小学生帕夫利克不仅被怀疑举报了自己的生父，而且还（确实地）举报隐匿谷物的邻居，他很可能因为少年之间的斗殴而死，但官方将此定性为谋杀案，致使包括帕夫利克祖父在内的四名亲属被枪决【注五十五】。此前，他父亲因被举报出售假证件遭判刑，不久在劳改营被枪决。根据苏联的政治需要，帕夫利克被塑造为少年英雄，时代名人高尔基呼吁为「年轻的烈士」建纪念碑，并告诉人们后者「懂得血缘亲属可能是精神上的敌人。对这样的人，决不能姑息养奸」【注五十六】。尽管时至今日仍没有人用「帕夫利克现象」来描述上述悲惨现象，但到苏联改革时期，雅科夫列之「正常的社会」提法肯定有对「帕失利克现象」反思的因素。一个正常社会对面的反义社会，它摧毁的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血亲利他主义，更重要的是它生成了一个以歧视为基础的文化心理。换句话说，在一个反义社会中，一个人若学不会歧视别人几乎无法生活，除非这个人心理非常强大或（和）由于知识渊博而洞彻所在社会的本质。反义社会暨歧视型社会对寻常百姓还造成了极大的语义学方面的困难，一切正面的符号如「人民卫士」（军警人员）、「白衣天使」（医护人员）、「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工作者）都必须从职业道德的反面去理解【注五十七】。也许「昔日土匪在深山，今日土匪在公安」的谑语能够形象地诠释针对职业道德的反面理解，但反义社会暨歧视型社会会造成体制本身的困境，其如对同一个社会现象的道德矛盾表达，以及更为反对其本身道德目标的境况。对于告密的道德性指责是官方的原则宣示，其云：「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注五十八】在社会管控实践中，群众性的秘密力量被使用亦被赞扬，其如「朝阳群众」作为一个庞大的盯梢群「在社区里形成了一股有效的安防力量」【注五十九】，这还被司法方面的官媒《人民法院报》称赞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成功典范」【注六十】。此种成功的典范被网络管控所引用，以致深入到网络语言的使用环节，尽管人数高达五十万的退休人士是以「监督网吧中的未成年人上网」【注六十一】名义开展活动的。
作为一个歧视型社会，中国社会坠入了深深的陷阱。以往任何关于「陷阱」的比喻，比如「中等收入陷阱」，均不足以描述中国社会非古典崩溃的情况，而惟「反义陷阱」最能体现之，尽管这是本书新创的一个实证政治学术语。歧视如果只表现为明面规则下的不礼貌公务行为，那还有可揭露，而那些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的歧视则是普通人感觉得到但又无法予以描述，因此，它更激起了民众广泛性的情绪不满。比如说，一位刑警在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殒命，不管他的职业经历有多少可指责的地方，总是应该获得正常同情的，但是，网络跟帖者当中有很大的比例会贬评殉职者，乃至于为杀人凶手叫好。此一明显的「反义陷阱」形成原因在于警察国家里的警权无处不在的最大化，其文化表现即警察文化已经暴力任意化、执法犯罪化、镇压自赋化、贪贿家教化【注六十二】，「他们对弱势采取任意暴力，心理支持是自己代表国家镇压社会坏人」【注六十三】。此类重要案例之一是河南农妇周秀云（二〇一五）在太原讨薪被打死事件，当时男警察把她击倒在地并踩着她的头发；在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公诉人询问凶手（前警察）有没有拧住死者周秀云的脖子，后者很轻淡地说「记不清了」【注六十四】。固然，从控辩技术上，凶手可以做如是应对，但其过往公务身份对一个农妇的「优势」感觉依然存在。如果说此种说法有嫌过于细腻（如个案推理），那么，看一下较早的农妇荆中秀（二〇一一）被枪决案的官方报道，便可得到印证：引发荆中秀杀害警察的最直接原因是警察对其儿子与丈夫过当用枪，此为两次开枪致一死一伤的追盗案，事发地官媒《长沙晚报》报道为「一枪击中二人」，而公诉与判决文书均载明警察开了两枪，先是击毙荆中秀的儿子，而后击伤其丈夫【注六十五】。在此歪曲事实的报道背后是荆中秀被执行枪决的地点并非刑场而在火化且安葬殉职警察的殡仪馆，因此，荆中秀的辩护律师在事后质问：「是不是荆中秀要给殉职警察当『祭品』？」【注十六】
中共国家依靠特务等非正当手段管控社会，以致全面反义社会形成，反过来，此又证明了它是一个全面的失败国家无疑。拯救这个失败国家重大选项是和平演变即实现民主转型，而不管是什么力量来主导转型暨演变，支持转型暨演变的一个重大逻辑是：中共统治集团并不是中国传统优秀资源的继承者，相反，它继承了传统中的所有负面资源并将它们发挥到极致。极坏的继承在列宁主义政治即马克思主义新宗教影响下，呈现出了纳粹化状态。这个状态也可以称为「软法西斯」。软法西斯化在经济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为了取得经济绩效而牺牲社会公平（也造成更严重的歧视），以致使经济增长具有了狭义的宗教化特征【注六十七】；更具体一些，信贷权利作为相当重要的人权【注六十八】在社会多数人那里成绝对稀缺品。不过，在关乎经济公平方面，还难以看得出来传统负资产是如何借助列宁主义政治走向新纳粹化的，只有对古典经验解释以及回答国际政治学方面的疑问，才可以得以比较可靠的结论。比如说，中国古典政治中对特务政治存在偏好的事实是历代统治欠缺合法性的朝代或皇权个人所偏好的历史经验。在个案上，明朝虽以恢复汉族统治为道德嚆矢，但其正统力量的核心是上一个朝代认定的「邪教」组织，因此，它就建立了庞大且持久的厂卫组织；而清朝虽有外族身份之忧，但皇权体内部极其不稳定，被视为篡位者的入关后第三位皇帝雍正就偏爱特务统治。无论朝代还是皇权个人，对特务统治偏好更狭义地来自政法经验。尽管古代没有「政法」概念，但政治与法律的高度合一不仅是国家治理现实，而且也是传承至中共国家的历史经验。或者说政法机制本身与特务统治不好区分，如果一定要区分的话，则可表述为「特务统治是政法机制的灵魂或者最便捷应用工具」。这一切均可简化至一个治理原则，「夫治民之有耳目也，犹用兵之有间谍也」【注六十九】。这个原则不仅表明便捷工具在国家治理当中的必要性，也说明统治集团与人民始终是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的传统政治基本上是或明或暗的国家与社会的内战。