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闻习近平有意废除政治局常委会。此事说来轻巧,实则非同小可。

在一九九五年──那一年陈云过世,邓小平健康状况恶化再也无力干政──以来的整个后邓时代,政治局常委会一直都是中共的权力要津、体制重镇。其在中共政体的地位之高、份量之重,迄今无其他党政军机构可相比拟。胡锦涛时代更堪称常委全盛时代,“九龙治水”,寡头专政,御用学者甚至将胡温治下的政治局常委分工负责制称之为“集体总统制”。中共十年一轮的换“代”交接班程序也被吹嘘为“当代禅让制”,它指的是上下两届常委会之间的“集体禅让”,而非两任总书记之间的职务交接,由此可见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共政体内部重中之重的地位。毫无疑问,在江胡时期,政治局常委头衔是中共党内除总书记之外最尊荣、最显赫的头衔,即将退休的政治老人对亲信的最高奖赏,就是把他提拔为常委;老核心、前常委干预后届政事的主要途径,就是把他信得过、靠得住的人安插进常委。因为在最近二十几年里,除了地位尊荣、身份显赫之外,政治局常委会一直是中共政体最重要的制度性结构,没有之一。

一般来说,每一位政治局常委既是某个(或某几个)关键性的中央职能部门的分管领导,又是某个(或某几个)自上而下垂直系统的最高首脑,因此,每一个常委都处于相应的“块块”与“条条”交汇处的中央枢纽位置。央地关系、条块体系等庞大体制得以正常运转,常委的存在是其人治保证。而作为整体的政治局常委会,则将各常委所分管、所操控的“块块”与“条条”整合为一体、牵制于一身,由此构成中共体制之完整性与有效性的制度保障。与党代会、中央委员会或人大、政协等名义性权威机构相比,政治局常委会既有名义、又有实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了“党”的化身、“中央”的缩影。在这个意义上,废除政治局常委会在性质上、功能上、以及象征性上,都要比废除“七上八下”、“隔代指定”等人事潜规则严重得多,也要比废除团中央的高干储备队功能激进得多。可以断言,废除了政治局常委会,中共政体在中央层面将完全不可能再按江胡时代的既定方式正常运作。考虑到政治局常委会同时也是中共省、市、县、乡各级党委常委会的母本和范本,当废常之风合乎逻辑地从中央颳到地方,一个没有省委常委、市委常委、县委常委的地方各级政治体系将成为现实。届时,取代地方各级常委会的,是名正言顺的“书记拍板”、“一把手专政”,还是改头换面的“三结合”“革委会”,就不得而知了。

综上所述,废除政治局常委会岂止是“改革”,岂止是政变,简直就是革命。胡石根、周世锋们不过聚了几次餐,“炒作”了几件维权官司,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均无伤大雅,却被天津法院判为“颠覆国家政权”;殊不知,想要废除政治局常委会的那些“势力”,才是不折不扣在“颠覆国家政权”呢。

迄今为止,废除政治局常委会只是传闻,且主要是香港和海外媒体的传闻。在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之中,并没有透露只言片语。但此事是否止于传闻,就不好说了。据说,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些专家学者已就政治局常委会的存废展开研讨。不久前,《人民日报》也在一篇文章中特意强调,政治局常委会在党的历史上曾经被撤销,它似乎是在暗示:没有常委会,党的事业照样干,政治机器照样转。但是,《人民日报》显然忘记了,中共的总书记、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副统帅”、书记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等等,也都曾时有时无,时重时轻。作为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党代会,在毛时代曾经十多年不开会。若政治局常委会可废,依同样的道理,似乎总书记、书记处、党代会,也无一不可废。如此推理下去,岂不有“反党”“反华”、“亡党亡国”的嫌疑?

毛、邓与政治局常委会

的确,在中共九十五年的历史中,政治局常委会并非一直都存在,在其存在期内,也并非一直都很重要。在毛泽东、邓小平统治时期,毛、邓巨大的个人权威曾让政治局常委会相形见绌,也曾让这个党内决策机构降格为政策执行人、甚至陪衬人的角色。

自延安整风起,毛泽东的权力就始终凌驾于全党之上。毛时代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能以贯彻毛的思想、执行毛的意旨为己任,而不具备制衡、约束毛无上权力的资格和能力。罗点点回忆,其父罗瑞卿曾被毛指定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后来,因为毛颇为宠爱的儿媳邵华下放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毛误会这是罗瑞卿故意整邵华。毛十分不满,却又不便明言,遂无故终止了罗的常委会列席资格。知道真相之后,毛又发出指令恢复了罗的常委会列席资格。当年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都是精明人,他们都知道罗瑞卿被突然取消列席常委会资格的真实原因,却不以为怪,更不以为非,因为他们都认为,常委会让谁列席、让谁滚蛋,主席有权说了算,不必向任何人解释原委。由此可见文革之前的政治局常委会就已经堕落为一个政治上徒有其表的可怜角色。到了文革时代,政治局常委会就彻底沦为毛家夫妻店的附庸了。

