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六四\”以后，赵紫阳被中共软禁了十五年。李普冒着风险，到富强胡同六号探访过三次。他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和朋友。60 年代初，李普任中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赵紫阳是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们有很和谐的共事关系。李普的三次探访，带出了极其重要的消息，这些消息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李普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访问时说，\”赵紫阳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有还政于民的一天，从军政、训政到宪政，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限期的，无止境的。这就是说，专政大概要到消灭了阶级以后，直到国家消亡的一天。\”\”赵紫阳曾经要求当局解除软禁。他说已经软禁十五年了，再不解除，就等于终身监禁，你们是会受到指责的。但是，当局没有理睬 ，既不人道，又愚蠢，愚不可及！\”\”他到底有什么错？犯了什么罪？他犯了罪，你把他交法院审判，公布他的罪行。他们不敢！\”\”六四以后，中央指派以王任重为首的一个调查团，调查赵紫阳的问题。调查的结果，没有错，没有问题，拿不出证据来。不敢公布调查结果。\”\”即使不向全国人民公布，也应该向全党公布，他是党的总书记，你说他有问题就向全体党员公布。没有，从来就没有公布过。我就不知道，没有看到过任何文件。\”\”你说他分裂党，支持动乱。简直笑话！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赞成调军队镇压群众就是分裂党？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吗？他没有支持动乱。他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不要绝食，回学校上课，这怎么能说他支持动乱？\”\”我认为两边都有激进分子，在后面操纵。政府方面背后有激进分子，学生方面背后也有激进分子，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起了很坏的作用。六四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完全可以避免的。听赵紫阳的意见，冲突就可以化解。党内没有人听他的，学生也不听他的，两边都不支持他正确的处理，他只好辞职。他宁可不当总书记，也不镇压群众。\”
李普说，赵紫阳每天都在看书，想问题，想中国的事情，他是在忧国忧民中渡过他被软禁的十五年的。他在总书记任上，曾经想逐步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多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希望还政于民，多一些民主，一步步扩大民主的范围。在中央的文件上，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这句话，他把\”下\”字去掉。以后就没有\”下\”了。他在被软禁的十五年里，想了很多党内、国内的大事，国家的大事，世界的大事。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的问题。
李普还说道，赵紫阳逝世，应该按总书记、总理的规格对待他，给他开追悼会。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他是一个心里装着人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应该让群众自由地参加，自由地发表意见。人们愿意怎么追悼他，应该让大家采取自己愿意的方式去追悼，不应该有任何限制。
凤凰卫视这次对李普的访问，后来制成专题片，编入\”口述历史\”系列，并插入了80年代在赵紫阳领导下工作的吴国光先生补述细节的镜头。吴先生说，赵紫阳曾几次在关键时刻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从天安门广场回到家里，就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开会，说明自己不能同意调军队对付老百姓，故只有选择辞职一条路。言外之意就是：在事关执政党与政府以残暴手段对待人民时，他拒绝与\”中央\”合作。这个家庭会就是告诉全家人：准备迎接即将降临到全家人头上的政治风险！
记述到这里，我要插说一下。中国的公民们，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在1989年 6月4日的前夕，赵紫阳从天安门广场回到家里，他选择的不只是他自己下地狱，他的选择，还将累及他的全家；但是他义无返顾！试想：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里，她的仁人志士们，有几个人能够如此？有几个人能够如此？请历史回答！
（十二）
六十年前，国民党宣布结束训政，筹开\”国大\”，实行宪政，还政于民。1947年3 月18日下午5点，胡适在南京访英国大使 Ralph Stevenson（拉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日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
同年，7月20 日，胡适发表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文如下：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
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邱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重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动，本党固然无法制裁，社会也往往允许，称为\”独立\”，称为\”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占政权，或毁灭得胜的反对党。因为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果，保守党惨败了，邱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以上所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的政党，便完全不同了。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于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仅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了。
这篇文章显然是四个月前（3月18日）胡适在南京与英国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一小时谈话主要内容的申说。