中共国家未曾有一刻脱离这个状态。中共国家与中国传统资源关系也能很好地回答美国战略学家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Holmes）的疑问。他们很不确定地说：「北京的共产党政权很难说是明朝（或任何其他帝王朝代）的直系统治者。事实上，在毛泽东政权时代，共产党人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视为革命的障碍，对其进行竭尽全力的清洗。因此，用古代事件来预测当今中国的行为并不可靠。」【注七十】尽管两位美国学者试图从明朝的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来分析当今中共国家海军战略取向，但他们的疑问背后却是世界不了解中共政治与本土传统关系的基本事实。同时，对于中国本身推动民主转型暨和平演变的自由力量而言，深刻认识中共国家与传统资源的关系也有绝对必要。
之于明朝那样的历史个案与中共国家个案的类比关系，可用现在已经失败的改革名人仇和的案例来说明。仇和在江苏治理地方时以违法行政追求效率著称，比如，大规模拆迁民房并对拒拆者采取拘留、对系公职人员者施以个人前途限制等；再比如，将招商完全行政化，完不成招商任务的官员所在单位其首长被处以免职；还有，要求企业垫资、公职人员出借工资方式搞基础建设等等。这种行为与明朝的海禁政策十分相似。明朝初期，为了防止原来对抗的残余势力利用海洋为基地进行叛乱活动，不仅禁止渔民出海打鱼，而且强令海岛居民内迁，其政策严酷到三天为限、超过三天处以死刑的程度。大量岛民得不到渔船或渡船，就将门板与床板仓促捆作筏子，那些粗糙的筏子大量沉没，淹死的岛民都难以统计。比较明初残酷内迁政策与「仇和现象」，可以得出如此结论：「仇和之治本质上讲就是粗粝（畜类）治国的延续、酷吏现象的再版。」【注七十一】
中共国家的粗粝治国现象既有传统历史负资产的影响，也有受西方文明里面哪怕是异端的列宁主义、纳粹主义影响的因素。尽管这很令人悲叹，但它也可以说文明之间的相似性节点或可导致一个关于可通约性的讨论。这样的讨论不仅有助于二十一世纪的人们从正面上吸收人类整个文明的积极成果，而且对中国本身的转型与演进也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简单地说，和平演变需要直观的文化合法性与文明正当性支持。比如说，在各文明中均有的「善」观念表达中，虽然各有侧重，但是，自古希腊以来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注七十二】之普罗泰戈拉命题从未被推翻过，尽管「人只是在男性意义，才是这个学派和其他所有涉及个人的希腊哲学的根本中心」【注七十三】。中国的古代哲学家列子借自己文章里的人物之口，表达过与普罗泰戈拉几乎一致的观点：「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注七十四】普罗泰戈拉生于公元前四百九十年（或四百八十年），卒于公元前四百二十年（或四百一十年）；列子生于公元前四百五十年，卒于公元前三百七十五年。两人在世的时间有交集，但是限于当时通讯和传播手段，列子不可能学习到普罗泰戈拉的理论，而且，十分重要的是：普罗泰戈拉时代的古希腊与列子时代的战国时期古中国，两者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形象地说，两者就像两条分别生存于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座苹果的虫和生存中国山东一座苹果园的虫子，没有任何见面或「沟通」的可能性。更有趣的是，在战国时期，古中国有一位生卒时间不详但与列子有生存时间有交集的人物、军事家孙膑，他也表达过与普罗泰戈拉几乎一致的观点。在著名兵书《孙膑兵法》中有言：「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七十五】作为军事家对人在战争中以成千上万的死亡本无畏惧，但正是战争对生命造成的残酷后果，才使得孙膑能比列子更深地体验人之「贵」的社会伦理尺度作用。
以古中国的列孙二人与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作对比，可以发现文明的可通约性是一个基本事实，尤其是在消除了地理与信息隔绝之后，在人类文明层面上看问题，结果更是如此。文明的可通约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既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如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互相影响，也是比较文明史应当深入研究的课题。仍在跨文化角度来论。中国宗教作为一个多元神系统，它与基督教作为唯一神系统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两者之间在基本人性上的同质。这个同质仍与人类共同的「善」之取向有关。在耶稣之前五百年，古中国哲学家李耳（老子，与孔子有生存时间交集）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了一名边境关卡官员（关吏），使其放弃了职务而追随李耳。关吏追随李耳的说法在最初记载老子的历史文献《史记》（公元前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完成）中没有，但到了公元一世纪八十年代成书的《汉书》里面（列示关吏著作名称）却出现了此一增加记载【注七十六】。现在，我们没有文献证明是不是这一增加记载受到耶稣被口传的事迹感召税吏马太的影响，也不能确切地断定耶稣在对希伯来传统进行改革不果而创立新宗教（基督教）时，是否知道古中国的存在。不过，在文明可通约性之成立前提下看问题：（一）老子感召关吏与耶稣感召税吏，故事性高度一致；（二）耶稣五百年前的老子对水的推崇（其曰「月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争」）与基督教初期对水的道德洁净象征之推崇有着很好的可比性；（三）老子在中国多元神宗教体系是数位创始人里的一位，他形以水的「善」是消极宽容，基督教的救世观念则基于其积极的宽容态度，如容忍别人几乎无数次犯错误【注七十七】。
