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国民党热是对民国热的一次消费和耗散。国民党热的每一次发光，都让自己耗费掉能量，每一次都是回光返照，趋于消亡，国民党热越热，它就越接近灰烬。激起一次希望，然后开始大规模怨恨和绝望。马英九就是这样过来的，现在恨死马英九了。
民国热与启蒙运动一样，被高度打压但在去政治化的几十年时间内逐渐升温反弹，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积累。国民党热与民国当归（当下可以简单说成民进党热）是在民国热之中的两股潮流。国民党热所接住的政治符号，政治神话，情感关系都是落后于民国宪政河流的进程的，也就是它是上游的旧东西被带入民国宪政河流攒起来的，因为政治运动总是依赖于旧秩序提供的身份认同以及众所周知的历史符号，他们是石块泥土或者木头，被裹挟进入民国宪政河流，也成为河流的一个部分，例如孙中山讲从尧舜以来的道统或者传统文化。这一些东西的进入河流，对河水的流动，起阻碍还是促进作用，呈现偶然不确定性，例如国民党热对民国热也可能有促进作用，但也极大可能有害有毒。它容易形成堰塞湖，就像国民党在民国宪政历史中起的独裁专制结果一样，堰塞湖最后自己没有主动分流，就会决堤祸害千里。国民党热的政治构建是落后的，陈旧的，有毒气的，于当下只能临时住一个晚上赶紧跑。它是对长期积累的民国热的一次消费与耗散，至于它自己有没有制造出民国热，或许有或许没有，也许收入不如耗散。
而民国当归热是立足于当下和未来的，以台湾现有的宪政为起点，而且是积累的，与民进党的民国热同步。与启蒙运动的激进化从而是耗散消费的部分民运相比，维权运动是积累型的，民国当归是积累型的，因此有维权运动与民国当归的勾连。民运有着消费共党制造的民众苦难的本性，消费同情，有着高高在上等待摘桃子的本能。民运声势的膨胀，一定意味着中国人无边苦难的进一步增加和显现。在此成正比，也因此是耗散性。国民党热也是因为国人在共党的淫威下，开始怀念国民党，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心理。它是非政治，文化的立场的，内心的，一旦进入政治，只能依附于幻觉中的国民党，历史中的国民党，而这都没法有在大陆的当下性。从立场进入政治运作，一定是耗费性的，因此争斗的，有毒的，依附于国共两党“二人转”。国民党在共党之下扮演花瓶虚拟的反对党，与大陆知识分子自己认为反对派一样的虚幻，都是对大陆人民苦难的消费，消费同情与民间政治能量的耗散。
六四纪念同样具有耗散性。香港的学生，通过不参加六四纪念来去中国化，说明六四还是可以中共的，对中共的抵抗还是被吸纳入中共的。对最可能贴近香港抗争的中国事物的断裂，来去中国化，也就是抛弃大陆的民主战友同盟来去中国化，是最彻底的。正如民国派对八九六四的断裂和抛弃。最靠近的敌人内部事物都能抛弃，那么整个敌人都被抛弃了。正如我说，我们通过批判中共体系中的还有点灰色的公知，把他抹杀成黑色的，那么整个中共体系都是黑色的。与香港大陆相反，台湾绿营通过纪念六四来强调对大陆的关注。然而会步香港大陆的后尘，没消费六四时，六四好像可以作为民间纽带，一消费就图穷桥断。
能抱成一团，有组织的站在舞台上的，谁不是类似莆田秀屿镇的游医集团?先给中国下毒，然后再把自己弄成拯救者发财，共党下毒的是红一代造反，百度先把谷歌干掉，大陆著名媒体那个不是专制帮凶，挤中国肉牛奶的。2008年北京一大推人来了一个改革三十周年研讨会，我就举莆田游医的例子，先在小区下毒然后当拯救者发财，我说文革就是下毒，改革就是拯救者发财。当时好几个脸都绿绿的。
民运是对苦难的消费，至于是不是再加上一座大山，得反思下。在中共之舞台之上能抱团组织出现的，有着投名状问题，民运作为苦难的消费，就不能遵守也下毒增加苦难，然后拯救者发财的模式，得回头反思下，怎么摆脱投名状。
