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困局的主动权尚在体制手中，打压既已确定，则民间势必受挫，未来不但更严峻，也会更沉闷。
 
 
 
2014年是中国官民矛盾的持续加深的一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20馀年下来，经济的总量已经今非昔比，体制掌握的资源也已经是天壤之别，然而新问题也层出不穷。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游离于体制的约束之外。毛时代，城市人口大部分都隶属于某个单位，农村人口也都属于某个基层政权，离开本地需要单位、街道或乡镇开的介绍信，人被牢牢掌控在一级级的体系之中。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经济体和新经济形态已经造成许多人游离于党国掌控之外，并不再依赖体制的直接供养。这些人往往有明确的权利意识和特定的经济社会诉求。经济发展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征地拆迁积压的社会矛盾，就业问题，司法不公，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造成了体制的不安，也造成了民间的不满。网络是中国民众表达不满的主要平台，中国网络的主流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它本就是对体制表达不满。而民间的不满又进一步刺激着体制的不安。
民间有自己的诉求和不满需要表达，而体制害怕民间的力量和呼声增长会威胁到自己。经济发展20年来积累的这一对矛盾体现在很多方面，上访、民间NGO的发展壮大、维权运动的兴起、民间意见领袖的崛起，特别是网络上的舆论一边倒的对体制不利，而体制的全部应对只有一招──维稳。打压之下民间渴望能够破局，渴望体制对各类社会矛盾一概刚性维稳的策略有所改变，渴望体制能够改变统治策略。更有甚者，认为民间的困局也是体制的困局，体制若能回应民间的呼吁，则两方面的困局都能得到缓和。十八大之后，民间对新任领导层的期待非常迫切，以至于出现众多一厢情愿的解读，如把周永康的倒台解读为维稳的失败，把四中全会的法治口解读为是为了改变维稳高压态势。
体制并非没有看到积累至今的矛盾，他们也知道有问题，新提出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两个说法，说明他们在做坏的打算。经济新常态口号的提出、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审批，说明体制意识到经济环境的恶化并加以调整；八项规定的出台，徐才厚、周永康的倒台，说明体制认真在反腐。但所有的选项当中唯独没有回应民间呼吁，更加没有从极权立场上后退。反腐的同时，民间最期待的放松言论和社会管制呈现相反的态势。打击网络谣言、整顿大V、网站签署自律协议、扶植周小平等等都是在压制舆论；打压民间公益和NGO、整顿立人图书馆和传知行是在压制社会的自我组织；对异议人士的抓捕更加肆无忌惮。体制在加强内部纪律性和战斗力的同时，对民间摆出的是“来一个灭一个”的架势，这一年来的压抑即源于此。体制既然扩张，民间就只能萎缩。
需要说明的是，过去20年中民间的活跃之后，紧跟而来的都是打压，体制的这一轮打压也应在意料之中。让人意料不到的是连刚上台的缓冲期都不给，连类似十年前胡温新政的幻像都懒得制造。无论如何，中国困局的主动权尚在体制手中，打压既已确定，则民间势必受挫，未来不但更严峻，也会更沉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