几十年来，中共和毛泽东都宣称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民主是假民主，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才是真民主，最充分的民主。谎言只能欺诓于一时，不能欺诓于永久。可悲的是：国家和人民经过中共数十年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统治之后，才由一位被遞职的总书记在被长期软禁、经过苦苦求索之后作出了结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有还政于民的一天。其实，距今 67年前，中共的首任总书记（也是被遞职）陈独秀在致西流的长信里就列了这样一张表：
（甲）英美及战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发布选举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的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等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原注：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论。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在这张表的最后，陈独秀说：
每个康民斯特（程案：陈独秀好像不愿用\”共产党\”名词，故用译音）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
（十三）
1946年11月 15日上午10点10分，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新建成的国民大会堂开幕。标志着 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开始，标志着执政的国民党结束训政，进入宪政的开始。然而，中共与民盟说是国民党片面召开的国民大会，拒绝参加。会议开始以后，共产党代表名额190 名，民盟代表名额120名，席位均予保留。后来在主席团选举中，又由朱经农代表等146人提议，为民主同盟保留主席团 4人，为共产党保留主席团5人名额，获得通过。中共不参加这个制宪大会的桌面态度是：中共坚持主张国民大会以前，要政府改组，即对国民政府委员名额的分配，力争共产党与民盟至少共占 14名，即超过国府委员40名的三分之一，使其对于国府委员会的重要决议，有否决权。有的治民国史的学者责怪蒋介石当年没有多让出一票（只给民盟与中共13 个国府委员名额），致使联合政府未能组成，导致内战扩大，失去和平建国和宪政民主的机会。这是昧于中共本性的判断。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战争党，它是要不断战争、永久革命的。即使它在一国胜利，握有政权，它也还要追求世界一片红，这是《共产党宣言》明说了的。中共在其处于劣势、弱势时，可以心猿意马地参加联合政府。但它决不会安分，决不会合作（国共合作的历史已是证明）。它会始终捣乱，永远捣乱，直到它占上风，转为优势，联合解体，它独自抢得政权。它的得意日子一到，别人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别人下地狱的日子就开始了。这就是共产党的本性、本质。所以，\”联合政府\”云云，只是它的手段，绝非目的！它是要独得政权的。因为它压根儿就是极权党，专政独裁党，与宪政是南辕北辙的，所以它拒绝参加制宪国大。而其桌面以下难以出口的隐衷全在这里：
在11月28日第三次会议上，……大会主席胡适代表，即席邀请立法院院长孙科报告宪法草案内容。在孙科报告的最后部分，关于第十三章基本国策章，他说：\”……这一章的条文中，也有几点特别重要，如第一百三十四条，全国陆海空军要脱离党派关系，才能顾到国家的利益。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任何党派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各党派由于政见的不同，而发生政争，必须以和平的选举投票解决的方法解决，不能倚靠武力，造成内乱。\”
这两条宪法（草案）内容可真正要了中共的命了！它这个天生的暴力革命党如何能坐到议会里来受宪法条文的约束？它一旦坐上议席，第一道关就是\”军队国家化\”关，它就面临着八路军、新四军的被整编，这是中共和毛泽东退到天涯海角都不肯答应的！所以，这就是中共当年拒绝参加\”制宪国大\”的根本原因。
一旦国民党要还政于民了，中共就不得不耍赖了。这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人的伤心史的关键处！
只因六十年以后，中共的一位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总书记触及了这个问题，故我才回溯历史，补述以上内容，以报赵紫阳的务实精神，以彰李普与赵紫阳倾心商讨和披露真相之功。
（十四）
在李普转述赵紫阳的后半句话——\”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限期的\”——中，更包涵了丰厚的意蕴。李普因为年事已高，谈话又没有记录，故谈话内容已无法大部分传达出来。但是，关键的话他却记住了，这是准确无误的。凭这一句关键性的话，我们便窥见到大量的句外之意及其\”潜台词\”。就是说，赵紫阳的务实精神愈到晚年便愈彻底了。他能承认敌党\”有还政于民的一天\”，也能见到己党固有的顽症。这就是说，他已经超越了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已经进渡到一个自由思想者的境界。自由主义对待知识问题的根本态度是：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对任何事物绝不盲信盲从，必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赫胥黎说\”拿证据来\”！大跃进的死人，\”文革\”的全民劫难与亲身经历，\”六四\”的血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使赵紫阳敢于怀疑马克思主义自 20世纪初共产革命以来给全人类造成的后果，故他才有软禁岁月里的反省与质疑。这是他被共产党反人道的\”党性\”改造和整肃数十年而其人性与良知终不消泯的铁证。共产党的党员中有无数人的良知与正义感是永远不可能被它制定的乖张的、反人道的\”党性原则\”扑灭干净的，如胡耀邦、李慎之、朱厚泽、李锐、李普……如万里、耿飚、任仲夷、张爱萍……因为党性不是正常的人性所可包容的良质，它是与人性相排斥的异质，是人性的反常，是邪恶的变种。我可以举一件最具体的事例对比。陈布雷自杀以后蒋介石是厚待的；田家英自杀以后，西柏坡当年的房东到中南海看毛泽东，问：\”田家英呢？\”毛答\”乌呼啦！\” [2]其冷漠如此！视人命如草芥已极！故他为权力和急进革命，是不惜毁党毁国而发动\”文革\”的。赵紫阳的晚年虽然失去自由，但其整个晚年是被伟大的人性光芒照亮的晚年，这是他不幸中之大幸！
其实，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就呼吁全世界共产党革命，它说：\”共产党人并不隐藏他们的见解和目标。他们公开宣布，他们达到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武力摧毁整个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又曾说过，在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期间内，无产阶级的革命独裁是必要的。有革命导师这样亲自的教导和鼓动，全世界的共产党还有不搞暴力、不搞专制独裁的吗？所以赵紫阳的质疑和反思是疑所当疑、思所当思，他是在给病入膏肓的共产党作追源溯流的诊断，目的不是要挽救它，而是要求得人民能够真正控制权力，从而制止腐败与邪恶蔓延。他到了晚年，这个背离人民和他早期理想的党，在他的心里已经无足轻重了，而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在他已经是重于泰山的事业。这就是赵紫阳与他的前代共产党领袖（除胡耀邦）的不同之处。