杨佳以私力救济打破执法暴力的垄断。当执法暴力被中共垄断，排斥一切私力救济，这时候，即使中共是恶之首犯，民众也不敢也不能追究到首犯，而中共只要舍卒保帅，不断地，零星地抛弃一小部分作恶过甚的卒子，作恶的小伙伴，就足以让民众发泄仇恨。就像乡下看戏，下令灭清官满门的肯定是皇帝，但这个清官的后代翻案绝对不敢翻到皇帝，只能要求皇帝追究诬陷清官的贪官，然后皇帝又伟光正了。对这样一种体制的舆论批判，即使指控到皇帝，指出皇帝是根源，但除了作恶首犯的皇帝外，没有其他力量有执法暴力，民众又只能跪求皇帝追究贪官，事情实在太大了，皇帝出个罪己诏，又获得新生，又皇恩浩荡了。我这里主要指出，中共是个帝制，面对执法暴力垄断的局面，对体制的批判，没法找出出路，顶多是帮皇帝平反冤假错案，反腐败增强帝制的修复力，与民主化格格不入。本来帝制大国的民主化，要比城邦小国艰难千倍万倍，对此缺乏自觉，更是没戏。
正如我一开始就预测的一样，改革启蒙与维权，只在塑造道义英雄和积累人力资源上有用，在促进民主化上，没有直接作用，甚至有可能是加固者。提平反六四的，就是加固者。至少结果会是个加固者。只是共党体制加不加固都内在摧毁，这种加固就像往快决堤的堤坝上扔麻袋，没用。或者说从损益上来说，共党体制是个大湖，再加一些河水进去作用不大，但是虽然改革启蒙和维权是杀鸡取蛋，付出巨大代价才有一点积累。这点积累在共党垮台后，是有用的。
帝制大国的民主化，恐怕是反民主化的。只有在身份塑造(道义资源积累和道义英雄塑造)和人力资源的积累上，可以说是民主化的。可是这是在共党奔溃之后，才是有用的。在这个之前，是没作用的，甚至有负作用的。但必须相信是推进民主化的，在奔溃之前也是推进的，甚至主导的，也就是需要自我神话。
突破只能在民间的执法暴力增强，以打破官方之垄断，这一点杨佳是伟大的先驱。
消费苦难
占中是一个去组织化与去领袖去偶像运动，然而对占中运动的意义再生产，或者媒体消费，一定落实到偶像和领袖上，尤其是没法组织或者没有组织的时候，更是极端需要偶像和领袖崇拜。似乎媒体只能干这个，消费出道义英雄，来吸引眼球，更大的说，以维系希望和召唤下一波行动。我自己在八九后，甚至在98民主党之后进入公共领域，进入民运领域，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无时无刻不在塑造领袖道义英雄，以至于可以说民运就等于领袖崇拜活动，民间抵抗的之间互相争，或者到共党中间请出一个或者几个，也就是找出党内民主派，剩下的就不推行动，不发现行动，然后坐在八九以及其后的几个行动之上不断消费。民运就是消费民众的苦难，这个观点我就是这么形成的，有没有参加投名状下毒然后当拯救者升官发财，现在还研究不清楚。
民运不消费苦难，就没有市场，它必须寄生在中共体制身上，然后作为啄木鸟反对派。如果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逐渐变好，而且消化了苦难，民运注定只能作为啄木鸟，最后作为啄木鸟的标本黏在树上，做有政治自由化妆术的花瓶。有对中共取而代之的机会，就是依赖于中共制造的苦难，和不断消费，啄木鸟才有机会长大放到树，自己成为新的历史主体。当然，民运不仅仅有做啄木鸟的现实作用，因为脱胎于民国，受到世界民主潮的滋养，是有不断从啄木鸟反对派的身份摆脱升华的欲望的。做啄木鸟反对派，有着暧昧性，到底想让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变好，还是变坏，如果变好，到底是中共统治的延续，还是中共也民主化了，或者仅仅是反对派成了第十个民主党派，收为第十房小妾?如果促成变坏，那么自己也毁了前途，搞不好自己先被中共拉出来替罪羊，还有一个也没能力让中共变坏，因为能力都在中共手上。
一个清楚但被遗忘忽视选择性失明的事实是，中共是苦难的源头，即使变好起来，也会是一个更大的苦难的源头，而民运是消费苦难，试图修复变得更好的另外一个源头，如果民运愿意再接回到晚清以来的民国民主化潮流和比较大规模地接上国际民主化力量和潮流的话。那么消费苦难的结果，到底变为了更大的苦难，还是减小了苦难，这就要问一下，消费苦难的落处归在何方。在改革时期，民运为了让中国变好，降低为改革派，把文革之苦难消费成改革的动力，为又增加了一层地狱贡献了力量。