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持续的外部压力或外部影响可能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某种重要作用，但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人民才是国家政治走向的主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对于中国政治未来的分析是决定性的。首先，中国领导人寻求政治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其次，有哪些因素或障碍阻止他们这样做？第三，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方略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人比俞可平更为明晰” ——李成美国汉弥尔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李成一定是关注俞可平很久了，并且一定是非常熟悉俞可平所有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著作，否则他不可能在“让民主造福中国”一文中如此行云流水般地解构俞可平。正因为如此，当清瘦而健谈的俞可平坐在记者面前时，记者决定借用李成的标题，这也正是俞可平眼里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图上最醒目的一块标记。
意识形态变迁引导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效果
（背景：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俞可平的政论文章。这篇文章引来一片叫好声，也引来一片“叫骂”声。并由此在中国学者和官方媒体间发起了一场遍及全国、公开的对民主问题的讨论。）
记者：您的这篇文章我仔细研读了几遍，确实感觉好，好就好在它深入浅出讲明白了什么样的民主对中国老百姓是最有好处的。这样一篇内容客观、文字平实的文章，却在相反的两个方面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对此，您是否有心理准备？
俞可平：有准备，但反响之大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篇文章本身就是有意而为，不是随便之笔。
记者：为什么？
俞可平：有几个原因。改革开放快30年了，经济发展非常快，政治发展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总的说来，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民主法治建设，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好，对民主政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现实的发展迫切需要推动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比较重要。一直以来，包括现在，我们对民主存有偏见。我是一个研究政治学的人，觉得自己有责任来纠正这些偏见，以求最大限度地在社会上达成对民主的一种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共识，民主的推进就会相当困难。我认为在民主问题上我们起码应当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即建设一个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必由之路；民主法治是使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社会安宁的不二法门。
一种偏见就是把民主与西方的、美国的民主等同，似乎一提民主就意味着三权分立、多党执政。这种偏见现在仍有市场，前几天我看到网上有一篇很流行的文章，观点是反对民主，理由是搞民主就是导入西方政治。文章说，你看，中国不搞民主多好啊。中国不搞民主，才有这样的发展速度，才有这样的社会安定，其它国家搞了民主，像菲律宾、泰国都在动荡。其实，他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听起来，他很“左”，但其实很“右”，按以前的政治话语，叫“形左实右”。因为他否定了我们中国现在是在走民主的道路。
第二种偏见是民主的迷信，认为民主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民主有不少内在的局限，有许多的无奈，它不是万灵药。
第三种就是把民主与法治对立起来，认为要了民主就要不了法治。民主和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法治的实质就是指法律是最高权威。如果不是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下，怎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一定是某个组织或是某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你发现没有，大力倡导法治的法学家，通常也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倡导者；反之，积极倡导民主的政治学家，通常也是法治的坚定拥护者，因为他们懂得民主和法治的真谛。个别人将民主与法治割裂开来，以法治来反对民主，或以民主来反对法治；他们若不是对近代民主法治的无知，就可能是另有企图。
还有一种偏见就是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这也是一种误解。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是从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说的，指的是一种决策方式。而当我说“民主是好东西”时，“民主”是从国家制度意义上说的，指的是一种国家制度。你想想，哪个国家要民主就不要集中了？或者，要民主就不要权威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西方代议民主的典型代表，可它的集中也是非常厉害的。在西方国家，美国总统的权力是最大的。为了反恐，他可以搞大面积的监听，民众有再大的反对意见也没用。
记者：有部分学者表示，他们赞同您的观点，更欣赏您的勇气，言外之意，似乎认为像您这样大张旗鼓地来谈民主，是件不容易的事，或者担心自己讲民主的话题很有可能招来麻烦。您有过类似的担心吗？
俞可平：一些人的担心有一定的现实原因。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在我们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法治和民主的内容。建国后，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又有种种偏见，因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在强调民主，强调要建设法治国家，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治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民主就意味着分权，所以，有些人对民主会有敏感。