四、人类文明史的第二次跨越及其障碍
追求和平亦为人类普遍之善的一个方面，尽管有时和平必须靠战争才能实现。于今，在西方伦理学与政治哲学范畴，康德「永久的和平」理论无疑是人类追求至善路程上的一座丰碑。「永乐的和平」理论提出时已是康德人生历程的晚期（一七九五，七十一岁），离康德离开这个世界还有九年时间。康德给出了三个先验性结构：其一，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其二，国际法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其三，世界公民法应以普遍友好为其基础条件【注七十八】。这三个结构是具有哲学意义的普世价值，尽管康德没能预测到其身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一个半世纪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居住的地方被苏联割了过去——现在的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康德时代叫哥尼斯堡，是东普鲁士的一小部分。为了让「康德」此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符号具有苏联意义或者说向世界表明苏联也尊重康德，苏联甚至出版过一本由苏联学者撰写的康德传记；在那本传记里，「永久的和平」理论被专做一章来介绍。康德对中华文化圈的影响也非同小可，如中国大陆学者李泽厚曾努力诠释与介绍康德作品，再如在台湾则有牟宗三深得康德思想之真谛。但是，人们几乎没关心过「康德」符号与中华文化具有的文明通约意义。回观康德之前的七百二十年，古中国哲学家张载（生于一〇二二年，卒于一〇七七年）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可以被视作「永久的和平」之人类伦理的首倡者。他说自己对世界的终极关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注七十九】。张载的和平主义具有那个时代任何人无可比拟的超越性，因为他不是关注于战争那样一个具体因素对他目力所及的人类群体的影响，而是要建立一种普世的泛爱的没有等级限制的价值观【注八十】。他说：人人为天地所生，对天下的老人、幼弱、残疾、鳏寡，人们理应持有同情态度【注八十一】。七百多年后，康德则在「永久的和平」人类伦理原则下主张：人的至善不是在另一个世界完成的，而必须是在人间实现的使命【注八十二】。也正是由于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康德在共时性上是坦荡的，他不认为自己仅仅属于普鲁士，而是更属于世界（之存在）；张载在历时性上是豁达的，他不认为自己仅仅属于所生活的时代，而更属于未来（之绵延）。在文明可通约性上比较康德与张载，人们能够看得到：普世价值是人类本性的追求，它的终极是我们这个生物种类的共同福祉；相反，那些以反对普世价值为能事的人们不但在道德上是宵小之辈，而且是知识盲人。在另一端，文明具有可通约性，恰好指向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
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结果，也是在一定阶段上的「不自觉」的共识。在悠久的历史上，那种共识之所以「不自觉」是因为普世性是未有事先设计的相似行为。这在人类从食物采集经济到食物生产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尤为明显，或者说，人类至今只经历了一次绝对意义上的普世。第二次则发生于现在，因着所有生产性革命被合并而归化于信息普世。自有文明（以村落出现而取聚为城市为标志）以来，第二次绝对普世才刚出现苗头。人类完成从食物采集经济到食物生产经济大约用了三、四千年的时间，约从公元前一万年至公元前六、七千年。在那次普世价值发生后，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生产经济除了满足大量人口食物消费外，还带来了影响至今的法律普遍（公开）主义，从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到古中国春秋时期子产刑鼎均是佐证。应当注意的是，对此两大农业文明极为发达的社会而言，不是法律有无的问题而是法律公开后法律制度者守法责任明确化。按着一般社会学理论，资本主义的兴起依赖于法律的明晰化与精细化，但是没有农业文明时代的法律公开化，资本主义兴起的法律基础肯定是十分脆弱的。对于今天坚拒普世价值的中共统治集团，其选择性前景有二：一是接受和平演变，使国家在无暴力与大规模破坏情形下，低成本地转入现代政治模式，亦能在人类第二次绝对普世当中使中国文明得到新机遇；二是，继续与普世价值为敌即为了稳固统治权力而更加努力地压制信息普世带来的创造性，「其可能的结果是如农业文明产生后的渔猎、游牧尚有残存一样，它只可以自示多样性而无从与主流文明相协调」【注八十三】。
在文明可通约性角度看待中共统治集团坚拒普世价值的行为，它其实是汉谟拉比法典至古希腊「人的资格」而及前苏联「人民」歧义的一个逻辑性反映，其中更有中国文明里的儒教将人民分等（至少是谓之君子的统治精英与谓之小人的底层社会之对立）的遗留原因。在汉谟拉比的法律体系中，是「人」的那些人「显然意指贵族；另外所有其他既非『人』亦非奴隶的人，他们的法律待遇很差，但拥有某些法律权利」【注八十四】。而「人的资格」特定性即具体到某些人、某类人、某群体、某阶层的限制性就算到了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在其建立初期，同样有从古巴比伦到古希腊以及古中国的文明可通约性的逻辑因素。以研究民主制度缺陷而著称的英国学者迈克尔·曼指出：「美国宪法的序言中描述的『人民』现在让几乎所有近代国家合法化，它被毫无保留地视为一种好的道德集体。事实上，它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设计出的统治形式当中最好的。