李普在对凤凰卫视记者的答问中为赵紫阳仗义执言，并对中国重大的政治事件畅所直言，置个人利害于度外，他的思想和精神，是值得有血气的中国人效法和景仰的。
（十五）
赵紫阳逝世的震撼波渐趋平息以后，约有半年我和李普各忙其事，偶尔通通电话，问他的起居健康情况，也寄过两次资料。后来知道《红色记忆》出版了，迟迟未见寄书来，我就写了一封短信去索书，并同时附去元月24 夜那封只写了半页的信。对于八十七岁的老人来说，像给友人寄书之类的琐事是需要提醒的，他不可能像青、壮年人那样想得比较周密。约近8月尾，接奉他的来书。文如下：
巢父吾兄并请转邵建先生：
巢父兄手教诵悉。十分感谢你们二位对我的嘉许。但受之有愧耳。
沈容的书一度遭禁，想必是冲着我来的，后来解禁了。可能是由于我给一位当政者、沈容的老友写了一封信；十月出版社做了几句检查，并删了几句，又通过了。此书已成畅销书之一，始料未及也。她这些文章，最初我是鼓励的，后来却泼了冷水，详情见《红色记忆二三事》，附录于港版，不赘。友人冯东书说得好：你后来没再过问，是好事，她乃得信笔发挥她的特色，反之，如果你再过问而加以干涉，大概她会听你的，岂有今日这等文笔乎？！世上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者多矣，所以我有点儿相信\”缘\”，两兄可能要见笑了。
库隆之事，确实值得我们三思。他是一位好组织者。我们乃一盘散沙，特别需要这样的人。要做的事很多，比如传递未能见诸报刊之文，还有急需帮助救济的人。我常问几位朋友，你有饭吃吗？谁给你饭吃？等等之事甚多，惜无库隆！你们两位如何？如需列名，我可以算一个，但不能做实际的事。请考虑考虑，万事开头难。如何开头呢，从哪里着手呢？请你们两位决心做库隆吧。我们那位老总，勿寄任何希望。这位小人物现在成了大人物，了不得！权力腐蚀人又一例，而且速度加快！
我越来越反对暴力。一个社会的转轨，是事事转，样样转，一转百转，暴力岂能做到！换言之，我越来越成了和平演进论者，只能不性急，做一点一滴之实事，改进一点算一点，说服一个人算一个人，慢慢来。真要有耐心啊！不怕慢反而快；
于求成，反而慢！不知两兄以为然否？
最近有凤凰台播放对我的专访，讲新民主主义。强调的是毛之左，乃是从1953年提出进入\”社会主义\”起，否定了\”新民主主义\”，批刘少奇，实际上否定了他老人家自己！直至 1978改革开放。1978－（减）1953 ＝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个专访，国内老教授，在美国教书的较年轻的教授，新华社离休者及尚在工作的一些人，都称赞。黄宗江之女在香港当教授，说是\”闻所未闻\”。不过这些教授都算较年大的（教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都有），惜不知年轻人看法如何。我正在托人复制，下月当各寄一碟给二兄请教。
握手！
李普 ○五年八月廿三。
又：另寄《红色记忆》港版一本。我记得似曾另签过一本，遍寻不获，当再找。故此本暂不签名。
找到了，写好未寄耳！
请示邵建先生地址，以便寄书。我曾向你问过他的电话，又不知放到哪里去了，甚歉也，烦再告，不好意思，乞谅！
信中所说的库隆，是波兰60年代的共青团总书记雅采克•库隆。他在 1964年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领衔署名散发了一封批评政府的《致党中央公开信》，两人被判刑三年和三年半。1976年，库隆又与亚当•米奇尼克（现波兰《选举日报》主编，\”波兰的哈维尔\”）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保护工人委员会（ KOR）\”，其理念是\”自救\”，不指望和等待极权政府开明或开恩，提倡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救援，关心弱势群体。日常工作包括在经济、法律、医疗诸方面，给遭受不幸的工人家庭以救援。我和李普讨论的是波兰政治文化和中国大陆政治文化差距之悬殊，以至四十多年以后还丝毫没有\”库隆良知\”萌生和长成的环境 。而我们的共青团总书记掌握了权力之后竟是如此这般！
（十六）
去年9月初，我收到了香港版的《红色记忆》。李普的题词是：
巢父老友惠存 李普赠 二○○五年八月卅日，沈容谢世八个半月之日
扉页上附了一片打印的贴条：
敬启者：
沈容于2004年12月 15日逝世，夏五月满了八十二岁。
我、两个女儿、她自己，全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她住了三个月医院以后被接回家，晚上小女儿亢美陪她。第八天早晨七点十分亢美起床，见妈妈正常，七点二十分洗漱回来，发现妈妈已经停止呼吸。我听到亢美喊叫才起床。
她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她是在睡梦中走的，走得安祥、平静。可以说她没有受很多折磨，这使我稍感安慰。她去世的前一天，12月14 日，她附着我的耳朵说：\”我说不出话来，我很痛苦！\”
奉上《红色记忆》一本，是她一些回忆文章的汇集。她没有准备公开发表，只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们知道她的经历，知道那个时代，知道她走过什么样的路，知道她是怎样走的。她没有认真下功夫做这件事，可以说这是她业余干的活，尽管她从1983 年起就不再上班，并没有正业。
她病中看到这本书的清样，说还打算写许多篇，并且随口说出了一串题 目。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那些文章了，太遗憾了！啊，遗憾太多了，岂止这一件呢！
虽然她比我小四岁，最后让我来承担这苦痛，应当说的确比较合适，也可见她比我有福气。有朋友安慰我说：这福气是她前世修的。
我多么希望真正有阴间，有前生、有来世。
我有幸遇到了她，相伴六十六年，这福气也是前世修的吧。
可惜我不会做诗。她去世以后勉强做的，有一首想到今后：
\”相伴六十六载，
此别何其匆匆；
遗憾不曾教我，（后将\”遗憾\”改为\”应恨\”）
如何度此余生。\”
李普，于2005年1月 19日。24日改定。
读罢以后，我写了一封信去。
李普吾兄：
收到您寄的《红色记忆》以后，我就先挑选我最关注的人物与事件等篇章（如俞大絪、王光美、军调部……）读，发现篇篇精彩；然后读欲晓的一篇，又觉情感深挚，亲切感人；于是便从头读起，一连三天，就内容的吸引力和阅读的兴趣来说，竟与少时读《红楼梦》、《三国演义》略相仿佛。读罢，深觉惋惜：出手太迟了，沈容带走了大量珍贵的记忆！不过，吾兄不必愧悔，世事没有绝对完美的，世界始终是残缺的，人生也都是残缺的。谁也不可能成为绝对的赢家！她毕竟还留下了这一部有真价值的书。那些无数的理想者，为这个恶制度奋斗了数十年，有的早死，有的死于非命，竟什么也没有留下的，还大有人在哩！像这样一比，你、我的惋惜，欲晓、亢美的惋惜，就转变成庆幸了！这是李笠翁的生活态度：遇事退一步想，不比高，只比中下，常能心安理得。
