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西撒哈拉的撒拉威自由战士展示自己的旗帜，庆祝政治犯获释。在摩洛哥，使用撒拉威的旗帜是遭到禁止的。照片由afapredesa.org提供。
作者：斯蒂芬•叔内斯
刘荻 译 王天成 审校
在摩洛哥占领的西撒哈拉领土上，一座沙漠小镇的郊区地带，十几个年轻的活动家聚集到了一起。他们都参加了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的长期斗争。一群外国人——各种旷日持久的抵抗运动的老兵们——正在进行培训，内容是如何最好地使用一种“武器系统”，这种武器系统正在被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争取自由的斗争所运用。研讨会的领导者发下了有关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动力的文章，都翻译成了阿拉伯文，然后带领参加者们做了一系列练习，旨在提高他们的战略和战术思维。
这些培训师不是游击战老兵，而是非武装起义反抗暴政的老兵。他们发放的材料的作者不是切·格瓦拉，而是吉恩·夏普，吉恩·夏普曾经是哈佛大学的学者，是战略性非暴力行动研究方面的先驱。他们所提倡的武器也不是枪炮和炸弹，而是罢工、抵制、群众示威、抗税、替代性媒体和拒绝服从政府的命令。
塞尔维亚人、南非人、菲律宾人、格鲁吉亚人，以及其他成功的非暴力斗争的老兵们，正在与那些仍在与独裁者和占领军做斗争的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西撒哈拉的青年们知道，上一代人的武装斗争没能赶走摩洛哥人，1975年，他们首次入侵了这个国家。他们也看到，摩洛哥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盟友——由法国和美国领导——阻止了支持他们的自决权的联合国决议。用武装斗争和外交手段来争取自由的努力都失败了，他们决定使用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
非暴力的兴起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或者外国军事干涉才能推翻独裁政权，现在，这一假设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虽然非暴力行动的历史很长，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而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最近几十年的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证明了，非暴力行动并不仅仅是宗教和平主义者们所采用的一种有原则的见证方式。它是人们所能采用的最强大的反抗压迫的工具。
把有美国支持的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赶下台的，不是左翼游击队新人民军，而是在独裁政权的坦克前念玫瑰经的修女们，以及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他们让大马尼拉地区陷入了停顿。
把塞尔维亚领导人、臭名昭著的“巴尔干屠夫”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赶下台的，不是连续十一个星期的轰炸，而是由青年学生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他们这一代人曾经在一系列与邻国的血腥战争中流血牺牲，他们也能够动员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各界民众起来反对一场舞弊的选举。
给南非带来民主的，不是非国大的武装派别。是工人、学生和市民们通过罢工、抵制（不到白人商店购物——译者注），创建替代性机构和其他的反抗行动，使种族隔离制度不可能再继续下去。
把东欧的共产党政权赶下台，把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不是北约，而是波兰的码头工人，东德的教会人士，爱沙尼亚的民歌演唱者，捷克的知识分子，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公民们。
同样，海地的让–克洛德·杜瓦利埃，马里的穆萨·特拉奥雷，尼泊尔的贾南德拉国王，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将军，以及最近马尔代夫的穆蒙•加尧姆，一旦这些暴君们明白了，面对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时，自己无能为力，他们就会被迫放弃权力。
即使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这样的组织也承认非暴力行动的力量——自由之家是一个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组织，与外交政策团体有着紧密的联系。自由之家在其2005年的研究中评论说，过去30年中，在将近70个从独裁体制转型为不同程度的民主体制的国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武装斗争或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民主的。几乎没有任何新兴的民主国家是通过外国入侵实现民主的。在将近四分之三的转型国家中，变革来自使用非暴力方法的民主的公民社会组织。此外，研究还指出，那些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在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国家，往往有着更加自由和稳定的民主体制。