但是如果『人民』的两种含义，普通人（demos）和种族集团（ethnos）相融时，问题就产生了——对于居住在同样领土上的其他族群来说，公民特权可能会包括对其他族群的歧视。发展到极端，非已团体可能会被人从这人民的土地上排除和清洗出去。」【注八十五】以实证言之，曼将托马斯·杰斐逊以及西奥多·罗斯福对印第安人的「根除」【注八十六】想法与做法，视为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同一逻辑。这样的说法让一般人难以接受，但另一个实证会很好地说服人们：影响希特勒至深的美国律师、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生于一八六五年，卒于一九三七年）宣扬种族主义著作《伟大种族的消失：欧洲历史的种族根基》（一九二五年译成德语），是希特勒思想的重要资源之一。格兰特在书中坦率地写道：「那些写下『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的人，自己竟然养着奴隶。而且他们鄙视印第安人，认为他们不能算是人。他们脑中的平等属于那些大洋彼岸与自己亲如兄弟、同样优秀的英国人。『人人生而平等』所指的人已经悄然替换成『自由人』。」【注八十七】
文明的可通约性与内部的可传承性有着相当深刻联系，正如不同文明而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具有政治习惯的传承性一样【注八十八】。美国建国初期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普遍人权出现之前，她传承自英国的「人的资格」习惯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两者之间发生了战争。在美洲十三个殖民地争取独立之时，英国关于「人的资格」状况是：普通大众包括底层阶级、一群人、群氓肯定不属于人民的那部分；「我们，人民」由有财产人士的群体、当时被称为利益集团的组成（绅士、商人、制造业主、手工艺者等）【注八十九】。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成功为标志，美国的自由选举式民主解决了「人的资格」问题，从而使民主摆脱了最大的道德负资产的拖累，因此，美国政治制度方面的普世价值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简言之，美国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完全民主国家，具体历史时点是一九六五年，到今天（二〇一五）也不过六十年的时间。在一九六五年之后四分之一世纪，苏联的政治失败从一个侧面上十分狭义地证明「人的资格」问题的重要性。而在前苏联失败后，中共国家亦能在该方面表现出任何前景。这是中共国家坚拒普世价值的最根本原因，或者说，解决「人的资格」问题必然意味着和平演变的发生。
前苏联特权集团是「人民」的本质集合，它从托洛茨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所指的五、六百万【注九十】，发展到九十年代初期的两千万，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严重到极点，因此，即便没有因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推动的改革而致苏联解体与苏共亡党，也会有诸如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未开始的颜色革命来实现此一文明演进环节。换言之，到今天，所有未能彻底解决「人的资格」问题的国家均面临着颜色革命的压力。中共国家当然是感受最深者，因此，才在习近平政治陷入全面困境后再次声称对抗颜色革命，其云：「始终绷紧国家安全这根弦，依法防范、制止、打击危害我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遏制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策动『颜色革命』的图谋。」【注九十一】在中共国家媒体宣示该论调后，很快有百余名维权律师与维权活动人士遭遇刑事拘留（这意味着可能判刑）或被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是威胁性约谈。但是，中共国家深以为忧的颜色革命问题实则源于它无力解决「人的资格」问题，至少观念的混乱导致了道德表达的疑问。比方说，习近平在努力推崇毛泽东思想仍具现时效用时，称中共要在人民群众面前做小学，「自觉拜人民为师」，此谓毛泽东思想的三大灵魂之一即「群众路线」（其余二者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而在其推进自己设计的依法治国政策时，人民群众就成了必须接受训诫的对象，即云「推进全民守法，必须着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注九十二】。还有，在国家治理关键因素上，人民群众也不再是依赖基础，党权体系的领导干部被确定为「关键少数」。此项按着毛泽东思想来说，也就是中共一直强调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注九十三】。