这里总结出来的结论是，消费苦难修复之努力，不能落入中共体制之中或者可以抓到的地方，而只能落在它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民运降低的改革派，投入体制化的怀抱，或者假装努力投入，但是屁股和尾巴还留在外面，这个是我们可以帮他们往外拔的。如果让民运免于投名状，能够在不增加苦难的前提之下更好地，代价更小的消费苦难，以增加最大的修复力，并且保证不被利用为修复党国体制，是我们需要思考和努力做到的。维权运动之超越启蒙和改革，就在于否定和遏制道义英雄和偶像崇拜，以无数的中心，无数道义英雄和无数偶像崇拜的出现，来否定和遏制，因为在没有组织的前提下，这是改不了的本性。多中心虽然有着耗散，但也遏制了恶化，这个恶化在八九六四后流亡到海外的民运人士间内斗造成道义资源和海外华人群众资源的散失过程中历历在目。也就是维权领袖和人物随时随地可以出现，可以随便立山头，每一个山头都有资源，议题，不用撕咬得你死我活。这是当年提出的维权压倒民运的一个优点。良性竞争导致更高的目标成为共识，恶性竞争导致更高的目标撕得粉碎。既然不能归于党国，那么就在党国之外高于党国，党国碰不到的地方，落实对苦难的消费结果，意义生产，这便是民国当归。头顶的共同星空，高于每一个抗争领袖，每一个道义英雄，每个人都献身于它，它以神意的意志和不可知命运的意志回报于每个人。
再论民运对民众苦难的征收消费。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革命之所以爆发，在于社会的防守反击。也就是说从民众和本来原初目的来说，革命也是一种维权。但是革命和暴力，在其爆发后就会有自己的新的逻辑，马克思说成自发阶段和自觉阶段。我从小读到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就最警惕历史教科书中说的，“后来背叛本身所在的阶级”，革命的异化，就在于自以为担负自觉意识阶层的参与，和取得领导权，后来读姚雪垠的《李自成》，看到儒生牛金星要加入，我就大着急李自成起义要坏了。就像孙叔通的出现，就败坏了刘邦与兄弟们在帝廷上大鱼大肉喝酒狂欢的梁山生活。列宁之自觉革命以及组织思想，之白骨千里血泪斑斑就不用说了，总之一句话，革命所需要净化的阶级敌人或者帮凶进来参沙子，革命精神那种火热就冷却了，革命就要失败，即使夺权了，也就异化为革命精神的敌人。这一些来掺沙子的儒家士大夫，在农民革命还没成气候的时候，就大力在舆论中打击，支持统治阶级镇压，说成叛乱，在农民革命快成气候的时候，就摇身一变了，搞民粹舔菊拍马遛须，然后混进革命队伍，谋夺领导权，他们一参加进来，革命队伍就不纯洁了，革命同志就开始勾心斗争，总之儒家的脏水进入一湖地下喷出来的温泉水。这是儒家对农民革命的征收，对民众苦难的消费。
民运队伍基本来自被共党所排挤出来的，受成为“人上人”，作为共党的儿女被党妈要吃掉或者吃掉几两肉几根骨头的，其搞民运主要还是围绕着在体制外成为另外一种人上人的渴望，也就是体制升迁不畅，统一战线不要的结果。当然不少人从此进入，如哪吒那样剔肉还骨，好转为三头六臂的莲花之身，升华到很高纯净的境界，但是大部分人还停留在对党妈的怨恨里，或者临界点上下波动。而从底层维权出来的底层中坚和精英，同样需要上升空间，而现实中只有成为体制外的“体制幻象空间”里，也就是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被甩出来和往上走的，汇聚成一块，被甩出来的边缘精英，就在消费苦难，征收民众抵抗的行动，然后再消费自己的小损失，丢个工作啦，关上几天啦，被喝茶啦。往上走的，按照自然规律往上走，人往高处走，合作完成对民众苦难的消费和抵抗的征收。
我一直斩钉截铁地认为，基于知识分子身份的，要求领导权的抗争，与底层基于民生和自我保存的抗争，是两条格格不入的河流。消费苦难在所难免，问题是怎么消费。维权之民运化，是我坚决否定的，逆流而上。捍卫维权之民生使命，自我保存和公民社会使命，揭穿知识分子“倒逼”说法之征收消费，不然即使来一场阿拉伯之春广场革命，还是如埃及一样问题没解决，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