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牺牲人性、恐怖威慑为代价的邪教（网络图片）
太平天国和中共革命有诸多相同之处，在前已经提到，这里再梳理一下，二者都是：1、传统的流民造反——主体是陷入生存危机的农民，但纳入了不同的革命模式；2、有宗教性（其间有所差异，后面再述）；3、要建立一个虚幻的集体制、共产制的乌托邦世界；4、要清除现政权、制度、思想、道德、文化、习俗，即对现世界进行全盘革命；5、暴力革命，残酷屠杀；6、实行极权和恐怖统治；7、军事化管理；8、民众、士兵实行集体化，平均主义；而统治阶层实行严格的等级制；9、内部清洗，残酷杀戮；10、单一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管制；11、严刑酷法；12、公有制，收缴天下财产；13、最高统治者随心所欲，胡作非为；14、夺得政权后，腐败泛滥。
绝对化的单一意识、蛊惑底层愚昧民众、暴力强制、建立地上天国或乌托邦世界，凡此类四位一体的宗教或政治，其政治模式与上述都大致相同，包括当下的ISIS。
相比太平天国，中共革命太幸运了。
1、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虽然和各列强有了诸多接触，且经历了鸦片战争，但是民间还是很封闭，除了传教手册和《圣经》，天平天国完全是中国底层农民自发性的宗教及政治革命，拜上帝会的教义和组织都是洪秀全自攒的，低俗而粗糙。而当时，儒家道统仍据统治地位，主导社会，因此太平天国最终被士、乡绅所统领的民间武装所打败。
西方现代工商文明是更高形态的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属于古代农业文明，性质不对称，故而无以对应，经济——鸦片贸易、军事、政治一败涂地，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传统文明已分崩离析。“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一代对中国传统的集体反叛和清算，儒家道统成为打到的对象，代表西方文明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成为时尚。加之，白话兴起，报纸、杂志流行，其主导舆论，以文言表述的儒家传统，无以置喙。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思潮，是先锋意识，席卷世界，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其在许多国家占有话语优势，比如欧洲作为当今人类文明的中心，左翼思想比右翼更有影响力。共产主义思想是有广泛国际背景的意识形态，儒家道统在其在中国流行之前便以败北，为新一代青年所不屑。
2、太平天国革命受到中国整个士阶层的抵抗，并最终被后者消灭。但是随着中国传统文明的倒塌，至二十世纪初，士阶层已经解体——传统的支撑国家的精英集团解体，国家走向混乱。国民党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民族、民生、民权”开创了中国新时代，标志古老中国迈向现代中国。其时，国民党和袁世凯“旧势力”合作，和平废除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乃是国家新生之始。这种合作本该全力维持，长眼光，大心胸，求实缓进，多宽容、多妥协，逐步将国家带入共和正轨。但是，国民党领袖急功近利，无视国情，先贸然发动二次革命，将国家推入战乱；继而，为求资金军援，联俄容共，引狼入室，养虎为患。由质而言，国民党乃是共产党的天敌，可竟然犯如此大错，乃至最终被赶到台湾。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新兴的政治精英集团何其幼稚、短浅、狭隘；孙中山远逊于曾国藩、左中堂、李鸿章、袁世凯；直至抗战，蒋介石先生方重新整合了各地政治集团，聚合为相对一致的力量。蒋介石先生代表了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道路和方向，可惜国际大背景太糟糕，中国被其所左右，中国的命运非中国所能决定，而取决于列强间之角逐。
3、“五四”新一代知识青年高举反传统、倡“德赛”的大旗，但是
列强各国并为此而怜悯中国，于是一部分人便随之转向共产主义。在中国，他们是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信奉者和传播者。太平天国是中国底层农民自发的革命运动，思想也是自攒的。而共产意识则是由欧洲、苏俄、日本传入中国的，首先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正是他们的狂热和牺牲精神青年，奠立了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信仰。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士阶层所排斥，其本身缺少知识人——没有训练有素的教士团；但是中国共产革命，却有一批又一批的进步知识青年投身其中。在中共革命中，他们的人数所占比例很小，但是作用甚大，相当于宗教中的教士。其主要的作用是宣传共产意识，对加入革命队伍的农民进行思想灌注，及从事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4、中共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以下两点。一是苏共提供的组织运作模式。中共是苏共建立的，是第三国际的分支；中共完全是按照苏共的组织运作模式建立的。共产主义运动经列宁，而有根本性的改变，此转折点，即是极权制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列宁式极权党包括以下特征：1、宗教化，“主义”绝对化，成为信仰；2、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求党员忠诚和献身；3、掌握武装，实行暴力革命和统治；4、领袖独裁；5、等级制，下级服从上级，高度秩序化；6、集体化、军事化；7、严格的纪律和惩罚；8、清洗异己，严惩叛徒，形成恐怖威慑；9、保守秘密，消灭异议；10、党内设立监察机制，监控每个成员；11、没有退出机制，成员只能加入，不可以退出，退出者为叛徒；12、党具有绝对权力，领导一切，不接受任何外在束约。
