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跟一名中国知识分子讨论最近的日中关系。这位从事媒体工作多年的朋友谈到日本军国主义道路是否正在崛起时，很自然地问我“天皇退位是否为日本修宪铺垫”。她在这里提的“修宪”指的是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政府想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核心，即禁止以武力解决国际纠纷的第九条。我愣了一下，怎么可能？在我眼里，作为国民统合的象征，战后天皇始终为日本的和平主义道路起着保护作用，换句话说，是制衡军国主义重来的。不过，这位媒体人的想法在中国社会绝不是个例，毕竟，对于共产中国来说，日本天皇在历史上意味着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象征。
在战后日本，“象征天皇”的地位的确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对于国际社会，尤其对中国，这是一个高度敏感而复杂的问题。
7月中旬，日本放送协会(NHK)等媒体报道日本天皇明仁有可能“生前退位”，虽然负责皇室事务的宫内厅一度否认此报道，但日本社会和舆论密切关注皇室的有关动态。8月8日下午，天皇明仁实际上是对之前的报道和相关舆论做出了回应。
天皇明仁通过电视向国民表达了内心的想法，讲话持续了11分钟。他一开始就说：“我也过了80岁，从体力等方面感觉到各种制约。那么，这几年，我也回顾并思考着作为天皇走过来的轨迹，以及今后自己的存在方式和任务”，“由于天皇的身份，我就不具体评价现行的皇室制度本身，今天，我是想站在个人的立场，围绕伴随社会的老龄化，天皇也高龄了以后应该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表达我的所思所想”。
作为一名日本老百姓，我是完全理解天皇的想法和担忧，而且，通过观看这次讲话，为天皇以82岁的年龄还天天忙于各种各样的国事进一步感到心疼，由衷渴望天皇能够安宁地过日子，如果生前退位是他真实的愿望的话，我完全支持他这么做。
假如真要生前退位，规范皇室制度的《皇室典范》就需要进行修改。天皇发表讲话后，安倍晋三首相立即表示，“考虑到天皇的高龄和繁重的公务，政府将考虑能就此做些什么。”接下来，安倍首相将参考学者的意见，若判断实现天皇生前退位确实是整体民意，就会向国会立案，只有国会经审议并最后批准，《皇室典范》才能修改。这些过程，我个人估计怎么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有分析甚至认为需要几年的时间，不过，考虑到天皇明仁的高龄，安倍首相也不能拖很久。
纵观当前的舆论，大部分日本老百姓赞成政府为天皇生前退位做出应有的努力和采取相应的措施。根据《朝日新闻》在天皇讲话的前夕（8月6日和7日）所实施的舆论调查，84%的回答者赞成其生前退位，仅有5%的人表示反对。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在天皇讲话后进行的调查，赞成生前退位的达到89%。因为在日本，天皇这样直接对我们表达内心想法相当罕见，日本国民对战后作为象征的天皇本来就抱有一种无条件、不需解释的尊重，这次讲话更是添加了国民对天皇的亲切感。
与政治家、官僚机构等公权力不同，媒体和国民在内的舆论对于天皇或皇室的报道和讨论是明显克制和慎重的；即使对天皇的做法和处境持有不同的看法，一般也不会表达批判性的态度，别说公开场合，连私下里也谨慎讨论天皇。毕竟它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是凌驾于政府甚至国家的神圣存在。在我看来，天皇从精神和灵魂的角度，一方面是保护日本社会和平稳定和日本国民安居乐业的保护伞，另一方面就像即使在日本社会和国民身上发生意外或者严重的事件，也能够给予拯救的避难所。
就日本的对华政策而言，假如从首相到政府，从社会到民间，动员所有资源都无法维持并建立应有的外交关系，我们就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天皇，请天皇出面来处理对华关系了。说一句或许不该说的话，我始终认为，天皇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最后一张牌。例如，天皇看望在日本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天皇就像樱花盛开之际参加观樱一样参加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青年、文化交流等。虽然《日本国宪法》规定作为象征的天皇是不能参与国家政治的，但他也可以通过非政治方式对日中关系的现状与展望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愿望。我想，天皇的一次言行甚至有可能比一次所谓日中首脑会谈更有影响力和渗透力。
自从冷战体系瓦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天皇视为对日战略和政策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尤其把他视为中国与日本之间建立并维护和平关系的无可替代的使者。以下举出三个例子。
首先，明仁继承皇位（1989年）不久的1992年，他对中国进行了访问，那时，天皇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与中国从古代以来持续开展和平的交流，在近代上经历了不幸的历史。战后，日本本着过去的经验下决心作为和平国家活下去，努力构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对于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面临如何克服来自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制裁、走出孤立状态的中国当局来说，日本天皇明仁的访华客观上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虽然中方恐怕主观上不承认这一点。当时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在当地接待天皇视察的莲见义博在非营利机构《亚洲信息论坛》官网上撰文回忆：“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围绕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深受国际上的孤立感，另一方面在邓小平的大号令下进一步加速改革开放路线。于是，我推测，中国试图通过重视与日本的关系，恢复在国际社会相应的立场，因此决定邀请日本天皇访华。”