但是，我自己对民主的观点、论述和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也是很有底气的。说得自我夸张一点，就是“无私无畏”：我呼唤民主，除了想让民主造福中华民族，造福中国人民外，没有任何私欲。说得更具体一些，这种底气来自于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追求、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和世界历史的潮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我的观点之所以得到强烈的共鸣和支持，就是因为大家都普遍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身最大的变化，就是逐渐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实质性的标志，就是党的直接目标从夺取政权转变为维护政权，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政党转型过程，涉及党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领导方式、政策方针、战略策略、工作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的变化。而意识形态即政治理念的变迁则在引导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效果。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通常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先声。中国30年改革的事实充分证明，思想观念的变革与社会政治的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理论创新就是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记者：我们也看到并深切地感受到，正是因为思想观念的解放，现在，包括人权、法治、治理、善治、宪政、合法性、以人为本、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透明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等已成为或将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流词。
俞可平：这些新的观念和新的价值，既是对传统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这些政治观念有些是过去被忽视的，有些是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批判的，有些则是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学习借鉴过来的。无论这些观念源于中国传统思想，还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西方政治思想，它们都深刻地体现着自由、平等、正义、和谐等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都深刻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现在，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讲话还是中央文件都在强调民主，温家宝总理亲自写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讲民主、人权、自由、尊严这些价值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十七大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十七届二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讲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专门讲了“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可见，我们不必忌讳谈民主，但是作为学者，我们一定要考虑清楚，什么样的民主能造福于中国。
协商民主针对的是民主实现的各个环节
（背景：在俞可平的倡导和主持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出了一套“协商民主译丛”，随着这套书的引进，近两年，协商民主在国内热了起来，并在一定层面上引发了争论。）
记者：协商民主是西方20世纪晚期兴起的一种比较时髦的前沿理论，它之所以兴起，最主要的背景是什么？西方一直引以为豪的选举民主失效了吗？
俞可平：协商民主首先是西方民主的一种自我完善。在最近的几次报告中，我多次提到，中国和西方相互都有误解。西方对我们的误解，是他们总喜欢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我们对西方的误解，是我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是中国的事，西方似乎不需要，西方国家的政治没有发展和进步。其实，西方国家也一直在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一直在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直在推动西方民主的改革。到目前为止，西方发达国家一直走在世界经济、文化、科技、生活的前列，老百姓生活水平那么高，如果没有好的体制怎么可能呢？西方国家一直在改革，特别是在民主方面，他们有强烈的批评者。对西方民主我们一直在批，但是批评得最激烈的从来不是我们，而是西方人自己。包括马克思，马克思也是西方人，还有比他更尖锐的。例如，有一种西方政治思潮叫精英主义，它简直就是整个否定西方的民主，认为那是骗人的“神话”，当年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思想渊源即是这种政治精英主义。现在如果想骂西方，不用咱们来骂，只要把西方学者的文章翻译过来就行，那真是骂得狗血喷头，入木三分。其实，批评是不怕的，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恰恰就是容许不同意见，甚至是激烈的批评。上个月，我见了一位美国学者，是新美洲基金会专门研究美国政治改革的负责人。他送给我一本书，叫做《改进美国民主的十个步骤》，就专门谈美国民主存在的缺点，以及如何完善美国民主。可见，西方其实一直在研究自己，在改进自己。
记者：如果说这是协商民主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的话，那么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俞可平：协商民主的出现，背景可能更复杂，但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传统的代议民主一直有问题，在现在的条件下更明显了。比方说选举，西方人自己越来越发现，选举民主有局限性，需要克服它；第二个就是远程民主，随着现代科技的普及，人们不用见面就可交流了，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电视、电话、手机来进行相互沟通、民意测验和投票。但是，当面的对话似乎更符合人类交流的本性，这种远程式民主在实践中已经日益暴露出其缺陷和局限。
记者：西方民主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前提下，产生了协商民主，这样的一种民主形式，如果能引进来，是否可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产生更好的推动作用？
