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的1/4决赛，中国女排面对实力强劲的东道主巴西，在赛前不被看好，比赛中首局脆败、第二局又大比分落后的局面下，打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逆天之战，最终以3：2淘汰巴西，杀入四强。半决赛对阵实力较弱的荷兰，最终3:1挺进决赛。虽然能否再夺冠军还属未知之数，但中国女排的惊艳表现已经征服了全世界。
你可以为这场胜利找出一百个理由，但我只想说，最重要的理由是郎平！
很早就想写写郎平。国内的体育名人很多，但基本都是举国体制的产物，真正让我欣赏的实在太少。邓亚萍是典型的体制宠物，从她的运动生涯，到她的思维方式和说话做人都带着刻板的体制烙印，使她一走出体育圈就贻笑大方。
刘翔则是体制的玩偶，虽然贵为世界冠军、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他一直活在别人的安排、别人的期待中，最后也因两届奥运会上的尴尬表演，被国人势利而无情的口水淹没。
姚明和李娜有幸跳出了体制，分别在NBA赛场和单飞后的职业网球中开辟了自己的天地，他俩算是活得比较正常一点。而新一代的人气明星如孙杨、宁泽涛等人，从成名那天起就在体制中挣扎缠斗，至今前途未卜。
只有郎平，虽然也成名于体制，但成名之后却主动摆脱了体制的荫庇，踏上了一条自我救赎的奋斗之路。在经历千辛万苦，自己长成一棵大树之后，郎平又回归中国女排，以她独特的个性魅力，给中国体坛带来了令人欣喜的体制性突破。
1986年，夺得女排大满贯后的郎平，带着一身的伤病退役。此前，中国女排的功勋元老如孙晋芳、张蓉芳等退役后都是弄个省体委副主任当当，封了副厅级的官。按惯例，有关部门也给郎平安排了北京体委副主任的职位，没想到郎平对做官毫无兴趣。
八十年代中国女排冠军队全体合影
郎平后来在自传中坦承，自己不愿做官，完全是因为受了刺激。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在郴州排球基地集训时，基地主任有天突然叫郎平一起上北京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领队安排的，因为郎平是名人，到北京说话有份量。钱是以建设基地之名要的，但钱要回来后，却没马上用于基地建设，因此被人告了上去。
体委查下来，要郎平写检查，还严厉斥责她“当了世界冠军，就不知天高地厚到处要钱”！这是哪跟哪啊？郎平说是队里领导安排我去的，钱要回来了他们用在什么地方我哪知道啊？可领队矢口否认是他让郎平去的，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事给单纯的郎平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憋了一肚子气的她觉得官场太肮脏，从此发誓决不做官。
80年代退役球员出路很少，做教练要论资排辈还轮不上她，又自绝于体制安排的官位，郎平只能自谋出路。
1987年，郎平自费到美国留学，在新墨西哥州大学边读书边当校排球队助教，没有工资，只免学费。这个曾经叱咤排坛的世界冠军，在中国被人捧上天的“民族英雄”，为了养活自己，只能去教最初级的学生，甚至夏令营玩排球的小孩，几乎从零开始。
为了省钱，她上学时的午餐都是自制的三明治，一个星期的午餐费只花五、六美元。期间她甚至还应聘到意大利甲A俱乐部去打职业联赛，带着伤也坚持上场，只是为了挣钱，使自己能经济上自立。
在出国后的22年中，除了1995-1999经恩师袁伟民力邀，回国做了几年中国女排主教练（纯属“奉献”，在国外俱乐部执教年薪至少十几万美元，而中国女排主教练当时的月薪是335元，加上各种补贴，年收入约6000元人民币），郎平一直在美国、意大利、日本甚至土耳其做排球教练，从一开始的大学业余队，到后来的职业队，乃至美国国家队，她硬是靠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在国际排坛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成了炙手可热的国际知名教头。