其次，2009年1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日本，“破格”会见了天皇明仁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中方当时申请会见天皇的时间不符合日本主管皇室事务的宫内厅所规定的“一个月规则”，即希望会见时间的一个月之前要提出申请）。毕竟，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也作为国家副主席访问并会见过天皇明仁，因此，可想而知习近平也希望能够在访日期间会见天皇。在日本政界和舆论内饱受争议的情况下，天皇明仁最终还是见了习近平，我相信，后者感激前者是不言而喻的。与天皇明仁的会见中，习近平表示，“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天皇和皇后陛下首次访问中国，给中国人民留下美好印象，在中日友好交往史上写下重要一页。”
再次，2015年8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天皇明仁在终战纪念日的讲话中首次提到“对先前战争的深刻反省”，新华社对此也进行了正面的报道。当时日本的分析人士认为，天皇的这一举措对于趁战后70周年发表的“安倍谈话”起到了制约作用，即考虑到天皇都那样评价当年的战争，安倍首相不得不在自己的谈话中表示得慎重一些、低调一些、谦逊一些（可参照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安倍谈话”踩踏习近平的底线了吗？》）。
在天皇明仁上周长达11分钟的讲话中，他7次提及“象征”两个字。天皇除了暗示自己生前退位的愿望，还明示了天皇作为象征，即日本坚持维护“象征天皇制”的重要性，甚至其不可逆转性。而曾遭遇日本侵略的中国对此格外关注是不难想像的。新华社在评价天皇谈话的文章中写道：“明仁天皇此次明确指出自己根据现行宪法只是‘象征’，强调天皇并无‘国家政治’功能。这一表态在政治上‘无懈可击’，但又堵死了右翼和保守势力未来利用天皇制复活国家神道教和旧日本意识形态的可能性。”这段话表明，中方是把日本天皇并无国家政治功能而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存在方式与日本右翼的深远谋虑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并把象征天皇制视为日本继续走和平主义道路，而非重回军国主义道路的一个保障。
我赞同中方把战后象征天皇制与和平道路联系在一起审视日本走向的思维方式。众所周知，“二战”之前的日本天皇是具有统帅权的，当年的军部则利用甚至忽悠天皇，滥用其统帅权，日本最终陷入了对外发动战争、侵略他国的处境。那么，无论如何，当年的天皇与军国主义是离不开的，前者甚至是后者的象征。而战后的日本在宪法层面明确规定天皇为象征，《日本国宪法》第一条是这样写的：“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以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这一地位则基于主权归属的日本国民的综合民意。”从第一条到第八条均与天皇的地位有关，第九条才是和平宪法的核心，即永久放弃发动战争，禁止用武力解决国际纷争。
那么，据我解读，中国是希望日本贯彻和平主义道路的，在此过程中，自己可信赖、可依赖的象征天皇能够为此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说，今年4月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时，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日本天皇明仁致电表示了慰问，两天后，李克强总理向安倍晋三首相致电表示了慰问。我个人从此细节也大概判断，中共高层自从1989年以来是始终把天皇明仁视为对日交往中最高贵的对象的。
正因为如此，中共本届政权紧密关注有关天皇明仁会否生前退位的动态和讨论，“象征天皇制”这构成战后日本的核心体制将何去何从，以及日本的政治家，尤其中方特别警惕的安倍晋三首相如何回应天皇的态度。因为，这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对日战略和政策。
如前所述，既然生前退位需要《皇室典范》的修改，以及前期的国民讨论和国会批准，就不可能很快成为现实。展望安倍政权接下来的政治议程，考虑到安倍首相的任期到2018年为止，他在剩下大约两年的时间内将做什么，又不做什么，极为关键。由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的执政党在上个月的参议院选举上取得大胜，“修宪势力”实际上超过了国会三分之二——这是修改宪法所需要的席位。那么，修宪无疑是安倍晋三作为首相最后的奋斗，虽然他也会在公共场合继续强调推进“安倍经济学”这一容易获得市场和舆论支持的政策。不过，天皇明仁都公开发表讲话，明确暗示生前退位的此刻，安倍首相不可能忽略天皇的态度，而不得不把相当程度的政治资源投放在有关皇室制度的讨论。
那么，从回答在本文开头中国媒体人提出的问题的角度，若让我回答生前退位的讨论与修改宪法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我会这么说：前者有可能耽误后者。这显然是符合坚决反对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另外，即使天皇真的生前退位，由皇太子继承，我相信，皇室将继续追求与中国和平友好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