去年发表在《国际安全》期刊上的另一项研究使用的数据库更大，该研究分析了1900年之后的323次争取民族自决和民主政权的大型起义。该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暴力抵抗只有26%是成功的，而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则有53%。
从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到相对富裕的东欧国家；从共产主义政权到右翼军事独裁政权；跨越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地理和意识形态谱系，民主和进步的力量已经认识到了非暴力行动在把自己从压迫下解放出来上的力量。在多数案例中，这种力量并不来自对非暴力的道德或者精神承诺，这种力量仅仅是因为非暴力管用而已。
非暴力行动为什么管用
武装斗争即使是为了正义的事业，也会吓到那些还没有投入斗争的人，使政府更容易证明暴力镇压是合理的，也使政府更容易以保护民众的名义使用军事力量。暴乱和破坏也会使舆论反对革命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政府会雇用破坏分子来鼓励这种暴力行为。另一方面，使用武力来对付非武装的抵抗运动，通常会让政府的对手得到更多的同情。非暴力反对运动就像那种叫“合气道”（ aikido）的武术，能够吸收国家的镇压力量，并且利用它来有效地化解掉作用于自身的力量（合气道是日本的一种徒手自卫术，利用对方的力气取胜——译者）。
此外，非武装运动所能吸引到的参与者，要比你通常能在武装的游击队中发现的那些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的范围大得多。运动发展壮大之后，就会有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各界民众参加。虽然大多数专制政府对于对付暴力起义有着充分的准备，但是要对付有老人、中年人和青年参加的大规模不合作行动，却往往准备不足。当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通过参加非法示威，举行罢工，违反宵禁令和拒绝纳税来违抗政府的命令，或者通过其他方法来拒绝承认国家的合法性时，国家就不再掌握权力了。例如，在反对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的“人民力量”起义期间，马科斯失去权力，不是因为他的军队被打败了，也不是因为马拉卡南宫遭到了攻击，而是因为民众大规模地违抗他的命令，马拉卡南宫成了整个国家中唯一仍然处于他的有效控制之下的地方。
而且，支持政府的部门往往也更加愿意向非暴力的起义者妥协，因为他们掌权之后肉体伤害自己的对手的可能性较小。20世纪80年代末，当大规模的示威已经对智利军政权形成挑战之时，军方领导人说服了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他同意了非暴力的抗议者们提出的要求，就他是否继续留任举行了公民投票，并且在投票结果对他不利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结果。
非武装运动还能增加警方和军方人员背叛体制和不与体制合作的可能性，面对武装的游击队时，他们一般会为了自卫而进行战斗，但是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时，他们往往会犹豫。这种违抗行动，是东德、马里、塞尔维亚、菲律宾和乌克兰等地的独裁统治垮台的关键因素。非暴力的道德力量，对于反对运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能够使公众、政治精英和军队改变观念。
非暴力是一种民主化力量
在许多案例中，那些拥有武装的革命者们一旦掌权，他们自己就会成为专制统治者，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培训是战争的重要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及以一个秘密的先锋队为核心的领导模式。此外，由于内战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因此新上台的领导者往往会禁不住诱惑，在紧急状态下抓取权力，之后他们又会不愿意交出这些权力。阿尔及利亚和几内亚比绍在通过武装斗争成功地赢得了独立之后，很快就遭遇了军事政变，共产党游击队在许多国家取得了胜利之后，只不过是建立起了新的独裁统治。
相反，成功的非暴力运动需要在妥协和共识的基础之上建立大联盟。从这一基础上产生的新秩序，往往是多元的和民主的。
自由民主并不保证能够带来社会正义，但是许多参加过支持民主的斗争的人，后来都会在领导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工作中起到关键作用。例如，20世纪80年代，主要由原住民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非暴力运动，结束了玻利维亚一系列的军人独裁统治，这一运动为一场新的运动奠定了基础，而这场新的运动使埃沃·莫拉莱斯及其盟友得以掌权。这带来了一系列惊人的改革措施，给该国绝大多数贫穷的原住民带来了好处。
非暴力运动往往能够创造出可持续的民主的另一个原因，是运动过程中会创建替代性的机构，这会给普通人带来力量。例如，波兰的工人自治理事会侵蚀了党组织在波兰工业中的权力，虽然从表面上看，共产党仍然在统治着这个国家。在整个南非实现民主很久之前，黑人城镇中的民选地方政府和人民法庭，就已经完全篡夺了由种族隔离政权任命的行政官员和法官的权力。