俞可平：在我组织翻译这套丛书的时候，就非常担心，担心我们会盲目地“搬”。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一提起协商民主是西方民主的最新发展，有人就说，我们早就有政治协商，我们已经走在西方的前面了。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协商民主一定是不能搬的，搬了麻烦就大了。为什么呢？它有一个前提，它是在代议民主、选举民主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对选举民主的补充和完善，它并不否定那些传统的民主形式。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使是选举民主的发展也是处于初级阶段，如果这个时候，只要协商民主，或者说不重视选举民主和其它民主形式，对于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好事。
从学术上说，民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分类，比如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还有像中央提出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事实上，所有的民主不管怎么分，如果从环节来讲，两个环节最重要，这两个环节彼此不能偏颇。第一个环节是民主选举。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可是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是人民的直接统治，都是间接统治。西方叫代议民主，我们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类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办法，来代替选举的形式，把最能代表人民利益并真正对人民负责的官员选出来。第二个环节就是决策，这里面包含了协商民主。当一个官员被选举出来后，一定要制定一些政策来制约他的权力，让他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听取人民群众、利益相关者或有关专家的意见。
记者：您的意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整个民主实现的过程中，不是替代型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俞可平：可以这样理解。
记者：我们应该怎样把协商民主和中国的现实政治架构结合起来呢？
俞可平：对协商民主不能简单地引进，而是要学习和借鉴。加强对话、加强协商民主，是针对民主实现的各个环节的。比如说政府，政府的决策最需要协商。目前，我们已经比较成熟的是政治协商制度。通过人民政协，中国共产党实现与其他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通过各级人民政协组织，各级政府实现与社会各族各界代表的协商，从而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但是，人民政协只是党和政府需要协商的一个方面。西方的协商民主，它的协商对象更多的是指老百姓，公民。对于我国也一样，政府需要更多地与老百姓进行对话交流；此外，在党和政府的内部管理中，同样需要协商民主。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我觉得后两者的协商意识可能更淡薄，更需要有所突破和加强。
人民政协在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大有文章可做
（背景：中共十六大把“党内民主”提升到了“党的生命”的高度，并且确立了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十七大再次确认了这一民主发展战略。）
记者：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您认为，这项基本政治制度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空间还有多大？
俞可平：从中央到县一级，有的发达地区甚至连乡镇都有了人民政协组织，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系统，这么丰富的一个政治资源，我们确实应该考虑如何在推动民主政治方面、改进社会管理体制方面、落实科学观发展方面更加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今年，许多地方邀请我去做报告，我都谢绝了，但接受了江西省政协和上海市政协的邀请。我发现，政协里面有很多人除了想学习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的文章外，还想学习其他更多的新知识。我也希望尽可能多地给他们提供一些新的知识。人民政协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怎样利用好这样大的一个平台，让它在政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方面起更大的作用，大有文章可做。
改革开放30年，人民政协制度日益成熟。中央陆续颁发的三个重要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年）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年），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方式等作了明确规定，有一些甚至是突破性的，政协委员的作用越来越大，政治协商制度也愈加完善。但是，用我们民主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来要求，还是有明显的不足。
记者：在您看来，人民政协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进？
俞可平：比如，政协委员的产生。现在政协委员不是选举的，是分配和推荐结合的，缺乏必要的竞争性择优机制。所以，我们看到一部分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还较差，提案质量不高。当然，政协委员也不一定非要选举不可，但是一定要想办法让更多高素质的人来担任政协委员，要有更大的代表性，只有政协委员的素质高了，提案的质量才会高，提案的质量高了，参政议政的作用也就更大，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也会更大。第二点，就是提高政协民主监督的效力。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但是因为没有适用的法律保障，弹性比较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就会降低监督应有的效力。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应当从加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政治协商制度，规范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之间的关系，加强各级政协对政府决策的参与，使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实现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基本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