习近平政治有颇多「新气象」如前所未有的清除党内腐败的力度，以及在形式大力提倡「密切联系群众」即所谓群众路线，但是「群众路线」在短时间内全面失败。此种失败并不意外，因为它是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政治强人均未能解决的难题、更是苏联共产党留给中共无从化解的历史负资产。在江泽民政治中期，曾有过一份政治文献评述外国学者观点来做借鉴性描述，其曰：「党在它设定的界限内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使它变得傲慢并脱离群众，导致了动员背景下的两极分化。」【注九十四】习近平的傲慢仍然是中共党权传统傲慢的表现，「关键的少数」可以轻易代替人民群众做出抉择；在另一方面，无论何种抉择都要挂上「人民群众」的名义，这也是习近平知道「密切联系群众」定然失败而又不得不形式上进行的真实原因。在现实中，不仅是与「密切联系群众」相对应的官僚主义达到中共国家历史的顶峰，以致内阁首脑指斥官僚作风与腐败没什么两样【注九十五】，而且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情绪对立也达到了空前程度。后者，通常是已发生了颜色革命国家的该社会剧变的重要激发原因。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情绪对立不只是表现在诸如「我妈是站长」【注九十六】的暴力性事件上，而且还表现在社会特定区域（如农村）的全面政治败坏上，以致负责意识形态的最高党权分子承认「基层贪腐，乡匪村霸」现象普遍【注九十七】。对于「我妈是站长」那个并不严重的暴力事件，被实质排除在「人民群众」之外的人们能很清楚地看到：正然是事件中的母亲拥有数种国家级与省级荣誉，才得以占据领导岗位；有了领导岗位，女儿才得以在同一单位就业；在同一单位，才「女以母贵」而歧视不能进入「人民群众」行列的同事。事实上，在中共国家只有八千八百万中共党员及依附于党权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及这一相对于十三亿之众全部人口的少数并他们的直系亲属和重要关系人才算得「人民群众」。简而言之，在「人的资格」条件下，中共国家的「人民群众」大约有三亿人，相当于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
结语：安其所习 毁所不见
「人的资格」问题在中共国家的绝大部分区域还没有遭到十分明显的挑战，但是，在特定区域，它越来越被关注，当然也被挑战。比如在香港，虽然没有任何一种报道或理论描述指出北京最高当局对民主阵线政治人物的歧视，以及对被称为建制派的非民主政治人物偏袒，是「人的资格」问题之暴露，但在香港政制改革上，「两头堵」政策【注九十八】遭遇了彻底的失败。所谓两头堵政策，是在获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提名资格方面，对民主派进行提名人数限制（最初是一百五十个推荐，稍后改为一百二十个），但在特别行政长官获得选举胜利设置上，则不以过半为标准而是谁获绝对最多票谁就被宣布为胜出者。前面一项是对作为相对少数民主政治家参选的限制，后面的一项是放宽民意偏差的建制派获胜资格，亦等同于排挤民主派。
中共在「人的资格」问题上全面自招失败的国家治理在外交方面也导致了麻烦。它与土耳其的又一波阶段性紧张发生在大力反击颜色革命的同时（二〇一五年七月），表面原因则是双方对新疆维吾尔族的「普通穆斯林」或曰「普通信教群众」的理解分歧：中共国家声称在伊斯兰信仰的传统斋月并没有限制「普通信教群众」斋戒，进一步的含义是公务人员、中共党员虽然民族是维吾尔，但不允许如「普通信教群众」那样斋戒；土耳其方面则理解为「新疆禁止公务员、学生和教师斋戒，并要求所有餐馆一律不准歇业」。这引起了种族、信仰均与维吾尔族人一致的土耳其民众的愤怒，七月四日与五日他们组织了游行，还到中国驻土耳其的大使馆前抗议。对此一并非偶然亦非唯一的中土关系波折，北京的战略分析人士称：「恶意者则包藏祸心，破坏民族团结，恶化新疆乃至中国国际形象，为暴力行为制造借口，阻挠『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因为其推进腹地恰恰是伊斯兰文化圈。」【注九十九】那么，此种状态究竟与「人的资格」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其一者，已经在中共国家权力体系中取得「人的资格」的那部分人，不管他们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族裔，均要让渡本身的初始信仰或族群信仰，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交换条件；其二者，未能取得「人的资格」的大多数反而有系于初始信仰或族群信仰的相对自由，而保持这种相对自由的代价恰恰是他们不能取得「人的资格」。这是巨大的讽刺，也是艰涩的吊诡！那么，中共国家的统治集团真地不知道此种讽刺与吊诡对他们长期利益的损害吗？答案是他们知道。尽管他们声称有「两个一百年」之类的梦想或更长远的打算，但他们最现实的任务是保有短期权力，因为只有保有每个短期，才能串联成长期。至于外部世界与人类文明的总趋势应当是什么样的，他们并不关心，只是努力追求唯我例的情形。转引《汉书》的一句话来评价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注一百】
《汉书》当然是古中国文明传承下来的优秀文献，而自谓继承民族历史光辉（正面）遗产的中共集团，一旦发现此类的优秀文献被引用于对它的批评，它会立刻指责批评者的行为属于历史虚无主义。当然，那些批评者也绝对不具有中共国家所实质设定的「人的资格」；假若以前有之，批评声音发出之后，也意味批评者失去了「人的资格」。还好的是，那些批评者在失去「人的资格」后，会更加努力追求普世价值，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中共国家暨统治集团的天国理想。
注释部分：
[一]参见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六日文章《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作者：上海成为基金创始人兼合伙人李世默）；新华社《参考消息》二月十八日译介：《美式民主不比中国政治模式优越》，第八版〈中国大地〉。
[二]与[三]财经网·海外时政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报道《中俄第十一轮安全磋商：共同抵制「颜色革命」》。
[四]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报道《美国商业和专业团体签署反对中国NGO法律草案的信》（记者：黄敬玲）；同[一]译介报六月六日，《中国规范NGO立法引美团体反弹》，第八版〈中国大地〉。
