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洪国与妻子樊丽丽及孩子（网络图片）
7月15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官方微博发布：“经审查决定，依法分别对周世锋、胡石根、翟岩民、勾洪国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官方媒体网站“法制网”随即发布文章《周世峰等涉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公诉揭秘其惯用伎俩》，其中大量内容与官媒此前对“709大抓捕事件”的报道重合，但亦有新内容，如：“周世锋与加入地下教会的胡石根、勾洪国、翟岩民等人以非法宗教活动为平台，网罗一些律师和访民，散布颠覆国家政权思想……期间，勾洪国出资并联络胡石根、周世锋、翟岩民等人密谋策划颠覆国家政权，形成系统化的颠覆国家政权思想、方法和步骤。”资深维权律师滕彪认为，该文内容疑似直接整合自此前报道和起诉书内容。
该文中更有一段：“《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五十六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滕彪指出，该段似乎预示着“709”被捕人员将按这三个梯次量刑。
“颠覆国家政权罪”上至无期的量刑，文章中种种严厉的描述，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妻子樊丽丽所认识的戈平，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生意人，公司业务是代理一种德国进口的消毒清洁剂，每天下班回来就给她做饭，家里的柴米油盐甚至她的衣服，都是戈平负责买。
樊丽丽有着标准的鹅蛋脸，一双笑起来弯弯的大眼睛，相貌姣好却在老家里难以找到中意的伴侣，因为她对于山西小城的“正统”价值观来说“有点怪”。樊丽丽在老家的体制内单位短暂工作过，她平时就不太适应身边安逸保守的氛围。单位内部选人大代表时，她觉得自己根本不认识选票上那些候选人，于是在“另选他人”一栏填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略带“顽皮”的行为却让她遭到领导公开批评，她觉得“没脸再待下去”只好辞职。
之后几年樊丽丽断断续续做过些小生意，认识戈平时她29岁，已经被家人和朋友视为“老大难”。戈平整整比樊丽丽大了两轮，而他们从相识到结婚只花了几个月时间。樊丽丽坦承某程度上匆促成婚是想摆脱周遭的压力，但也说自己一遇上戈平就觉得他是自己的“理想型”，有见识又会照顾人，因此不顾家人的反对与他结婚，很快有了孩子，善儿。
善儿百日宴客时，樊丽丽第一次见到了胡石根，有人介绍他曾因“六四”纪念活动而坐牢16年，她感到钦佩，但一点没想过戈平会因在胡石根的教会里有什么危险。
7月10日戈平被抄家并带走时，樊丽丽全程都以为是公司出了什么税务问题，几天后她收到戈平因“寻衅滋事”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通知书，就想着他或许是在外面跟人打架了，没什么大事。
樊丽丽拿着通知书去天津给戈平送衣服，河西分局法制处的办事人员把戈平的名字输入系统一查：没有。办事人员疑惑地看电脑，突然想起来什么，告诉她：人是北京抓的，天津这边只负责出文书。
樊丽丽懵了，这超出她的理解范围：“我当时就开始害怕，他那口气听起来很严重。”还在哺乳期的她突然感到从腋下到胸部生生地抽痛，到回程路上她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回到北京家中，一夜之间她的乳腺全部堵塞，忍着剧痛按摩热敷都没有用。她看着不到半岁的善儿只能艰难地喝点小米粥，眼泪成行地流。
在这样的情况下，樊丽丽直觉地写下自己的经历，“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用，就是觉得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而当时的律师却要求她不要发声，几天挣扎之后，她听从了自己的内心，在网上公布了文章。律师紧急打来电话要求她删除文章，她嘴上说试试，之后再没有跟这个律师联系。
