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按：当年许多老友，没有听凭命运的摆布，而是以强烈的求知欲望走上自学之路。如今，他们中有几位不幸去世。来年秋天，我来祭奠，烛光中我们再议击秦。
照片摄于张友岚之上半节巷6号故居，从右至左：张友岚、蔡天一、贺樵山、宋孝若。拍摄于七十年代后期，宋孝若赴美前。
老友张友岚（1948—1998），四川著名花鸟画家。生前曾任成都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成都少城诗书画院副院长。晚期尤喜作山水画和研习书法，与画家周抡园、书法家陈无垢、禅门大师贾题韬等老先生来往密切。1972年至1979年期间，我在张友岚之上半节巷6号故居，多次见过三位老先生。周抡园前辈在文革中，因“破四旧”，他被迫以画骨灰盒为生。当年他讲起此经历时，还唏嘘不已，感到人格受辱。书法家陈无垢，时在成都量具刃具厂做工。直到他的书法“墙内开花墙外香”引起日本书法界的赞誉，找到成都，这才引起舆论和圈内的注意。贾题韬老师曾在他四道街8号家中，与我对局一盘中国象棋，使我受益匪浅。三位老先生彼时都很凄凉，不仅门前冷落，生活困难，贾题韬老师还被扣上“反革命份子帽子”，出门要给派出所请假。
张友岚，号“岚翁”。微胖，健谈，与人交往时一脸笑容，大方周到。一副眼镜使他显得更加儒雅。来若山岚灵气秀，去若山岚渺无踪。
我与张友岚相识于七十年代初期。之前曾听老友贺孝慈多次谈起他，他俩1965年曾在川南石油泸州矿区共事。后来石油大会战下马，他们一批人转入成都市搬运公司工作。当时，张友岚在修理蹦蹦车（永向前柴油车），之后他调到工会搞美术板报之类。
由于张友岚的父亲张文涛与我的五姨妈邱淑琚，同在成都中医医院药房抓药，共事多年。他们彼此的遭遇相似，都曾受过无端的歧视和打压。因此我与友岚知根知底，见面后就无话不谈，而且很投机。他修习中国画，我修习中国文学，同是中国艺术的门路，可以触类旁通且互补，遂成为好友。
当时我未婚，下班后就先去西门的友岚家、樵山家、谢季筠家、蒋维德家打搅。有时观书画，有时下象棋，有时议论时局。特别在友岚家和樵山家，偶尔还切磋诗词，饮酒唱歌，谱曲作乐。
友岚作画不避喧哗，当时他家人来人往，但他仍能静心运笔，谈笑自若。他家只有三个房间，父母为他腾出一间做画室兼会客。一次，一位朋友带来的小孩哭闹，友岚停下画作，耐心地帮朋友哄小孩，表现出极强的爱心。
记得一次，友岚给我介绍民国歌曲《恨不相逢未嫁時》（姚敏词曲）和《初恋女》（戴望舒词 陈歌辛曲），而我早已熟读戴望舒。我对《恨不相逢未嫁時》印象深刻，尤其喜欢中间一段：“你為我留下一篇春的詩/卻教我年年寂寞度春時/直到我做新娘的日子/才開始不提你的名字。”其痛苦失望尽在不言中。
76年四月，我创作《等待》一诗后，曾出示与友岚、樵山、冯里等友人交流。友岚说，一般的等待都是等待一位姑娘的爱，而这首诗却是大爱无疆的等待，它出奇地表现了对“不死的灵魂”的祭奠和对“光明的世界”的渴望。6月创作《铜像－－『蓉美香』前》时【注一】，曾与友岚讨论过，他建议我不必叙述孙中山先生的事迹，可以戛然而止，让读者去想象。我采纳他的意见，完稿如次：
铜像－－『蓉美香』前
成年后曾读过你的『富强』，
那正是焚书屠肉的时光。
从此后我便认识了你－－
你也曾是民族的希望。
可是每当我来到这里，
来到这奇妙的『蓉美香』，
总看见孩子们问妈妈，
“这是谁的铜像”？
1976、6
1981年，四川《青年作家》创刊前，其编辑刘滨通过野草文学群落的吴鸿君，转达我修改《铜像－－『蓉美香』前》中“焚书屠肉”四字，以便在创刊号上发表，被我拒绝。
1975年秋，由于赵紫阳当政，四川的社会管控已趋放松。时贾题韬老师常步行到友岚家喝茶聊天。一天，当他讲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时，我在旁插嘴说是唐刘禹锡回赠白居易诗中的一句。他看我一眼，问，你读得这么偏？我答，喜欢读古诗词，前几天偶然读到的。后来，贾题韬老师听友岚说我喜欢下象棋，曾得过府青路地区的冠军，就约我到他家里喝茶聊天。从此，我多次去贾题韬老师家求教，直到八十年代，贾题韬老师平反后搬家到枣子巷省政协家属院，我再没有见过他。后来，他托友岚赠送我一本签名的再版《象棋指归》，我知道贾题韬老师还关心着我。
1978年张友岚画作
1978年张友岚画作
1978年谢季筠书法
