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中国基层民主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在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基层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公众参与的热情不减,参与的水平和能力都在继续提高,在一些领域向制度化方向迈进,在这方面,公共预算与公共财政的参与表现尤为突出。

公共预算与公共财政的参与

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在以前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并没有停止下来。去年初,率先进行公共预算改革尝试的浙江温岭市新河镇发生了人事变动,党委书记和人大主任都换了人,曾经面临着“人走政息”的可能。但是最终新河镇并没有放弃而是坚持进行了公共预算的改革,将参与式公共预算在地方制度化。在新河镇改革的基础上,温岭市于2008年将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推进到温岭市进行,也就是在县一级推动参与式公共预算的改革。温岭市公共预算改革的情况避免了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中所不断出现的一个现象,即“人走政息”,也就是地方政府的改革都是单个的实验,不是制度化的,这些改革实验往往在改革的发动者工作变动以后就会出现停滞甚至消失,难以持续进行下去。温岭的做法是将一个地方出现的改革试验逐步完善,使之制度化,列为地方政府公共治理中的一项政治制度,加以扩大和推广。因此,在温岭出现的情况是单个的改革实验在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形成一个制度化的改革措施。这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制度的改革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值得加以关注。

其实,参与式公共预算的改革不仅给广大公众包括老百姓和人大代表提供了参与预算的机会,使得预算透明化,而且对政府的执政和地方治理都有好处。这种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可以带来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由于预算由政府和人大共同修订,也有公众的意见进入,因此在整个预算过程中,特别是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政府的责任有所降低,压力有所减少,工作更为方便;第二,由于预算全部公开,人大代表和老百姓都很清楚预算的细节,因此,当每年的预算做完之后,避免了过去预算不公开的时候老百姓对预算不了解而指责地方政府贪污腐败的情况,现在如果按照预算的方案去做,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可以避免公众的错误批评;第三,以前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各部门和一些领导人要求政府批条子增加开销的事情不断出现,政府领导难于拒绝,但是经过大家共同制度预算以后,这种情况已经较少发生,这样就为政府的工作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干扰,使得政府工作比以前好做。

以上这些政府感觉到的公共预算改革带来的好处实际上就是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给政府带来的变化,实际上是有利于政府的,许多地方的政府不愿意进行公共预算改革,主要担心政府花钱的权力会由于预算改革而受到限制,但是他们不了解预算改革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也避免了政府腐败的可能,并且可以推进政府治理水平的发展。这种地方政府官员出自改革实践的理解应该可以对在中国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公共预算的改革有帮助,可以打消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参与式公共预算的顾虑、误解以及不必要的紧张。

除了温岭市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以外,在中国其他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也出现了公共财政的改革。这些公共财政的改革不是将全部的预算都拿出来交给人大代表和公众讨论,而是拿出一部分涉及民生的财政项目(有财政支持的公共项目)由公众或者人大代表加以讨论和选择,以使这些公共项目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哈尔滨和无锡的几个区进行的这种公共财政的改革已经有了几年的经验,上海市南汇区的惠南镇也自发地进行了几年这种公共财政的改革,已经有所成就。这种参与式公共财政项目选择的改革引起了媒体和学术界进一步广泛的关注。这种公共财政的改革能够使得公众在涉及民生问题的政府项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进行选择,这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有好处的,也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推广。

无论是参与式的公共预算改革,还是项目选择式的公共财政改革,在中国的基层政府都有一个很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很有可能成为将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实际上,随着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的增加,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发展得很快,一些乡镇地方政府已经拥有上亿或者更多的财政收入;而同时这些沿海地区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很快,公众对于这些钱如何使用,特别是这些钱是否使用到老百姓所关心的民生项目上更是关注,这无疑给地方政府增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是拿这些钱买汽车盖豪华办公楼还是给老百姓谋福利改善环境呢?任何一个决策都有可能引起公众的不同反应和广泛的注意,而政府的决策就必须让公众满意。因此,地方政府治理的难度也随之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预算改革和公共财政改革的出现就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改革要求公众要对政府用老百姓纳税的钱所做的预算和财政加以监督,要知道它们用在什么地方以及是如何使用的。因此,公共预算改革和公共财政改革在沿海发达地区先行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讲,公共预算和公共财政的改革,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基层政府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目前,在中国广大的内地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还没有出现沿海地区这种公共预算和公共财政改革的事例,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经济上的不发达和财政的弱小可能不太适合进行公开的预算改革。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基本上县、乡两级的政府收入都很少,入不敷出;乡镇的预算是吃饭财政的预算,也就是预算的基本内容是政府的行政运行经费,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钱可以用在民生以及其他公共事业上。这样也就限制了这些地方政府的公共预算和公共财政改革的意愿,这可以理解为在这些地区还没有出现像沿海地区一样改革的原因。但是,并不是说吃饭财政的地方就不可以搞公共预算和公共财政的改革。公共预算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把预算公开,让公众知道每年的政府预算是如何开销的,财政上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地方政府的腐败和使政府的治理透明和公开。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内地和中西部贫困地区也同样应该开展地方政府公共预算和公共财政的改革,让公众知道每年的开支是如何计划和如何运转的,这和钱少钱多并没有直接关系。前边所谈到的温岭地方官员认识到的公共预算改革给政府运行所带来的好处,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开展公共预算和公共财政的改革,对于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来讲同样也会加强和改善地方治理,给地方政府带来一些好处。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也期待这些地区能够在地方基层政府推动公共预算和公共财政的改革,这也会推动地方基层民主的发展。

公众对一些公共政策的参与

目前,中国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面已经非常广泛,例如环境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和法律问题等。但是在中国的公共参与过程当中,却有明显的地区差别。在某些地区这种参与显得有些落后,某种原因在于这些地方NGO组织不够发达,也就是公民社会没有发展和组织起来,这影响了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的参与。近年来在扶贫和环境问题上中西部地区的公众参与力度在不断增加,这和当地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一些NGO组织在这些地区开始建立起来,并和经济发达地区的NGO组织取得联系并采取一些联合行动,这些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扶贫和环境问题上,并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扶贫和环境政策。但是还有一些地方的NGO组织仍然没有发展起来,例如偏远的西部地区就是这种情况。青海地区NGO发展情况已经表明中西部地区的NGO组织正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表明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成长,偏远地区的中国公众参与相对落后的现象已经在开始发生变化。

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影响政府政策的案例中,2007年福建厦门的PX项目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政府确定要在厦门地区建立大的化工项目,计划已经确定,但并没有听取当地公众的意见。因此,当PX项目公布以后,引起了当地公众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个项目会给当地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的生活。他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对这个项目加以讨论,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通过互联网和媒体发表不同的意见,并且最后采用了巧妙的居民自愿和自发到市政府门口“散步”的方法,表达了共同的对这个项目在厦门设立的不满意见。由于广大公众的不满,最后这个项目不得不在厦门取消,转移到其他地区。虽然在厦门地区并没有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活动,但是公众所采取的合法的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使得这个项目无法进行,这在中国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过。这是中国公民社会逐渐发展的一个标志,表明公民社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可以自我表达意见和组织起来。这个事情表明,在中国群众文化水平、教育水平、信息沟通水平都比较高的地区,公民社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表达自己意愿的程度,他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强有力地表达出自己的声音,而使得政府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虽然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控制的办法,试图阻止事态的发展,但是最终接受了社会的意见。这个事件和“华南虎事件”一样,表明中国公众参与的水平和能力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程度提高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