知道事情并不简单之后，樊丽丽意识到自己并不太了解戈平在家庭之外的生活，但她说自己“709”之后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她开始去回忆与戈平相处的细节，也留意戈平的朋友们是怎么理解此事。她记得戈平说过，等以后公司赚钱了，要多给教会一点奉献；朋友说起戈平或许会给教会活动一些资助，她觉得这确实是他会干的事，她不认为这有什么错；她想起戈平一句没来由的话：“如果哪天我被抓了，就离天亮不远了。”樊丽丽想不起这句话的前因后果，但现在的她暗暗盼望这句话能成真。
樊丽丽不时回想戈平被抓当天的细节：警察收走了家里所有现金和银行卡，戈平请求警察留下平时给她作为零花的银行卡，警察不同意，反而问樊丽丽身上有没有钱，让她给戈平。她从睡衣口袋里翻出了100块钱，塞给戈平，戈平临被带走时又从警车里出来塞给她，这100块钱就在他倆之间塞来塞去，最终还是留给了樊丽丽——这100块钱就成了抄家之后樊丽丽手头仅有的钱。
樊丽丽只好借钱先给戈平公司的员工发了工资，然后靠哥哥临时给的钱生活，支付包括她父母和戈平有智障的大哥在内的5口人的开销。
为了维持生计，樊丽丽想到开个网店，为了找货源，她从各地买来试用品，然而一天她下楼取快递时警察突然出现，没收她的包裹，并无手续羁押她5个多小时。这对于樊丽丽来说是毫无理由和征兆的打击，也让她感到恐惧无措。樊丽丽不知道的是，在同一天，北京阅兵前夕的8月28日，广州有4名维权者因邮寄印有一名“709”被捕律师头像的T恤而被拘留，他们的邮寄目的地就包括北京。
此事之后两天，房东上门要求樊丽丽在3天内搬走。樊丽丽对房东那嫌恶的口气印象深刻，房东说她丈夫犯事了，担心这房子被她家住过还租不租得出去。
那是彷徨绝望的三天，她终于不得不向父母说明戈平出事了。她之前都是瞒着父母，自己在房间里落泪。她开不了口，于是给父母写了封信，没想到父母看信后没有一句追究，只是说“搬就搬吧”。但找不到地方搬，樊丽丽只好先送走了父亲，又亲自送戈平的大哥回老家。临别时大哥问她什么时候来接回他，樊丽丽回答“两个月”，大哥就一直念叨“两个月、两个月……”
以上种种都是樊丽丽独自经历的，“709”家属中最活跃的李和平妻子王峭岭和王全璋妻子李文足在11月才第一次找到樊丽丽，“跟她们一起以后痛苦减轻了很多。”樊丽丽说，她们三人在一个群里说说衣服谈谈孩子，就快乐了许多，“我第一次认识其他‘709’的人，一见面就好像很熟了，没有一点隔膜，可能是同病相怜吧。”
12月8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期满前一个月，樊丽丽带着善儿同其他家属、律师一起到天津交涉，她感到“人多势众”的振奋，觉得那是“709”以来最“提气”的时刻。然而，共同行动期间，樊丽丽只能喂善儿吃事先煮好的鸡蛋，一向乖巧的善儿总是哭闹，樊丽丽气急下手打了孩子，当天晚上善儿却开始拉肚子发烧。
樊丽丽至今感到负罪：“我没想到孩子是因为不舒服才哭的，那是我第一次打他，也是唯一一次打他。”那次之后，过去身体很好的善儿总是多病，长得也慢了下来，樊丽丽不再敢轻易带着孩子奔波，她干脆在天津租了房子住下，但是这样就难以常常和王峭岭、李文足见面，也错过许多与外国人权官员和记者的会面。
近几个月，警方多次约见樊丽丽，要求她不要与其他家属往来，还让她看了戈平的视频。樊丽丽回忆说，那视频由两段画面组成，第一段中戈平穿着深色的厚衣服，胡子拉碴，精神状态很差，第二段中穿着浅色衣服，刮了胡子，状态稍好些。樊丽丽说她非常清楚警方跟她的接触都是有所图谋，但她总也忍不住去见面听听有没有戈平的新消息。
7月15日戈平被提起公诉后，樊丽丽知道已经到了必须要发声抗争的时刻，但对善儿的顾虑仍最让她难以全身心投入。
同时，警方联系她称戈平自己聘请了律师，她聘请的律师不得会见。樊丽丽要求见“戈平聘请”的两位律师，却被要求写保证书，保证不能把他们的个人信息泄漏出去，她照做了。警方向她声称两名律师都是刑辩高手，而樊丽丽见到这两位律师后得知，他们执业以来都以商业案子为主。
警方进一步又要求她解聘之前的她指定的两位律师，并警告樊丽丽不能写文章发声、不能跟其他家属见面，否则会影响戈平的判决结果。这一次，樊丽丽不愿再顺从，她向其他家属和律师寻求建议，并决定拒绝解聘原有律师，且不再回应警方的约见。
“我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可能影响戈平的判决结果？法律是儿戏吗？判决看心情吗？”樊丽丽说，“如果能出来就会出来的，不能出来我也认了，我做过努力就不后悔，不做会后悔，以后孩子会问，爸爸失踪了，妈妈做了什么？”
尽管知道前路晦暗维艰，但樊丽丽说：“我还是挺感谢戈平的，他让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真相，我现在才是活在阳光下，‘709’成就了我，不再像猪一样活着。”
“不抗争谁也逃脱不了。”樊丽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