胡适评蒲松龄的《醒世姻缘传》，认为达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张爱玲深所服膺，并以此为目标，写了一部《秧歌》，胡适认为也达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红色记忆》作为随笔，我认为也达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她写人，叙事，无顾忌，无隐讳，不矫情。她写刘、邓、周、叶、廖，尽管从我今天的观点看，这场革命的方向根本就是错的，这是一场盲人骑瞎马的\”救国\”，但沈容笔下的这些富有人性的细节却是真实的，生动的，栩栩如生的。这跟她的小姐出身有关。正因为她曾经是小姐，所以她只认理想，理想之外的东西，都看得很平淡。所以她很自然地不仰视他们。相反，农民出身的人，往往习惯于仰视那些有权位者。只有李有源才写得出《东方红》（恐怕经过鲁艺的人的加工？），因为他是仰视的。我近年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小姐、少爷，世家子弟，凡经过深厚的人文陶养的，多淡于权位与物质的追求，有的更比农民能吃苦和经历磨难；而早年处境低微者，往往刻意追求知识分子不屑一顾的东西。毛泽东毕生追逐权力，几起几落，惨淡经营，恐怕跟他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梁漱溟还说他的卡片填得不好，导致他的屈辱心理异常反弹大有关系？
《红色记忆》的史料价值也很高。今年上半年我研究宪政与内战问题，读了一百多万字的材料，判断：中共绝无和平诚意。这在\”军事调处执行部\”一章里得到了印证：
执行部名义上调停国共双方军事冲突，实际上军事冲突一天也没停止过，双方都在加紧备战。中共方面利用执行部有飞机这个交通之便，大量调动干部。当时最要紧的是调干部到东北去，各解放区需要购买药品和其他物资的人也云集在此。（ 85页）
别看这平平淡淡的两、三句话，这是所有中共官方文字和大陆中华民国史著作中都没有正式承认过的事实，竟然由当年的一位亲历者毫无顾忌地披露出来。没有穷搜过文献的人自然不知道它的份量，只有对内战纪录进行过地毯式扫描的鄙人才觉得她这几句话的可贵。要是胡乔木，他是绝不肯这样说的，因为他说话都要以中央文件为依据，所以他没有言说的自由。你们夫妇越到晚年说话越自由，是跟你们诚恳反省、认真思考探索分不开的。你们的晚年，经历了多次精神飞跃，才获得自我话语自由。要没有晚年的飞跃，那才真是做了一辈子\”帮凶\”，为一个邪魔政党、恶制度、坏政府\”作伥\”而遭劫，那才真是枉此一生哩！
我将要写《沈容〈红色记忆〉对革命的解纽》和《沈容去后，李普\”如何度此余生\”？》两篇文章。初拟十五号以后到京，十七号参加冯兰瑞先生的座谈，然后到尊寓畅叙一天。主题谈嫂夫人去后，吾兄这九个月的生活。这一段是吾兄放光彩的生活，希望欲晓伉俪也能参加，替我们录录音，作些补充。如有可供我参考的友朋函札，亦请您预备一下，但以不费神过劳为度。
专此 敬候
日安！
弟 巢父谨上 二○○五、九、七。
（十七）
为什么要写《沈容去后，李普\”如何度此余生\”》呢？就是因为知道了他答\”大纪元\”记者问的内容和答凤凰卫视记者问的内容，觉得他这九个月活得格外充实，配做沈容的丈夫，放出了夕照的明晖！
为什么要写《沈容〈红色记忆〉对革命的解纽》呢？因为《红色记忆》全书是对共产革命破产的实证和最通俗的说明。我用了一个传统的动词\”解纽\”而不用时髦的\”解构\”。\”解纽\”即\”王纲解纽\”之\”纽\”，其意甚明。对《红色记忆》的主旨，我只先说两条。
一、这场在中国发生的共产革命，是一场盲人骑瞎马、黑夜临深池的\”救国\”。我们承认它的初衷是为救国，但是它的结果是把国家和人民\”救\”进了万丈深渊，迄今难以自拔，不得翻身。这就是\”目的热\”、\”方法盲\”。只要有一个良好目的（动机）就一头胡乱做去是不行的，还应有能产生较优效果的方法才行。沈容在这本起初写给她的儿孙们看、不打算出版的书里现身说法：她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之后，就相信\”将来走向共产主义是多么美好，苏联是我们的榜样\”。于是她就\”和两三位同学一起参加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难民服务团\”，没过几个月就参加了共产党。她说：
那时大家都认为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主张抗日、主张民主，而蒋介石独裁，国民党腐败，不许抗日。我读了那些粗浅的介绍马列主义的书，认为我真正找到了拯救中国的道路，这是促使我决心参加共产党的动力。
这是个单向的选择，没有经过比较，毫无参照系的选择。这类情形最容易在十六、七岁的少年人和热血青年的小知识分子身上发生。他们共通的特点是具有良知和正义感，激于抗日的义愤，爱国，有献身精神，愿意参加到任何一个抗日的团体中服务。但是所有这类抗日团体里都隐藏着中共的党员。他们也都是根沈容、李普同类的热血青年，只是一个先入后入的差别而已。他们谁也没有想一想问一问，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为什么党员在这些抗日团体里还要隐藏身份呢？这个底细只有共产党的少数领袖人物掌握着，它的中、下级干部是永远不会知道的。这就是：他们还有更长远的图谋。所以，他们将其党员隐藏在所有抗日组织里，也就是心怀叵测。
这些少年人、青年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还没有完成学业，阅历浅，人生远未成熟。这种情形，最易被误导。实际上，沈容的选择是没有经过怀疑的单向选择，也就是轻信与盲从。沈容在写这一段经历时用的题目是《幼稚的共产主义宣传者》是很有深意的。她说：
从长沙到重庆这一段时期，我千方百计地购买马列主义的书，如翻译的斯大林写的《论列宁主义》，还有政治经济学的书，如饥似渴地读，似懂非懂地读。我没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凡是弄得到的书我都读，都照单全收。
更要命的是我还拼命宣传这些\”真经\”，我还以为我掌握了真理。
在第五中山中学班，每当晚饭后，我就在嘉陵江畔的沙滩上向同学们宣传马列主义，居然还有不少同学来听。那时我真是一个既狂热又幼稚的共产主义宣传者。这时，一位同学不同意我的观点，她说不能要无产阶级专政。我说必须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了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明，他的发明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位同学在辩论中提到克鲁泡特金、巴枯宁，说他们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我对克鲁泡特金、巴枯宁一无所知，于是我把我们争论的情况写信告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我的同志。他用很薄的纸、很小的字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为我解释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是何许人，错在哪里。于是我又有了辩论的资本。…… 这位我认为很有学问的领导人，后来竟不参加革命了。
她的叙述很生动，使我们今天能够渗透很多事情。比如她说八路军办事处给他们办了一次训练班，讲马列主义、党在现阶段的方针政策等。讲到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资产阶级必然要灭亡，她突然想到马克思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恩格斯还是资本家，这又该如何看？她提出了这个问题，宣讲的人也没有答出个所以然来。这些回忆、自白，都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觉，促使我拿她的经历去检验共产党各种人物的情况，竟然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近九十年的历史，居然是一个\”大傻骗小傻\”的过程！诸君不要以为我这个发现是因感情作用（如厌恶）而夸大其词，以造成危言耸听的效果使然。不是的。如果那样，实等于授人以柄，自毁立论。