2009年郎平离开美国女排主教练的岗位后，刚刚宣布自己准备退休，许家印即以极大的诚意，完全的授权，外加年薪500万，力邀郎平回国组建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职业俱乐部恒大女排。
2012年，中国女排在伦敦奥运遭遇滑铁卢陷入低谷，次年新任的排管中心领导再次盯上了郎平，比三顾茅庐还要虔诚，主管领导多次南下广州力邀郎平执掌中国女排帅印。
2013年中国女排主教练是公开竞聘，但直到竞聘当天的凌晨，郎平还没松口。从郎平当时再三推辞，迟迟不应的心态看，郎平对执教中国女排充满疑虑。联想到1999年她坚决辞职那一幕，不难想见，她对中国体坛的体制性弊端应有切肤之痛。在国外执教这么多年，对比十分明显。在旧的体制框架下，处处都是掣肘，郎平有心无力，知道自己很难突破。
但在最后时刻，郎平还是松了口。事后她自己透露，是排管中心领导的承诺最终打动了她，这个承诺包括对女排选人用人的绝对话语权、搭建复合型教练团队、打造女排大国家队模式、甚至改变国内职业联赛规则等等。与现有体制和传统模式差异极大的一整套新思路、新做法，排管中心全盘接受，并全力提供人财物方面的支持。
这些承诺等于给了郎平突破体制的尚方宝剑。也正是这一点，使郎平在中国女排获得了国内教练无法获得的操作空间。
郎平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改组女排队伍，只留下惠若琪、魏秋月、曾春蕾少数几个老队员，而朱婷、袁心玥、张常宁等一批95前后的年轻队员被破格提拔，像最年轻也是个子最高的袁心玥，从国少队连跳三级，直接进入国家队，这在以前很难想像。对新人，郎平悉心培养，又大胆使用，使这批新秀迅速成长为国家女排的绝对主力。
郎平在比赛中指导中国女排队员
复合教练组也迅速到位，包括各省抽调的多位技术专项教练及从美国聘请的专业队医、康复师、体能教练等等，郎平领衔的教练组及专业支持人员超过15人。带着几个陪打和一个队医就去征战大赛的窘境已成过去。
举国体制下对运动员一直是半军事化管理，个人活动的空间很小。几年前，有人给女排送东西，还只能隔着栅栏给，因为女排队员禁止走出公寓大门；现在还有不少运动队，晚上9点以后还要收缴手机、ipad等电子产品。郎平则借鉴美式思维，不让队员在严格的训练比赛氛围下太过压抑自己，对女排的管理充满人情味。
郎平平时鼓励队员展示个性，朋友圈中的女排队员经常靓丽出镜；在国外比赛后，允许队员们去逛街购物，整个球队气氛轻松融洽……这种改变，观众从赛场上也能感受到，每到紧要关头，队员们能迅速调整和调动起来，就像刚刚结束的对巴西这场1/4决赛，这种精神面貌的不同常常会决定比赛的走向。
正是凭借全方位的突破，郎平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就把中国女排从亚锦赛第四这样前所未有的谷底，带到了2014年世锦赛亚军、2015年世界杯冠军的巅峰。
去年再获世界杯冠军后，有媒体评论说，郎平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女排再创辉煌，除了她的执教能力和人格魅力，关键在于对旧体制的成功突破，而这一模式在目前的中国体坛很难复制，因为郎平的独一无二，也因为众多的体制性障碍，国内教练无法逾越。但郎平在女排的体制性突破，依然给中国竞技体育陈旧模式的改变带来了许多富有启迪性的示范。
2008年，当郎平率领美国女排在北京奥运上战胜中国队时，许多小粉红恶毒地咒骂郎平是“祖国的叛徒”。对这些咒骂，郎平十分无奈，她说“我是一名职业教练，执教美国队只是一份职业，并不是为了击败中国”。她至今也没入美国籍，她解释说：“我要是入了美国籍，怕是要被他们骂死！”
在某种意义上，郎平确实是个“叛徒”，但她不是“祖国的叛徒”，而是“举国体制的叛徒”：从30年前自觉摆脱体制的笼罩，努力成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个人，到今天回归中国女排，并努力带领女排从僵化的旧体制中突围，郎平给我们展示了一种超越体制的强大力量。这正是郎平的魅力所在，也是郎平对于中国体坛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