共产党实际是一个宗教化的武装恐怖主义组织，这使它在革命战争中或专政统治中，极具战斗力，并且高效率运作。这种组织运作模式于中国本土是无论如何产生不了的，因为传统中国是自然农业经济，社会以家族家族为中心，讲伦理，重亲情，因此如此非人性的、高严密、高秩序、高效率的组织模式。在家族之外——包括它的延伸形式，中国人历来是一盘散沙，难以组织起来。孙中山看到苏共革命的成功，敏锐地感到其组织运作模式的重要，因此要将国民党改造为列宁式政党，但是最终不能做到——尽管国民党模仿了其某些形式。因为国民党属于上层阶级政党，承接中国传统，讲人性，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它做不到共产党的非人性化，在党内下不了那般残酷之手。苏共组织的原型来于基督教教会，早期基督教遭受迫害，长久处于地下状态，这使其教会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在以后的发展中，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都是最有凝聚力、秩序、效率的组织，并影响到整部西方文明。苏共在此基础上，加进了暴力、极权、残酷、恐怖的元素，而创造了苏共组织运作模式。的确，苏共在组织上有其创造性，比如在军队中设立党委和政委——基层是支部和书记，保障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
由于中共是苏俄按照自身的组织运作模式建立的，这是其和传统流民起义和太平天国有了质的不同，使其高统一、高集权、高秩序、高效率。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败于中共的组织系统。比如，蒋介石作为国家最高军事统帅，却很难调动各地军阀的部队，为了整合军队，他与诸多军阀结拜为兄弟——中国传统的联合方式，但他们却不断背叛他；当然蒋也将自己的嫡系军队和“杂牌军”区别对待。中共之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其组织运作模式的胜利。苏共所创立的党组织运作模式是现代文明中最划一的、最有效率的，当然其以牺牲人性、恐怖威慑为代价。
5、再者，苏共的资金和军事援助，这是中共得胜的决定性原因，非此别说中共没有取胜的可能，连其能否存在都是问题。楊奎松先生在《1920－1940年代莫斯科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概述》中说：“共产国际自1920年起，就一直在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自中共成立之日起，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援助是以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给予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变成了针对中共所需的临时性的专项拨款的形式。”“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对于中共，特别是其前期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经费援助的多少，与党的活跃程度乃至发展的的快慢，明显地是成正比的。……在一些关键时期，共产国际的紧急拨款，对党的命运发生过重要影响。”
1946-1949国共内战，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军事战争，如果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中共仅凭“土八路”的小米加步枪，断无获胜的可能。当时，苏军将缴获日军的海量武器转交给中共，苏联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巨额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一1949)下》）而在此之前，整个八路军总共只有154门炮。同时，中共还从苏军手中接收了诸多兵工厂和战争物资，使军火得以源源不断运输到前线。1946年，林彪的部队只有6万人，而苏军将投降的伪满洲国近20万军队交给中共整编，使林的部队转眼扩充到30万人。
“苏军撤出中国东北后，继续援助中共反对中国国民政府，苏联为支援中共军队，留下军事专家和部分技术官兵参加中国内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民解放军中有1012名苏联专家和顾问。苏军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了根据地，中共军队凭藉苏军经验、苏军顾问和教官的帮助建立起有战斗力的能进行现代战争的军队。1947年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军教官、战车兵、飞行员、炮兵和政工人员参加了共军的战斗行列，1947年中期中共军队反攻得力于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和松花江舰队。”
“1947年苏联为中共提供武器、装备、商品和物资价值为15100万卢布，1948年为33540万卢布，1949年为42 060百万卢布，总计约90700万卢布，约相当于15亿美元。”
“苏联外交家A.M. Дедовский这样记述：红军进入东北的军事任务是击溃日本关东军，重要的政治目的是全力支援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军队，苏军从日本佔领者手中获取东北后，苏联政府的方针是把东北转交给中国共产党。”
“中共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军司令部不允许国民政府军由旅顺大连在东北登陆，而且还协助中共军队在东北建立了战略根据地，并参与中国内战。苏联人认为：是苏日远东战争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参见：太阳史家《苏联红军帮助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体制也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1951年，毛出兵朝鲜，将中国拖入朝鲜争。这场战争本无关中国，毛之参与这场战争，一是出于其虚幻的“世界革命”宏伟蓝图；二是取得苏联的信任，换取其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三是他的好大喜功。“抗美援朝”充分显示了毛的流民领袖本色：虚妄、愚昧、贪便宜、残忍。