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可以用沈容的经历去求证共产党的各色人物。我首先问：中共\”一大\”代表在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时，哪一个懂了马克思主义？被张国焘称为\”我们中的理论家\”、\”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李汉俊，在 1922年中共二大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后，旋即自动脱离中共，次年被开除党籍。1927年 1月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7月任省党部青年部部长。这说明什么？说明他1920年春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以后，与陈独秀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时，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深切的了解，等到他了解得较多较深了，他就醒悟了，再也不干了。这在共产党内部看，叫叛党，视李汉俊为叛徒；叫清醒人从外部看是幡然悔悟，回头是岸，早出火坑。因为共产党是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它不允许党员有自由，不能自由脱党。连\”最有理论修养\”的李汉俊在建党一年后就离开了，其余各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就可以推想而知了有多高了。离开共产党的还有陈公博、周佛海，占了\”一大\”代表的四分之一，说明信仰未笃，陷之不深。还有何叔衡。据张国焘回忆：\”在大会开始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让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138 页）勿论张国焘回忆的这个细节的准确度有多高，总之，何叔衡迄中共\”一大\”前还\”不懂马克思主义\”是事实。
作为学者的李大钊，也是一个轻信与盲从的典型。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才一年，他就在《新青年》五卷五期（ 1918年11月15日出刊）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 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两篇文章，宣告：\”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视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其实恰恰是反人道反自由的革命。）
此后，还不足一年，李大钊在1919年下半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但其前半部分是根据日本河上肇的论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后半部分是根据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写成的，而且几乎全部承袭了他们的观点，并无多少独立的心得和发挥。 [3]实际上他当时只有一点粗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既深且久。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带有儒、释、道的成分，也有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成分。他一面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另一面则崇信无政府主义的大师克鲁泡特金，还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4]到1920年7、 8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之后，立即约请李大钊担任中共北方党务的开拓工作。李大钊邀同北大讲师张申府和北大学生张国焘两人，创建中共北京小组。他又把无政府领袖刘师复的传人黄凌霜视为臂助，并积极吸收无政府主义。[5] 可见，即使是中共创建人中的学者李大钊，迄中共成立之初，思想上也是十分驳杂的，尚未对马克思主义有精到的研究。
毛泽东则是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的影响之下，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6]他不仅盛赞过克鲁泡特金的主张，而且认为它比马克思主义的想法更深刻。 [7]1919年夏秋，毛泽东根据无政府主义者反暴力反强权的立场，还驳斥过以暴易暴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8]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有理学的因素，也有反理学的因素，有胡适的实验主义，也有陈独秀的激进主张。 [9]他一时主张反孔，直到建党前两个月还说\”财产是一个根本，教育、职业、婚姻种种都是枝叶\”。[10]后来，在 1936年同斯诺谈话中，他说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他说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三本书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已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个回忆是极不准确的。他显然夸大了他的\”进步\”。他第二次到北京是在1919 年12月中旬，离开北京是1920年4 月11日[11]，而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在1920年6月底才收到译稿，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已在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12]实际上，迄中共建党前夕，毛泽东思想上仍很混乱，他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先是驱张，继而又倡导\”湖南共和国\”。他在1920 年3月14日写给周士钊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这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他在上海受陈独秀之命回湖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7月初）。回到长沙后工作开展实效不大。文化书社经销的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杜威五大讲演》、《新青年》等书刊，他也没有什么时间坐下来看。他说他每天一小时读书、一小时阅报都难以保证。到 1920年冬，陈独秀的上海小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之后，他才多了一些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资讯来源。总之，他在上海参加\”一大\”时，才具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粗浅知识。
