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岩民的妻子刘二敏说：“如果他（翟岩民）只能吃饭睡觉，这跟死有什么区别？”
近一年多，我将中国的女性抗争者作为自己主要观察和书写的对象。从采访接触过的二三十位女性抗争者身上，我经常发现一种动人的品质：简单但是非分明。从而她们常在抗争中展现出朴素但惊人智慧。“709”事件中被捕维权人士翟岩民的妻子刘二敏，可以说是其中相当典型的例子。
刘二敏文化程度不高，2016年初，她第一次跟其他家属一起去天津检察院控告时，刘二敏有些尴尬，因为她不太会手写字，尽管平时在手机上用拼音打字她是没问题的。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峭岭诧异了一个瞬间，回过神来马上主动帮她填写了控告表格。
由于背景的差异，以及翟岩民90多岁的老父失去自理能力需要人照顾，刘二敏很长时间较少跟其他家属一同行动，但她一直相当认可王峭岭和李文足等人。
在6月8日的送检期限前夕，原先在住地国保的威逼哄诱下有所妥协的刘二敏，经过其他家属的反复说明和动员，下了决心要“豁出去”。于是她与王峭岭和李文足一起在天津检察院第二分院门前上演了著名的“红桶秀”，三人也一同被派出所带走。
然而不同于王峭岭和李文足在羁押24小时后被释放，刘二敏在当晚被住地国保“领回”北京，并在派出所内遭到殴打，第二天早晨才放回家。王峭岭和李文足闻讯赶往看望，两人看见她身上一块块青紫，她们决定今后家属的行动必须同进同退，不能让任何人落单。
其他人原有些担心刘二敏经此一役会被吓退，而她则明确地回应：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刘二敏向王峭岭说起，在派出所里被打后，她向警察强调他们有枪，而她这个“傻媳妇”没有。说到这里，刘二敏突然停了下来，压低声音、放慢语速，把头贴近王峭岭说：“其实我们有枪。”她拿起自己的手机，小声但郑重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枪。”
王峭岭事后对这个细节极为印象深刻。长时间以来，她们在奔波中用手机发消息、发照片、接受采访、彼此联系，“我感受到但说不出来的东西，二敏姐用那么简单的话就总结出来了。”她对刘二敏潜藏的敏锐啧啧惊叹。接下来两天，刘二敏、王峭岭和李文足又用手机拍摄了一系列搞笑小视频，讽刺警方的荒谬行为。
警察、打压、反抗，这些东西过去离刘二敏极为遥远，在2014年以前，她甚至不知道有这个被隐匿的世界。
她与这个“世界”的第一次接触是在2014年的春节，翟岩民去了山东一个月（似乎是去忙某个案件），然后带回来几个“脏兮兮”的人，说这些人没地方去，大过年的要住在他们家里。刘二敏是非常传统的主妇，心里不乐意但不会向丈夫多问多说。
春节过后就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建三江”事件，翟岩民第一次被拘留，刘二敏觉得这是天塌下来一样的事，完全不相信翟的朋友说的几天就会出来，她还想着有什么办法能够“捞人”。没想到的是，他果然半个月后出来了，但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通州“办事”。
刘二敏火急火燎地穿过诺大的北京城，在一个小小的地下室里见到了自己的丈夫，这个地下室打满地铺地挤下了30多个人，她完全不明白这是干什么。她哭着，求翟岩民回家，而翟岩民说自己没法走，他要管着这帮人的衣食住行——这几句简单的话，两人反反复复地对峙，她苦劝了一个多小时无功而返。
警察终于直接来找她对话，她如实回答：
“你知道你老公在干嘛？”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他在网上说什么？”
“不知道。”
“他在哪？”
“不知道。”
接下来就是“郑州十君子”事件，翟岩民被关进了郑州第三看守所，回来后警察开始严密监控他；“占中声援”事件，他又被拘留，先说在丰台看守所，又说在第一看守所，后来又变成丰台；好不容易出来了，又是“徐纯合事件”，然后是“潍坊事件”，翟岩民就这么成了“709大抓捕”的“提前批”。