[五]参见美国《华盛顿时报》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报道《中国嘲笑美国政治模式》（记者未详）；同[一]译介报十一月十七日，《中国成就挑战西方民主模式》，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六]参见美国《外交》杂志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四日文章《中国的困境》（作者未详）；同[一]译介报十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适应能力更强》，第八版〈中国大地〉。
[七]参见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二〇一〇年六月一日文章《中国执政党的适应能力非同寻常》（作者：约翰·加诺特）；同[一]译介报六月二日，《中国共产党适应能力非同寻常》，第八版〈中国大地〉。
[八]与[九]参见博讯网二〇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转刊自由港网站文章《美国学者：应该为中国的崩溃提早做好准备》（作者未详）。
[十]与[十一]参见唐修哲、孙润玉合著《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第二百二十一页；唐孙著版本：东方出版社，二〇〇八。
[十二]参见吴远恩著《苏联史论》，第三百五十二页；吴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
[十三]尼·伊·雷日科夫著《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汉译本，徐昌翰等译），第五十一页；徐等译本：新华出版社，二〇〇八。
[十四]参见罗伊·麦德维杰夫著《苏联的最后一年》（汉译本，王晓玉、姚强译），第一百六十七页；王姚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三。
[十五]参见亚历山大·沃著《维特根斯坦之家》（汉译本，钟远征译），第二百二十七页；钟译版本：漓江出版社，二〇一四。
[十六]参见李智著《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第十一页；李著版本：新华出版社，二〇一一。
[十七]参见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十五（全文〈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的活灵魂〉，第二十五至第三十一页）；习著版本：外交出版社，二〇一五。
[十八]参见《马可福音》原文：Go into the world and proclaim the gospel to the whole creation。（MARK，第十六章第十五节。）
[十九]同[十七]，第二十七页。
[二十]同[十七]，第五十七页（全文〈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第五十六至第五十七页。
[二十一]与[二十二]参见凯伦·阿姆斯特朗著《神的历史》（汉译本，蔡昌雄译），第二百〇九页；蔡译版本：海南出版社，二〇〇七。
[二十三]该句汉译：「上帝自己的清晨，在他自己看来也是新奇的。」
参见泰戈尔著《飞鸟集》（汉译本，郑振铎译），第二十页；郑译版本：中国画报出版社，二〇一一。
[二十四]参见莫伊塞斯·纳伊姆著《权力的终结》（汉译本，王吉美、牛筱萌译），第二百三十二至三百三十九页；王牛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
[二十五]参见我的文集《我从来就不喜欢鲁迅——从政治异见到文化异见》，第一百五十页（全文〈有宗教而无神学的危险〉，第一百四十九至第一百五十一页）；拙著版本：台湾秀威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二〇一三。
[二十六]参见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博文《历史在宗教之上——「邪教」产生的基本逻辑》。首页推荐。
[二十七]粗粝治国，是一个基于历史考察或曰历史知情权的总结性术语。一般表意上，是治国思维粗糙；批判意义上，是国家恐怖主义肆行而不受追究。
详见[二十六]博客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博文《畜类治国——仇和现象与明朝的灭亡》。首页推荐。
[二十八]可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各卷单另页码），第三百七十四页（〈论宗教问题〉，第三百七十二至第三百九十七页）；江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
[二十九]同[二十八]，第三百七十八页。
[三十]同[二十八]，第三百八十九页。
[三十一]同[二十八]，第三百九十页。
[三十二]「这些年」广义起点时间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江泽民接替了（被废黜的赵紫阳）中共总书记职位之时，即一九八九年；狭义的起点时间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发起打击法轮功宗教之时即一九九九年。江泽民的该次讲话时间是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日，具体场合是全国宗教工作会议。
[三十三]同[二十八]，第三百九十页。
[三十四]同[二十八]，第八十三页（全文〈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七十四至第一百页）。
[三十五]参见美国驻华大使馆赠阅件Washington File，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四日报道，Security Adviser McDonough on Religious Freedom.