而最有权威的陈独秀，在1920年上半年还没有完全服膺马克思主义 [13]。但是，仅仅几个月以后，在1920年9月以新的姿态重新刊行（此前休刊四个月）的《新青年》八卷一号上，陈独秀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就有一个大幅度的转变。文中并没有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承认了\”列宁的劳动专政\”，并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的法律的强权\”打碎资产阶级的旧政治。这是跟魏金斯基到达上海以后有关系的。魏金斯基于 1920年4月到达北京，鼓动李大钊创建共产党。李大钊认为责任重大，介绍他去上海会晤陈独秀。魏金斯基于 5月到上海，向陈独秀陈述了第三国际的一套意见之后，陈独秀立即表示赞同。[14]所以陈独秀的《谈政治》是一个表态，是宣称自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书。连日本学者石川桢浩都觉得\”《谈政治》的内容让人多少感到有些唐突\”。 [15]陈独秀在会见魏金斯基之前，已经参加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组织，叫\”社会主义同盟\”。[16]这说明陈独秀在创建共产党以前，并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石川桢浩指出：\”事实上，他正式开始诠释、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谈政治》一文发表四个多月之后的 1921年1月。也就是说，陈独秀身上发生了一个奇妙的颠倒，即，他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在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后。\” [17]
陈独秀于1920年12 月去广州。在1921年1月，为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即题为《社会主义批评》）中，他主张中国必须进行的选择，除了俄国共产党的道路以外，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不值一提。 [18]所以，中共在建党前，他的领袖人物根本没有谁精通马克思主义。中国之所以产生一个武装割据的要推翻合法政府的共产党，完全是苏俄输出革命的阴谋的结果。它要造成众多的赤色卫星国以巩固苏维埃的安全。中国人之所以有今天的命运，完全是一部分左倾知识分子上了第三国际的贼船的结果。
要说真正精研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在当时还是追随孙中山的戴季陶。戴氏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水平远在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等人之上。[19] 如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中共北京小组以后，还想熔孔子的仁道、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罗素的逻辑哲学于一炉。[20]脑子里完全是一堆混沌的大杂烩。还是受陈独秀之命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说得直率：我们这些人是先参加共产党，然后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十八）
话说回来，一个仅凭纯洁的良知和简单的正义感而贸然参加中共的党员，真要懂得了马克思主义，也就彻底醒悟了，不会再酱在这个党里助纣为虐、害人溺己。如李汉俊的离去。沈容和李普用了一生的经历和经验，到晚年才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沈容说：\”我那时哪懂得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凭书本上写的就和人家辩得脸红耳赤。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才逐渐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红色记忆》 43页）我从四岁起在沦陷区生活过八年。比较起来，在毛泽东时代要比在日据时代恐怖十倍、难过十倍。戴季陶正是深谙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政治，所以1949年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决不在共产制下苟活。苏绍智也正因为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他不能再在奉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他自己的国家里呆下去，遂不得不亡命去国，到美国政治避难。陈独秀晚年\”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写下了《最后论文和书信》。 1939年9月欧洲战事爆发之后，他明白地说：
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纳粹主义）及格别乌（G.P.U.按即秘密政治警察）政治，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别乌政治。（ 1940年4月24 日给西流等信）[21]
近年北方诸老在聚会时，有人觉得自己这辈子有被卖进了窑子里的感觉，立即引起共鸣。这是彻骨的悲凉！
比较起来，还是实验主义比唯物史观要管用、有效。胡适在向青年学生介绍他自己的思想时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22]
沈容在1938年读艾思奇、曹伯韩的书之后，就相信\”将来走向共产主义是多么美好，苏联是我们的榜样\”。那时她才十六岁，还不懂得赫胥黎的\”拿证据来\”的怀疑精神，还没有掌握实验主义的思想的方法，所以最容易作\”新启蒙\”的俘虏。但是斯大林在国内的肃反早已发生了，格别乌政治的严密化早已完成了，艾思奇、曹伯韩（还有何干之）等在自己的著作里向青年读者介绍共产主义的未来和苏联的现状，只有两种可能：一、不完全了解苏联的现状，二、了解现状而不愿作如实的介绍。如属前者，则在知识上是一种轻率的态度，将自己还没有弄清情况的事情向青年广为介绍宣扬，是只顾意图伦理不顾责任伦理的态度，于人于己都有不良的后果。如属后者，则是知识的伪欺，只愿向青年介绍单面、片面的情况，而将真相隐去，这便是意图伦理蒙蔽自己的心灵陷于泥淖所致。故李慎之先生在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指出\”新启蒙\”的危害之巨 [23]，这是他的特识和贡献。如果他们把共产主义的学说理想当作待征的假设，就不会引诱大批青年投奔延安了。他们自己的知识结构尚是残缺的，就过早地著书立说，尤其是写通俗化的小册子（如《大众哲学》），愈通俗则愈普及，危害性就愈大，在国难当头之际，把千万青年导入了乙式政党的火坑。