在邓小平时代,政治局常委会在体制中的份量显着增加。胡耀邦曾经有过一个将政治局常委会改革为党内民主试验田的设想:废除中共总书记,不再设立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次序,改由各位常委轮流担任常委会轮值主席。此设想如被实施,政治局常委会或将逐渐演变成瑞士联邦委员会那样的最高政治决策机构。但这显然不符合邓小平的意图。

邓小平对政治局常委会的态度与毛相似:合用则用,不合用则高高挂起。赵紫阳回忆录中谈到陈云曾因某事要求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赵告诉陈云,小平同志不同意开常委会。赵并说,只要您和小平同志谈拢了,常委会随时可以开,否则,就是开了会也没什么意义。赵紫阳颇为无奈地解释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陈云的反应则是把赵这句话喃喃重复一遍,“哦,你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一九八九年,当邓小平作出调动野战军镇压街头民主运动的决策,五个政治局常委意见不一,赵紫阳、胡启立反对,李鹏、姚依林支持,乔石不表态。常委会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也未能达成多数意见。如果邓小平尊重党章,服从政治局常委会,而不是蔑视党章,凌驾于常委会之上,“六四”悲剧也就不会发生。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是列宁主义的政党机构。对于宪政型政党而言,对于民主制度之下的任何政治组织而言,这种寡头政治机构是完全没有必要,也完全没有生机的。但是,在中共体制里则有所不同。对于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来说,政治局常委会具有两面性:既有助其集权、专政的一面,也有党内分工、分权的一面。它比党代会、中央委员会等名义权力机构具有更多可操作的“党内民主”成份。因此,大独裁者从内心深处并不喜欢政治局常委会这样的机构。毛更愿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或在专列上召集随叫随到的“打招呼会”。邓更愿意在自家的客厅里召开“拍板会”。毛、邓都不喜欢参加政治局常委会。

不过,毛泽东、邓小平虽然在紧要关头、重大议题上都曾经撇开常委会、无视常委会,但毕竟,毛、邓并没有废除常委会,连想都没想过。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毛、邓需要用政治局常委的尊荣头衔来奖赏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兢兢业业的合作者,拉拢党内主要山头、重要派系的代表者,以及安抚一时还难以清洗的实力竞争者;第二,在中共的条块体系和权力矩阵之中,常委会体制所承担的组织枢纽功能本身亦有其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政治上,驾驭常委会、利用常委会,要明显优越于撤销常委会、废除常委会。

毛、邓尚且不敢轻言废除的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果真敢废除、能废除么?过去四年,习近平的确表现出了“不走寻常路”的政治性格。拿下周、徐、令、郭,重整军事体制,架空政治局,排挤国务院,恐吓江派,狙击团派,东海寸步不让,南海强势出击……,这些事情对现行体制,对官僚集团,对对外战略,都是极具破坏性的大动作,具有伤筋动骨之效,但习近平不仅敢做,也几乎做成了。这提示人们,习近平绝不是胡锦涛那样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之辈,他完全有可能在面对十九大人事难题、二十大接班困局的时候,做出某些个破釜沉舟、一鸣惊人,具有“震撼性”甚至“颠覆性”的事情来。废除常委制便是此类具有“颠覆性”的事情,这么做的好处不言而喻,去除了政治局常委会的制度性羁绊,就可以放开手脚独裁,理直气壮夺权,习近平的集权扩权之路将会走得更迅速、更长远。十九大、二十大之后,或有可能开创出完全不同于邓江胡时代的全新政局,比如修改宪法、废除总理负责制(这是中共特色的议会内阁制)、改行“总统制”等等,以便像普京、埃尔多安那样,在第一个权力周期结束之后,迎来政坛第二春。

但是,不像“打老虎”、改军委,只要有勇气、有魄力,敢于来狠的、来硬的就可以完成。“打老虎”主要是一件“力气活”,废常委则主要是一项“技术活”──习近平所擅长的放狠话、出蛮力那套“治国理政”方式,对于废常委之事只怕一点用处也不起。废常第一步,是要说服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通过相关决议,同意“自残”、“自宫”──虽然只是对下一届政治局实施“自宫”。习起码要与即将退休的五位现任常委达成政治交易,让他们乐意成为史上最后一届政治局常委(这里可以假定即将退休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更容易接受习近平的废常议案,而必定继任常委的李克强,和有十一分之五概率成为十九届常委的另外十一位现任政治局委员除非被抓住腐败把柄,否则不大可能牺牲自己的政治利益而违心赞成废常议案);其次,要在北戴河会议、十月的六中全会上启动废除常委会的各项组织准备工作和政治善后程序;再次,十九大之前要拿出新党章草案,十九大上按习近平的意图“选举”出顺从、听话的新政治局,然后,才能名正言顺地废除政治局常委会。目前看来,时间紧,任务重,除非以非常之举做废常之事,否则十九大之前断不可能完成任务。此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