[三十六]同[三十五]，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报道，Clinton Calls on Global Community to Promote Religious Tolerance.
[三十七]参见习近平文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第二百六十三页（全文〈在全省宗教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百六十三至二百六十四页，二〇〇四）；习著版本：中央党校出版社，二〇〇六。
[三十八]江泽民并未使用「宗教适应论」这一概念，但表述曰：「我国各宗教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进步，也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挥其积极因素打下了一定基础。我们要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进一步把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做好。」江泽民的「宗教适应论」可以简化为「两个拥护」，即宗教应当「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具体见[二十八]，第三百八十七页。
[三十九]同[三十七]，第二百六十四页。
[四十]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转观察者网（上海）文章《叶小文：要引导信众正确认识「神大还是法大」》（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前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
[四十一]与[四十二]参见光明网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文章《习近平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的八个创新性亮点》（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教授张峰）。
[四十三]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文章《「共产党人不是虚无主义者」是声明更是告诫》（作者：郭俊奎）。
[四十四]参见人民网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九日报道《国家网信办：依法关闭一百三十三个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公众账号》。
[四十五]与[四十六]参加迈克尔·曼著《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汉译本，严春松译），第五十三页；严译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二〇一五。
[四十七]洪堡的原则是：「国家一般必须放弃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的习俗和性格施加影响的努力，除非这作为它的其他必要处罚的一种自然的、自行产生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一切可能促进这个意图的东西，尤其是对教育、宗教机构和奢侈法律等等所有特别的监督，都在国家作用的界限之外。」
参见威廉·冯·洪堡著《论国家的作用》（汉译本，林荣远、冯兴元译），第一百〇九页；林冯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八。
[四十八]参见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汉译本，董乐山、郑开椿、李天爵译），第三百四十八页（全三册，统一页码）；董郑李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六。（此外，中册与下册译者、上册译者各不同：中册译者是李奈西、周家骖、沈苏儒；下册译者是陈廷祐、赵师传、程祁昌。）
[四十九]同[四十八]，第三百五十页。
[五十]同[四十八]，同页。
[五十一]参见曹卫东主编《危机时刻：德国保守主义革命》，第二十三页（曹宁东、匡宇〈德国保守主义革命〉，第三至第八十四页）；曹编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
[五十二]与[五十三]同[五十一]，第二十四页。
[五十四]同[四十八]，第三百九十七至第三百九十八页。
[五十五]与[五十六]参见奥兰多·费吉斯著《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汉译本，毛俊杰译），第一百三十三页；毛译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
[五十七]参见我的文章《专政即歧视——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学术思考（六）》，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五十八]参见人民网二〇一五年四月九日文章《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作者：刘成友）。
[五十九]与[六十]参见新华网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报道《北京「朝阳群众」到底是谁？》（记者未详）。
[六十一]参见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报道《因过于低俗而不适合中国网络使用的二十五个词语》（记者未详）；同[一]译介报六月四日，《中国开始抵制低俗网络语言》，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六十二]与[六十三]参见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五年六月号文章《反义社会之上的失败国家——中国政治崩溃隐然有形》（作者：樛依山）。
[六十四]同[四十]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文章《太原女工命案谈为何警察踩死者头发二十三分钟》（作者：翟星理）。
[六十五]与[六十六]同[六十二]二〇一五年一月号文章《公知期盼追究孟建柱——虐杀荆中秀黑案被网络翻开》（作者：倪尧图）。
[六十七]参见我的文章《增长作为新宗教——经济法西斯的政治哲学含义》，载于《零八宪章》月刊（网络版）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六十八]参见我的文章《经济法西斯的社会后果——深度透视中国信贷人权问题》，同[六十七]刊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六日。
[六十九]参见刘俊文译注（并点校）南宋郑克著《折狱龟鉴》，第三十二页；刘注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
[七十]参见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合著《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汉译本，钟飞腾、李志斐、黄杨梅译），第二百三十四页；钟李黄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四。