李慎之指出：\”新启蒙运动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强有力的传播。\”\”在抗战开始以后，新启蒙运动是大大扩大了而且加深了。由于言论自由空间的扩展，无数共产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参加到启蒙的行列中来，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都自愿地接受这样的新启蒙，跨度大到现在七十岁以上到九十岁以下长达二十岁的这个年龄段。其中许多人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大大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启蒙的成就表现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至被毛主席称为是\’第二条战线\’。\”\”不但见识幼稚而感情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愈来愈大规模地左倾，而且连许多过去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也由于日寇侵略的深入，对蒋介石政权腐败与无能的失望与反感，自身生活的贫困化与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认识的加深，愈来愈感到是毛泽东给他们指出了一条解放的道路而愈来愈\’进步\’起来。\”李慎之尤其从总体上强调：（新启蒙）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
中国的现代历史就是如此吊诡：一场盲人骑瞎马的革命，走了最坏的俄国道路，居然造成军事上的胜利，夺得刚刚建立宪政的合法政府在大陆的政权；一场基本上没有有见识的大知识分子参预的\”新启蒙\”运动，由于迷失的良知和虚骄的正义感，标榜与剥削阶级对立的、为无产阶级的新哲学，宣称要建立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居然助成了一个邪恶政党的大\”胜利\”！
如果李大钊在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夺得俄国政权以后多观察几年，不急于去写《庶民的胜利》和《 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就不大可能导致后来他自己的悲 剧。他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包括\”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这个判断过早过急了一点。其实布尔什维克主义实施以后就远不是这种情况，而是后来伊斯曼概括的极权主义的第 20个特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统治。劳工是沾不上一点边的。李大钊又说，\”有了Bolshevism ，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确太缺少赫胥黎所提倡的\”怀疑的精神\”了！
陈独秀在晚年以前是个易于走极端的人。在1920年 5月魏金斯基抵达上海之前，他还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徘徊。魏金斯基向他陈述第三国际的一套路线、策略之后，他若不是立即表示赞同，而是说\”拿证据来\”，第三国际（苏联）坑害中国的阴谋就不会那样顺利，也不会那样提前实施。当时只有他的声望和号召力可以使共产党在1921 年成立。他是一个别无替人的角色。遗憾的是：他没有顾到\”思想的结果\”，就认定中国\”除了俄国共产党的道路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其实当年张东荪正在他主编的《解放与改造》上以通信方式与梁启超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梁任公的答复是：中国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建设和发展生产，而不是共产。中国人在经济上还只是大贫和小贫之分，没有多少资产。如鼓动共产，则首先被煽动起来的是游民阶级。游民阶级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大意）。胡适也说，打着灯笼在中国能找出几个资产阶级？只不过有几个小富人而已（大意）。陈独秀与张、胡都是好朋友，可惜他忽视了这些切实的见解，结果共产革命一起，游民之祸迄今难已！
胡适比陈独秀小十二岁。除了性格上要比陈独秀冷静而外，还是他具有的一套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管用，判断事情的见解往往比陈独秀清醒、理智。他向中学生介绍自己的思想时说：
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程案：今通译\”黑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他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
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24]
这样深入浅出的解说，只用极少的文字，便一下抓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误及其弊端的要害之处了。这就是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未证的事物和探讨问题的效果。并且胡适又说：
一切主义，一切学说，都该研究（程案：这就是对知识的开放心态，未经研究，不可轻率否定）。但不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25]
可惜陈独秀、李大钊及后来中共的其他领袖都没有这样的态度和思想方法，于是将初衷本为急图救国的一场运动导入了最坏的俄国道路，以致葬送了中国的宪政前途，养成一个误国殃民的执政党霸住政权迄今不去。
（十九）
二、共产党虽然抢得了统治大陆的政权，但它却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反倒饿死、整死、害死了几千万人；连跟着它\”把脑袋拴在裤带上\”革命过来的人，也没有谁是能够平安渡过一生的。李普1938 年入党，数十年后档案袋里还装着\”特嫌\”的黑材料，以至\”文革\”隔离受审，胃穿孔险些丢命。这个党是不信任它的任何成员的党，故其与格别乌政治须臾不可离。沈容自己受审查，与李普不能见面，两个女儿又被逼\”上山下乡\”，经济也被控制，作为人妻人母，她当时不是心如刀剜吗？而毛泽东自己讨到什么好呢？尸骨未寒，老婆即成阶下囚，终于自杀。儿子毛岸英被炸死，毛岸青终生疯病不治。侄儿毛远新没当上几天摄政王，即与\”四人帮\”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归根结柢，还不是受他的权力之累所致么？刘少奇被赶出北京，妻离子散，重病死在开封。朱德一生多次被整。邓小平一想到儿子的残腿就恨聂元梓，他在文革年代也受尽了非人的磨难。陈毅、贺龙、彭德怀、陶铸等都是在受苦受难中非正常死亡的。周恩来通宵达旦地革命小将会谈。他当年只要有一次不参加接见，就会被打倒。他是被吓死、累死的。我当年于小报\”无所不窥\”。一个老人十多个小时不能上厕所，还能不得膀胱癌吗 ？林彪指挥的辽沈战役奠定了中共的胜利。以后过了二十几年的病中生活，最后与妻、儿死于非命。