生活对于刘二敏来说是急转直下，但其实在“徐纯合”之前，她已经开始认可自己丈夫在做的是“好事”，尽管带来的生活动荡是她不想承受的。
刘二敏说有两件事让自己做出了这个判断。
第一件是在翟岩民开始接触访民后的某个深夜，他接了一个电话，有个女访民说大老远的赶到北京要见他，见完不用花住宿的钱就能走了，翟岩民知道会惹刘二敏不高兴，还是跟她商量让那访民到家里来见面，刘二敏勉强同意了。那女访民来到家里，穿得“脏兮兮”的，开始说自己的故事：我的女儿被人强奸了，那男人在当地警察局有朋友，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他赔了1500块钱就逃跑了，警察再没个说法，我就开始上访……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找大哥你。
原本在床上躺着的刘二敏，听着女人说的话就蹭地坐起来，说：“这怎么可能？你说的真的假的？”女访民惊讶地看看她、看看翟岩民，说：“大哥，大姐不知道啊？”翟岩民笑了，说：“我这媳妇傻了吧唧的，她什么也不知道。”刘二敏不再言语，但她开始想：他搞的这些事可能是对的。
第二件事是翟岩民因声援“占中”而被拘留后，刘二敏由他朋友陪同着去送衣服。接收窗口前面排着一大长队的人，都顺利送进去了。轮到她的时候，办事员一看到名字就停了下来，找领导来商量，压低声音说“翟岩民”，窗口里的人嘀咕了一阵，然后说“不收”。刘二敏生气了，她要求给个拒收的手续说明，进而与办事员起了冲突，“你给我说出个道道来，为什么不收？”站在她后面的一个大爷上来劝她说点好话，因为“我们家里人犯错了”。
刘二敏感到一股怒气冲上脑门，她更大声地说：“我不知道你家里人有没有犯错，我的家里人没犯错！他犯什么错了？主席来了我也敢这么问他！”刘二敏从这种“区别对待”感受到，翟岩民做的是跟“偷摸拐骗”有所不同的事，尽管她从来没听说过“政治犯”这个词。
然而，在翟岩民因“潍坊事件”被抓以后，让刘二敏更加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了。她亲眼看见翟岩民在电视上说，自己组织访民是为了赚钱，她觉得不可思议。“我们以前日子可好了，过踏踏实实的日子，他后来搞这些老抄家，不管公司，生意才做不下去的。”刘二敏说：“拿两万块钱安排这么多人吃喝，你说他图什么？”
震惊的刘二敏回忆了许多公司结束前后的细节：翟岩民大概在2012年开始老粘在网上，每天她睡觉前看见他坐在电脑前，她睡醒了他还在电脑前；后来警察到公司查抄过电脑，说翟岩民在网上发了什么要警告他；后来翟岩民说物业让他们搬家，她搬了三次家才明白这是警察的逼迁；翟岩民后来老往外跑，把公司交给别人打理，才经营不善，最终倒闭……刘二敏想，他大概就是在公司里上网时接触到的这些信息，后来越陷越深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
刘二敏知道央视报道之后圈子里的人责怪翟岩民，甚至有人说是他的招供引发了“709”抓捕，她坦承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想，也生气他这样说。后来，王峭岭和其他律师有跟她聊过分析过这事，她现在更多认为是当局抓人前已经把故事编好了，翟岩民则是放在台面上展示的标本。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时候，其他家属和律师很少跟她谈起这个“痛处”，更多是安慰她、让她反向理解电视里发生的一切。
在翟岩民被“公开”审判后，《南华早报》的记者采访了刘二敏，她第一次正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无法接受，就算他可以很快出来，如果他不能发声，只能吃饭睡觉，这有什么意义？这跟死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