[七十一]同[二十七]博客，该研究成果的发表并非标准论文形式而是时评文章，但其首发日期却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以《大纪元》网刊准确的转载时间计，是二〇〇六年二月七日。该文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转发于我的网易博客约半年的时间后，在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八日与博客关联的乐乎（LOFTER）那边遭到屏蔽。系统消息称：「尊敬的用户，您好！博客綦彦臣中文《畜类治国——仇和现象与明朝的灭亡》存在违规内容，已经屏蔽，请修改。为了保证继续为您提供稳定的服务，希望你合理使用LOFTER。」
[七十二]与[七十三]参见菲利菲·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合著《世界文明史（上册）》（汉译本，赵丰等译），第二百三十六页（上下册单另页码）；赵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一。
[七十四]参见白冶钢译注《列子》，第二十页（〈天瑞第一〉，第一至第三十七页）；白译注版本：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一四。
[七十五]参见张震泽撰《孙膑兵法校理》，第五十七页（〈月战〉篇，第五十七页至第六十二页）；张撰版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四。
[七十六]参见班固著《汉书》，第一千七百三十页（全文〈艺文志〉，第一千七百〇一至第一千七百八十四页）；班著今版：中华书局，一九六二（正体竖排，全十二册；〈艺文志〉在第六册）。〈艺文志〉记录道家文献三十七种、九百三十篇，其中有云：「关尹九篇。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七十七]参见《马太福音》原文：Then Peter came up and said to him, 「Lord, how often will my brother sin against me, and I forgive him? As many as seven times?」Jesus said to him, 「I do not say to you seven times, but seventy times seven！」 (MATTHEW，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二节。)
[七十八]参见曼弗雷德·库恩著《康德传》（汉译本，黄添盛译），第四百三十二至第四百三十三页；黄译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
[七十九]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全四册，各册单另页码）》，第二百一十五页；任编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
[八十] 参见我的博文《从康德反观张载——和平作为至善的观念》，载于[二十六]博客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八十一] 同[七十九]，同页。
[八十二]同[七十八]，第四百三十四页。
[八十三]参见我的文章《习近平「理论」过于粗滥》，载于[六十二]杂志二〇一五年七月号。
[八十四]同[七十二]，第五十七页。
[八十五]同[四十五]，第六十九页。
[八十六]同[四十五]，〈前言〉第一页（单另页码）。
[八十七]参见提摩西·赖贝克著《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汉译本，孙韬译），第一百一十七页；孙译版本：金城出版社，二〇一三。
[八十八]关于文明内部的可传承性与其外部的可通约性之关系，本书不打算展开论述。但是，如同美国受到英国的传承性影响那样，人类文明史早期的古巴比伦受苏美尔影响可以作历史范本对待。还有，苏美尔人与其后的巴比伦人都是闪族。
传承性与通约性均居的历史线索，可以联系十九世纪晚些时候出现的童子军与十三世纪早期的儿童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以及这两者与前苏联及中共国家的少先队历史逻辑关系。对于后两者：一九三二年的苏联少年英雄帕夫利克与一九五九年的中共国家少年英雄刘文学，一个是系于政治目的而有情节改造形成，一个是系于模仿而发现的典型。一九五五年，中共国家曾出版过关于帕夫利克故事的连环画。
[八十九]同[八十五]，第七十页。
[九十]同[五十五]，第一百六十八页。
[九十一]同[四十四]，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四日文章《「颜色革命」危害深重》（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金灿荣）。此文为一组五篇文章之一，另四篇分别是：《民主制度不能强制移植》（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徐崇温），《「颜色革命」的深层次原因与教训》（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不能掉入「颜色革命」陷阱》（作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寒竹），《选择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邵峰）。
[九十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第九十一页；研究室编版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五。
[九十三]同[九十二]，第一百一十八页。
[九十四]参见王景伦著《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第二百〇四页；王著版本：时事出版社，一九九六。
[九十五]参见路透社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北京电（记者未详）；同[一]译介报，《李克强怒批官员懒政》，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九十六]参见凤凰·新闻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转新华网报道《女职工暴打同事 「我妈是站长」 站长回应:是我女儿》（记者未详）。
[九十七]同[四十四]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文章《人民日报谈农村问题：基层贪腐 乡匪村霸》（作者：李建广）。与此相关联的新华社报道是六月七日，记者隋笑飞、岳德亮发自杭州电文《刘云山在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强化问题导向 抓好责任落实 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九十八]参见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五年七月号文章《北京「两头堵」策略溃败——香港政局鼓舞大陆民主力量》（作者：简俭）。
[九十九]参见《华夏时报》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文章《土耳其：反华示威活动缘何再起？》（作者：国际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马晓霖）
[一百]同[七十六]，第一千七百二十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