哪里有什么世界革命，只有斯大林红色帝国的扩张，从雅尔塔会议便可看到苏联对中国的蒙古及整个东北的野心。为了达到目的，关键的时候，斯大林甚至可以与中华民国政府合作，而抛弃中共。苏联支持金正日发动朝鲜战争，这是苏俄帝国控制东亚的一颗棋子。毛完全被斯大林忽悠了，用中国人的生命、物资去为苏联打一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这场战争，苏联成为最大的赢家，坐视便赢得与美国分霸世界的冷战格局；而中国却平白倾尽国力，牺牲了几十万军人。毛对世界的了解，除了虚幻的“世界革命”“美帝国主义”，近乎于零；愚昧而掌握权力，人世没有比此更可怕的事情了。
国人先经历了八年抗战，之后又是四年的内战，国家破产，民生凋敝，“新中国”建立，国家、百姓本该修养生息，但是毛毫不在意民生疾苦，不在乎再死多少万青年军人。不错，此战赢得了斯大林对中国的信任，其后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帮助建立了基础工业体系；但是中国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断送了与美国百年来的传统友谊，作为世界公敌被孤立、封锁了二十年。失去了与世界交往，尤其是与欧美国家为敌，中国封闭于一隅，不仅丧失了二战后世界和平发展的珍贵机遇，而且自我愚昧；而毛满腔的革命宏图无处施展，而专心“内斗”，让国人自相仇恨残杀；其后二十年间，毛不断发动“运动”，将中国国家和百姓折腾得死去活来。中国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输家，其可谓是祸国殃民之战。
更可怕的是，这场战争的真实性全然被掩盖了，反而中共却利用这场战争，鼓动国人的爱国热情，将这场不义的战争，宣传为一场正义之战、“保家卫国”之战，打败了世界首强美帝国主义之战；一洗中国百年来为列强欺凌的屈辱，强大的中国终于立于世界之林；国人泪如泉涌，雀跃欢呼，高呼“万岁” 。在民族主义的狂热中，“新中国”、中共、毛的神话被推向高潮。这三个神话的确立——毛神话为中心，标志其成为国家新宗教，中国进入了政教合一的神权时期。由此，中共和毛无论做什么都是正确的、英明的、神圣的，需要全民绝对服从，如果有谁胆敢质疑，即国家之敌，全民共讨之。这就为其后毛制造一系列政治灾难做好准备。
斯大林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上与下、主与从的关系，斯大林是个罩子，中共需要遵守其立的规矩和指令。斯大林毕竟成功地建立并控制着了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他对中共的支持和制约，是中共存在及取胜的保障。在某些历史关头，斯大林的确挽救了中共，制止了毛流民式的妄想和滥为。比如，西安事变，毛主张“审蒋”、“除蒋”，但被斯大林制止，并指示释放蒋介石，要求中共在蒋介石国民政府领导下抗日。
1941年皖南事变，毛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对蒋大举反攻，但被苏共驳回。1945年日本突然投降后，毛泽东马上“连下六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向大中城市进军，马上在当地接受日军投降，立刻占领上海、南京，让新四军包围上海，然后这边鼓动上海工人起义，里应外合拿下上海。同时让粟裕赶快进军南京，地下党也已说服周佛海投降，然后拿下南京。只要上海、南京一拿下，半个中国就是共产党的，然后再跟国民党谈判。共产党甚至任命了上海市市长、南京市市长，还有江南五省省长。”“斯大林来了封信，说：不行，你所有的命令马上撤销，立刻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你要以合法的手续、合法的手段来参加政府，不要搞武装斗争，因为你搞武装斗争，中国就内战，中国一打内战就完了，中华民族就要灭亡了。”毛最终只得撤销命令，听从斯大林的指令，去重庆谈判。（参见：沈志华《斯大林在中共和蒋介石之间徘徊》）幸亏有斯大林的约束，如果听任毛的山寨式的妄为，哪一起对中共都是灭顶之灾。
2015年，俄罗斯历史学家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发表了根据新解密的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撰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其披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来于斯大林，“是斯大林让毛泽东在30年代后期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政策，不允许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 “毛泽东是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表示向他忠于的领导人（斯大林）的忠诚”，“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程度超出许多常规的看法，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才能不受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潘佐夫最终评价毛：“毫无疑问，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之一，但也是最血腥的专制者之一。” （参见BBC《苏联档案解密：还原真实的毛泽东》）在这里，“理想主义者”是个美好的褒义语，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毛类似洪秀全，为虚妄走火入魔。当然，毛泽东有他的理想和好心；但是洪秀全也有他的理想和好心。但是，愚昧、妄想和权力欲，加之内心的残忍使他们做下恶魔的暴虐，他们是事实上的假冒为神、杀人如麻的恶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