1978年初夏的一天，下班后我去友岚家，见谢季筠与友岚在切磋书画心得。他俩招呼我坐下喝茶，并当场作五幅小橫披送我。友岚作的四幅小橫披我都喜欢，尤喜“皆若空游而无所依” 【注二】和“为有暗香来” 【注三】两幅，故一直珍藏在家中。此两画，一幅“空”得澄明透彻，不染一丝俗气。另一幅，展示身处墙角但不自卑的梅，远远地散发着暗香。都是友岚在当时的心境。谢季筠书范仲淹《江上渔者》鼓励我，他俩都明白我此生始终会“出没风波里。” 【注四】
81年我结婚时，友岚不仅送我他装裱好的花鸟画，还请周抡园、陈无垢、刘奇晋、谭昌榕、蒋维德等送我书画作品。周抡园前辈还是我的证婚人，蒋维德、叶近康等书画界友人都参加了我的婚礼。记得我婚礼酒筵后，回到院子里闹房，众人要求我走板凳、啃苹果，友岚却要求我唱歌。我乘酒兴，为讽刺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唱了一首“一天等于二十年”，引来阵阵哄笑和掌声，要求我重唱，可见当时人心的向背。八十年代初期，我曾介绍老友杜九森的母亲（谢素云），去周抡园前辈家拜师学画。
1985年李冀昆老先生（右）与张友岚合影。
八十年代初，我和友岚分别结婚后，两家的来往更频繁。那时，友岚已留职停薪在家创作兼经营书画，妻子小汪也留职停薪在家装裱字画，家庭收入已不菲。一次，我陪岳父李冀昆老先生（1909－2001）步行去拜访友岚。他俩研讨书法两个多小时，我居然在一旁酣然入梦。岳父李冀昆老先生，三十年代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毕业于复旦大学会计系。抗战时期，曾任职于滇缅公路局，后来又任职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虽然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但在大陆易帜后仍颇多坎坷，尤其在文革中被打成“漏网地主”，长期被监督劳动，克扣薪金。我岳父酷爱书法，与友岚结为忘年交。友岚每次来我家，他俩交流的时间居多。
我介入“野草”后，曾把“诗友”手抄本传递给友岚看，他大感兴趣。我又介绍陈墨等诗友与友岚交往，互借藏书。友岚慷慨大方，把他的国画送给很多诗友，并多次参加“野草”的聚会。
九十年代初，友岚罹患肾病，他坚持服中药疗治，但一段时间后没有效用。我建议他去川医找西医确诊，以便对症下药。他托人找到一位名教授，经过检查确诊为早期肾癌，癌肿较小，需要及时切除一个病变的肾。他又花钱设法提前预约了该教授做手术，并成功进行了切除术，发现未扩散转移。在他住院期间，我与樵山、孝慈几次去看他，据他说术后还要坚持服药，没有多大问题。实际上，受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不能进行肾移植，当肾癌尚局限于肾内，他术后只能生存5年左右。
友岚没有被肾癌压倒，他仍坚持日常的书画创作和社会活动。但他已在术前同意与小汪离婚，安排好给女儿的遗产。不过他没有声张，默默尽力的安排好后事，孤独地爬涉在人生最后一程的路上。
97年初，我移民美国。事前友岚为我准备了二十多幅书画作品，嘱我初到美国时，用来处理好日常的关系。友岚不理解我的移居，他说，到美国后你会孤独得无人说话，直到嘴巴发臭。哪能象现在一样，经常有好友互相走动。友岚要我回国时去看他，没有料到，再见他时已在他的墓地上。
98年秋，老友贺孝慈来电话说，友岚因肾癌住进了成都空军医院。孝慈去探望友岚时安慰他说，生老病死自有天命难以逆料，好在你女儿已快成年没有牵挂，你可以放心地走了。友岚无言，只有一眶泪水含在眼里。我托孝慈问候友岚，孝慈说友岚唯一不放心还是他女儿，特地委托他和我等老友，今后照顾他的女儿。不久，9月27日友岚就英年早逝，享年五十岁，留下满屋书画珍品供后人去市场拍卖。
1999年蔡楚祭奠老友张友岚
99年我回成都探亲，特地践约去看望友岚和杜老伯母（谢素云），刚好他们的墓地都在龙泉山公墓上，我就分别扫祭了。我在友岚的墓前烧纸点烛，祭奠亡灵。小汪和友岚的女儿张砚雨一路陪同。扫墓回去后，我思考，虽然今天的公墓从外观上见不到荒草、狐狸和野鬼，却一样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陶渊明）虽说人生无论智愚高低，最后都归于篷蒿一丘，但友岚英年早逝，实在不幸，令我惋伤。
第二年我回成都，再联系小汪，电话已无人接听。
2016年6月11日