最近，非暴力战术所取得的成功，让人们担忧这些战术可能会被有反民主目的者所利用。不过，一场以大众支持为基础的运动产生反民主的结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历史上，地方精英常常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通过军事入侵、政变和其他的暴力夺权手段来促进政权更迭，使反民主的少数派上台。与之相反的是，非暴力的“人民力量”运动，则都是和平地实现政权更迭的，可能的方式是给大多数民主的支持者以力量。
确实，每一场成功的非暴力起义都是一场本地运动，要依靠民众——他们的统治者不合法，政治制度不能纠正不义——来实现。相反，如果运动的领袖和议程没有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非暴力起义就不可能成功。这就是为什么2002-2003年，委内瑞拉石油工业中的某些特权部门发动的“罢工”没能推翻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乌戈·查韦斯政府，而1978-1979年，反对伊朗国王的伊朗油田罢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成为了推翻独裁政权的关键。
非暴力运动是本地运动
与大多数成功的非武装起义不同，伊朗在推翻了国王之后，又恢复了独裁统治。现在，强硬派神职人员及其盟友本身正在面临非暴力民主运动的挑战。伊朗政权就像大多数政府一样，在面临民众的挑战时，不是承认自己的失败，而是企图指责外部势力煽动抵抗。由于美国在该国实行干涉主义的肮脏历史——包括1953年，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伊朗上一个民主政府——有些人确实把这些指控当真。然而，伊朗人从事非暴力行动已有几代人的时间了，非暴力行动不仅出现在反对国王的运动中，还可以追溯到1890-1892年反对向英国让步的抵制运动，和1905-1908年的宪政革命。关于这种公民抵抗运动，美国人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教给伊朗人。
用来自西方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来证明强大的西方利益要为非暴力起义负责，这种类似的指控也曾指向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刚刚取得成功的民主运动。
然而，虽然外界的资助在帮助反对派团体购买计算机，印刷文献，促进他们的工作方面可能很有用，但是在制造非暴力的自由民主革命方面，这种资助并不比前几十年中，苏联向左翼运动提供财政和物质支持，用以制造社会主义武装革命更加有效。
成功的革命，无论其意识形态倾向如何，都是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事实上，再多的金钱也不可能让数以十万计的人离开自己的住宅、工作岗位、学校和家庭，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人链，以此来挫败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坦克。他们必定是受到了强烈的变革愿望的驱使，才会愿意做出牺牲，愿意承担个人风险来实现变革。
革命无论如何都没有外国政府可以设计出来的标准化的成功公式，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结盟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外国政府可以招募到或者动员起大量的普通平民，数量足以发起一场运动，能够有效地对现有的政治领袖提出挑战，更不用说推翻政府了。
即使是西撒哈拉的活动家们参加的这种研讨会，通常也是由非营利、非政府的基金会资助的，重点通常是提供有关非暴力行动的理论、动力和历史的基本信息。研讨会的领导者们之间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只有参加斗争的人自己才能做出战术和战略决定，因此他们一般不会给出具体的建议。然而，这种能力建设工作，就像有关可持续发展、人权、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经济正义和环境保护之类的NGO项目一样，可以成为促进国际团结的有效手段。
回到西撒哈拉之后，反对摩洛哥占领的活动家们，就会以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从研讨会上学习到的东西为基础，继续从事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面对有美国支持的摩洛哥军队的残酷镇压，活动家们继续使用示威、散发传单、涂鸦、挥舞旗帜、抵制和其他的行动来把运动继续下去。著名的运动领袖阿米娜托·海达尔去年11月赢得了罗伯特·F·肯尼迪人权奖，她还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正在为反对压迫而斗争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武装抵抗只会加重自己的苦难，而不能解除苦难，西撒哈拉抵抗运动的参加者们也是其中之一。
从西撒哈拉到西巴布亚，再到约旦河西岸，人们从事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为了反对外国的占领。同样，从埃及到伊朗再到缅甸，人们进行非暴力斗争，是为了从独裁统治下争取自由。
最近的历史已经证明，权力最终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属于国家的；非暴力战略比枪炮更有力量；而且，非暴力行动是一种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斗争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