彭真在文革初也是受尽了非人的待遇。当年所有的\”活捉彭真\”的小报我都看了。造反派是夜里翻墙进去活捉彭真的，警卫也无可奈何，彭真吓得魂不附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气概已荡然无存。批斗彭、罗、陆、杨，我是现场的目击者。那天下午工人体育场天昏地惨，气温在零下十几度。我穿着军大衣，戴着棉军帽、棉手套都觉得严寒彻骨。彭、罗、陆、杨是被揪住头发架上台的；罗瑞卿因跳楼没有死成，双腿断后未治，是装在筐子里被人抬来的。斗争会开到很晚，彭、罗、陆、杨的那份罪真不是人受的！要不是文革中的那番磨难，按照他们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我想至少会多活十年吧！共产党的宣传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时候的彭、罗、陆、杨变成了什么？
掏粪工人时传祥也遭了殃，就因为刘少奇跟他握过手，也被揪斗游街，弄得脑溢血而死。
工人也好，贫、下中农也好，谁也没有沾到共产党的光。
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专政。所谓阶级专政，归根到柢也是领袖独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共产党手里的一张牌，想怎么打全由它。君不见：所谓人民，是毛泽东的选集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泽东则是挟人民以令天下。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上宣告的那句话早就应该纠正过来：
中国人民跪下来了！
二十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造出斯大林、毛泽东两个超过希特勒的恶魔，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施行的结果。（康生说，民主只是个形容词，最主要的是集中。）这就是赫胥黎\”那证据来\”的证据！
这个党尽管抢得了政权，却没有执掌政权的能力，其根本之误就在其\”专政\”的理念。盖专政则人心难平，人的天性是要求自由的，无自由的社会永世不能和谐。胡温体制又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构想，而同时中宣部又变本加厉地封杀一切自由言论，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比江泽民时代对人民自由的控制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希望达到和谐真有诚意，则如此行径不啻是以手段破坏目的，是自毁努力的目标和前景。毛的极权时代是一意孤行地坚持专政，以政治运动摧毁经济建设。邓的后极权时代虽然控制已不能加严，但还是迷信权力是最后解决一切矛盾的手段。今胡、温二君必须首先理清思路：权力不是解决矛盾的合理和有效的手段。执政党全党上下必须首先打破对权力的迷信。现代政治必须靠先进的政治知识行使权力，处理事务。英国的一位大诗人朴蒲（ Alexander Pope）说过这样两句话：
政府的形式，让傻子去争；
最好的行政，是最好的政府。
我们必须承认中共执政的既成事实。所以我们不希望中共放弃政权（人民承受不起那样的震荡），但我们建议中共改善行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以马列主义为课程内容的陈腐形式决不可能培养出领袖人才。一个执政党执政五十余年还没有一所及格的出领袖人才的学校。中共选拔领袖人才的思路一贯是以稳定权力为出发点。世界政治的样板和参照系有的是。中共如图挽救自己，今后必须以英国、美国、德国和联合国为标准去遴选执政人才，改党化政治为专家政治。此议暂不赘说。
当前首要良图是开放言路。言路不开，断无和谐之日！这几年中宣部的所作所为简直愚不可及！必须改组中宣部，启用朱厚泽式的人才，然后形成一个一百年前美国的\”掘粪运动\”，腐败始得抑制，社会弊病才能有开始治理的见效办法。
注 释：
[1] 笔者对梁氏的乡建运动，在山东邹平的实验，以及晏阳初的河北定县的实验，都是基本肯定的。至少是有补、有利而无害。因为这一条救国途径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自晚清以降的各种救国途径，如 \”实业救国\”\”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 \”\”学术救国\”等等，都具有良性的建设性的作用；唯独中共的 \”暴力救国\”，是恶性的、破坏性的，是祸国而不是救国。
[2] 见于光远文集。
[3] 见〔日〕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16 、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 月第一版。
[4] 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册，页68 ，台北，\”最近两百年中国史\”【3】。
[5] 同上，页69 。
[6] 同上，页68 。并参阅《毛泽东年谱》1919－ 1921年相关各条。
[7] 同上，页69 。
[8] 同上，页71 。
[9] 同上，页68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21 年4月25－27 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11] 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9 、57。
[12] 见〔日〕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3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
[13] 同上，页48 。
[14]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64 ，台北，\”最近两百年中国史\”【3】。
[15] 见〔日〕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49 。
[16]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69 。
[17] 见〔日〕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50 。
[18] 同上，页50 。
[19] 同上，页29 。
[20]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68 。
[21] 胡适：《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六册二○八四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 79年第三版。
[22]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 ，页507－50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11月第一版。
[23] 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廿一世纪的忧思—— 李慎之文选》（续一）；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二○○三年十二月初版。
[24]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 ，页50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 月第一版。
[25] 同上，页509 －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